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新加坡出現首起由境外輸入的冠病確診病例。一晃兩年過去，截至昨天，累計病例已超過30萬起。
這場世紀疫情讓所有人的生活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些生命逝去了，一些家庭變得更團結，防疫進程也使社會變得更堅毅。
邁入與冠病搏鬥的第三年，疫情曲線還是起伏不定，前路依然難測。
《聯合早報》新書《戰疫勇士——新加坡之道》，尋訪前線的那些人、那些事，把抗疫的點點滴滴，以及各種經驗、回憶和感悟，留在紙墨中……
一家六口和女傭相繼感染冠狀病毒，其中包括已懷孕29周未接種冠病疫苗的孕婦，由于體內血氧水平驟降，母女“爭奪”氧氣，因此必須緊急剖腹生産。所幸最終母女平安，早産女兒也健康成長。染疫經驗對這一家人來說雖然，但也促進了全家的凝聚力，讓家人更加珍惜彼此。
當時懷有7個月身孕的林綠婷（39歲）說，全家人去年9月相繼感染冠病，最先出現症狀的是同住的家翁，後來丈夫洪子揚（39歲，學者）也開始咳嗽。兩人在自行檢測時發現確診，並在求醫後被送往社區康複設施。
她描述：“後來衛生部派人對全家進行檢測，結果女傭、6歲大的女兒，以及3歲的雙胞胎兒子都確診。雖然當時我的檢測結果是陰性，但由于老公被送往隔離，孩子都由我照顧，但他們都感到很擔心，老公因此要求讓染病的孩子交由他照顧。”
已接種疫苗的洪子揚在休養一周後便康複回家，豈料林綠婷在這時開始出現症狀，包括咳嗽，甚至還咳出血。她被送往竹腳婦幼醫院治療，後來又轉至新加坡中央醫院。送院後醫生發現她的狀態十分糟糕，血氧只剩下30%，必須使用呼吸器。
她說：“醫生問我是否能爲我接生，因爲我的血氧很低，我和寶寶在搶氧氣，當時我沒有其他想法，只是一直在祈求寶寶的安全。後來我在送院四天後就通過剖腹生産，之後留醫了兩周才康複出院。”
洪子揚說：“全家同時染病壓力是很沉重的，因爲大家被分散在不同地點康複，尤其後來懷孕的妻子確診並且情況危急，更加令我們擔心。所幸當時的醫療團隊非常專業，能解答我們的疑問，包括要使用何種藥物確保胎兒的器官發育正常。”
女兒洪雯棋早産，出生後初期須在新生兒加護病房接受觀察。當時林綠婷還無法下床或說話，洪子揚便通過視頻，讓她與女兒見面。由于擔心把病毒傳染給女兒，林綠婷康複後最初也只敢在病房外探望，直到身體情況改善後，才能進去抱一抱她。
林綠婷說，當時她有意接種疫苗，但在懷孕初期，醫生還不清楚有關疫苗對孕婦的影響，因此沒有接種。後來當局確定說，疫苗對孕婦是安全的。爲此，林綠婷借著自身的經曆，呼籲身邊孕婦前去接種，避免染疫後導致孩子早産。
她說：“女兒在11月中旬康複出院。她的檢查結果很好，，一切都很健康，我們都很高興。除了早産之外，冠病對她沒有任何影響。她長大後，我會告訴她在出生時的這一切經曆，希望她能更加珍惜生命。”
染疫經曆讓洪子揚一家更團結。他說：“這次經曆讓家庭凝聚力變得更強，因爲這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經曆，並共同戰勝。我們會珍惜彼此和健康，期盼孩子能健康成長。也希望疫情能盡快好轉，讓孩子們有個更愉快的童年。”
資深護理員毅然上前線
過去兩年，陳萊寶負責協調鷹閣醫院內所有與冠病相關的計劃，從追蹤確診病患接觸過的醫護人員，到安排醫護人員做拭子檢測和疫苗接種，她都是“帶隊先鋒”。
