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勁教授[1]
陳宏亞、于艾琳
新加坡在教育領域裏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半個多世紀前新馬分家之際，新加坡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小島，人口只有200多萬，1/3是文盲。如今，新加坡在教育的各個方面看都是世界強國。
PISA是一項由OECD發起的對基礎教育進行跨國比較的項目，內容是對15歲學生的閱讀、數學、科學素養和運用知識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進行評價。自2009年新加坡首次參加測試以來，排名一直位居前列：2009年位列第四，2012和2018年位列第二，2015年位列第一。2012年和2018年排名第一的是我國，只有來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四個地區的學生參與了測試，這四個地區處于我國經濟發展和教育改革前列，其結果並不能代表我國整體水平。如果將我國這幾個地區的成績排除在外，新加坡實際上已經連續3屆排名第一。IB-DP考試是由國際文憑組織IBO爲高中學生設立的大學預科課程。2019年新加坡有2250名學生參加了考試，及格率達96.7%，遠遠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0%)，其中，約32%的考生取得超過40分的好成績，全球範圍內該比例只有7.3%。新加坡高等教育同樣出色。新加坡共有6所大學，有2所進入QS全球大學排名前15，分別是新加坡國立大學(位列第11)和南洋理工(位列第13)。在該榜單前15名大學裏，美國占6所，英國占4所，新加坡和瑞士各2所，我國的清華和北大分別位居第15和第23位。
新加坡取得這樣的成績並不是因爲投入大，而是因爲效率高。如果把政府和個人對教育的投資加總起來看，新加坡對教育的投入占GDP比重約4.8%，略高于日本(4.3%)，遠低于英國(7.3%)、以色列(7.2%)、美國(6.98%)、德國(5.48%)。
這種高效率是在新加坡的超級理性主義的指導下實現的。在人才培養的問題上，新加坡政府非常敏銳地堅持了四個理念：第一，新加坡是個小國，人口才500多萬，因此自身的人才培養無法滿足社會的高級人才的整體需求，移民政策是重要補充；第二，人的成才需要天資和環境，環境可以改善但天資無法改變，所以要對不同天資禀賦的孩子分流，把資源用到有潛力的孩子身上；第三，新加坡的國家戰略是全球化，而英語是唯一全球化的語言，因此要讓英語教學成爲重中之重；第四，基礎教育是民生、剛需，所以由政府來提供，但高端教育是奢侈品，因此由市場來決定供需關系。這些理念的實施給新加坡的教育帶來了極高的效率，但其實在很多國家，由于受到平均主義、理想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等複雜因素的影響，這些看似普通的理念不僅很難實現，有時連討論都不可以。
吸引人才的移民政策比教育還重要
作爲一個科技驅動的知識型社會，新加坡高學曆人口的比例非常高。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2015年各國25歲及以上人口中擁有本科及以上的學曆的人口占比，新加坡達到28%，遠高于美國(20.5%)、英國(17.3%)、日本(17.1%)，德國(13.7%)。但如果我們把這些數據和各國的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曆的入學率來比較 ——新加坡10%，美國17.8%，德國20%，，英國16%，日本15.7%—— 我們就不難發現大約三分之二的新加坡本科及以上的知識工作者都是移民，遠遠大于其他發達國家。因此我們在看新加坡教育的同時，一定注意它的移民政策。把新加坡建成一個對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人才有巨大吸引力的國家實際是新加坡人才戰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和其它高速發展的經濟體一樣，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和自然人口增長下降。新加坡本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從1960年的3%下降至1980年的1.2%，目前只有0.3%。爲了吸引外來人才，新加坡逐漸放開移民政策，尤其在80年代大幅放寬。1980年至今，新加坡總人口增長327萬，本國自然增長僅106萬，淨移民增加221萬，總人口增長量中約近70%來自移民。
李光耀非常重視海外人才吸引，“如果擁有達兩億八千萬人口的美國需要吸收外國人才，只有300萬人口的新加坡更必須這麽做”。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確立了將新加坡打造成“人才之家”的國家戰略，依次制定了《外來人才政策》、《人力21 世紀：一個人才都市的遠景》等吸引全球人才的移民政策。爲了吸引外來人才來新加坡定居，新加坡政府還實施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如爲外來人才提供高薪和住房，外來人才的子女可以選擇就讀各式各樣的國際學校，新加坡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爲0％～22％，爲全球較低水平。
