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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新加坡的印象是什麽？
華人多？發達國家？花園城市？國土面積小？亞洲四小龍？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海港？
都沒錯。可這些光鮮亮麗的標簽背後，我們很容易忽視的是它強悍的制造業。 新加坡制造業有多強 新加坡國土面積很小，只有720平方公裏左右。720平方公裏是什麽概念呢？只占整個北京市行政區劃的4.38%，跟整個北京的中心城區面積差不多（五環內約660平方公裏）。
雖然新加坡確實很小，但它的制造業相當發達。
第一，制造業占GDP的比重高。2020年，新加坡制造業對GDP的貢獻約爲1060億新元，約占21％，是世界上爲數不多的制造業占比超過GDP20%的國家。我們印象中的科技制造強國，如德國、日本，其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平均也就維持在20%左右。而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法國，僅爲10%，老牌工業強國英國，2019年只有8.59%。
第二，制造業以高附加值産業爲主。很容易想到，新加坡如此“彈丸之地”（絕非貶義），制造業占比卻如此之高，必然只能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事實上也是如此。
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高科技産品出口國，主要産業集群包括航空航天、半導體、化學和生物醫學科學等領域。根據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的統計數據顯示，新加坡目前擁有2700家精密工程公司，300家半導體企業，制造了全球大約70%的半導體引線焊接機、60%的微陣列、35%的熱循環儀和質譜儀，占據了全球約30%的助聽器市場、20%的半導體設備、10%的制冷壓縮機市場。
第三，新加坡彙聚了很多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或重要研發中心。比如，工業領域的龍頭企業如殼牌（Shell）、美國美光（Micron）和默克（Merck）均選擇新加坡作爲戰略制造樞紐。愛爾康（Alcon）、安進公司（Amgen）、諾華（Novartis）、輝瑞（Pfizer）、羅氏（Roche）、賽諾菲（Sanofi）等全球知名醫藥企業均把亞太地區總部或研發中心設于新加坡。全球前10大收益最高的藥物，其中4種在新加坡生産。2020年，新加坡擁有超過300家本土醫藥科技公司，其中一半以上是初創公司。
此外，新加坡還是全球宇航價值鏈的關鍵保養、維修、翻修以及制造節點。擁有130多家航空航天企業，總産值超過80億元。全球第五大精煉油生産國，超過100家全球石油、石化和特種化工公司集聚于此。全球有超過100家化學品公司在新加坡布局其核心業務。
彭博創新指數顯示，2020年，新加坡制造業産值比2019年增加了7.3%，制造能力排名全球第三；2021年，新加坡再上升一位，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韓國。
新加坡在制造業方面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績，我們當然要問，怎麽做到的？
回望新加坡的曆史可以發現，新加坡的制造業並非一步到位直接承接研發中心落戶，竟然也是一步步通過手工工場到中低端制造業再到高附加值産業，轉型升級而來的，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要搞明白新加坡的制造業爲什麽這麽強悍，故事只能從頭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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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前的風雨飄搖 新加坡的幾個重要曆史節點。1824年，新加坡成爲英國殖民地；1959年，取得自治地位並由李光耀執政；1963年，以獨立城邦的形式加入馬來西亞；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1970年代，被稱爲“亞洲四小龍”之一；1995年，經合組織將其劃爲發達國家；2014年成爲全球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
1824～1959年是英國統治新加坡的殖民時期。
18世紀60年代以後，英國經過工業革命成爲工業強國，急需爲其商品在全球尋找銷售市場。從大航海時代開始，馬六甲海峽就因爲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是印度洋和太平洋航運溝通的最重要通道，也是東亞、大洋洲國家和南亞、西亞、非洲和歐洲地區航運的必經之地，而在國際航運中具有重要地位。
