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下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講席教授文一做客觀天下講壇，帶領讀者揭開歐洲近代工業化歷史的神秘面紗，「破解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之謎」。 本文為文一教授現場演講內容第一部分，另一部分將於近日獻上。】
中國崛起已經震撼了世界。而我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學研究，在美國接觸過很多從事經濟學與金融學研究的專家和學者，他們卻覺得中國崛起仍然是一個謎。
的確，按照目前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國在它特有的政治體制下不可能崛起。如果出現高增長，也是短暫的，一定會崩潰。因為中國不具備西方文明的政治基礎。
這樣的觀點一直存在，經常出現在媒體和學者的研究中。而我自己的研究發現，中國崛起之所以成為一個謎，是因為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論是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制度經濟學——沒能真正把工業化的機制解釋清楚。他們就連發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國工業革命也沒解釋清楚，目前仍然在爭論，因此無法解釋中國經濟也就不奇怪了。我們極其需要新的經濟學理論。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不能真正解釋清楚英國工業革命，則根本無法理解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蹟和未來發展。雖然每個國家的工業化都因具體國情不同而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性，但很多經濟發展規律應該是人類共通的，中國因此也不例外。我的書也是希望說傳達這樣一個觀點：中國在特有政治制度下實現的經濟騰飛不是人類工業化歷史的特例，它遵循了與英國工業革命同樣的歷史邏輯和政治經濟學規律。
中國崛起的方式與西方的「同」與「不同」
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崛起是人類經濟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歷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簡單。從人口來看，英國工業革命到現在已將近250年，但是目前只有10%-1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完全工業化的國家，享受現代工業文明；但還有85%以上的人口沒有真正實現工業化。而中國人口占了全球的20%，如果中國工業化能夠成功，這意味著額外20%的人口進入現代工業文明。
其次，從時間來看，若從建國開始算起，距今近六十多年；若從改革開放開始算起，至今三、四十年；中國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成為工業化大國，是非常了不起的，雖然具備後發優勢。
再者，從崛起方式來看，中國崛起的方式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完全不一樣。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是靠殖民掠奪和帝國主義戰爭崛起的，比如日本在二戰前就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否則不可能挑起世界大戰，但它當年的工業化也是靠侵略亞洲和霸占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的市場和自然資源來維繫的。而今天中國崛起，原材料是按市場價格買進來的，產品是根據國際貿易協定買出去的，其工業化的成本非常高昂。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還能實現工業化，這為人類其它落後國家的工業化開拓了新路。
另外，中國崛起帶給世界經濟的拉動力量相當於當年英國崛起的100倍，美國崛起的20倍。它已經，並將繼續給非洲、拉美、亞洲，甚至歐美發達地區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機會。
我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世界其他成功工業化的國家作比較時，比較側重從1978改革開放談起，雖然也會在適當地方強調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過高速發展，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中心，能夠生產全球一半的鋼鐵（相比大躍進時期中國需要動員舉國力量也只期望能夠達到1000萬噸的產能，今天的僅僅過剩產能就輕而易舉多出上億噸，這個成就很了不起），60%的水泥，25%以上的汽車，也是最大的專利申請國，目前每年申請數量超過美日總和。
而中國的自然資源相對貧乏，只有全球6%可耕地、9%水資源，卻養活世界20%人口。在這樣的資源壓力下，中國卻能提供全球三分之一的基本農產品和接近一半的基本工業產品。
