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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生態新城是推進城鎮化的重要著力點，日本和新加坡在生態新城建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國也進行了諸多卓有成效的建設實踐。本文論述了政府主導型生態新城的概念，研究了我國、日本、新加坡的宏觀政策、實踐進展和典型案例，並提出了我國高質量建設生態新城的政策建議。
一、政府主導型生態新城的概念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1年在“人與生物圈”(MAB)計劃中正式提出“生態城市”，並逐步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生態城市從廣義上講，是指著眼于人與自然和諧，按照生態學原理，建立的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的城市。狹義上講，就是按照生態學原理對城市進行規劃、設計和改造，建立綠色、生態、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聚居環境。
生態新城是按照生態城市理論，在城市重點開發的新興區域，規劃建設的生態型城市，包括生態型産業新城、科技新城、産業園區等。政府主導型生態新城，是相對市場主導型而言，政府的主導作用主要通過法律法規、規劃計劃、政策和直接參與新城開發活動來體現。從全球來看，受體制、文化等因素影響，亞洲國家建設生態新城更側重于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而歐美國家更注重市場機制。
二、我國生態新城建設的實踐進展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21世紀議程》正式發布，將城市作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領域予以部署，部分城市開始制定生態城市建設方案。1996年，江西省宜春市提出建設生態城市，這是我國在城市政府層面首次啓動生態城建設的系統實踐。進入21世紀，伴隨著我國經濟的騰飛，城鎮化進程加快推進，生態城建設開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各地紛紛開展生態新城的規劃、開發、建設[2]，總體上呈現出四大特點：
第一，數量多。
新世紀以來，我國進入快速城鎮化時期，城鎮化率年均增長均高于1個百分點，在巨大的實際需求推動下，我國成爲世界上生態新城建設數量最多、建設規模最大、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據統計，我國90%以上的地級城市和80%以上的縣級城市，提出過生態新城、低碳新城、綠色新城的規劃和部署。
第二，規模大。
我國的生態城規劃面積往往幾十平方公裏，甚至可以達到兩百平方公裏的規模，聚集大量的人口、産業、資本。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部分早期規劃的生態城已經與老城融爲一體，如蘇州工業園、北京未來科學城等已與蘇州、北京的主城區相連，拓展了城市主城區的版圖，並且成爲城市的宜居高地。
第三，類型多樣。
各地在發展生態城的過程中，依托區位、産業、自然風貌等，呈現出百花齊放、亮點紛呈的特點，從産業特征來看，可以分爲科技研發型生態城、高端制造型生態城、宜居型生態城及複合型生態城等；從環境特征來看，可以分爲濱湖型生態城、海濱型生態城、山地型生態城等，而且部分生態城還兼具多項特點。
第四，合作廣泛。
我國各地建設生態新城，十分注重引進發達國家的經驗、技術、資本等，國外的政府和相關機構也表現出濃厚的合作興趣。通過國際合作，雙方建立起長期、穩定的工作機制，在城市規劃、城市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綠色産業導入、投融資等方面，深化合作、互惠共贏。(見表1)
三、中國、日本、新加坡生態新城建設的宏觀政策對比
中國、日本、新加坡三國均將宏觀政策作爲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的重要領域，通過宏觀政策的引導機制推動本國的生態新城建設，具體的宏觀政策體系包括法律、法規、規劃、計劃、標准和規範性文件等。我國和日本的宏觀政策，主要以政府的規範性文件爲主，主要由國家經濟、環境、建設等主管部門頒布實施，以示範試點的形式引領全國的生態新城建設，並予以一定的資金、財稅等方面的政策支持[3]。新加坡是城市型國家，宏觀政策更加注重發揮規劃的作用，主管部門包括國家發展部、市區重建局等，通過制定城市總體規劃、核心區總體規劃、概念規劃等，對生態新城建設提出明確要求。
三個國家主要宏觀政策對比見表2。
由表2可見，三個國家生態新城宏觀政策均聚焦空間管控、生態環境、産業發展、綠色建築等重點領域，並通過詳實的指標、標准等落實。