疫情暴發前，在鷹閣醫院擔任助理護理主任的陳萊寶（57歲）主要掌管護理行政工作，包括安排護士值勤班表，以及腫瘤科病房和日間手術護理中心的運作。
鷹閣醫院過去兩年所有與冠病相關的計劃，從追蹤確診病患接觸過的醫護人員，到安排醫護人員進行拭子檢測和疫苗接種，都由陳萊寶一手包辦。（梁麒麟攝）
2020年初，設在新加坡博覽中心的社區護理設施急需醫護人員幫忙，陳萊寶自然是不二人選。不過，每天要爲確診病患進行檢測，她的三個孩子（20多歲）深感擔憂。
陳萊寶說：“他們一直問我：你確定嗎？疫情才剛開始，有很多未知數，你爲什麽要去？”
入行32年，陳萊寶深知只要了解病毒傳播途徑，做足防疫措施，就沒什麽好怕的。“我也提醒孩子盡量減少與朋友接觸，萬一我有一天染疫，我不希望病毒傳染一發不可收拾。”
在病毒阻斷措施期間，陳萊寶加入流動檢測團隊，爲療養院的年長住戶和兒童之家的孩童進行檢測。“由于不准堂食，我們得打包午餐，頂著大太陽，坐在路邊吃。”
要說過去兩年最難忘的經曆，當屬病患接觸者的追蹤工作。陳萊寶憶述：“有一天我下班後在家跟孩子吃晚餐，突然接到消息，有一名到急診部求醫的病患確診，我得趕回醫院聯系所有接觸過這名病患的醫護人員。”
由于當時還是疫情初期，未強制戴口罩，“合力追蹤”也還沒推出，陳萊寶與她的四人小組只能透過閉路電視畫面，找出在急診部、電梯和醫院各角落與確診病患有過接觸的醫護人員，再一一撥電聯系，詢問他們與病患接觸時距離有多近。
那一夜，陳萊寶與小組成員撥了20通電話，淩晨2時才完成追蹤工作。
長時間在高壓環境下工作，也使一些護士精疲力盡。提及近年出現的“離職潮”，陳萊寶說，私人醫院的人手還可應付，但曾有外籍護士得知家鄉的親人染疫，或擔心家鄉的孩子無人照顧，而要求申請無薪假。
“與其完全失去這些護士，我們會盡量調動人手，允許他們回鄉幾個月，再重返工作崗位。”
出生于馬來西亞槟城的陳萊寶，有一年多沒回鄉探親了。“疫情暴發前，我每個月都會回去，因爲母親年紀大了。不過，看來今年的農曆新年也無法回鄉拜年了，還好母親已經學會視訊通話。”
細心排序反複驗證 研究員讓“奧”毒現形
爲本地第一起奧密克戎毒株進行排序工作，剛入行三個月的研究員爲確保數據准確，當天反複仔細檢查，直到淩晨4時才下班。
新加坡去年12月2日宣布首兩起奧密克戎毒株輸入型病例，國家傳染病中心轄下的公共衛生實驗室早已嚴陣以待，准備通過基因組排序確定變種毒株登陸。當時實驗室收到疑似病例的通知後，馬不停蹄地開展排序工作，而重任就交到研究員楊慶議（30歲）手上。
國家公共衛生實驗室高級首席研究員崔林（左）：過去兩年實驗室的病毒檢測和排序能力有很大提升。去年加入的研究員楊慶議（右）負責檢測我國第一起奧密克戎毒株，他認爲，這個經曆讓他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如何協助國家抗疫。（曾坤順攝）
楊慶議去年9月剛從新加坡國立大學獲得微生物學博士學位，並加入公共衛生實驗室擔任研究員。他在實驗室的主要工作，包括對冠病病毒和流感病毒的基因組進行排序和分析，以確定病患感染的是哪一種病毒。
他描述：“當時接到這個任務，就已感受到這份工作的重要性，因爲當局要確認變種毒株是否登陸了，並采取相應的公共衛生措施。由于這個毒株很新，我們得格外小心，拿到樣本後反複分析，花了八個小時確認無誤後，在淩晨4時左右提交結果。”
