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而遠之的李光耀
1987年，李光耀來中國訪問。在他訪華的行程中，有一項是到北京恭王府參觀。當時恭王府歸文化部管轄，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奉命親自前去陪同參觀。
王蒙後來回憶，這次見面中，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和李光耀談話時，由于英語並不是很好，所以說著說著就會從英文變成中文。而他每次說中文，李光耀都會說：“English，please.”意思是“請講英語。”
王蒙一度以爲這位新加坡的華人總理不懂中文，但事實上，他後來才發現李光耀的中文很不錯。
曾在外交部擔任外事翻譯的章含之也回憶過一件關于李光耀的事情：
1976年5月12日，李光耀訪華見到了毛主席，按照一般的慣例，外國元首在和毛主席見面後，第二天《人民日報》都會在頭版頭條刊登會見的消息與照片。
但第二天李光耀看到《人民日報》後，他就向華國鋒總理提出了質疑：“爲什麽你們刊登這條消息和照片前，不征求一下我是否願意？”
華國鋒回答：這是我們的慣例。
但李光耀仍堅持在刊登消息和照片前應該先征得他的同意。
從這兩件事中，我們可以隱隱約約察覺到李光耀對中國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但他爲什麽會這樣呢？
李光耀：新加坡的繁榮建立在沼澤之上！
在李光耀執掌新加坡的數十年時間裏，“危機感”這三個字可以說是貫穿始終的。
從新加坡獨立之日開始，李光耀所面臨的最根本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保證新加坡的國家安全。如果連國家安全都無法保障，其它問題將失去討論的基礎。
新加坡的誕生就是危機的産物，當時馬來西亞的領袖東姑無法控制奉行“馬來人至上”的激進派，導致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矛盾日益惡化。
到1964年，馬來西亞發生了一次嚴重的種族沖突，共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傷。而沖突的雙方正是馬來人和華人。此事也是推動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分道揚镳的一個重要事件。
但分道揚镳並不意味著安全，反而可能意味著更大的危險：很多馬來人都堅信，新加坡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麻煩。另外一些馬來人則認爲，新加坡的獨立是一件無法忍受的事情，應該對他施以嚴厲的打擊，直到他屈服。
對于馬來西亞，李光耀長期懷有一種深深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不僅是利益上的不信任，還有智識上的不信任。李光耀認爲，那些激進的馬來人隨時可能失去理智，做出一些瘋狂的事情來。
李光耀後來回憶，如果當時東姑遭遇不測，讓激進派的領袖敦拉紮克上台，新加坡將可能遭遇滅頂之災。但好在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所以，爲了讓馬來西亞不敢輕易向新加坡發起攻擊，李光耀說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新加坡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以此得到安全上的保障。
李光耀深知，要想在“東南亞民族主義新興國家的冷酷世界裏求存”（李光耀語），沒有國際秩序的約束是不可能的。
孤軍奮戰的新加坡有可能在短期內不敗，但長遠來看它終有一敗。大國可以承受很多的失敗，但對于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家來說，任何一次失敗都可能是致命的。
當然，李光耀也需要整頓新加坡的軍事力量。
爲了應對可能到來的戰爭，李光耀把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吳慶瑞任命爲內政兼國防部部長。他們迅速組建了17個營的兵力和14個後備營，並組建了自己的海軍、空軍，從國外購買了大量先進的海陸空裝備。
李光耀在2010年8月的一次演講中說道：
“沒有強大的經濟，就沒有強大的國防。沒有強大的國防，新加坡就會受制于鄰國，或者變成一個附庸國家。”
在他的這句話裏，經濟是服務于國防的。
即使在李光耀執政末期，新加坡已經成了亞洲僅有的四個發達國家之一，但李光耀的這種危機感從未消退。