從發展導向的演化來看，生態新城建設政策在貫徹生態學理念的基礎上，其導向不斷發展、叠代，由最初的汙染治理、園林綠化，到生態、循環、低碳，再到智慧、韌性、未來。這體現了對生態城市從理念、理論到方法、工具的全面提升。目前，日本和新加坡均提出了“未來城市”的相關部署，我國浙江省也開展了“未來社區”的建設實踐，旨在讓城市更生態、更智慧、更低碳，在未來的城市競爭中贏得先機。
表1 我國與發達國家合作建設的生態城
四、中國、日本、新加坡生態新城建設的典型案例對比
本文選擇了中國、日本、新加坡的6個典型案例，進行對比分析。國內選取了“國際合作的成功範例”蘇州工業園和獲得“中國最具幸福感生態城”稱號的中新天津生態城；日本典型案例選取以科技爲主導的築波科學城和全球循環經濟發展的先驅地北九州生態園；新加坡選取“花園工業鎮”的裕廊工業區和産城一體化的緯壹科技城。這6個案例均已取得較爲顯著的建設成效，並在全球生態城建設中享有盛譽，其對比情況見表3。
表2 中國、日本、新加坡生態新城宏觀政策對比
蘇州工業園、築波科學城、裕廊工業區設立時，三個國家的經濟處于高速發展的起步階段，整體規模普遍較大；而中新天津生態城、北九州生態園、緯壹科技城設立時，三個國家已經分別進入經濟轉型、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新城呈現出規模相對不大、定位更加精細、産業更加高端的特點。總體而言，六座新城發揮區位、生態等優勢，成功踐行“生態城市”的理念，實現了社會—經濟—自然的協調發展。
表3 中國、日本、新加坡生態新城典型案例對比
從全球的視野來看，六座新城均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城市、産業、人口的集聚，堪稱區域經濟發展的典範，這得益于各國經濟高速發展提供的曆史機遇。同時需要看到的是，生態新城的開發建設具有大片區開發、大産業集聚、大資本運作、大量人口導入的特點，政府主導型的開發機制發揮了關鍵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由政府謀劃設立，政府爲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總體目標，謀劃確定戰略定位、産業方向等；二是由政府規劃選址，政府研究確定區位、面積等；三是由政府主導開發，政府設立了開發平台公司，負責土地整理、基礎設施建設等；四是由政府主導産業資源、科技資源的招商引資，高效率的實現産業集聚。
五、我國高質量建設生態新城的有關建議
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6%，仍以中高速加快推進，還需要高質量建設一批産城融合、職住平衡、宜居宜業的生態新城，推動城市多中心、組團化發展。從我國、日本、新加坡三國的實踐經驗來看，要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注重規劃引領。規則在生態新城的開發建設中起到引領的作用，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蘇州工業園在建園伊始，借鑒了新加坡和國際先進城市規劃建設經驗，編制總體規劃和城市設計，並建立一系列的剛性約束機制來保證規劃落實。建設生態新城，須注重規劃引領，謀深謀透戰略定位、空間布局、主導産業等，精准落地重大平台、重大工程、重大項目，增強規劃的系統性和可操作性，並確保規劃的落實。
蘇州工業園規劃手繪圖與實景圖對比
二是注重生態優先。生態新城應作爲區域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城市窗口，發揮生態環境優勢，培育新科技、新産業、新經濟。東莞松山湖原爲城市備用水源地，按照秉承“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與産業齊飛”的規劃理念，規劃建設了松山湖高新區，現已發展爲國際知名的生態型産業新城。建設生態新城，須注重生態優先，當生態原則與其他原則發生沖突時，優先貫徹生態原則，突出生態空間優先、生態科技優先、生態産業優先、生態産品優先、生態政策優先等。
三是注重創新驅動。創新驅動是建設高質量生態新城的重要法寶，是將新城建設成爲生態高地、經濟高地、人文高地的重要依托。築波科學城彙集全國30%的科研機構，北九州生態園成功打造爲全球循環經濟的策源地。建設生態新城，須注重創新驅動，集聚創新資源、發展創新産業、深化創新機制，讓創新爲生態新城高質量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四是注重政企協同。新加坡開發裕廊工業園、緯壹科學城過程中，由政府主導土地平整、規劃實施、産業准入、公共服務等，同時組建裕廊集團、淡馬錫公司等市場化的國有企業，負責園區的設計、建設、招商、運營等，構建起“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的開發機制[5]。建設生態新城，資金密集、資源富集、資産聚集，將産生長期的鎖定效應，關鍵是在政府主導的大框架下，須理順新城管委會與新城開發平台公司的關系，更好的發揮市場的作用，構建現代化的平台公司治理機制，培育一批專業化的城市運營商。
部分資料來源：高帥，宋蝶，廖彥，徐清琳，政府主導型生態新城建設實踐比較研究——以中國、日本、新加坡爲例，中國工程咨詢. 2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