根據新加坡2010年公布的人口普查結果，在上世紀60年代以前移民至新加坡的人口中，70%只接受過初級教育，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只要3%；在1960年至1980年移民至新加坡的人口中，只接受過初級教育的下降至37%，擁有大學學曆的上升至13%；1980年以後移民至新加坡的人口中，36%擁有大學學曆。
新加坡針對不同類型的工作移民發放三種工作簽證：EP簽證主要面向高級管理人才或專業技術人才，月薪在至少 3600新幣；SP簽證主要面向中級技術人才，月薪在2200新元以上；WP是國際勞工就業准證，屬于最低級別准證，申請者沒有最低薪水要求，也沒有學曆等要求，持有EP和SP工作簽證的移民，相對容易成爲永久居民，而WP持有者通常沒有權利申請永久居留權。
因材施教，用分流來提高教育效率
新加坡教育部于1979年發布了重要報告《吳慶瑞報告書》，該報告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分水嶺，它不僅確立了以英文爲第一語文的雙語政策，還提出教育分流的建議，報告認爲以單一體系教育能力參差不一的學生是教育制度的缺陷，還會造成大量教育資源損耗，教育應根據學生學習能力因材施教，采取分流制度。李光耀回憶錄到“進入80年代，爲了不再浪費教育資源，我們認清了一個事實：兒童的智力是不同的，分上中下三等。兒童智力雖然不同，卻都有學習能力，我們必須改良教學方法，盡量適應每個人的長短處，挖掘每個人的潛能。我們隨即在小學和中學實行分流制度用不同課程來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學習”。
新加坡教育的第一次分流發生在小學，這一分流制度爭議最大並曆經多次改革。1981年開始，所有新加坡小學生都要在三年級末舉行第一次分流考試，根據考試成績和前三年綜合表現將學生分爲三類——普通雙語課程、延長雙語課程以及單語課程，學生比例大致爲82%、13%和5%。第一類學生學習兩種語文，再讀3年即可小學畢業，即小學學制是6年；第二類學生也學習兩種語文，但要再讀5年才能小學畢業，相當于小學學制是8年；第三類學生只要求通曉英文，再讀5年完成小學學業，小學學制也是8年。
1991年新加坡對小學第一次分流機制進行了調整，小學學制統一爲6年，分流點從三年級末延後至四年級末，仍然劃分爲從高到低三個層次，EM1、EM2、和 EM3，三個層級的學生比例分別爲18%、73%和9%。EM1學生英文和母語均爲第一語文，EM2學生以英文爲第一語文、母語爲第二語文，EM3學生以英文爲第一語文，母語爲熟練口語。2004年，新加坡將EM1和EM2學生合並，保留EM3，這樣EM2的學生也可以像EM1的學生一樣學習高級母語。
2008年，小學第一次分流制再次迎來重大改革，原先是將學生分流到不同班級進行學習，改革後則根據科目進行分班，英語、母語、數學、科學每個學科都設置標准和基礎兩種水平，母語多設置一個高級水平，學生根據自己的能力選擇上不同課程，例如一個學生可以上英語、數學標准課以及母語、科學基礎課。這種科目分班制給學生提供了更多選擇，可以幫助學生發現自己的潛能強項，在優勢科目上延伸學習，避免一刀切的方式。
第二次分流發生于小學畢業後，制度變化不大。所有小六學生在畢業前都要參加PSLE考試，根據考試成績，分別進入快捷班、普通學術班和普通工藝班。快捷班畢業後參加新加坡劍橋普通教育證書普通水准考試(簡稱GCE’O’ Level)，普通學術班和普通工藝班畢業後先參加GCE ‘N’ Level考試，成績好的才有資格參加GCE ‘O’ Level考試，成績不理想的則進入工藝教育學院爲就業做准備。
所有完成中學教育的學生根據GCE ‘O’ Level分別進入初級學院、理工學院或工藝教育學院繼續學習。初級學院和理工學院的學生畢業後均可參加GCE ‘A’ Level考試，通過後方可進入大學。此外，新加坡教育部會從快捷班中挑選出前1%的最優秀人才進入直通車計劃，這1%的頂尖學生在完成6年學習後就可參加GCE ‘A’ Level考試，通過後即可進入大學，無需進行初級中學的學習。
全球化定位使英文教育成爲國策
新加坡的雙語教育以英語爲第一語文，每個國民須通力掌握，各民族母語爲第二語文，由個人根據自己的能力掌握從基本到高級不同層次的水平。從全球範圍看，擁有兩種或兩種以上官方語言的國家並不罕見，例如瑞士有四種官方語言，盧森堡有三種官方語言，瑞士、盧森堡的多語環境是政府基于尊重的原則，將不同種族的語言確立爲官方語言，現實中每個地區都以本區語言爲第一語言，除政府文件、公共標志以多語呈現外，居民日常溝通交流基本由所在語區語言完成。