比如用世界各國1970-2014年的工業生產總值來衡量，也可看出中國崛起非常厲害，逐漸超越全球前幾大工業國，包括美國（當然，我們的工業化還沒有完成，還需要向價值鏈高端部分挺近和衝刺）。而從1970-2014年全球專利申請總數來看，中國的崛起也非常了不得，超越一個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世界第一。
無論你找出其它什麼樣的指標，都能夠顯示中國奇蹟般的崛起。
對中國崛起的兩種流行觀點和背後理論支撐
最讓全世界吃驚和迷惑不解的是，中國的超常經濟增長是在特有政治制度下實現的。至今很多人（包括許多中國人自己）贊同多數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判斷，即認為這一增長奇蹟不可持續，除非採納西方式的政治體制變革。
在他們看來，中國是靠強政府利用對資源的行政壟斷力量，通過國企、政府大量的低效投資，靠犧牲環境、剝削底層民工勞動力而製造出的一個「振興假象」。所以這種增長模式可能短期有效，卻不能長期持續。因此是個泡沫（雖然很多人都說中國崛起是個泡沫，但是當我和發展中國家朋友聊天時，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有這樣偉大的泡沫【笑】）。
這個流行觀點在很多解釋中國過去增長的理論中，特別具有代表性。這個「振興假象」的提法是由我國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提出的，他資歷老，我也尊重他的言論，但我不同意他的這一觀點。
這樣一種流行觀點背後是一個潛在的十分流行的理論假說，認為西方當年的崛起是一系列政治制度變革帶來的結果，而中國沒有西方自工業革命前就實現了的政治制度變革，沒有一系列當年使得西方產生科學和技術革命的政治、文化、經濟、宗教和社會條件。因此，中國不過是一個對現代西方文明的蹩腳的、拙劣的、虛偽而不踏實的模仿者而已。
在這種流行理論觀點看來，中國只不過初步享受了改革開放以來初步市場化、私有化的紅利，然後就開始自滿得意，其實還差得很遠。（說實話，在我認真思考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認真閱讀英、美、德、日這些已開發國家工業化歷史之前，也持這樣的觀點。所以對這種觀點非常熟悉）。
第二種流行觀點是另外一個極端，它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影響力的增大而逐漸流行。該觀點認為，中國崛起不過是向歷史的自然回歸。
這個觀點認為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先進文明，至少領導世界文明近2千年（約從公元前200年左右至1800年），而且是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體系，只是到了英國工業革命時才開始落伍了。因此，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決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時間問題，一旦醒來又會震撼世界。就像拿破崙當年認為的那樣。
駁斥兩種流行觀點
這兩種觀點我都不同意。我認為他們都經不起推敲。先談第一種觀點。
如果中國制度那麼糟糕，為什麼中國經濟比全球所有東、西方國家，無論發達與否，如希臘、義大利、西班牙、菲律賓、巴基斯坦、南非、烏克蘭、俄羅斯、羅馬尼亞、巴西、阿根廷、利比亞等都增長更快？
若說上述這些國家有比中國更好的市場機制，更好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又有民主選舉制，那麼他們為什麼不增長？是哪裡出了問題？這些國家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哪裡？相反地，中國的制度被說得到處都是問題，但為什麼能增長這麼快？
第一種流行觀點下派生的一種說法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不過吸收了一些西方元素，搞點半吊子市場經濟，增長就上去了。剛引入一點私有化改革，增長率就能在幾十年內維持10%，若進一步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比如將我們的國企和土地全部私有化，增長率說不定就能到20%。
但是菲律賓作為美國殖民地擁抱市場機制比中國早，為什麼沒中國這樣的崛起？拉美國家建國的時間比中國長，搞市場經濟、私有產權保護的歷史比中國深入和悠久，怎麼就沒這樣崛起？俄羅斯、烏克蘭當年搞私有化經濟轉型比中國徹底多了，全部國企都私有化了，怎麼沒有中國這樣的崛起？
看起來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第一種流行觀點下還有一種派生的說發是，中國崛起不過是在開放條件下利用了自己極其落後與貧困帶來的後發優勢，利用市場化改革與西方已開發國家一接軌就開始迅速增長了。就像水流高度落差越大，流速越快一樣。
但是問題是，非洲、中亞、南亞那些貧窮國家為什麼沒發展起來？全球具備後發優勢的國家多的是，為什麼偏偏就中國能把後發優勢發揮出來，保持幾十年高速經濟增長，從一個貧窮積弱的農業國迅速轉變成為一個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中心？這一點，資源富饒的非洲沒有做到，按西方標準其政治和金融制度更加「優越」的拉丁美洲沒有做到，工業、科研、教育基礎遠比中國雄厚的東歐和俄羅斯在引進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後也沒有做到。為什麼？為什麼？
