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有關「中國應否接受難民」的爭論連日來在中國網絡場域持續發酵。而中國外長王毅23日在黎巴嫩應詢中東難民時的一段表述，也被外界強行與這場尚未平息的風波關聯在一起。
事實上，與難民有關的問題始終存在很多認識上的誤區。而這，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社交媒體爭論不休的原因之一。而與各路傳言與說法同時進入公眾視野的，還包括「聯合國難民署在廣州等多個城市設秘密難民安置點」的消息。
此消息真偽姑且不論，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難民風波之前，外界就對於存在於廣州的黑人群體存在諸多誤解。有人將廣州黑人當做難民，也有人視這一群體為移民。而經過多維新聞記者實地探訪調研後發現，難民或是移民之論不過是以訛傳訛的誤解。
在廣州天秀大廈四層的一家內衣店裡，中國女孩小美（化名）正熟練地用英語和一個身形健碩的、著穆斯林長衫的婦女進行交易。她拿著樣品，就款式、材質等反覆向這位婦女講解了快半個小時，後者最後只買下了600件文胸。只見這位婦女慢吞吞地從寬大的黑色袍衣里摸出了幾張皺巴巴的美元，捋了捋扔在櫃檯上，再彎腰把裝貨的編織袋口打了個結，拖在地上，慢悠悠地離開。
廣州是中國第三世界外來人口數量最多的城市，但他們和上面那個穆斯林婦女一樣，不是聯合國難民署秘密安置的難民，而是坐著衣索比亞的「紅眼航班」來中國淘金的商販。
越秀區小北路的天秀大廈一帶則是黑人活動最頻繁的區域，商鋪、酒店、餐飲、娛樂等配套產業鏈都是圍繞黑人組建，周邊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非洲黑人的周期性貿易往來。
2010年以後，由於全球貿易的不景氣、伊波拉病毒的侵害以及中國地方上管理嚴格和規範等因素，使得來廣州的非洲人數持續減少，個體商販的販運量也大打折扣。
此外，留居廣州的黑人處境與以往也大不相同。之前有消息稱，中國政府遣返非法逗留中國的8萬多名奈及利亞公民，雖被證實是烏龍新聞，但是足以反映人們對中國黑人問題的擔憂。
為什麼非洲黑人都選擇來廣州？一個來自坦尚尼亞的女商人坦言，選擇廣州和越秀都是由於習慣。前人來廣州探明了路，把經驗帶回非洲，後來者就因循足跡前來。其他地方因為缺乏了解，不敢貿然前往。
白日裡，越秀區街上的黑人並不是很多，走二十分鐘的路大約能遇到三五個黑人。迎面對視，他們大多表情淡漠地自顧趕路。在廣州，中國遊客向黑人問路的情況比較常見，只要語言過關，他們很願意跟你在街邊聊上一小會，並會像本地人一樣為你推薦最省時的路徑。
除了膚色和語言，其實很少感到廣州黑人有什麼不同之處，他們對這個城市的適應程度要比外界想像的要高。但媒體之前的種種負面報道，還是讓廣州黑人的生活並不如看上去那樣輕鬆。
在廣州的黑人從事著各式各樣的職業（多維記者：朱嘉磊/攝）
「失焦」的由來
衛青是來自剛果（金）的留學生，現就讀於暨南大學。與他初次相見是在小北路一個商場裡的東南亞餐廳。今年24歲的他，衣著髮式都比較前衛，像是一個地道的Hiphop 歌手。談及在廣州的生活，他表示一開始並不適應，但慢慢也就習慣了。
衛青學習中文最初是為了當醫生，因為家鄉很缺醫務人才，但現在他改變了想法。「明年九月份我想申請讀建築，英文授課的那種，我喜歡說中文，但不願意寫中國字，太複雜。」衛青低著頭邊說邊用叉子撥動盤子裡的雞肉，眉頭微皺。看得出他對這道自己點的菜並不滿意。
對一個陌生城市的習慣或者適應，並不等於文化認同，要知道非洲人來廣州的主要目的就是經商，他們並不攜帶文化吸收和傳播的需求。每當和黑人朋友聊起對中國、廣州的印象時，他們在一開始都會表現得很禮貌，會說自己喜歡中國文化、喜歡廣州這座城市，但隨著談話的深入，他們會講述自己的經歷，而這些經歷往往並不那麼美好。
