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成王敗寇？是痛定思痛？還是緬懷某段曆史的理由？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淪陷，由此開啓了新加坡曆史上一段黑暗篇章。三年半的日據時期教會新加坡人，自己的命運由自己主宰，自己的家園由自己守護。80年後的今天，這段歲月的回憶喚起的是什麽樣的情感？經曆過戰爭歲月的年長一輩，以及在和平年代出生的年輕一代，對新加坡淪陷的曆史又留下什麽樣的印象？本期實況報道，《聯合早報》通過兩個不同世代新加坡人的視角，以及不同背景的新加坡人銘記這段曆史的不同方式，探討新加坡80年前的淪陷留下的啓示。
每年2月15日，當公衆警報系統在曆史上新加坡淪陷的這一天拉響時，大學生何宣儀的第一反應是：“哦，這是演習。”
經曆過戰爭歲月、曾當過戰地記者的資深報人陳加昌在聽到警報時，也已經沒有什麽感覺：“它響它的，我忙我的。”
公衆對戰爭已無危機感
也許時間真的能沖淡一切。80年前戰爭時期的苦難、慘痛、心酸，如今也已成過眼雲煙。大概也因爲這個緣故，出生在不同年代的陳加昌（91歲）和何宣儀（24歲）不約而同指出，社會大衆對于戰爭已經沒有多大的危機感。
資深報人陳加昌（中）和大學生何宣儀（左）接受《聯合早報》邀請，就他們對新加坡淪陷時期的認識分享彼此的看法。何宣儀說，年輕一代較難切身感受老一輩在戰爭中失去家園和親人的感受；陳加昌也指出，不同世代的經曆不同，因此會有不同感受。對話由《聯合早報》高級記者藍雲舟（右）主持。（梁麒麟攝）
兩人日前應《聯合早報》的邀請，就他們對新加坡淪陷時期的認識進行一場跨代的對話。談到是否還須警惕戰爭時，目前就讀南洋理工大學傳媒系三年級的何宣儀說：“現在很難會有警惕感。畢竟我們生活在很和平的時代，所以比較不會警惕，也不會時刻去想，可能明年或後年會發生戰亂。”
對經曆過戰爭時期一聽到防空警報就要躲防空壕的陳加昌來說，今時今日的民防演習相比下更像是“在玩玩”。他說，比起韓國拉響警報時民衆都會到地下避難，新加坡“沒有危機感，太舒服”。
不過，危機感也不一定能制造出來的。“恐怖分子是危機嗎？不曉得，因爲隨時隨地都可能爆炸。還是要從容應對……不到發生毀滅性的事情，你不曉得危機在哪裏。”
1942年，日軍攻占新加坡時，陳加昌11歲，住在後港一帶的蘇馬巴椰園（Somapah Estate）。他的父親因爲害怕日軍滋事，還在門上畫了一面日本旗，並張挂對聯：“昨夕除西寇，今朝接東皇”。
據陳加昌憶述，也許是因爲他家附近有日本神宮的關系，日軍並不怎麽騷擾村裏的人。“反而是西門路那邊情況比較凶險，很多人被抓去殺掉。住那邊的人社會地位較高，受的是英文教育。”
日軍占領新加坡後，爲了鏟除異議分子展開“肅清”大檢證，估計共殺害5萬新加坡人。對于沒有親身經曆過這段黑暗歲月的何宣儀而言，很難體會年長一輩失去家園和親人的感受。
“年長一輩失去的可能是他們的家、他們的親人，而我們這一代，就我個人而言，從出生到現在不愁吃穿，所以很難想象他們當時的生活，也很難體會當時失去東西的感受。”
對于日本，何宣儀沒有太多負面的觀感。她認爲日軍犯下的殺戮已是上一代人的事，更何況“戰爭裏也很難說誰對誰錯”。
陳加昌也分享自己女兒的經曆。她雖然相信父親對于二戰時期的敘事，但也不知該如何以此理解她所看到日本人文明、友善的一面。
陳加昌說：“不同世代的經曆不同，也不能說是同意存在分歧（agree to disagree），它就只能這麽下去。”
新加坡淪陷80年後的今天，又該如何理解這段戰爭歲月？何宣儀說，這段歲月對新加坡後來取得獨立是一段重要的曆史，因爲它催化了新加坡人自己當家做主的意識，否則新加坡可能一直會是英國殖民地。
