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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城市發展對比說明，即使在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的不同經濟政策也將導致迥異的經濟結構和可持續發展結果，政府有效作爲的實用性得到充分證實
一、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城市發展對比
初見新加坡，高樓大廈不如香港輝煌壯觀，但深入新加坡，卻倍感溫馨，恍如徜徉于綠葉紅花之海，猶如甘醇，越品越有味。新加坡金融中心區與傳統曆史文化區唐人街，新加坡河比肩而鄰，相互輝映；高樓大廈與傳統建築互爲點綴，和諧共生；城市樓宇之間綠地花草遍布，到處綠意盎然，城市自然生長；組屋雖不豪華，但卻經濟實用，也不密集，足以滿足一般家庭需求；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歐美人，多元文化，和諧共生；政府“高薪聘優才”， 清正廉潔，高效透明，管控嚴格，人民遵紀守法，安居樂業；依法治國，嚴格執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經濟高速發展，環境持續改善，文化保護傳承，拆遷和諧解決，産業均衡合理可持續，社會和諧，城市生活和自然環境渾然一體，恍若田園都市。
二、新加坡和香港城市發展差異原因解析
新加坡和香港最初都曾是不起眼的小漁村，後來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良港，大力發展港口貿易，兩者都成爲亞太區著名的貿易轉口港；在20世紀中期，兩者都抓住了發達國家産業升級轉型，勞動密集型産業向發展中國家或地區轉移的機會，適時采取“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兩者都成爲亞太區重要的制造業中心，經濟迅猛發展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20世紀80年代中期，兩者産業結構都轉向第三産業，進入了後工業化或服務經濟時代，其中，進出口貿易、航空、金融等行業成爲服務經濟的重要行業，都發展成長爲亞太區主要的貿易中心、航運中心、金融中心以及旅遊中心。作爲城市經濟，第三産業在新加坡和香港整體經濟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在出口導向型制造業成爲經濟發展主導産業的高速增長“工業化”時期，第三産業在國民經濟中仍舉足輕重。
新加坡和香港在制造業産業升級上的發展道理迥然不同。隨著世界産業結構的調整，20世紀70~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從重化工業逐漸向先進制造業和以資訊産業爲核心的新興工業轉型。在此期間，新加坡政府積極有爲，再次抓住了發達國家産業升級轉型機會，通過引進外資和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成功建立起以電子電器、石油提煉、機械制造（修造船爲主）爲主體的制造業，實現了産業結構升級和優化，建立起門類相對齊全，結構相對合理，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爲中心的産業結構。在新加坡産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制造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占到國內生産總值的25%以上，目前新興的電子産業和生物醫藥等高端制造業與服務業共同組成推動經濟增長雙引擎，同時保障了國民的就業穩定。同期，香港也力圖跟上世界産業結構的調整，但終因種種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始終未能完成制造業本身的轉型升級，制造業逐漸萎縮，令整體經濟結構失調，出現了“空心化”的危機。
造成這一顯著不同的重要原因是兩者的經濟政策。新加坡政府實行“積極，直接幹預”的經濟政策，産業結構的調整則主要是政府主動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結果。政府在産業結構的轉型中充分發揮了主導作用，以技術進步爲基礎，注重産業結構的合理性和不斷的升級轉型，通過制定一系列經濟發展戰略和産業政策，指導並直接參與了産業結構的轉型，完成了從勞動密集型經濟向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經濟的轉變，産業結構相對均衡合理。而香港實施的是“積極不幹預”政策，産業結構的調整相對被動，主要依靠國際宏觀經濟環境的轉變和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只起輔助作用。因缺乏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中國香港制造業尚未完成産業升級轉型，在70年代末內地開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便已大規模轉移到內地，始終未能完成制造業的産業升級，造成遺憾。
三、“兩只手理論”及其新解讀
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寫作曆時六年、修改三年的經濟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標志著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正式誕生。在這部經典經濟學著作中，“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提出了著名的“兩只手的理論”，即一只是政府看得見的手，一只是市場無形的手。
“兩只手理論”–政府之手和市場之手，可概括爲當市場這只手失靈的時候，政府就應該適時出手，形成市場政府兩只手同抓共管，把失衡的經濟市場調整過來。“羅斯福新政”即是著名的經典案例，1929年美國遭遇經濟危機，臨危受命的羅斯福總統請來了當時以“兩只手理論”著稱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對長期以來完全聽任市場經濟的美國經濟進行了大闊斧的改革，出台了一系列以往不可能實施的政策和大工程，及時挽救了美國經濟危機，被譽爲“羅斯福新政”。
如果我們把市場機制比喻成爲一個人的自然成長過程，正如人體對自身運行有自動調節作用一樣，市場機制本身對經濟運行具有自動調節作用，市場機制具有優勝劣汰的功效。市場失靈和經濟失衡就猶如人患了疾病，而政府就猶如一個醫生，出台的調控政策就是藥方和用藥，而調控的結果就猶如治療效果，其成效取決于醫生的水平和藥品的功效。一個良醫，配以針對性的藥物，能有效地治療疾病，而一個庸醫，用錯了藥，則可能加重病情，甚至誤了卿卿性命。
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城市發展對比說明，即使在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的不同經濟政策也將導致迥異的經濟結構和可持續發展結果，政府有效作爲的實用性得到充分證實。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一只手）還是“市場經濟+政府有爲”（兩只手）更有效，取決于不同國家的經濟體系和政府執政能力。理論上，如果政府能有效作爲，“兩只手”應該優于“一只手”，因此我們需要討論的不是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爲的優劣和有效性，而是應重點關注如何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如何有效提高政府的專業管理和執政水平，以確保“有效作爲”而不是“亂作爲”。
部分資料來源：作者羅高波，系城鎮化研究學者，美國南加州大學政策、規劃和發展學院房地産開發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