新加坡的不同之處在于當地並沒有以英語爲母語的民族。這種雙語政策，是李光耀先生爲尋求經濟發展和平衡民族矛盾的決定。李光耀很早就意識到，作爲一個依靠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國家，無論使用華語、馬來語或泰米爾語都很難生存，很難使新加坡從該區域脫穎而出。而英語是唯一的一個全球化的語言。同樣重要的是，選擇英語作爲第一語言，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具備優勢，大家起點一致，更爲公平，在情感上也更加中立。各族群以自身母語作爲第二語文也是必要的，因爲掌握母語可以幫助尋找文化歸屬感，建立文化自信。
在語言政策的推行上，李光耀顯得非常有耐心，他深知語文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非常敏感，不能強推，只有等到絕大多數家長都選擇將英文作爲第一語文方能水到渠成。在此之前，李光耀選擇讓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共存，具體做法是一方面爲英校引進華文、馬來文和泰米爾文三大母語教育，另一方面爲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的學校引入英語教育。到上世紀80年代，李光耀發現，由于英文的實用價值，越來越多的家長將孩子送進英校學習。以華校爲例，1959年，小學入華校的比例占47%，1978降到10%，1983年只有0.7%。于是，新加坡于1983年宣布全國小學將在1987年統一語文源流，不再區分英校、華校、馬來學校和印度校，全國學校都以英語第一語文，母語爲第二語文。
從提出構想到從法律上予以確認，新加坡雙語政策曆時22年，此後雖仍有調整，但核心理念不變。雙語政策不僅化解了新加坡潛在的民族沖突，打造了穩定的政治環境，還讓新加坡從經濟上獲得了巨大收益。在經濟起步時期，新加坡通過英語建立了與歐美國家的經濟聯系，中國市場的開放讓新加坡再次憑借語言優勢與中國建立緊密聯系，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基礎教育是剛需，由政府提供；高端教育是奢侈品，有市場提供
新加坡教育大致可以分爲四個階段：6年小學教育(primary)，4至5年中學教育(econdary)，相當于我國初中，2年初級學院教育(Junior college)，相當于我國高中，以及中等後教育，包括工藝學院(ITE)、理工學院(polytechnics)和大學。
新加坡人口約568萬，其中新加坡公民約352萬，永久居民52萬，此外還有164萬非常住人口。在中小學階段，由政府和市場分別爲這三種不同身份的居民提供教育服務。
公立中小學主要面向新加坡公民，學費幾乎免費：小學學費全免，中學每年學費60新元，初級學院每年學費72新元。新加坡公民享有優先入學權，永久居民和國際學生想要入讀公立中小學，必須通過AEIS考試方有可能，而且收費比新加坡公民高出很多，永久居民若要就讀公立小學，學費每年約2460新元，國際學生(非常住人口)則需要6000~9000新元。
新加坡設有衆多私立學校和國際學校，私立學校與公立中小學同步，采用新加坡教育部規定的教材，學費比公立中小學貴很多，永久居民入讀私立中小學的學費每年在1萬新元左右，國際學生則要2萬左右。顯然，這些學校的建立是爲了滿足對公立教育不滿意的家長和學生。國際學校通常開設IB、AP等國際課程，入學門檻比私立學校更高，申請者必須通過入學考試和面試，才有機會被錄取，相應的學費也更貴。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國際學生都可以選擇就讀私立或國際學校。
如果說中小學教育是民生基礎，新加坡顯然認爲中等後教育應該更爲市場化。即便是新加坡公民，中等後教育的學費也明顯提高，公立工藝教育學院的學費每年約6000新元，公立理工學院約8700新元，公立大學約1.1至1.6萬元。這種市場化的傾向使該階段新加坡公民和非公民之間的學費差距明顯縮小，以新加坡國立大學爲例，新加坡公民每年的學費約1.1萬，永久居民約1.7萬，國際學生約3萬。而且，無論是新加坡公民還是非公民，符合條件的低收入家庭都可以得到政府約70%的學費資助，區別在于，新加坡公民可以自動獲得，無需申請；非公民則需要申請，同時必須簽署協議，承諾畢業至少在新加坡工作3年。
小結
新加坡的超級理性主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政府有清醒的意識資源是有限的，所以處理任何事情都是在有限資源下的收益最大化過程。這正是現代經濟學的最簡單定義。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加坡可能是全球範圍內經濟思維最發達的國家。
[1] 劉勁是長江商學院教授、副院長，陳宏亞和于艾琳是長江商學院投資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是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的第七篇。“新加坡模式”是在長江商學院—新加坡管理大學東盟研究中心的資助下完成的對新加坡政府、經濟、商業中獨特管理模式的系統性研究，旨在總結經驗，爲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改革開放提供借鑒。本系列研究由劉勁教授主導，其中觀點和內容僅代表個人意見，與資助機構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