所以，要好好反思這些流行觀點和它們背後的流行理論，他們都經不起推敲。它們要麼是歪曲現實，就是掛一漏萬。
工業化的規律和經濟發展的機制不是西方流行經濟學所說的那樣，只靠盲目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監管化」就能夠解決發展和工業化問題。這也是我花好幾年時間放棄好多手裡研究，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原因。
另外，第二種流行觀點將中國崛起簡單地歸因於中國的古代文明，認為中國古代文明很優越，早晚會醒來，重新崛起，也是經不起推敲。如果燦爛古代文明和優秀文化傳統是中國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那清朝中國為什麼落後？洋務運動開始後試了50年都沒有崛起，辛亥革命以後又試了40年也沒有崛起，為什麼？為什麼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臘和鄂圖曼帝國重現昔日輝煌？我怎麼從美國十九世紀的奴隸制度和二十世紀的牛仔和漢堡快餐文明中看不到一絲一毫的古希臘文明傳統？
破除新制度經濟學的神話和西方文明中心論
因此，現成的西方理論無法很好地解釋中國，也並沒有真正解釋西方當年是如何崛起的。為了真正透徹地理解中國奇蹟，我們必須重新解讀西方工業化歷史，徹底反省現有流行的經濟、政治、社會學等方面的理論，破除新制度經濟的神話和西方優越論與中心論。
歷史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勝者為了解釋自己的勝利，會重新改寫歷史。歐洲人通過幾百年的戰爭和殖民崛起以後，就做了大量這樣的工作。因此，你真正要讀的不是西方教科書上寫的歷史，而是史學家揭示的歷史。
西方近代史被西方意識形態、教育體系和媒體籠罩了一層面紗。只有把這個面紗掀去，你才能看到真實的歐洲崛起，也才能夠理解中國的崛起。西方將自己的工業化歷史一層層渲染，我們的學者卻跟著他們保持一個說法。其實，真正的西方工業化歷史已被西方和我國自己的教科書與高等教育體系遺忘。
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爾特（Sven Beckert）就針對流行的教科書里關於西方制度優越論精闢地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著名經濟史學家默克爾（Mokyr）也同樣指出，在工業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當時]的英國並沒有1830年之後（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制，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在美國19世紀工業化過程和經濟崛起中，黑人也經常被白人處以私刑，窮人經常被富人處以私刑，只因法律體制根本不健全。那些西方國家正是在這樣糟糕的制度情況下一個個崛起的。這時我們就要問，這麼不好的體制下他們為什麼能崛起？人權宣言、大憲章的精神在哪裡？其實要理解真正的事實，不要盡信書本上說的，還得看他們實際上做的。否則根本無法理解和解釋中國崛起。
我覺得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就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可以在一星期內寫成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那麼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
張五常先生向吳敬璉、茅于軾、張維迎、林毅夫等所有中國經濟學家和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在我看來，只有把中國做對的地方找出來，才能解釋中國，才能返回去解釋英國的工業革命，才能為至今尚未發展的落後國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和發展對策。
我想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崛起和整個西方工業化近代史。
中國崛起的根本原因，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中國終於在洋務運動一百多年後引爆了一場工業革命，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決」。清朝自洋務運動開始50年沒找到這個秘訣，結果來了場流血革命；辛亥革命以後40年間仍沒找到，又來了一場共產主義革命；建國後改革開放前30年也在摸索，還是沒真正找到這個秘訣（雖然取得了很多實質性進步），因此1978年又來一場轉變發展方式的重大改革。然後在這個過程中終於靠「摸著石頭過河」但是穩住陣腳的實踐精神找到了這個一直尋找的「秘訣」，引爆了一場久違的震撼世界的中國工業革命。然而我們卻一直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一發不可收拾和逆轉的工業革命。
回頭看中國工業化的軌跡，中國用非常短的時間複製了英、美、日的工業革命歷程，中國還將繼續完成自己的工業化，而且很快會進入世界前沿，在人類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開始引領全球。
我將中國的迅速工業化過程定義為一場「工業革命」。那麼，什麼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秘訣是什麼？對這個關鍵問題，我寫了一本書來回答。
