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大學的領導者和衆多的教育工作者都在關注著技術變革的飛速發展對我們的教學內容與方法以及學生的學習與方法所産生的影響。換句話說，機遇與挑戰伴隨著工業4.0時代而來。
近期，我們不得不應對世界的逆全球化和不斷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趨勢。
而隨後，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了。
正如疫情全球大流行所被描述的那樣，我們把一代人的生存危機定義爲今天的主要挑戰。
生存危機迫使我們要仔細思考那些令人不安卻意義深遠的存在問題。
除了“是什麽”和“怎麽辦”之外，我們現在還要問“爲什麽？”。我們爲什麽要傳授這些內容？爲什麽我們要采用這樣的教學方式？
教授簡介
陳永財教授 | Prof. Tan Eng Chye
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
新加坡未來經濟委員會成員
作爲新加坡國立大學(NUS)的校長，我的工作不僅僅是要讓我的學生們能在畢業後找到一份工作，也還要讓學生們爲校門外的生活做好准備。
現在，疫情成了“新常態”。眼前更迫切的不僅是要幫助畢業生找到工作，還要理清楚我們中間所發生的一些令人困惑的變化。
爲了實現這些，新加坡國立大學必須要從根本上進行轉型調整。按部就班的漸進式改革是一項奢侈品，我們不能再等了。
過去：專業學科
長期以來，大學畢業生都是術業有專攻，畢業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甚至未來的整個職業生涯可以留在他們自己選擇的行業裏。如果不得不換工作，大家也會選擇相近的行業。
同時，很多大學都把重點放在就業前的訓練，這是學生們踏入職場之前教育階段的最後一站了。
但這樣的假設不再成立。
我們的年輕人將會步入一個充滿棘手問題的世界，這些問題定義不清，時時刻刻都在變化，與單一學科的解決方案甚至既定的知識體系都在發生對抗。
新冠病毒疫情本身就是一個例子：它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而是對全社會、政治、經濟以及環境都産生了更廣泛的影響。
不用說解決，哪怕是爲了理解這個新冠病毒，都需要整合不同學科的知識、技能和見解。
這些都是我們畢業生不得不將要去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拓寬學生的基礎知識面。
過去傳統的教學方法是優先考慮知識的深度。而現在，我們必須要在知識的深度與廣度之間找到平衡。嚴謹的學科訓練仍很必要，但還不夠。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關于“嚴謹”的內涵。
我們要綜合不同學科知識，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這樣做的關鍵就是要拓寬課程，並且增強課程的跨學科性。
然而只有廣度也不夠。關鍵是要把不同的元素整合到通識基礎課程當中。
作爲一名終身學術和教育工作者，我習慣于按學科孤島進行教學，並按學術領域來進行管理。我承認，跨學科的教育方法很難做到，但我堅信，走向跨學科是必經之路。
會有疑慮和抵制出現不足爲奇，尤其是在新加坡。但在其他地方，比起通才，我們也往往更重視專才。我們的“怕輸主義”也意味著我們經常“過度教學”。
跨學科世界：對NUS意味著什麽？
我們需要調整學生的課業量。首先，我們會放寬對主修學科的過度要求，以便在課程整體上增加廣度。
如果我們希望學生能夠采用全新的不同尋常的方法來連接不同的知識點，那就需要幫助他們拓寬知識面，讓學生們接觸更多的知識。
這不僅僅是數量上的改變，也是質量上的改變。爲了使我們的畢業生能夠靈活敏銳、適應能力強且具備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要朝著問題導向式教學和體驗式學習的方向發展。
終身學習也會成爲大學教育的重要特征。
變化速度加快意味著知識的半衰期也在迅速遞減。我們一貫認爲，人在二十多歲早期花三四年的時間接受大學教育就可以滿足終生需求，偶爾提升一下就夠了。然而，這種觀點已經失靈了。
你的“大學時代”不能再是那幾年，而是要跨越20年或者更長時間的持續學習。
實際上，我們越來越多地轉向在線學習。你的“大學時代”也許不一定要真的花在讀大學上。學習無處不在，大學也會隨處可見。
有些學生在學習超出自己舒適範圍的東西時，可能會感到很不自在。毫無疑問，他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會被顛覆。
成長令人感到不適，如果這種不適能夠激發創新思想和方法，那麽這些痛苦只是很小的代價。
我理解一些學生和家長可能會把我們在教育框架的改變視爲稀釋專業知識。
一些以醫學或者數學爲職業目標的人可能會質疑，我們爲什麽要學習人類學。還有人可能會擔心核心的專業能力被稀釋掉，降低學術標准。
但是，我認爲這些擔心是沒有根據的。這並不是要在專業化和通識化之間做取舍，而是要爲我們的課程注入更大的靈活性。
我相信，我們的社會能夠且必須適應各類傾向：既要有具備單一學科專業知識的人才，也要有跨學科專家能夠看到不同領域的連接與空白，解決涉及兩三個學科領域的問題。
我們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作出改變，通過這些改變，我們希望畢業生可以建構和解決很多複雜問題；具有好奇心，並且對超出專業知識以外的機會保持敏銳；無論是在課堂，還是在家，無論是工作，或是娛樂，都能通過終身學習，掌握不斷探索和繪制自己學業旅程的本領。
教授們需要改變
即將發生的變化不僅適用于求學的學生，也同樣適用于我們的教授。
如果我們的教授要給學生提供更大的知識面，爲了更好的教學與科研，他們也就必須擴充自己的知識面。研究表明，專家團隊背景越多樣，他們的研究成果就越有影響力。
這可能比教學面臨的挑戰更大。
大學普遍是按照學科來管理劃分的。傳統來說，學術機構會鼓勵深度和專業。但這種組織方式不足以解決當今世界的問題，很多問題並不是遵循現有的學科邊界來劃分的。
如果大學不去適應和改變，就會落後，這還是好的。更糟的是，大學會不複存在。
許多大學領導層都曾嘗試卻未能讓科研人員擴充知識領域，打破學科邊界。然而，新冠病毒疫情證明了要擁抱不同學科的價值，同時在全球和本地，流行病學以及社會層面共同來解決這一問題。
疫情期間，我的同事們發揮各自優勢，有的在工程和醫學領域開發了檢測試劑盒和疫苗；有的在公共衛生領域，制定佩戴口罩、個人防疫以及社交安全距離的指導細則，有些是通過漫畫卡通的方式表達；有的在社會工作和商業領域，解決精神健康問題，或者是提升外賣送餐服務。
對于糧食安全和經濟複蘇的長期應對，也同樣需要知識的深度和廣度。
在這樣一個混亂失調不斷發生的世界裏，我們在做規劃時會發現，靈敏度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組織機構，都是必不可少的。
“靈敏度”聽起來像是另一種管理時尚，但事實並非如此。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曾寫過一篇《刺猬與狐狸》的文章。他指出，思想家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刺猬，他們只知道一件大事；而另一種是狐狸，他們融合了各類想法和經驗。
實際上，這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詩人亞基羅古斯(Archilochus)。他說過，“狐狸知道更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社會既需要擁有深厚專業知識的刺猬型人才，也需要擁有靈敏度且多才多藝的狐狸型人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我們要培養具有這兩類素質的畢業生。
文章首發于新加坡海峽時報 2020年9月10日
原題爲Universities need to tear down subject silos
文：Tan Eng Chye(陳永財)，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
翻譯：王彤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