再具體一點講。前一段時間，貨船擱淺，讓我們認識到了蘇伊士運河對世界經濟的重要作用。但馬六甲海峽貨物進出量，是蘇伊士運河的3倍，巴拿馬運河的5倍，每年約有10萬艘船只通過馬六甲海峽，它是當之無愧的世界貨物進出第一海峽。
整個馬六甲海峽長度超過1000公裏，沿線大部分地區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地界，西側的印度尼西亞海岸暗礁多、海水淺，不適合大型船舶停靠；東側的馬來西亞海岸海水深，確實有許多地方是天然良港。但新加坡占據了最咽喉的位置——馬六甲海峽東南部——此處的海峽寬度僅有37千米，所以新加坡扼守了整個馬六甲海峽。
新加坡本身是一個島嶼，自然資源極度匮乏，連飲用水都需要進口。可是它的港口資源又豐富，又扼守整個馬六甲的咽喉要道，所以殖民時代的英國一直把新加坡當作轉口貿易港來建設，發展轉口貿易。
1942～1945年間，是日據時期。新加坡被日本占領三年半之久，期間的生産經濟活動幾乎停滯。其後回歸英國管理，並緊接著1959年從海峽殖民地獨立出來，成立自治邦並由李光耀執政。1963年，又以獨立城邦的形式加入馬來西亞。
但是，新加坡命途多舛，並入馬來西亞聯邦之後，由于種族問題以及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社會內部矛盾迅速激化，兩次爆發華人和馬來人之間的種族騷亂，使馬來西亞政府和新加坡政府關系日趨緊張。1965年8月9日，馬來西亞國會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將新加坡驅逐出聯邦。
隔日，新加坡共和國正式成立。但此時的新加坡，雖然“獨立”，但並不“健康”。
首先，經濟結構單一，工業基礎薄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新加坡作爲英屬殖民地一直是大英帝國在東南亞最重要的戰略據點，轉口貿易爲英國帶來巨大利潤的同時，也給新加坡帶來了繁榮。據世貿組織的數據，19世紀50年代，新加坡對外貿易中有90-95%屬于轉口貿易，轉口貿易雇傭了國內70-75%的勞動力，與轉口貿易相關的經濟占GDP的比重高達80-85%，制造業占比僅有8.63%。但轉口貿易依賴世界市場的同時，要求新加坡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不能設置貿易壁壘。由此，轉口貿易就帶來兩個問題：
第一，高額利潤擠出了國內的工業投資；第二，自由貿易政策導致國內的幼稚工業發展不起來。這就共同導致了什麽呢？新加坡經濟結構單一，工業基礎薄弱。 其次，急劇增長的人口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
新加坡是一個移民國家，華僑占比達到3/4以上（近年來有所下降）。華僑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以及醫療水平的進步使新加坡同時擁有較高出生率和較低死亡率，再疊加1947～1957年間的戰後嬰兒潮出現，導致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新加坡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在較高水平。
人口高增長匹配上單一的經濟結構，一個自然出現的後果就是高失業。根據司爾亞司的全球數據庫（CEIC）數據顯示，1957年，新加坡的失業率爲4.9%，到1959年的時候，失業率飙升到13.2%。與高失業相伴的是住房嚴重短缺。1953年，《海峽時報》報道稱，“今後10年內將會有11萬家庭連一間住房都沒有。”
最後，複雜的國內和國際環境。貧困、失業、住房短缺等社會問題必然加劇社會矛盾，所以很多華校生和工人頻繁靜坐罷工，到處張貼布條標語，反複彰顯政治鬥爭意識和社會潛在矛盾，政局非常不穩定。
補充一下，所謂“華校生”，就是受華文教育的華人，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當時被稱爲“英校生”。國際上，東南亞各國戰後相繼獨立，紛紛出台貿易保護政策，新加坡的自由貿易政策受到嚴重挑戰。從數據上看，新加坡的橡膠和錫的出口占比從1950年的53.29%銳降到1958年的34.83%。
所以，1959年李光耀上台時，新加坡面臨著政局動亂、社會秩序混亂、單一畸形的經濟結構、薄弱的工業基礎、高失業率等一系列問題。與其說新加坡能否可以搞好經濟，不如說李光耀首先要想著如何挽救新加坡的國民經濟，解決新加坡人民的基本生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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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經濟的四輪改革 李光耀的改革是廣泛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全方位的組合拳，我們這裏更多的聚焦經濟領域。面對棘手的局面，李光耀和新加坡經濟部長吳慶瑞給新加坡發展開出的藥方是工業化，大力發展制造業，前後大致經曆了四輪改革，分別是：進口導向型經濟、勞動密集型産業、資本密集型産業、知識型産業。
