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經濟或許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在現階段，罰款仍然有效。
最近到小販中心用餐時，看見到處挂滿了“Clear your table to avoid a fine”（用餐後請清理桌面以免遭罰款）的海報。
多數食客對這類提醒已習以爲常，也接受了，但心中難免有些“不爽”。
有朋友說，雖然是爲了提醒國人守規，但是在酒足飯飽後，准備離開時瞥見海報，心裏真不是滋味。
他們抱怨的理由是：用餐後自行清理桌面，難道不是爲了減輕在小販中心收拾碗碟老人家的負擔？難道不是爲了盡己之力保持公共環境衛生，而是爲了避免被罰款？
維護公共衛生、保持環境清潔，本是文明社會的公民責任，但多年來公共教育未能取得理想效果，疫情又未散去，政府只好用罰款來加強公共衛生水平。
很多國人都知道，新加坡有個別致的雙關語稱號：Singapore is a fine city，既是在歌頌新加坡是個美好之都，也諷刺我國是個罰款之都。雖然一般人對這既褒又貶的稱號都一笑置之，但無可否認，罰款文化在我國已根深蒂固。
在行爲經濟學中，對費用或價格做出適當調整，可以取得某種理想的市場反應，或改變消費者的行爲。例如，輔助金、獎勵金、回扣等有推動的作用。相反的，收費、罰款或征稅等經濟措施，卻可阻止或抑制一些不良的市場反應。
後者是我們所熟悉的一種“懲罰經濟”，即利用經濟的懲罰來糾正、改善消費者行爲或市場的運作。沒傷到荷包不知疼，懲罰經濟的核心原則，就是看准一般消費者對金錢會采取理性行爲。
過去十幾個月來，新聞報道有餐飲業者、企業或個人因沒有遵守安全距離和防疫措施而接到罰單。去年4月至12月，永續發展與環境部共發出8600張罰單，總罰金250萬元。對抗疫情，以維護公衆的健康與安全爲首，對違法者施予罰款，不僅效率高，也增加國家稅收，合情合理。
以環保爲名額外多收費
疫情期間造就了更多懲罰經濟。去年病毒阻斷措施期間，因暫時不能堂食，只准打包食物，一度造成塑料容器缺貨恐慌。許多餐飲業者以環保爲名，向食客額外收取兩至五角，有些甚至更高。即使阻斷措施解除後，塑料容器最終也沒嚴重缺貨，業者仍繼續向打包的食客收取額外費用，消費者也默默接受。
一般上，業者都會大批量采購，一個塑料容器的成本估計不到兩三角，但向食客收取五角或更高的額外費用，顯然存在牟利動機。在被質問時，業者卻解釋爲“若收費不高一點，難以阻止食客使用塑料容器”。
如今送餐服務已很普遍，很多消費者對外賣食物的額外收費已經麻木。即便打包一份魚湯飯多付五角，消費者也難說“不”。一方願打，一方願挨，就促成一種變相的懲罰經濟。
最近在社交媒體有一則爆紅的貼文，投訴在中峇魯熟食中心一家甜品店打包售價2元的清湯時，店員因提供塑料容器向顧客再收2元。貼文一發，引發網民熱議。
這事件衆說紛纭，姑且不論誰是誰非，我認爲，若老板的出發點是要鼓勵食客自備容器打包而把價格擡高，這個做法應該被認同，因爲高價才能達到“懲罰”的目的。而那些收取三五角的，則很有借機牟利之嫌。
政府今年宣布，將規定超市向顧客收取用完即丟塑料袋的費用，當時民衆的反應不一，其中令人關注的問題是：如何防範超市經營者利用收費制度賺取額外收入？若收費將捐助慈善機構和投入環保用途，又如何准確審核該筆收入，並確保有關的慈善或環保機構收到捐款？低收入家庭或弱勢群體是否因而受到影響？
爲了解公衆對收費模式、收費額等的看法，政府已展開公衆咨詢，預計在今年底前完成。其實，多年來，公衆對塑料袋與環保的課題時有爭議，但最終都沒有結論。然而，要推廣使用塑料容器打包和抑制使用用完即丟塑料袋，兩方面最大分別是：公衆在超市購物時，自備環保袋並不麻煩，但出門爲一家大小打包一餐，須攜帶五六個重複使用的容器，對一些人來說並不方便。
有些餐飲業者考慮到衛生因素，不願接觸食客自備的容器，也擔心傳染冠病病毒的風險。因此，要管制塑料容器的收費，可能難上加難。
懲罰經濟或許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在現階段，罰款仍然有效。然而，我們更想看到的是，國人在小販中心或在食閣用餐後，能自動自發收拾“殘局”，而不是爲了避免罰款才動手善後。如果打包時自備容器、上超市帶環保購物袋，成了國人的生活習慣，想牟利的業者自然無機可乘。當然，消費者的自律、業者的商業道德，還有政府的適當管制和公共教育，還是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