簡單說來，人類自英國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工業化歷史可以大致分成兩次性質不同、但互為因果的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基本特徵是用簡單（甚至人工製作）的機器，以勞動密集型的工廠體制來規模化生產各種輕工消費品，尤其是紡織品。也即「用機器生產最終消費品」的「輕工業革命」。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基本特徵是用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來規模化生產幾乎所有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和中間產品，包括鋼鐵、機器、機械設備、化工產品和各種基礎設施，也即「用機器（化工）生產機器（化工）」的「重-化工業革命」。
無論是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還是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都需要國家和產業政策的積極介入，作為催化劑。光靠市場和私有產權是遠遠不夠的。這是為什麼雖然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至今已將近250年，全球仍然還有85%的人口沒有能夠實現工業化，而且還在繼續探索（比如埃及至少從1820年就開始探索卻至今沒有找到引爆工業革命的秘訣，發展的困境使它在2012年還又為此引發了一場「茉莉花」革命，如今還是無法走上工業化坦途）。
這兩次工業革命的銜接點，是以滿足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後而產生的對原材料、物流、通訊的巨大需求所導致的能源-動力-基礎設施的瓶頸結構而進行克服的基礎設施建設高潮（即煤炭-蒸汽機-鐵路「三位一體」的巨型國家投資階段）。這個銜接點的突破會引爆一場重化工業革命（即對重型機械、能源和化工產品的規模化大生產）。
而人類目前正在開啟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其基本特徵是把所有消費產品和工業產品的生產、服務、甚至研發過程「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即用機器代替人腦的「人工智慧革命」階段。
任何想要進入或開啟更為高級階段工業革命的國家，都必須以完成前面的低級階段的工業革命為市場基礎。跨躍式的發展必然夭折。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工業化進程之所以順利，就是因為改變了建國以後採納的完全依靠中央計劃的跨越式發展戰略，引進了更加靈活的實驗性的小步快跑發展戰略。這後一種戰略表現為國家主導下依靠地方政府和市場兩個元素讓基層和民間率先自己探索，然後中央和各級政府加以大力扶持的發展策略。
中國目前所處的位置，是在1990年代末完全複製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正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並在具備這兩場工業革命所創造的大市場基礎上，開啟或引爆第三次工業革命（目前的超級計算突破、量子通訊、微信和電商普及就是一個特徵）。任何落後國家在當代條件下複製先進國家當年的工業革命，也應該被稱為是自身歷史上的工業革命，因為這是這些國家成為下一場新的工業革命的領跑者的序曲、前奏和前提條件。
因此要回答中國引爆工業革命（或一系列工業革命）的秘訣是什麼，我們需要首先把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本身發生的機制搞清楚。
然而遺憾的是，西方經濟學家們目前並沒有給出滿意的答案。因此著名經濟史學家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在2012年才無可奈何地哀嘆：「解釋工業革命仍是經濟史上的終極大獎。它到目前已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學者窮其一生，但總是無果而終。」
正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頭二十年中已經成功迅速複製了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並成功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而且即將完成這場革命，並正在著手引爆人類第三次工業革命，這就難怪西方經濟學家無法解釋和理解中國崛起。而中國自1949年以後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不是當時採納的跨越式經濟發展戰略）正是這一系列工業革命得以迅速引爆-完成-開啟的保障（即實施國家發展戰略的「國家能力」）。
因此，一旦真正理解了所有「工業革命」發生和完成的機制和其背後所需要的國家能力，肯定就能解釋和理解中國在特有政治制度下的經濟奇蹟和爆髮式增長。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們和它們的理論恰恰沒有理解「工業革命」本身和它所需要的國家能力。