第一輪改革，發展進口導向型經濟。 轉口貿易需要一個自由的貿易環境，但當地後發的幼稚企業發展初期卻需要政策保護。雖然轉口貿易一定程度上也會刺激當地工業企業的發展，但在外有強力競爭、內無基礎工業的情況下，當地的企業很難與進口商品競爭，生産的産品大都比較初級且企業經營不穩定。
爲了解決工業基礎薄弱問題，政府撥款，建立裕廊工業區。1961年，新加坡政府在裕廊劃定6480公頃土地發展工業園區，並撥出1億新元進行基礎建設，這筆錢占到當時工商預算的13%。
爲了扶持民族企業，新加坡實行了進口配額政策。同時，對進口消費品、日用品課以重稅，增加財政收入。1965年，出台制造業控制法令，規定“一些商品除非已登記批准，否則任何人不得進行生産。”這反映在數據上，就是貿易額占國民産值的比重下降，但資本形成總額的占比逐年上升。這意味著新加坡的經濟結構逐漸從單一的轉口貿易轉向工業化。
爲了服務企業，吸引外資，新加坡設立工業管理局，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對工業企業減免稅收。李光耀本人甚至親自下場遊說。比如，1969年4月22日，李光耀在英國工業聯合會上做出承諾，“假如你們在8年內不能從這裏收回你們的資本至少3倍或4倍的利潤，我願意依票面價值另加6%購回你們的股份。”
第二輪改革，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
其實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産業結構變化的經驗性學說，描述的是勞動力在第一二三産業間的流動，同時伴隨著産業結構的升級。
新加坡在設立裕廊工業區的第一階段，制定發展規劃，開展拓荒填土工程，大規模地建設工業基礎設施，選擇的是發展以傳統手工業爲主的勞動密集性産業，主要是爲了解決新加坡國內就業問題，改變其工業落後的面貌。
同時，爲了緩解人口壓力，新加坡實行人口政策，對晚婚晚育少生的家庭給予住房和教育上的優惠，並對多生給予懲罰。由于新加坡開出的良好的招商引資條件，也是得益于1959～1975年的越南戰爭，新加坡成爲了美軍在東南亞的後勤基地，大批海外投資、企業湧入新加坡，德州儀器在新加坡開設了第一家工廠，殼牌、美孚等石油公司，日本石川島播磨重工業公司，美國列明士頓公司等世界著名大造船廠商也選擇在此紮根。
到1972年，新加坡四分之一的制造業公司，要麽是外資公司，要麽是合資企業。但新加坡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完成了基礎設施建設，並且基本實現了完全就業，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年均GDP增速高達12%。
第三輪改革，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高科技産業。
正當新加坡的工業化進程如火如荼的時候，1971年，英國完全撤出新加坡。1973年和1979年，先後爆發兩次石油危機。全球油價暴跌，導致靠石油重工起家的新加坡的資源依賴型經濟難以爲繼。
同時，由于70年代的人口政策，新加坡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密集型産業逐漸失去成本優勢。但新加坡也通過前兩輪經濟建設，基本建成了自己的工業基礎，並且通過出口貿易基本完成了資本積累。于是，裕廊工業管理局開始著手重組經濟結構，加大資本投入和招商引資力度，促使工業轉型升級，從勞動密集型産品向高技術含量産品過渡。
計算機技術和電子成爲政府促進工業發展的重點領域。電子、石化、零部件和精密工程這樣的高附加值産業企業開始紮堆出現。爲促進勞動力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企業轉移，新加坡實施了高工資政策，規定工資每年增加20%，但工資的增速超過了勞動生産率的增幅，擠壓了企業利潤。結果雖然促進了勞動力轉移，但誤傷了一大批中小企業。
新加坡政府及時調整工資水平，還通過財政和中央公積金等措施，對企業進行支持。首先，對新興企業進行減稅免稅優惠政策、降低企業的公積金繳納水平，鼓勵發展競爭企業；其次，國家加大對企業的投資，在1973～1977年，“公共工程五年計劃”間，新加坡政府拔出258億新元用于開發和興建公共事業、交通與通訊等基礎設施。對此前的經濟政策，進行糾偏。
到20世紀80年代末，以就業人數和制造業的附加值來衡量，計算機和相關電子産品已成爲新加坡最大的工業。
與此同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進一步改革金融制度，爲國際資本自由流動提供便利的環境，打造國際金融中心。1999年，新加坡金融監督局提出開放新加坡銀行行業的政策，一方面設立五人任命委員會加強本地銀行的監管；一方面增發銀行執照給外資銀行；另一方面銀行業加大收購計劃。淡馬錫的投資策略中明確規定必須有部分資金投資于國外，加強國際化布局。