衛青講述了一次搭計程車去機場的經歷：「當時車比較少，司機不打表，一口價要100元（1元人民幣約合0.1462美元），我跟他最後商定為80元。但中途司機說堵車耗油，再加上過道費，要我拿200元，我拒絕，說不能給他這麼多。那個司機於是打電話叫來七八個人，說要是我不拿300元，就打死我。為了保命我只好交了錢。」
這次不愉快的經歷讓衛青很受傷，讓他對廣州的感受變得複雜。然而這種複雜的感受廣州人同樣在遭遇。
天秀大廈的保安講述了一個非洲男性在廣州玩弄、拋棄中國女性，導致後者精神失常的事例：「有個中國女孩被黑人騙了感情，沒結婚就懷了孩子，黑人後來回非洲了，不要她了，她就瘋瘋癲癲地到這來說要找老公，她認為這上面的人認識那個男人，但就算認識，誰會告訴她呢？」
談到現在中國輿論對廣州黑人的整體評價並不算友好時，衛青也只是苦笑表示無奈，「哪裡都有好人和壞人，我喜歡廣州，但我不知道能在這裡呆多久，要是能找到工作就留下，找不到我就必須回國。」
近年來，各方媒體關於廣州黑人問題的報道、表意愈發模糊，尤其體現在相關數據的失實上，這容易造成大眾認知的失焦。而廣州黑人相當程度上就生活在這個被認知建構起來的失焦地帶。
廣州的外籍人士都有自己的民間組織，各組織之間也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剛果（金）在華民間組織總領袖Felly透露，現在廣州擁有居留權的所有外籍人士合計僅約2萬人，其中非洲人只占一半甚至不到。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蔡巍證實，截至2017年2月25日，在廣州的實有非洲國家人員為10,344人，達到近年來最低值。之前曝出的數字稱長期居留廣州的黑人有10-20萬人，甚至有報道稱已近50萬人，這種數字表述未免過於草率。
今年38歲的Felly已經在廣州生活14年了，對怎麼和中國人打交道，以及中國社會各種各樣的人情規則早已諳熟，這也是他能被選為民間大使的重要原因。此外，他的生意做得也還不錯，算是非洲人在廣州的「成功人士」。雖然是民間領袖，但實際上他承擔著很多官方的工作，一旦本國人在中國出了事，剛果（金）駐華大使會第一時間找他，解決問題也往往依靠他的運作，所以某種意義上他就是官方代表。
近段時間輿論對廣州黑人的壓力比較大，Felly接受媒體訪問的次數也多了起來，按他的解釋，是想讓大眾聽到他們這個群體的聲音，他們也是人，不是黑鬼。Felly表示，之前有大陸媒體來找他做採訪，但是後來刊登出來的內容完全曲解了他的意思，鬧得很不愉快，所以他現在不是太相信記者。「如果媒體寫了不太好的東西，會給我帶來很多麻煩。媒體寫完就走了，但我人還在這裡。在廣州，找到我是很簡單的事情，因為我是有公司的人，他們去網站上搜很容易找到我。我和廣州公安分局的人關係都非常好，連我住哪裡他們都知道的。」
「黑色候鳥」的停棲困境
服務員端來了felly最愛吃的的酸菜魚，他站起身拿起長勺向碗里添了幾塊魚肉，又盛了兩勺湯。長期的在華生活讓他逐漸喜歡上了中國菜。隨著交談的深入他也更願意把真實想法表達出來。
作為剛果（金）在華僑領，他每年會到廣州出入境管理辦公室參加兩次會議，與會的除了廣州的領導、民警，還有所有在廣州的民間僑領，會議主要是為了聽取僑領們對生活在廣州各方面的意見。Felly表示，外國人在中國面臨的困難有相通之處，但非洲人的困難有著特殊性。「有些事直接跟領導說當然好，但是你要知道，涉及到一些事情並不是廣州能做主，他們也是要把我們提出的建議申請去北京。北京是capital，只能他們做決定。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簽證問題，現在在廣州每個有工作證的人，都只能拿一年簽證，如果我們想申請5年，不可能馬上實現。」
