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n Zin Aye已經四年沒回家了。（海峽時報)
作者 侯佩瑜
打開《海峽時報》電子版，看到了以下這兩則新聞，頓時感觸良多。
你家中的女傭、鄰居或親友的女傭多久沒回國與家人團聚了？
她們在對抗冠病疫情的同時，除了思鄉，還要擔心身在家鄉親友的安危。
或許我們能做的，就是在噓寒問暖的同時，也當一個傾聽者，讓只身異國的她們，不會覺得孤軍作戰。身爲雇主的我們，也應該給予她們自由時間與家人通電保持聯絡，時刻獲知家人的最新消息。
紅螞蟻的緬甸女傭從2018年7月抵新後就未曾回國。原本去年3月，兩年合同屆滿之際她打算回國慶祝新年，並且爲亡母辦追悼會。
但由于當時往返兩國需隔離一個月，又必須承擔受感染的風險，加上擔心再次也許不容易再入境新加坡、而且工作不易找，于是決定等疫情好轉了再回國。然而一年半過去了，當地的疫情卻還未看到曙光。
緬甸的冠病感染總人數從去年5月的200人增至本月的50萬人，至今已有1萬9000人染疫而死。
37歲的女傭，命運相當坎坷，孩子一出生就成寡婦。如今，她一人身在異鄉，卻擔心著未成年的兒子以及年邁的父親會受到感染，想給他們寄些補品，卻又因各省的邊境開開關關，一下子沒船運送，一下子公路關閉，始終無法送上。
今年7月，疫情蔓延到女傭家鄉緬甸實皆省（Kalemyo）吉靈廟鎮（ Kale ），導致當地氧氣不夠用。心系家鄉的女傭，毅然捐錢在當地購買氧氣桶。
據女傭透露，自緬甸軍隊今年2月發動政變奪權後，緬甸農村近來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武裝沖突和軍事行動。她在家鄉的好幾名親友也因此死亡，老家又到處被放火，家人被迫撤離村子，兒子已經快一年沒法上學。
據悉，當地人除了健康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外，政變還導致緬甸貨幣大幅貶值、食品與燃料價格猛漲，如今就連糧食的獲取也成了問題。
和女傭聊天時，她無奈地說：
“現在病毒已變得不可怕，政變更可怕。”
同樣來自緬甸的另一名女傭Zin Zin Aye，在本地打工9年，也因疫情的關系已有近4年無法回家探親。
Zin Zin Aye想家卻不能回家。（海峽時報)
29歲的她告訴《海峽時報》，70歲的爺爺與胃癌搏鬥多年，去年2月病逝。她無法回家見他最後一面，不能好好答謝爺爺對她的養育之恩。
她天天都擔驚受怕家人在冠病和武裝沖突雙重陰影下的安危，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撐過明天。Zin Zin Aye家中有九個兄弟姐妹，她是老二，選擇到本地打工是爲了賺錢供弟妹讀書。她說：
“我非常擔心家人，擔心他們是否安全，但除了祈禱我什麽都不能做。無論我做什麽，心裏總是記挂著家人的安全。這個緊要時候，我卻不在他們身旁，真的很難過。有時候，我能感覺到爸爸媽媽沒告訴我緬甸現在的確切情況。他們不想讓我擔心。但我怎麽能不擔心呢？”
這段時間，幸好有雇主一家的支持。已在雇主家打工五年的她說： “這段期間很難熬，但我的雇主非常明白事理，沒叫我專注于工作，而是安慰我，照顧我的心情，和我一起祈禱。如果沒有她的支持，我真不知道該怎麽辦。”
來自菲律賓的女傭Gelerina Hernandez（49歲）也已經兩年沒回國了。她的53歲丈夫去年10月不敵咽喉癌在醫院過世，她只能通過視訊的方式道別，看著已經無法講話的丈夫咽下最後一口氣。
女傭Gelerina Hernandez已故丈夫、女兒和兩個兒子的合照。（海峽時報）
當時她隔著電話屏幕，答應丈夫會好好養大三個孩子，分別是27歲的女兒（在醫護行業工作），以及還在求學的15歲和16歲兒子。
考慮到抵達菲律賓後需隔離14天，無法與丈夫見面，也趕不及參加喪禮送他最後一程，Gelerina最終選擇留在新加坡。
她說：“我也擔心回家後，因爲冠病疫情的各種變數，我不能回來新加坡。爲了孩子們的未來和教育，我需要在這裏工作。”
她說，雖然孩子們理解她必須到那麽遠的地方工作，也感激她努力掙錢供書教學，但他們還是希望母親可以陪在身邊。尤其是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了。
Gelerina通過視訊看著丈夫離去時，71歲的女雇主塔拉（音譯，Tara Dhar Hasnain）一直陪在她身邊，長達四小時。
雇主塔拉和女傭Gelerina Hernandez。（海峽時報)
爲了幫助女傭度過難關，塔拉爲她支付丈夫的葬禮費用，並邀請Gelerina在新的朋友到家中陪伴她。 塔拉是退休的大學教授。她認爲，冠病給女傭帶來了更多的壓力，雇主需要給予他們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這是最基本的人性，我們應該問問自己，如果我們處在她們的處境，我們會有什麽感受？家庭幫傭通常與家人很親近，她們許多人離開丈夫和孩子來給我們打工。冠病疫情已經持續了兩年，這類悲劇必然會在這段時間發生，我們需要對她們更寬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