1941年12月初，由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反擊號巡洋艦和其他軍艦組成的英國皇家海軍Z艦隊由新加坡駛入南中國海。Z艦隊在攔截日本入侵部隊的任務中失敗了。更糟糕的是，威爾士親王號和反擊號在關丹附近遭日本轟炸機襲擊，並被擊沉。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軍艦方面崇尚的是“越大越好”的策略。大國建造的軍艦規模越來越大，隨之配備的是更爲巨大的火炮和愈加厚實的裝甲。它們價值連城，因此被稱爲“主力艦”。然而，海軍航空兵的出現，尤其是從航母上起飛的轟炸機，給昔日的移動堡壘帶來了滅頂之災。
從新加坡的選舉政治，尤其是從7月10日大選的結果來看，集選區(GRCs)是否會重演二戰海戰中戰艦的曆史？
教授簡介
Ivan PNG | 方博亮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及經濟系傑出教授
新加坡國會官委議員（2005-2006）
史丹福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研究領域：經濟創新與生産力
1988年，在李光耀總理執政期間，通過修訂憲法引入了集選區這一概念。政府對集選區進行了必要的合理化，以確保議會中有足夠的少數派代表。每個集選區的候選人名單中必須包括一名或多名特定的非華裔候選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憲法先後進行了兩次修訂，將集選區的最大數量從3個擴大到4個(1991年)，然後是6個(1996年)。
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說法轉變爲提供一種工具，吸引新的人才進入政壇。2006年，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表示：“如果不能保證至少在第一次選舉中獲勝，許多有能力和成功的年輕人可能不會冒著職業風險參政。”
2011年的大選被證明是一個分水嶺，工人黨(Workers’Party)領導人劉程強(Low Thia Khiang)帶領一個五人團隊贏得了阿裕尼集選區(Aljunied GRC)。盡管面對包括兩名時任部長楊榮文(George Yeo)和林惠華(Lim Hwee Hua)在內的人民行動黨候選人，但工人黨仍以超過百分之十的優勢獲勝。
7月10日，由37歲的律師何廷儒(He Ting Ru)領導的工人黨四人競選團隊，以4%的優勢擊敗了以新加坡總理公署部長黃志明(Ng Chee Meng)和高級政務部長藍彬明(Lam Pin Min)爲首的人民行動黨競選團隊。
與此同時，工人黨以高出近20%的票數守住了阿裕尼集選區。
7月11日(周六)淩晨，在大選結果正式公布後，李總理與其他人民行動黨領導人舉辦了線上新聞發布會
那麽，集選區是如何影響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的表現？
選舉結果取決于多種因素，包括選區規模、人口、地理位置和競爭黨派。爲了分析集選區的影響，我對過去四次選舉的結果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
多元回歸是一種統計方法，分析多種因素對一個特定結果的影響。重要的是，它允許研究者在保持所有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推斷一個因素(本例中是集選區)變化的影響。
在2020年的新加坡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在單選區和集選區的得票率幾乎相同(單選區：61.5%，四人選區：61.4%，五人選區：61.1%)。然而，在控制了選區人口和反對黨等相關變量之後，多元回歸分析給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
與單選區相比，人民行動黨在四人集選區和五人集選區中的得票率分別低9.3和10.9個百分點。
同樣，在2015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在5人集選區和6人集選區的得票率分別比單選區低7.8個百分點和8.8個百分點。相比之下，在2011年和2006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在集選區和單選區的得票率沒有顯著差異。
不過，需要申明的是這些判斷不應被解釋爲因果關系。與2006年和2011年大選相比，2015和2020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可能會讓實力更強的候選人在單選區中勝出，而讓實力較弱的候選人在集選區中與知名的部長共同參與角逐。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人民行動黨在2015年大選和2020年大選的集選區中表現明顯較弱，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策略的結果。否則，最近兩次選舉的結果將給人民行動黨政府帶來一個難題。
在內閣級別的政客支持下的集選區，確實阻礙了反對派的發展。然而，就像二戰的戰艦一樣，它們也爲反對黨提供了有能力的候選人。
事實上，自從在2011年大選中失去了阿裕尼集選區後，人民行動黨停止了在該區派駐部長參選，這可能被解讀爲把選區拱手讓給了反對派。在下屆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可能也會在盛港集選區采取同樣的做法。
更糟糕的是，反對黨也可以采取集選區策略。陳清木(Tan Cheng Bock)憑借個人在本地的聲望，爲他領導的新加坡前進黨(PSP)在西海岸選區贏得超過48%的選票。作爲2020年大選的最佳落敗者，前進黨將獲得兩個非選區議員席位。
至于集選區在促進少數族裔代表和新政客更順利地進入政界方面的效果，通過早期和近期選舉之間的對比表明，過去的一些理論如今可能不再適用。
少數族裔候選人，如人民行動黨穆仁理(Murali Pillai)和新加坡民主黨的淡馬亞(Paul Tambyah)，在單選區的表現相對較好。
在阿裕尼選區，工人黨候選人由3名少數族裔和2名華裔組成，但仍戰勝了由4名華裔和1名少數族裔組成的人民行動黨。
此外，代表人民行動黨首次出戰的葉漢榮(Yip Hon Weng)和顔曉芳(Gan Siow Huang)分別在楊厝港單選區和瑪麗蒙單選區，以20%和10%的得票率勝出。
選民和潛在的候選人可能已經發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因此現在不需要借助集選區來確保少數族裔代表和吸引新政客。
事實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016年就已宣布，將縮小集選區的規模，增加單選區的數量。李顯龍總理在一次國會演講中表示，盡管較大的集選區能帶來規模經濟效益，但較小的集選區和單選區讓議員與居民有了更直接的聯系。
今年3月，選區範圍檢討委員會取消了6人集選區，並將每個集選區的平均議員人數由4.75人減至4.65人。
多元回歸分析表明，選區重組有助于減少2020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支持率的搖擺。與集選區相比，每個單選區(從2015年的13個增加到2020年的14個)爲人民行動黨貢獻了9.3個百分點或更多的票數。
這些細微差別可能是人民行動黨與李顯龍總理所樂見的。如果他在國會再次宣布，要進一步縮減集選區增加單選區，那也不足爲奇。
文章英文版原載于新加坡今日報Today Online，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查看
原題爲“GE2020 commentary: How PAP performed better in SMCs compared to GRCs”
作者：方博亮，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及經濟系傑出教授
翻譯：陳思敏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