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日軍侵占中國，南洋各地組織義賣籌款活動。到南洋謀生的熱血小販鄭潮炯（1904-1984）在新馬義賣瓜子，甚至賣子救國。這份大愛精神令人感動，廈門中國華僑曆史博物館爲鄭潮炯設立塑像，中國華僑出版社爲他出版150頁精裝本《有國才有家》，他的中國故居也改建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鄭潮炯二兒子鄭社心（87歲）有感于新加坡對父親的記載不多，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讓更多年輕一代了解先輩無私奉獻的精神。
鄭潮炯義賣瓜子籌得18萬余元，全數捐給南洋華僑籌赈總會。他義賣時穿的衣服，由各地華僑籌赈會贈予，現存于中國廣東江門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取自《有國才有家》，鄭社心提供）
鄭潮炯于1904年出生在中國廣東新會的貧苦農村家庭。他十多歲便跟隨父親到英屬馬來西亞北婆羅州山打根（現爲沙巴州）打拼，販賣瓜子、花生和水果。1939年父親在新會家鄉死于日本侵略軍亂槍掃射之下，國仇家恨激起他和妻子锺彩合的鬥志，全力義賣籌赈。
二戰結束後，同鄉的醬油商人在1950年代將牛車水萬拿街（Banda St）25號店鋪和貨物廉價賣給鄭潮炯，後來他改賣藥品兼治奇難雜症。上世紀40至50年代，他也以自己的經曆在馬國自費舉辦展覽，繼續弘揚犧牲小我，奉獻大我的精神。
義賣籌得18萬元
義賣袋上寫著“鄭潮炯君義賣瓜子，遠走天涯爲國效勞”。（取自《有國才有家》）
鄭潮炯肩挎義賣袋，背著義賣箱，奔走北婆羅州及其他地方籌款，受到當地媒體關注。1941年他橫渡南中國海到新加坡，《南洋商報》同年總吉他在星洲（現稱新加坡）的五個月義賣，共籌得4600多叻幣。之後他繼續北上馬來半島，直至日軍入侵新馬，義賣才告一段落。
根據《聯合晚報》1984年報道，鄭潮炯從1937年至1942年初，個人義賣籌得18萬余元，全數捐給以陳嘉庚爲主席的南洋華僑籌赈總會。這在吃一頓飯只需一兩角錢的戰前年代，是一筆大數目。
80元賣兒子
1939年底，鄭潮炯告訴懷孕四個月的妻子，他把她肚中孩子賣了，換來的80元也已捐出。當時他已育有一女三子，第四名兒子鄭社義出生後就立約賣給一名廣東華僑商人。
日軍投降後他開始尋找兒子，1965年獲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信函，終于找到當時已25歲的兒子。鄭潮炯夫婦在新加坡生活艱苦，直到1969年才踏上闊別40多年的祖國，並與兒子重逢，從此一直保持密切聯系。
曾住金吉路一帶
鄭潮炯二兒子鄭社心翻閱記載父親一生的《有國才有家》，希望本地相關政府機構也能給予先輩的奉獻更多關注。（陳愛薇攝）
1942年初日軍南侵，鄭潮炯的妻子锺彩合帶著四個子女乘船到新加坡尋找丈夫。鄭社心回憶道：“當時父親已經離開我們去籌款，船到了新加坡就有中華民國駐山打根領事館的人來接我們，在酒店住了一晚後父親就來帶我們走，原來當時他們已經安排好。”
鄭潮炯把家人安置在金吉路一帶的甘榜。他在南洋一帶義賣瓜子救國事迹常見報，日治時期他只能東躲西藏，也曾藏身雙林寺一陣子。
鄭社心說：“我也很佩服母親，父親爲國家，母親爲家庭。她在山打根踩三輪車當小販，後來在馬裏士他路小店賣醬油，一直都沒有埋怨。”2015年，锺彩合以108歲高齡逝世。
子女也熱心公益
鄭社心（左）向時任總理李光耀介紹新加坡印刷業職工聯合會情況。（鄭社心提供）
鄭潮炯育有五男三女，從他爲兒子取名社群、社心、社明、社義和社立，足見他奉獻社會的精神。子女也不負所望，鄭社群雖是一名普通工友，仍堅持捐款給本地兩所大學。鄭社心曾活躍于新加坡印刷業職工聯合會，爲工友謀福利，也在岡州會館服務30多年。
鄭社心感慨地說：“我們把父親的許多珍貴遺物捐給中國的博物館，在當地獲得高度關注。希望本地相關機構可以收藏和展示這些遺物，讓年輕人知道這一段平民百姓爲抗日做出貢獻的曆史。”
鄭潮炯在江門新會的故居2019年改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鄭社心（左二）參加了揭牌儀式。（鄭社心提供）
圖/文：陳愛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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