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
GREEN FINANCE
如今要說到吸引散戶投資者的最新金融動態，那一定非綠色投資莫屬。這種既能賺錢又能保護環境的投資，有什麽理由不喜歡呢？有了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投資基金、綠色債券，甚至是可持續貸款，似乎有一種綠色金融産品更適合所有類型的消費者。
隨著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PRI)、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巴黎協定》（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等幾項重大全球會議的召開，可持續投資趨勢的興起應運而生。李光前商學院金融學副教授 Hao Liang 指出，這在鼓勵世界各地的政府、企業和投資者投身可持續投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些還提高了公衆對氣候變化、不平等和整個社會面臨的公共醫療保健問題等重大挑戰的認識。隨著極端的天氣事件明顯增多，企業和投資者逐漸意識到他們的資産和投資會因此受到影響。新冠疫情也加劇了收入差距和工作中的歧視等社會問題，因此這可能增加經濟和政治氣候中的風險。”Hao Liang 教授補充到。
此外，貝萊德(BlackRock)、先鋒集團(Vanguard)、道富(State Street)（被稱爲華爾街的“三巨頭”）和挪威央行投資管理公司等大型資産管理公司最近發起的一波宣傳運動，也推動了利益相關者對可持續投資的興趣。
占據美國500家上市公司指數88%股份份額的三大巨頭，對行業的行爲有著巨大影響力。例如，由于三大巨頭在2017-2018年發起了“董事會性別多樣性”活動，爲了讓主流投資者了解這一主題，引入了許多性別多樣性指數。活動影響也十分顯著，與2016年相比，2019年公司董事會中女性董事人數增加了2.5倍。
然而，貝萊德(BlackRock)前首席投資官 Tariq Fancy 則在在一篇專欄文章中表示許多可持續基金基本上不受到監管，而金融業正在“給公衆洗綠”。Fancy 先生指出，爲了提高回報，ESG 基金有時會將石油巨頭和“快時尚”制造商等大型“汙染企業”包括在內。例如，某些 ESG 基金承諾加強其可持續性戰略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産商納入其投資組合。
根據 Robeco 資産管理公司的報告指出，“漂綠行爲”通常是出于公關原因，試圖讓人們相信一家公司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做得比實際更多。“在投資領域，資産管理公司聲稱他們正在努力打造積極的環境或社會影響，但實際上並沒有言出必行。”Hao Liang 補充道。
因此我們采訪了 Hao Liang，作爲目前李光前獎學金持有者、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和星展銀行(DBS)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員，他將帶我們了解更多影響投資中的“漂綠”行爲，以及教育，合作和研究是如何監管和支持這個快速崛起的行業。
信任的問題
近年來，可持續和責任投資(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s ，SRIs)日益成爲主流。根據全球可持續投資聯盟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 SRI 資産總額達到35.3萬億美元，幾乎所有主要資産所有者和資産管理公司都在推出可持續基金。
然而，盡管有著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快速的市場增長，但是 Hao Liang 認爲，人們對 SRIs 是否會對環境和社會産生積極的影響知之甚少，特別是人們越來越擔心這些可持續基金和其他 ESG 投資産品的“漂綠”行爲。
例如，兒童投資基金基金會(Children ‘s Investment fund Foundation)的對沖基金經理、億萬富翁 Christopher Hohn 就指責那些自稱是可持續投資者的資産管理公司“滿嘴漂綠”。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Chamath Palihapitiya 則認爲，ESG 運動已經被一些人用作“一種營銷策略和公司獲得免費資金的方式”。
出于對“漂綠”行爲可能破壞綠色金融的擔憂，美國、歐洲、日本和新加坡的監管機構正在考慮制定新的規則來約束。去年，歐盟委員會推出了《可持續金融分類方案》(“EU Taxonomy”)，這可視爲環境可持續的經濟活動的分類制度，通過向企業、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適當的定義來打擊“漂綠”行爲。它還在今年公布了《可持續金融披露條例》(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對資産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市場強制規定了 ESG 披露義務。
迄今爲止，這些所謂的“漂綠規則”已經影響了約2萬億美元的投資基金。“歐盟的努力體現出監管框架和措施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對世界其他地區來說是非常寶貴的經驗。此外，會計/審計公司和 ESG 評級機構等私營部門也在爲市場提供更准確的綠色信息投資産品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Hao Liang 表示。
細化管理框架
雖然 ESG 評級和衡量標准主要適用于上市公司，但評判人士強調，在反映利益相關者福利方面缺乏透明度和准確性。根據 Hao Liang 的觀察，在二氧化碳排放和人權等不同影響指標之間通常存在顯著的不可比性。
此外，評級也會受到偏見和不一致的影響。例如，大公司傾向于獲得更高的 ESG 評級，因爲它們有能力分配更多的資源來核對其可持續發展報告；或者可能有評級機構以一種特別的方式改變其評級方法的例子。然而，同一家公司在不同研究公司所得到的評級可能也是不同的，因此給予單一實體的多個 ESG 評級往往是不相關的。
Hao Liang 表示：“找到確定合格性的定義和衡量的最佳標准將是一個挑戰。所有這些挑戰都限制了定義和衡量綠色投資的可靠性。因此我們需要更透明、更一致的框架和方法來衡量 ESG 的影響，不僅是對公共股本，而是對所有類型的投資。”
如何負責任的投資，聽專家怎麽說
首先，希望投資于可持續和責任基金的散戶投資者，應該研究基金標的股票的各種 ESG 評級，不要依賴單一來源的評級。同時還應該警惕來自多個來源的 ESG 評級存在明顯差異的股票， Hao Liang 提醒說：“這表明評級機構對該企業 ESG 真實業績的看法不一致。”
投資者還應關注有關 ESG 的具體信息，如企業在使用可再生能源、員工福利和産品質量方面的表現。“大多數可持續基金既沒有提供卓越的財務回報，也沒有促進環境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只是聲稱他們是‘可持續的’，以吸引投資。”學術研究也傾向于支持這一觀點，即投資于可持續性並不一定會帶來更高的財務回報，因爲可持續發展的公司已經估值很高（投資于估值過高的股票往往會帶來更低的未來回報，這是一個常識），剔除“壞股票”往往會限制投資組合的優化。”
毫無疑問，“漂綠”行爲會影響投資者對企業的判斷。並且對公司有長期的負面影響，因爲對産品可持續性的虛假聲明可能導致投資者無法爲目標恰當地分配資金。因此，爲了在全球範圍內應對 ESG 挑戰産生的真正影響，從業人員們需要團結起來解決三重底線問題，而不是讓“漂綠”行爲和企業打著可持續性的幌子繼續存在。
關于應用金融理學碩士(MAF)
SMU 第一個研究生課程，設立于2002年
金融時報全球金融碩士課程(pre-experience)亞洲排名第四
因爲擁有強大的合作大學、嚴謹而巧妙的課程設置、豐富而廣泛的師資、行業和校友資源，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
應用金融理學碩士(MAF)是 SMU 于2002年推出的第一個研究生課程，分爲全日制（12個月）和兼讀制（18個月）兩種授課模式。在課程中，學生會接觸到會計、統計、股票、固定收益分析，企業融資、投資組合管理等一系列範圍廣闊的科目。課程涵蓋了特許注冊金融分析師(CFA)及特許另類投資分析師(CAIA)課程內容，學生畢業時，不僅獲得新加坡管理大學的理學碩士學位，也爲 CFA 和 CAIA 考試做好了准備，這是課程最大的優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