新制度經濟學無法解釋工業革命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英國工業革命的產生是因為有了君主立憲制。你若認真研讀歷史，便會發現這完全是一個錯覺。這個理論認為君主立憲更好地保護了私有產權和市場機制。現在這套新制度經濟學再中國也非常流行，但卻是錯誤的。英國當年的法律和產權保護力度其實是很差的，在英國光榮革命前後根本沒有明顯的變化。如果有任何變化的話，那就是英國政府在發動戰爭的能力、掠奪殖民地和全球販賣奴隸的能力、制定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能力、以及用皇家海軍為本國製造業開闢全球市場的能力等方面變得更加強大了。美國歷史上也是一樣，有了人權宣言以後對人權的保護一直很差，對奴役黑人和掠奪印第安人土地的能力在建國以後有增無減。因此宣言里說的和現實完全不一樣。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企圖從市場和私有產權的保護角度去理解工業革命，是理解不了的。因為工業社會的制度安排是工業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是為保護工業化的成果和解決工業化出現的困難而產生的，而不是工業化的前提。
這也是為什麼多數經濟史學家們完全不同意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家們的看法。其實所謂法律、市場交換和私有產權保護並非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獨特元素。早在工業革命前的漫長農業社會，世界上各個地區的人類社會在私有產權制度和保護富人的法律體制下已經度過了幾千年，卻並沒有都產生工業革命。但是因為排除制度因素以後，歷史學家們也不知道英國產生工業革命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所以最後好多人都把它歸結為英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即煤炭）。
這是因為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工業革命是一場新能源的革命，即人類從燒木柴變成燒煤炭。只有煤炭才能夠驅動蒸汽機，而蒸汽機車需要鐵路才能運行，因此以煤炭-鐵路-蒸汽機為特徵的工業革命需要大量煤炭（那時候還不知道有石油）。這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樣一來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古代煉鐵技術高度發達和產生四大發明的中國，因為中國缺煤，或者開採煤炭的成本十分高昂，所以沒有產生工業革命。
也就是說，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英國而不是在荷蘭或中國，是因為英國的煤炭儲藏量太豐富，且埋藏的地表淺，靠不太費力的挖煤就能找到新的能源。找到新的能源，就能推動一系列的技術創新，比如蒸汽機和鐵路。這是現在一些很著名的歷史學家的觀點，包括彭慕蘭和羅伯特·艾倫，他們也知道制度不能解釋英國工業革命。
但是，這個觀點太容易反駁了。
如果中國清朝因為缺煤而沒能夠產生工業革命，但中國的煤炭儲備和開採難度一直如此，一百多年也沒變化，為什麼現在就突然產生工業革命了？而且中國很多開採煤炭的企業是個體戶和小煤窯，用的是原始工具，他們也很賺錢。
其實，英國工業革命最早根本不是從新能源開始的，而是從紡織業開始。有大量歷史資料證明，英國工業革命最早的主導和旗艦產業是紡織業，而紡織機開始都是由人力、水力和風力推動的，然後才帶動了能源革命。而且後來成功複製英國工業革命的國家，比如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甚至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也是從紡織業的爆髮式增長起家的。
然而紡織業的原材料是棉花，但是英國、法國乃至整個歐洲都不產棉花。如果原材料或自然資源是產生工業革命的前提，英國和歐洲不應該首先產生工業革命。美國南部、印度、非洲盛產棉花，應該是他們首先產生工業革命才對，但是卻沒有。
所以，制度和原材料都不是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那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發生在缺少原材料的紡織業？這些都需要作出解釋。
以上這些就是我們要尋找工業革命的「秘訣」的原因。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來了。如果秘訣存在，而且英國人首先發現了它，為什麼中國過去不停地尋找卻一直沒找到？為什麼現在還有那麼多國家還沒找到？模仿英國工業革命就真的那麼難嗎？
事實上，非洲好多國家多次嘗試工業化都沒有成功。比如埃及嘗試工業化比中國還要早，次數比中國還要多，但一直沒有成功。中國從洋務運動開始，因國門被打開，才開始搞工業化；而埃及在19世紀初就嘗試工業化，比洋務運動早了將近半個世紀。當時，埃及被歐洲列強作為向歐洲尤其是英國提供棉花的原材料基地，被剝削和殖民，覺得自己要工業化才能擺脫落後挨打的被動局面。那是埃及第一次嘗試工業化，但是沒有成功。此後，又不斷嘗試。今天埃及還在嘗試，希望早日工業化，掀起了一場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仍然未能成功引爆自身的工業革命。真不容易呀。為什麼？
簡單回顧工業革命
歷史學家克拉克把人類歷史上的數據收集起來，做了一個圖。在大約1800年英國工業革命產生之前，人類不管是處於什麼王朝、信奉什麼宗教，因為是農業社會，靠天吃飯，人均生活水平一直很低——天氣好，糧食豐收，大家高興，養兒育女，人口增長；天氣不好，糧食歉收，然後到處逃荒要飯。人類在這樣的狀態下生活了幾千年。