除了楊慶議，實驗室還有兩名研究員和多名技術人員協助進行基因組排序分析。
他解釋說：“收到樣本後，技術人員會先處理，把樣本導入機器，機器就會自動分析基因組排序。得到結果後我們就須分析，查看基因組的生物資料特征。”
研究員隨後會將變種毒株的排序與已知病毒進行比對，以確認其特征，這一過程需要長時間的專注力，不容許有任何閃失。
除了冠病病毒，楊慶議也負責流感病毒的分析，包括參與實驗室對本地流感病毒的定期監測。家庭診所、綜合診療所和醫院都會定期將上呼吸道感染的樣本送來實驗室化驗，以確定本地的流感情況。
雖然工作時間很長，但相較于博士生期間的獨立自主和慢工出細活，楊慶議認爲實驗室的工作更有意義。
他說：“加入公共衛生實驗室後，我能親身感受到在抗疫前線工作節奏較快，也能立即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如何爲新加坡做出貢獻，因此感到很有意義，再辛苦也值得。”
公衛實驗室提升戰力 敵未動我先動
冠病病毒兩年前在新加坡出現，但國家公共衛生實驗室在此之前就已開始積極備戰，並在病毒于本地傳播時肩負起檢測和排序重責。過去兩年實驗室也不斷提升檢測和排序能力，所需時間縮短三分之一，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疫情。
作爲我國防疫第一線，公共衛生實驗室的職責包括對任何造成公共衛生威脅的傳染病進行檢測和監督，並對突發傳染病進行調查。該實驗室也是一些傳染病的參考實驗室，爲其他實驗室提供指導，在面對新高風險病原體時負責研發檢測和偵查機制。
公共衛生實驗室高級首席研究員崔林（56歲）在冠病登陸新加坡兩周年之際接受《聯合早報》專訪，並闡述實驗室在疫情期間的變化。
她指出：“早在2019年12月底，我們已聽說中國武漢出現不明肺炎。公共衛生情報單位于是通過新聞搜索和世界衛生組織收集更多相關信息，跟著我們開始研究肺炎屬于什麽病原體。2020年初我們開始准備實驗室，所以在得知病毒是類似沙斯病毒時，我們已經做好准備。”
當拿到冠病病毒的排序，實驗室就開始設計新工作流程和檢測方式，支援本地醫療機構進行檢測，並通過全基因組排序追蹤病毒的變化。實驗室也進行大規模篩查來檢測感染群，以及通過血清檢測來追蹤不同群體的體內抗體水平。
面對不斷變化的疫情，實驗室也不斷進行調整。崔林說：“作爲一個團隊，我們的反應非常快，包括將工作時間改爲每周七天的輪班制，我們也把檢測所需的時間從原本的六至八小時減至兩到三小時，進行基因組排序的能力也提升三倍。”
另外，相較于之前的H1N1流感疫情，全基因組排序也得到顯著提升，之前研究員須有已知的排序才能進行檢測，如今的排序技術可直接一次性偵測出新型變種毒株，無須知道變種毒株的變化即可偵測，讓檢測工作更有效率。
實驗室目前的工作重點包括針對輸入型病例、社區大感染群的病例，以及已接種疫苗和追加劑但仍感染或二度感染的病例進行病毒排序，這些病例能爲病毒的傳播和病症嚴重性提供最好的信息。
德爾塔和奧密克戎毒株相繼出現，病毒變異似乎沒完沒了，崔林說：“身爲研究員，對變種毒株的變化和影響總是充滿好奇，雖然去探查新病原體是實驗室的日常工作，但每個新毒株的出現都會激發我們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