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Johan Sulaeman指出，過度投資可能會導致未來新加坡預算、投資戰略計劃的能力受限，關于當下和未來的發展，新加坡需要好好謀劃。
新加坡通過借貸來爲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的舉措恰逢美國總統拜登提出“重建更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劃的時代。美國總統拜登正在努力說服美國國會通過一項約2.2萬億美元的大規模基建計劃。
此舉突顯出美國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勢在必行，也是對美國相較其他國家近期缺乏基礎設施資金這一說法的有力回應。
教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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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 Sulaeman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金融系院長講席副教授
金融學碩士學術主任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
奧斯汀分校博士
教研領域：決策與市場表現、共同基金及機構投資者、股票分析等
過去10年，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突飛猛進，這一點美國很清楚。
在過去的20年間，中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鐵網絡，占世界高鐵線路總長度的一半以上。中國高鐵網絡僅過去10年就增長了2.5萬公裏以上。
中國下一步的宏偉規劃是，未來10年將高鐵網絡覆蓋範圍擴大50%以上。
棘手：誰來買單？
爲各類型的基建項目籌措資金可能會成爲一項棘手的任務。
這類項目的資金通常由政府負責。基礎設施工程常常被視爲公共産品，能使社會大部分群體受益。
但從經濟層面而言，由企業出資並不可行，因爲這類交通網絡是爲目標用戶的福利而設立，企業收回投資回報會使這一目的複雜化。
事實上，拜登的計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通過大幅提高公司稅率來增加美國政府的收入。
2021年4月20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白宮發表講話(AP圖片)
這是一項重大轉變。
過去，美國通過1956年的《聯邦援助公路法案》(Federal Aid Highway Act)以及建立公路信托基金，依靠汽油稅和其他運輸稅爲公共項目籌集資金，此外還有1998年的《交通基礎設施融資及創新法案》(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nd Innovation Act)提供激勵和信貸援助，以推動私人項目。
但是增稅並不容易，承擔支出首當其沖的就是選民。
新冠疫情引發經濟萎縮，讓選民們和政治人物爲這些惠及後代的基礎設施出資恐怕很難。
不過，反對意見在新冠引發經濟衰退之前就已經出現。
美國經濟自二戰以來幾乎沒有停止增長，即使在經濟繁榮時期，政治人物和選民也不願把資金放在維護和改善現有的基礎設施及網絡方面。
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競爭需求給稀缺的財政資源施加了更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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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警鍾已然敲響。4月初，著名智庫美國外交關系協會提出，美國的基礎設施“過度緊張”和“不足”，對經濟競爭力和民生安全帶來影響。
基礎設施債券
在這一背景之下，讓我們來看看新加坡最近公布的政府基礎設施債券。
爲了應對長期以來對于代際轉移的消極態度，政府和其他公共實體積極參與了發行基礎設施債券。
此舉可以增加公共部門的資産，也不會立即增加納稅人的負擔。
2019年，新加坡坎貝拉地鐵站正在建設中
基礎設施債券尤其適用于現金流穩定的基礎設施項目，可支持未來的利息付款。
在這方面，基礎設施債券可被視爲進行代際轉移的有效方式。即基礎設施項目的未來用戶爲債券持有人的未來付款提供擔保。
如果現金流不足以支付所需利息，發債政府可能會提高稅率，讓未來納稅人承擔向債券持有人提供付款的保證。
借款需謹慎
新加坡政府已宣布根據“國家重大建設借貸法令”(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Government Loan Act)提出的這項新借款，所獲收益將資助修建地鐵線路，如跨島線和裕廊區域線，以及建造潮汐牆，保護新加坡免受海平面上升的侵害。
耗資100億新元的深層隧道排汙系統(Deep Tunnel Sewerage System)也是其中之一。這是一條將廢水輸送到再生工廠的水下高速公路。
考慮到未來納稅人能夠從基礎設施項目中受益，那麽要求他們承擔額外支出看起來也是合情合理。
但如果基礎設施債券相關的項目未來收益有限，就可能出現不利情況。這可能導致交通運輸和供水等基本服務價格的上漲，使得預期用戶——新加坡未來幾代人的利益受損。
深層隧道排汙系統二期工程于2017年開始，預計2025年完工
這種潛在的消極影響凸顯出應該對哪些基礎設施項目實施發債限制的重要性。
把50億新元的利息支付設定爲上限，例如，那些融資上限爲900億新元的項目，要通過類似方式進行籌資，就會受到限制。
這種情況下，一個高效的債券資本市場有助于減少政府潛在的浪費。潛在的債券持有人會密切關注這類債券發行，避開可能出現資金缺口的債券。
在其他國家，面對這種類似的資金缺口，政府可能會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印鈔來支付債券持有人的利息。
但對于新加坡來說，這不太可行。新加坡的貨幣政策以管理彙率爲中心，從而確保可持續經濟增長所需的穩定價格。
而且，這種做法會限制未來新加坡預算的財政空間，還可能導致用于其他戰略計劃的資金縮減。
僅僅依靠基礎設施債券也可能導致這類項目資金不足。
因此，各國政府將不得不做出艱難的決定——確定那些必須通過直接提高稅率或間接引入、增加使用費來獲得稅收資助的戰略性項目，但這樣做風險很大。
目前，新加坡政府已經在樟宜機場T4航站樓等戰略項目上預留了充足的資金。
如果這些戰略項目最終取得成功，子孫後代將從更低的稅率以及更高的生活品質中受益。
文章英文版首發于cna官網
原文標題爲Commentary: Funding Singapore’s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 tricky business
作者：Johan Sulaeman，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金融系院長講席副教授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