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間，新加坡的生活變成了追蹤、追蹤、追蹤。無論你走到哪裏，你都必須掃描二維碼來記錄進入商場、餐館、商店和寫字樓。對于剛到島上的人來說，這似乎是對人們日常生活和行動的一種不舒服的侵擾。不過，對大多數新加坡人來說，這一級別的追蹤——爲追蹤新冠病毒接觸者而引入——已經成爲一種“新常態”的生活方式。
在非常時期必須做出調整，這就是爲什麽大多數人，包括更注重隱私的民間社會活動家，都普遍遵守新加坡的接觸者追蹤系統的原因。但人們適應這種監視的輕松程度也反映出，在這個城市國家，隱私常常被迫退居次要地位，而不是其他優先事項。
盡管《世界人權宣言》承認隱私權是一項人權，但新加坡憲法並沒有規定隱私權。監視和隱私侵犯不僅是常態化的，有時甚至被積極提議。例如，一位執政黨議員一直呼籲使用技術來監測和執行在人們自己家中的窗戶和陽台吸煙的禁令，以此作爲應對二手煙危害的一種方式。
新加坡政府是技術“解決方案”的熱情采納者，往往涉及收集越來越多的數據。新冠疫情只是鼓勵了這種趨勢：除了要求個人進出公共場所的二維碼系統外，還有TraceTogether軟件，一個藍牙應用程序或加密狗，可以對密切接觸者進行定位。
除了疫情外，還有其他一些進展給關注隱私的人敲響了警鍾，但沒有在其他地方引發太多關注。新加坡政府證實，已在全島安裝了近9萬個警察攝像頭，還將有更多攝像頭安裝。移民局和檢查站管理局宣布，虹膜和面部掃描將成爲主要的生物識別手段，用于出入境檢查。作爲政府智能國家計劃的一部分，面部識別和驗證也已開始推廣，包括在路燈杆上進行測試。
今年年初，隱私問題一度成爲公衆討論的話題，當時政府承認，與之前的承諾相反，數字聯系人追蹤系統收集的數據可由執法部門根據《刑事訴訟法》進行調查時獲取。在公衆的強烈抗議和批評之後，政府出台了立法，將執法部門獲取此類數據的機會限制在調查嚴重罪行，如綁架、強奸、謀殺或販運數量可判處死刑的毒品。
雖然新的立法是爲了保護新加坡人的隱私，但它實際上也使接觸追蹤數據的使用合法化和正式化，而不僅僅是用于接觸追蹤。但是，即使數字監控繼續快速擴張，關于隱私的討論也已經足夠平息了。
在新加坡，這種對隱私權缺乏尊重的現象對國家的不同階層産生了不同的影響。雖然TraceTogether接觸者追蹤系統對大多數新加坡人來說仍然是自願的，但它（以及其他進行監控和監視的應用程序）對住在宿舍的外來打工者來說已經強制執行了好幾個月。長期以來，打工者經常出入的地方也受到比該國其他地區更多的治安和監視。2016年至2020年間，“小印度”–一個深受南亞移民工人歡迎的地區–的警察攝像頭數量猛增了6倍，從34個增加到約200個。
“無所隱瞞，又有何憂？”是新加坡人的普遍心態。人們知道在很多情況下會犧牲自己的隱私，但感覺不會受到不良影響。如果你不是在犯罪，又爲什麽要擔心國家在收集關于你的數據呢？如果你不是一個外來打工者或監獄犯人，爲什麽要爲那些不會影響你的事情而煩惱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