紮基爾（Zakir Hossain Khokan)幾乎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他已經連續好幾個星期無法獲准出門了，只能呆在宿舍裏。他同寢室裏還有另外11名室友。
房間裏除了6個鐵架子上下鋪床外，幾乎沒有什麽別的東西，人們把手巾和衣物隨意挂在床前，作爲一點屏障，爲自己提供一點隱私和私人空間。
紮基爾說，他們每天從早到晚都呆在房間裏，無法外出，就像監獄一樣，對人真是一種折磨。
紮基爾表示，因爲沒有足夠的空間，呆在房間裏根本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紮基爾之前已經感染過新冠病毒，但他已經恢複健康並重返了工作崗位。本來，紮基爾以爲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6月份的時候，他所住的宿舍已經不再有新冠病毒。但是，8月份新病例又開始在宿舍區爆發。
像另外幾千名外籍勞工（新加坡叫客工）一樣，紮基爾又接到命令要自我隔離了。
新加坡的外籍勞工有30多萬人，他們主要來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國。這些人主要工作在建築和制造業，拿著較低的薪水。
他們的居留權與工作直接挂鈎，其雇主必須要爲他們提供住處。他們每天乘坐擁擠的班車到工地上班，下班後和其他宿舍的勞工一樣面臨擁擠的居住環境。它無疑給新冠病毒的傳播制造了完美的條件。
由于沒有法律規定上限，在新冠疫情前，每間宿舍的住客多達20人都很正常。
3月下旬，移民權利組織“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 ，TWC2) 警告說，無可否認病毒有在這一群體中再次爆發的風險。
新加坡實施的部分封鎖隔離措施基本上控制了病毒在公衆中的傳播。但之前活動人士所發出的警告不幸被言中，每天在外來勞工中都有數百例新感染病例。
新加坡外籍工人每天獲得的典型的一份咖喱餐。
因此，從4月中旬開始， 新加坡政府開始公布兩組數字：一組爲當地居民社區的感染病例；另一組爲勞工宿舍中的病例。
這兩組數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社區感染數字極低，但勞工病例相比之下非常高。
梅西大學傳播學教授莫漢·杜塔（Mohan Dutta）對BBC表示，跟其他大流行病一樣，新冠也凸顯了不平等現象。杜塔進一步表示，新加坡報告兩組數字這一做法甚至讓這種不平等更明顯。
這一情況也迫使許多新加坡人面對和關注勞工的生活狀況。突然的關注，加上新的衛生措施以及慈善捐助激增，讓許多宿舍管理者開始改善勞工的居住條件。
51歲的印度勞工Mahalingam說，他原來的宿舍條件還可以。但現在宿舍的上下鋪已經被單人床所取代，而且之間保持一定的有效距離。
一名客工說他們宿舍的床從上下鋪（左）換成了單人床（右），情況有所改善。
新加坡政府已經承諾要進一步改善外籍勞工的條件。
新加坡政府說，到2020年底希望能將給每名客工提供至少6平米的居住面積。每個房間最多只能放10張床，床與床之間的距離至少要相隔一米。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承認，他們之前對客工宿舍條件的一些警告回應“存在不足”，但稱任何“公共居住形式都存在風險”。
李顯龍在本月早些時候的國會發言中還爲政府的做法做了辯護，稱當時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充分的。盡管他承認政府的失誤但同時表示，在戰爭迷霧中，不可能總是能做出完美的決定。
上個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所有住在宿舍中的客工都已經康複或是病毒檢測成陰性。但就在幾周後，在幾個宿舍區內又出現了新病例。
而紮基爾不知道自己何時才能被解禁。他說，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能重返工作崗位，而且看到新加坡客工的狀況得到改善。
紮基爾表示，他們許多人都已經在新加坡好多年了。他本人在新加坡已經有17年，感覺已經是新加坡的一部分。
“我們並沒有要求他們像公民一樣對待我們。只是要求把我們當人一樣對待，把我們當成社會的一部分。如果能那樣的話，就太好了，” 紮基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