的確，目前困擾廣州黑人的最大問題就是簽證。2013年7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相繼開始實施，非洲人很快感覺到了在華處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非洲人在涉及違法犯罪時所面臨的處罰力度增加了，而且在華簽證續簽的難度也提高了。
在新移民法實施以前，廣州的出入境政策是很寬鬆的。一般來說，在廣州出生的非洲小孩可以一年不用辦理簽證，但現在只有兩個月的時間，超過兩個月就沒有任何留下的辦法，而且孩子也是違法的。
現在獲得中國簽證越來越難，來穗經商的非洲人首先需要一張得體的書信來獲取商務簽證，可能要花上3000美元左右。還要提供機票和良好的財政狀況證明。
對非洲人而言，現在來中國毫無疑問是一筆很大的投資，即便在申請階段就要耗費5000-6000美元，而就算所有文件都已完備，中國大使館也有可能拒絕其申請。
學生、有註冊公司公司的企業家，以及中國公民的配偶可以獲得長期居留證，並可以在當地更新相關文件。北京、上海市政府發放的居住證，有效期一般都在一年以上，相比之下廣州市政府頒發的居留證的有效期要更短，一般只有三到六個月。
畢竟像Felly和衛青這樣的成功商人和學生只占廣州黑人人口的少數，可想而知，想要長期居留，對大部分黑人來說都幾乎無法實現。
除了簽證問題，地方管制也是困擾廣州黑人的一大難題。隨時可能遭遇的盤問，讓以衛青為代表的非洲人感到很不自由，衛青說：「感覺像是自己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一直被監視。」
衛青對繁瑣的管制方式非常不滿：「以前我可以隨意到其他的城區去，但現在不行了，到哪都要查護照和簽證，還要隨身攜帶住宿登記證，如果沒有登記證，被抓到就要罰2000塊錢，我去過上海、杭州還有宜昌，那裡並不這樣，只有廣州這麼做。」
Felly對廣州的管理模式有著自己的看法：「辦理登記表對我來說並不複雜，除非是房東沒交稅，那就比較麻煩。至於查護照和簽證的問題，說實話我只在中國遇到，在美國和歐洲哪些國家，我可以把護照放在家裡，到哪裡去都沒問題。我跟廣州派出所的人也聊過，他們也有自己的說法，有的有道理，有的沒道理，一半一半。在廣州有一些非法居留的外國人，他們會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這樣去管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方法上可不可以禮貌一點不要一上來就動手，喊著把誰關起來，外國人也是人，能不能慢慢來，把情況搞清楚再抓人。」
在越秀區的寶漢直街，每隔二百多米就會有一個治安崗亭，更有輔警三四人一隊，來回巡邏。在問及為什麼近年來廣州針對黑人的管制力度加強時，一個年輕的巡警張峰（化名）說道：「還不是因為中央對廣州這邊的管理不太滿意，媒體報道都是負面的，政府比較有壓力。」而說到對黑人群體的印象，小張撇了下嘴說：「沒什麼感覺，守秩序大家相安無事，不守秩序肯定要抓他，這裡是中國，一定要按中國的法律辦事，非洲人比較散漫，不好約束，而且身上味道太重，特別是天熱的時候，那股味道能嗆死人。」
被毒品與性犯罪澆鑄的「污名」
新移民法的背景下，合法居留廣州的黑人尚且遇到重重阻礙，而真正的「三非」處境則更加艱難。據本地人介紹，這些「三非」多是很早以前來廣州的非洲人，由於混得不太好，簽證有過期，而回國的費用又太高，自己在中國還能勉強維持，就偷偷留下來了。
販毒、詐騙、強姦、賣淫等違法犯罪活動往往與「三非」綁定在一起。由於非法居留的成本變高，加上查處力度變大，使得這些人開始向廣州周邊的城區轉移，比如佛山的黃岐。而留在廣州的「三非」也都分散地躲在各居民樓里，直到深夜才敢出來。