陳加昌說，他比同輩人幸運，父親主張讓他在昭南日本學院念書，並沒有因爲日語是“敵人的語言”而排斥。建國總理李光耀當時也在同一所學校學習。掌握了日語的基礎，在他日後的新聞工作生涯裏派上用場。
此外，陳加昌說，爲了配合當時比新加坡快一個半小時的東京時間而須更早起床，以及農場生活等方面的曆練，都鍛煉了他的獨立個性和韌性。
陳加昌說，戰爭一定有人死，但如果對比過去半個世紀世界各地的戰事，三年半的日據時期相當平靜，交接政權時也規規矩矩。“這麽說一定很多人不高興，說‘你是漢奸’什麽的，但從研究曆史的角度來看，這段時期很平穩、照規矩。”
陳加昌在日據時期，隨筆記錄了轟炸機飛過和防空警報響起的日期和時間，這些記錄如今成爲珍貴的曆史收藏。（梁麒麟攝） 
資深報人陳加昌多年來收集多份珍貴的新加坡日據時期曆史資料，包括轟炸機飛過和防空警報響起的時間記錄（中）、他通過友人搭線獲得的二戰照片（右）和當年報章的影印件。（梁麒麟攝）
日軍 “ 肅清” 大檢證 父親靠一張小字條撿回一條命
經曆過日據時期的陳加昌，險些因日軍展開的“肅清”大檢證而失去父親。以下是陳加昌憶述當年情景的摘錄：
“那時他們說什麽年紀的人要到哪裏去，什麽地方有檢證。我們小孩子很高興，有些到我們家避難的還把手電筒、電池、餅幹拿出來，我們以爲要去野餐，聽說是要到那裏幾天。到檢證那天，我們經過隔壁村的時候，有衛兵叫小孩子回去。我們就回家，很失望，因爲沒得去野餐。只有我父親去了。
這裏先說檢證前幾天，新加坡淪陷後，我父親有一天傍晚到藥材店找朋友聊天。這時有一名軍官敲藥材店的門。開了門後，這名將軍和我父親筆談，叫我父親去馬路邊。那裏停了一輛車，車裏有個中年的中國人，被火燒傷，滿身是血。軍官叫我父親載那個人去醫院，然後把那人帶回家，照顧他。當時因爲新加坡局勢很混亂，我父親覺得這麽做很危險，就向軍官要了一張證明。
日軍向一戶馬來人家借了他們家的院子作檢證地點，差不多能容納50人。大家早上去，11點多就回家了，只有我父親到了下午兩三點還在。
我父親三次被分到角頭去，角頭的都是要處死的。大家都一起蹲著，如果站起來，就得被木棍打。父親第一次過不了關，于是把袖子拉下來再去，但還是被打回角落。
父親是基督教徒，他于是開始祈禱，心裏想著家裏有我們兄弟姐妹10個人，最小的一歲不到。他祈禱著，手一摸衣袋，發現裏面有張紙。拉出來一看，是幾天前那名軍官寫的字條，叫他幫個忙，送傷者到醫院去。父親這次拿著那張字條再上前去，這次就過關了。不然他早就被抓去見閻羅王了。
其他住在楊厝港、日本墳場一帶的，一些年輕力壯、跟我父親做工的工人，他們都被抓去。你如果膚色是棕色、曬過太陽的，日軍會認爲你是打遊擊的。皮膚太白，他認爲你是書生，也會覺得你有問題。很多時候是看當下那個軍人本身的直覺。”
律師分享父輩挺身而出經曆 要下一代傳承捍衛國家精神
抗戰英雄之子積極跟年輕一代分享自己家族參與的抗戰史，希望讓年輕人從中了解捍衛國家的重要性，傳承全面防衛的意義。
曾任衛生部副常任秘書的詹姆士·蘇帕瑪尼安（JMJ Supramaniam）二戰前是一名醫學系學生，他在抗戰期間與其他同學擔任志願者，幫忙照料傷者及爲他們處理傷口。他在一次埋葬因空襲喪命的同學時，被日軍誤以爲是印度軍團成員而開槍，結果遭彈片傷及。
他當時被送到新加坡中央醫院接受治療，在傷愈後自告奮勇將醫療用品捆綁在身上，在日軍眼皮底下，私下運送醫療用品至板橋醫院，再轉交給樟宜監獄的戰俘。
戰後，詹姆士·蘇帕瑪尼安並沒有將經曆告知兒子保羅，直到在英國念書的保羅滿18歲時，父親才揭露往事，並表示希望兒子回新服役。
著名律師保羅·蘇帕瑪尼安深受父親啓發，在英國念書後回國服役，並積極參與戰備部隊的活動，希望能傳承父輩的奉獻精神。（李健玮攝）
保羅·蘇帕瑪尼安（65歲，律師）說：“當時我一直對父親的勳章和傷口感到好奇，他告訴我由來後，我感到無比自豪。除了父親受傷，伯父也在戰爭行醫時犧牲，對父輩來說，捍衛自己的國家和生活方式非常重要，也希望我們這一代人能繼續傳承。”