此前，爲了穩定新加坡的政治和社會秩序，新加坡選擇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實行政聯企業。一方面通過政府對市場積極幹預，另一方面利用市場協調經濟發展，做到“大的管住，小的放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亂”。現在，新加坡開始探索國企私有化改革。
新加坡政府首先于1983年成立貿易發展局，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然後于1986年政府成立私有化委員會，進行國有企業的股份化和國際化。在私有化過程中基本堅持三條原則：第一，成熟企業進行私有化，不成熟企業絕不推向市場；第二，政府爲企業提供財務融資需求和市場份額，確保私有化的企業可以正常經營；第三，政府退出成熟市場，不再幹預企業經營，通過主權投資基金等方式進軍新的産業發展領域。截至1993年，有30家企業完成私有化。 第四輪改革，進入知識密集型的創新産業主導時期。
即使新加坡成功轉型進入資本密集型經濟體，經濟形勢一片向好，但它卻遇到了建國以來最大的挑戰。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改革開放的中國，被李光耀稱爲“外資吸塵器”。中國巨大的市場、昂揚的創業熱情，以及中國政府釋放的利好政策，無法不使得中國成爲外資吸塵器。
1983年，國務院正式下發了《關于加強和利用外資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了：提供一部分國內市場，通過合資經營企業的形式引進我國缺口技術。
于是乎，一大批汽車産業的重點項目接連上馬，包括重汽項目、北京吉普和上海轎車項目等等，都采用合資經營的模式。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從1983～198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分別從22.6億美元升至84.5億美元，到了1988年，則突破了100億美元。
1993年，一場主題爲“跨國公司與中國”的會議在北京國貿中心召開，明確鼓勵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台下，西門子、摩托羅拉、巴斯夫等50家跨國制造企業代表聽得熱血澎湃。于是，美國福特公司主管國際業務的執行副總裁韋恩·伯克把“頭號業務重點”放在了中國；寶潔來中國一口氣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廠…… 根據報告中測算的數據，1995～2013年期間，外資和外資企業對中國GDP的貢獻率約爲16%～34%。
2001年4月，飛利浦電子新加坡執行長約翰·範斯普倫特在政府咨詢委員會上向新加坡政府提供建議：關于如何最好地留住制造企業。而同時，飛利浦正計劃著把其位于新加坡的亞洲地區總部遷往中國香港。
2002年，新加坡貿工部首次明確指出知識經濟主要指的是制造業和服務業，爲了發展知識經濟，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提出“産業21計劃”，旨在10年內將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爲新加坡經濟的雙引擎。
政府投資巨額成立委員會建設研發基金，欲將生命科學發展爲制造業的第四根支柱。新加坡還制定了21世紀工業園計劃，新建的工業園將融合各種商業、工業、科技、研究與開發活動，協助國家經濟轉型到知識經濟。
一系列政策的結果就是，2001年，新加坡幾乎沒有任何醫藥企業。2001～2006年，新加坡對生物醫藥研發的投入年均增長率接近40%。2006年報道稱，生物醫學科學占新加坡國內生産總值（GDP）的5%左右，而五年前幾乎爲零。2006年，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率達到7.9%，其中制造業增幅爲12%，僅次于對外貿易增長速度。
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興起，新加坡相繼推出了産業轉型和創新驅動計劃及其政策，以加快邁向“工業4.0”時代。近年來，新加坡確定了産業轉型的23個重點領域、科技創新的七大領域和人工智能的五大領域，重視研究開發和創新創業，促進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以及構建全球首個智慧國家。
2010年新加坡第一個綜合的化學後勤園和新加坡第一個世界頂尖的生物醫學研發基地——生物科技園建設完成。