在越秀區建設六馬路附近，以前有很多黑人酒吧，現在都已「神秘」地轉移了。深夜，一地雨水的小巷裡，一個身姿挺拔的非洲大叔頭髮花白，衣著也比較考究，像是布魯克林街區走出的幫派教父。對談時所用的英文語法比較官方，看得出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當得知想要找黑人酒吧時，他立刻警覺起來，詢問意圖，並索要名片，未果後他把臉一甩徑直離開了。看著他踏著坑窪遠去的背影，會產生一種幻覺，仿佛在暗示：「跟我來，今晚有你爽的。」
黑人酒吧往往會令人聯想到不法活動，特別是毒品和性交易，但其實這類交易多為露天流動性作案。有著「非洲壞孩子」之稱的奈及利亞被認為是把廣州毒品交易推向全球化的罪魁禍首，幾乎所有廣州的毒品交易都和他們有關。Felly曾到監獄探視過因販毒被監禁的剛果老鄉，他怎麼也不相信自己國家的人會走上販毒的道路，最後得知是一個奈及利亞人唆使他攜帶的，而他並不知道自己攜帶的是毒品。
至於強姦，衛青和他的好友Jules承認這類問題的確存在，但稱並不普遍。到廣州來的非洲人多為20—40歲的成年男性，一般是單身或者伴侶、配偶不在身邊，所以解決生理問題是一個難題。但這並不意味著黑人就會走上強姦的道路，大部分非洲人都有著宗教信仰，對男女問題是比較避諱的。
再一點，中國女性從身材來說並不符合非洲男人的審美。衛青之前交過一個中國女友，但是最後還是分手了，衛青坦言自己還是喜歡非洲女人，不僅僅是因為溝通起來比較自然，更重要的「是非洲女人的臀部都很大，這對男人挑選另一半很重要。」
至於那些性犯罪事件多發生在酒吧和夜店，Jules表示，有些女人會主動挑逗黑人，而她們往往就是從事性工作的，這樣就很容易發生強姦事件。
行走在夜裡的建設六馬路上，不時會看見有中國大媽向路人介紹自己手上的「資源」，所謂資源就是各國在廣州的性工作者，這裡面也會有非洲女性，但同樣由於審美差異，在慾望方面，中國男人對非洲女人也是難以接受的。
也許是衛青和Jules不願提及，也可能是他們不知道，很多廣州黑人並不能像他們那樣享受留學生的優待，能與朋友合住在月租三四千元的寬敞公寓。絕大部分黑人都居住在小北路、登峰街、三元里、廣元西路等地的廉價（14-37美元/天）賓館裡。
三元里的廣元西路附近也是黑人聚集較多的區域，基本上都是來自非洲的販夫走卒，他們都是省吃儉用，拚命掙錢。
中午的時候，很多非洲人會到小吃街上的食檔買一種可以添四勺不同菜的10元錢份飯。來自尚比亞的小伙Gentle boy（社交網名）在吃完份飯後，用大拇指擦了一下嘴角的菜油，趿拉著人字拖走到旁邊的便利店，想買一瓶礦泉水，卻發現身上只剩下一塊五角錢，那瓶礦泉水要價兩元，與老闆還價未果，他只好把已經拿在手裡的水放回到貨架上。隻身來華的他以向非洲販運中國廉價山寨鞋為生，即便生活並不順遂，而他朋友圈中最常見的字眼是「Thank god for life」。
其實僅僅是一張簽證就足以把廣州黑人從內部劃分成不同層級，不同層級之間有著明顯的驅隔。一個在廣州生活多年的年輕人介紹：「更多的黑人家境並不優渥，為了來中國淘金可以說是不惜傾家蕩產，然後在廣州從事一些比較低等的工作，甚至有些非洲男性會到夜店提供性服務，或是給中國老闆當保鏢，處境很悲慘。」
很難說這些困境是出於現實所迫還是主動選擇，但這些來自非洲的「黑色候鳥」的確在遭受著落地中國的停棲難題，然而無論是簽證困難還是管制嚴格，其實都圍繞著整個群體的被「污名化」展開。
這種「污名化」背後裹挾著種族、階級、消費能力、犯罪、信用等諸多元素，加上非洲人在廣州的現象畢竟只是周期性的短期停留，個體的流動性和自主性都非常強，所以他們根本無法融入當地的社會和文化結構中，使得不同族裔間的深入了解缺少時空橋樑。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教授李志剛在受訪時提到：「全世界只要有移民的國家，都會有針對移民的偏見、觀點出現，特別是在新常態的背景下，大家很容易把對體制、經濟、生活的主觀不滿投射到黑人群體上去。」