到了1800年前後，人類迎來一次大分流，少數國家生活的水平突然急劇提高，不可逆地提高，剩下的國家還是原地波動，處於馬爾薩斯陷阱。
因此，如果我們把「工業革命」量化，簡單地定義為人均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也是一個測量標誌。但是這個測量無法幫助理解工業革命的機制，這是我前面提出自己對工業革命的結構性和歷史演化性定義的原因，因為用人均GDP很難衡量一個國家工業化的程度，而我更願意用生產方式和產業結構來刻畫工業革命。
簡單回顧一下我對工業革命的刻畫。自英國開啟工業革命以來，個別國家已完成兩次工業革命，現在正開啟第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很簡單，基本是用手工製造的機器代替肌肉來量化生產輕工產品，尤其是紡織品。當年歐洲黑死病傳染得很厲害，但只要有一個人死掉，民眾就會排很長的長龍，等著搶他的衣服，哪怕知道穿他的衣服自己會染病。因為，衣服在那時是一種非常昂貴的奢侈品。
到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衣服能夠被大量地量化生產，成了白菜價商品。之前一輩子穿一件，現在一天能換好幾件。這就是第一次工業化革命的特徵，即量化生產小商品。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量化生產所有生產資料和工具，即用機器生產機器、鋼鐵等產品。第二次工業革命後，整個人類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高，你看到的不管是終端產品還是中間產品還是物流基礎設施，都能被規模化和量化生產。
我們正在面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把所有生產過程自動化和智能化。當然，必須先完成前兩次工業革命，才有經濟實力和社會結構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
我簡單說下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現在看起來雖然簡單——用手工做的紡織機量化生產紡織品，但當年可是不容易。美國人為了「剽竊」英國人的紡織技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斷派遣間諜深入英國紡織廠去觀察、學習、記錄，才能把他們的機器複製過來。
英國從1760年開始到二十世紀初已經完成兩場工業革命，即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為了成功複製英國的工業革命，西歐和美國大概花了100多年，日本起步大概晚了半個世紀，也在二戰前夕基本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亞洲四小龍起步更晚，二戰以後才開始崛起，成為高收入經濟體所花的時間短得多。但是要說明，亞洲四小龍中個別國家或地區還沒有完全實現工業化，如台灣地區，雖然已經算得上是高收入經濟體，但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放棄了重工業產業政策，沒有完全工業化，因為不知道還有第二次工業革命需要完成。
為什麼只有少數國家獲得成功？
為什麼只有少數國家成功完成工業化？剛才我講了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是錯誤的，和歷史史實不符，與當代實踐也不符。當代實踐中把西方制度移植到發展中國家，也不起作用。
比如當年孫中山先生到美國求學後，也試著移植了美國制度到中國。但是不管是清王朝還是民國時期，都沒有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因為沒有能夠觸及引爆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廣大草根群眾，也就是農村勞動力。儘管政治制度不同，清朝和民國時期長期忽視農民草根大眾，只知道在大城市建現代工廠，誤以為有了一些大工廠，工業化就可以實現了。
晚清在大城市建了160多個現代工廠，沒有去農村發動農民致富。民國時期也只管在大城市搞工業化，孫中山去世之前意識到農民的重要性，但是來不及了。毛澤東則是是第一個認識到，中國的工業化必須首先把農民解放出來和動員起來，同時從農村開始。
國際上，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崛起、韓國二戰以後的崛起、新加坡的崛起都不是在西方式民主體制的推動下實現的。
而且在同樣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或街區，在同樣的政治、法律、和私有財產保護下，比如在美國所有城市都有同樣的私有產權和法律條款，但是卻同時存在貧民窟和富得流油的富人區，這難道是因為這些不同街區的制度不同的原因嗎？顯然不是。
義大利全國只有一部憲法，私有產權保護和法律制度到處都一樣，但南部義大利比北部義大利窮多了——同樣的制度，同樣的產權，同樣的法律，為什麼會是這樣？
所以說，新制度經濟學存在大量問題。這不是說制度與經濟發展一點都不相關。而是說制度是內生的，是工業化的副產品，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演化，是為保護工業化的成果而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