保羅受父親啓發，在退伍後即便有了自己的事業，仍積極參與戰備部隊的活動，以及加入新加坡印度人發展協會（SINDA）等社團。
他說：“全面防衛不只是武裝部隊，還包括經濟的堅韌性和社會凝聚力，如果社會出現裂縫，就什麽也捍衛不了了，這是我所堅信的。”
他表示，即便生活環境改善，但這種奉獻精神必須延續下去，下一代不能忘記捍衛國家的重要。除了到學校和軍官學校分享父親的經驗，保羅的兩個兒子也受到啓發，雖然在英國接受教育，但在18歲時都回國履行國民服役義務，將先輩保衛新加坡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童年曾穿女裝躲避日軍 第一代軍官籲年輕一代居安思危
生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受到種族暴亂、馬印沖突和新加坡獨立等重大事件洗禮，讓獨立後第一代正規軍官感歎只有自己才能保護自己。
二戰中新馬淪陷時黃寶財僅三歲，但他記得當時全家爲了躲避日軍騷擾和尋找匮乏的資源，從吉隆坡附近的森林搬入城市。不過入城後仍經常會被日軍命令進行數小時列隊和搜查，父親更因協助分發譴責日軍的傳單而锒铛入獄，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直到戰後才被釋放。
黃寶財生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1960年加入新加坡志願軍團，之後更見證新加坡武裝部隊的發展。他在退休後仍積極分享經曆，提醒年輕人保家衛國的重要性。（邝啓聰攝）
他回憶：“當時傳聞日軍會綁架男孩，家人讓我穿上女裝，而姐妹更是每天躲藏在天花板，只有吃飯時才能下來。這樣的經曆讓我從小就想要報效國家，嶽飛和精忠報國的故事更啓發我，不斷提醒我不能忘記當時的悲慘遭遇。”
黃寶財成年後來到新加坡工作，並在1960年加入新加坡志願軍團（Singapore Volunteer Corps，簡稱SVC）。雖然說戰爭已經結束，但經曆了1964年種族暴動和1965年的馬印對抗（Konfrontasi），讓他更深刻領悟到生存不僅需要技術，更需要自律。
作爲新加坡獨立後的第一代軍官，黃寶財見證和參與了國家防衛力量的建立，也讓他對全面防衛有更深層的感悟。
他說：“我們的社會擁有多元種族和宗教，多樣性是我們的優勢，我們缺乏自然資源但不缺謀略，因此新加坡人必須作爲一個整體思考，堅持我們的立場和保護我們的家庭。我認爲全面防衛的原則已在國人心中確立，這是每個人的使命，不能仰賴他人。”
深知自律對于國家防衛的重要性，他奉勸年輕人要居安思危，戰亂很有可能在自己無法控制下發生，因此應認真對待國民服役。
著書記錄本地人抗戰努力 玩遊戲搬演曆史
花了兩年半的時間研究及參考無數個曆史檔案，目的就是要把土生土長新加坡人在二戰時期的故事寫出來，讓現在的年輕人能更好地了解當時的情形。
沈怡韻希望自己所寫的書能激發年輕一代對我國二戰曆史産生更大的興趣。（白豔琳攝）
沈怡韻（54歲，作家）從小就聽母親和外公講述二戰時的經曆和見聞，一直都感歎新加坡人對本地曆史的興趣與認識不深，尤其對于日據時期的認識，大部分都來自學校的課本。因此，她在兩年多前決定寫一本書，記述當時一些本地人在我國日據時期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抗戰。
她受訪時說：“每當有人講起新加坡在二戰淪陷時，很多時候的敘述都環繞在英國和澳大利亞軍隊上，彷佛當時的本地人都是籠子裏的鳥，等著其他人來搭救。事實並不是這樣，當時有約1萬6800名公衆拿起武器加入抗戰，其中還有一名在新加坡定居的亞美尼亞生意人。”