2016年，新加坡推出了精密工程産業轉型藍圖。計劃通過利用數字科技發展先進機器人、增材制造、先進材料、傳感器、激光和光學等領域的技術，拓寬和深化先進位造業基礎。根據新加坡的《研究、創新與創業2020計劃》（Research，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0 Plan，RIE2020），稱將會在2016～2020年提供190億美元用于研發，比《RIE2015》五年計劃的資助額度（160億美元）提高18%。
2018年新加坡制造業産值在已有基礎上增長一倍，達到3000億新元（約合2000億美元），利潤總額也提升一倍，達到800億新元。其制造業占國內生産總值四分之一以上，並在許多領域居世界先進水平。
2021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制造業2030願景”：未來10年繼續爭取50%的增長。
此外，冠病疫情也推進了先進位造業的發展步伐，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表示，新加坡要打造全新的先進位造技能策略及規劃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Training Academy），制定先進位造業所需的技能培訓計劃。
新加坡實施産業轉型和創新驅動，旨在新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應對全球價值鏈的重構，緩解國內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以智能制造來促進位造業的發展，以及重塑國際競爭力。雖然世界經濟正處于深度調整時期，但是新加坡的産業轉型和創新驅動已初見成效。
總結 新加坡制造業能夠取得如此成就，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而新加坡最早手裏的牌很爛，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和，是新加坡人自己，一步步爭取到的。
首先，天時，即相對穩定的國際和國內環境。新加坡實在太小了，國際上的一點風吹草動，就會影響到新加坡。例如，1929～1933年美國大蕭條，直接導致新加坡進出口總額降低50.48%。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對中國來講，屬于“東南亞小國”，但對新加坡來講，就是“強國”。新加坡的對外貿易之中大約50%是橡膠和錫，其中橡膠大多數來自馬來西亞，其余主要來自印度尼西亞。隨著兩國的獨立，爲了改善本國的貿易結構，它們把出口口岸從新加坡轉入國內，與別的國家直接貿易。這對新加坡的貿易帶來極大的影響。
新加坡能發展到今天，得益于世界穩定和平、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更得益于新加坡三代領導人高超的政治技巧。同時，也正是因爲新加坡要在東南亞波雲詭谲的局勢中斡旋，所以才有了如此敏銳的危機意識，才能平穩度過四次經濟轉型。
其次，地利，地處馬六甲咽喉要沖。這在早期，其實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掣肘，因爲依賴馬六甲，所以主要發展轉口貿易。俗話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殖民地時期，新加坡有英國保護，即便如此，也被日本占領三年半。而如此小國，身處如此“兵家必爭之地”，反而安然無恙，坦白說，有很強的運氣的成分。同時，也與地緣政治均勢有關。馬六甲既是新加坡的風險來源，也是新加坡的護身符。道理很簡單，與其讓大國擁有這麽重要的位置，不如讓小國守著，因爲它誰也不敢得罪，只能公平。
從這個角度看，新加坡其實沒有地利。國土面積小、自然資源無，有深水良港但戰略位置緊要，而恰恰又是戰略位置保護了它，它又充分利用了自己僅有的“優勢”，且沒有被“優勢”所困。
新加坡強悍的制造業，離不開上述任何一點。 那麽，新加坡未來會怎麽樣呢？
未來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只要不發生戰爭，新加坡依舊會是東南亞的一顆明珠。但值得注意的是，從更長遠來看，新加坡經濟也面臨挑戰。
第一，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對新加坡的政治領導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隨著新加坡人口紅利的消失，移民政策正在緩慢改變著新加坡的人口結構，當外來人口占少數的時候，會被當地文化同化，但如果外來人口達到一定規模，將會聯合起來爲自己的族群謀求利益，這無疑會使得新加坡的多元民族社會環境變得更爲複雜；
第三，新加坡現在是一黨制，但是當Z世代的零零後逐漸成長爲社會中堅時，政壇勢力會變得更複雜。對一個小國來講，政治訴求上的複雜性，會顯著影響它的經濟發展前景。
當然，有時候我們連十幾分鍾後的事情都難以把握，十幾年二十年後的事情，誰又能說得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