在超市裡買東西的黑人（多維記者：朱嘉磊/攝）
廣州屬地問題才是真正焦點
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廣州也只是一個以吐納本國各地流動人口為主的相對開放城市。中國參與全球化的程度加深並沒有直接作用在移民政策上，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入籍門檻最嚴苛的國家，沒有之一。無論是從外部政策還是從主觀意願來看，廣州黑人都並應該用「移民」來定義，他們只是周期性的遷移者，與中國的外省打工、經商者並無太大差異。
此外，所謂的「黑人社區」也並不確實存在，至少在傳統社區的意義上並不存在。他們只是習慣在特定的時間出現在特定的場合從事特定的活動，一切都是流動和臨時的，而所謂社區的觀感，也許就是這種流動和臨時性的定格和放大。
李志剛教授表示，首先，西方學界關注廣州黑人一般是從關注非洲問題開始的，而這背後往往有國家和國際的項目推動。學者一般都是人類學家、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們通過非洲人知道了廣州，發現廣州在中非貿易中很重要。伴隨中國崛起，他們把廣州黑人作為一個新現象去研究，以此來評價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貿易。
其次，說中國對非洲移民政策的縮緊是處在整個逆全球化的結構中理由是不充分的，因為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表明中國是全球化的倡導者，也是得利者。
由此可見，無論是各路媒體還是中西學界似乎都沒有找准廣州黑人問題的焦點，這事實上也從側面驗證了「失焦」的觀察與判斷。
廣州黑人問題不是移民問題，也並不指向明顯地牽扯國家和全球，該問題更多地指向廣州的屬地問題，過去人們過度地側重黑人而忽略了廣州，而廣州恰恰是回答問題的關鍵。
在廣州工作生活多年的梅濤（化名）任職於一家中國人經營的鞋材公司，由於公司業務主要面向加納和奈及利亞，所以平時和非洲人聯繫密切，關係也比較熟絡。
他講述道：「其實廣州小北和三元里的經濟都是非洲黑人帶動起來的，如果說黑人不在這裡做生意了，恐怕廣州大部分人都沒什麼飯吃。現在廣州感覺沒以前自由了，可能是上面施加的壓力比較大吧，很多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已經被砍掉了，由於成本升高加上匯率起伏，很多場子都倒了。我們也在非洲設了場，把生意轉移到那邊去做。」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落地非洲，經營遊走法律邊緣的微小企業，非洲人在中國似乎越發沒有價值，這也迫使非洲人進行企業轉型。據梅濤介紹，現在一些非洲商人開始把眼光投向中國內地的其他城市，比如黑龍江、上海、武漢、石家莊等地，到這些地方買機械，從進口最末端產品向自己製造產品轉移。年輕一代的非洲人更懂得依靠網絡來獲取信息，他們逐漸擺脫老一輩人的經驗束縛，目光不再只局限在廣州。
顯然，在廣州的中國商人和非洲商人都在積極謀求轉型，而廣州作為珠三角的一環，其經濟轉型卻遲遲沒有實現。廣州有著悠久的對外開放血統，包容與互恤是它的城市品格，中非商人自下的流動求變，或許可以為廣州的自我調適提供動因和參照。
剛參加完今年4月廣交會的Felly發了一條朋友圈，他表示：「今年廣交會沒有以前那麼熱鬧，人不是很多，工廠規模也不如以前，反正還行吧，還行。」看得出來，他現在也面臨著一些困難，但他仍然樂觀地說：「一條路走不通沒關係，還會有其他路，不能因為走不通就不走了，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