爲了紀念我國淪陷80周年，沈怡韻寫了一本名爲《我們會記得：新加坡戰爭的故事》（We Shall Remember：The Story of Singapore At War）的書，以10歲至12歲讀者爲主要對象。書裏敘述了許多鮮爲人知在我國發生的二戰故事，例如一些戰俘如何在1944年于森路軍營中秘密舉行O水准考試，讓一些戰俘在戰後成功獲得證書。書中也有許多非常符合曆史描述的圖畫，由本地知名插畫家林願玲（49歲）設計繪畫。
她說：“新加坡淪陷在英國和澳洲都是很重要的日子，以往每年都能看到不少英國人和澳洲人在2月15日這一天，來到我國悼念在抗日時不幸身亡的親人，但許多本地人對這一天好像沒有太大的感覺。”
對于全面防衛日，沈怡韻認爲它反映了二戰時期我國在各方面的缺乏，如果當時在這些方面都具備更好的條件，新加坡就很有可能不必過上這麽苦的日子。
兵棋推演遊戲讓曆史更好玩
另外，一群熱愛曆史模型兵棋推演遊戲的發燒友在上周重演了“鴉片山戰役”，以紀念我國淪陷80周年的重要日子。興趣小組Fireteam Elias的成員之一蕭添銀（44歲，公務員）受訪時說，以這種方式紀念全面防衛日，不僅好玩，更重要的是能通過“指揮作戰”認識到當時抗戰的過程。
爲了紀念新加坡淪陷80周年，曆史模型兵棋推演興趣小組Fireteam Elias重演了“鴉片山戰役”。（卓祾祎攝）
由于受冠病疫情限制，目前每月的活動只能有約10人參與，但每次進行時都會有一些較新的成員加入。他說：“在每次活動前，我們都得進行一定的曆史研究，才能把遊戲玩好，從而能更好地介紹我國的曆史，提高人們對新加坡抗日時期的認識。”
過去每年風雨不改、在美芝路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公園舉行的公祭暨全面防衛日紀念活動，今年將如期進行。活動邁入第55年，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國防部全面防衛與聯系署（Nexus, 前稱中央國民教育司）聯合主辦。雖然過去兩年受疫情影響，活動規模大幅度縮小，但仍有不少遇難者家屬自發到場祭祀先人。
各領域人士談全面防衛
信息和它的完整性對社會至關重要。牢固的網絡安全能保護國家的情報、經濟和人民……我國朝智慧國轉型，但這也增加了遭受襲擊的可能性。我作爲分析總監的職責是讓亞太區的首席信息安全官和網絡安全團隊意識到自己的重要，那就是每家企業在抵禦網絡襲擊時也在保衛國家。根據Darktrace的觀察，更多新加坡關鍵基礎設施采用人工智能技術，自動實時阻截網絡襲擊，維護了國家的關鍵運作。
——網絡安保公司Darktrace亞太區分析總監陳姝廷
我們爲弱勢青年提供職業見習機會。全面防衛就是確保每個新加坡人都獲得機遇，不讓任何人落單，並與所有人，尤其是社區裏較不幸和弱勢的群體同心協力。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出現越來越多爲應對一些社會挑戰而由青年自發倡導的計劃。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正在響應解決社會挑戰的號召，Access也一樣，通過應對社會流動性問題，加強國家的社會防衛。
——非營利組織Access創辦人程家軒
具心理韌性的國家能克服充滿挑戰的形勢，越戰越勇。在應對冠病疫情帶來的變化和不確定性的當兒，建立和維持這樣的韌性至關重要。過去兩年，心理衛生領域注意到，憂郁、焦慮和壓力相關的障礙越來越普遍，也有更多人願意尋求專業協助和心理治療。我在工作上與患者密切合作，探討負面思緒和行爲，把它們轉化爲加強和培養韌性的想法。這個過程也爲心理防衛奠定基礎。
——Hirsch Therapy創辦人、心理治療師薩沙（Sasha Javadp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