一次訪問完新西蘭後，李光耀對他的同僚們說：“我敢保證，100年後新西蘭依舊綠草如茵，但那時新加坡還存不存在，我不敢保證。”李光耀反複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就像是一座聳立在沼澤上的80層高樓”，它的繁榮是脆弱的，“醒醒吧，我們生活在一個成人的世界裏！”
新加坡具有很多地理上的優勢，身居馬六甲海峽讓它成了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國家，但它也因此失去了地理上的屏障。正如一個小孩子拿著一件珍寶走在鬧市，如果他沒有能力捍衛這件珍寶，那麽珍寶對他來說將是災禍。
而“在一個400萬人口的彈丸之地建立強大的經濟和國防體系，必須依賴強而有力的政府。”
李光耀堅持認爲，脆弱的新加坡沒有存在分歧的資格，如果新加坡政府在未來出現了一個反對派，那新加坡必定走向平庸。這是他晚年反複強調的話，也可以當做他對後輩們最後的囑托。
但是，在李光耀的晚年，很多新加坡的年輕人已經不再認同他的這個觀點。
他們認爲李光耀所說的“新加坡被幾億敵對的馬來人包圍”是一種恐嚇；他們也認爲，李光耀強調一個強而有力的、說一不二的政府，是爲了便于打擊與他意見不同的人。
對此，李光耀倒也坦然，他說：“我的任務已經完成，找到了繼任者，把接力棒交給下一代，我的任務到此爲止。對于以後要發生的事情，我早就認了。沒有什麽好難過的。”
新加坡爲何1990年才與中國建交？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身處在兩重複雜的環境之中：一是身處冷戰中的世界，一是“東南亞民族主義新興國家的冷酷世界”。
新加坡的條件不允許他們孤立于世界存在，正如前面提到的，新加坡不僅在經濟上嚴重依賴外界，在軍事和政治上同樣嚴重依賴。所以，新加坡無法和其他國家（比如緬甸）那樣誰也不靠近。
新加坡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李光耀一度寄希望于英國人留下，扮演一個“緩沖角色”，但英國在亞太的統治力已經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美國不斷擴大的力量，盡管美國人“慣于耀武揚威”，他也只能努力適應。
至于蘇聯，雖然新加坡和蘇聯在1968年就建交了，但此後雙方接觸一直很少。李光耀說：除了蘇聯漁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捕獲的魚，他們並沒有什麽是值得新加坡購買的。
李光耀與裏根
1977年，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新加坡對此表示了反對，蘇聯隨後聲稱：“有2500萬華人居住在海外，充當中國的代理人，在各個僑居國內組成‘第五縱隊’。”雙方關系惡化。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加入了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的行列，凍結了雙方的文化交流計劃，並禁止蘇聯的軍艦在新加坡停靠維修。
他們之間這種緊張的關系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才得以緩解。不過，此時的蘇聯已經是日薄西山，他們的總理雷日科夫竟然提出要向新加坡借貸5000萬元來購買新加坡的商品。曾經的蘇聯輝煌不再，竟淪落到向小小的新加坡借錢，李光耀讓手下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從上述幾件事中，我們不難看出新加坡和李光耀的站邊。
蘇聯人聲稱的“海外華人在僑居國充當中國代理人”，這是李光耀一直以來都想向外界澄清的問題。在新加坡幾百萬的人口中，華人占了74.2%，是絕對的主體民族。這曾一度引起過很多國家的戒備和猜疑，尤其是周邊的東南亞國家。
考慮到李光耀的危機感，和新加坡所處的這種雙重環境，我想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麽在王蒙和章含之的回憶中，李光耀總有一種對中國敬而遠之的態度。
他本人對外界把新加坡和中國聯系起來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才向華國鋒提出刊登他和毛主席合照前應該征得他的同意，甚至有意避免和王蒙講普通話。
李光耀曾坦率地向中國提出：我們有必要做東盟國家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事實確實也是如此，盡管新加坡和中國在70年代末就已經確立了較爲良好的關系，但雙方正式建交卻是在1990年。新加坡也是亞洲國家中最晚和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
當然，除了外界的因素，李光耀也認爲有必要在新加坡人中建立一種牢固的國家認同，這個認同當然是對新加坡的認同，而不是對其他國家的認同。
1965年新加坡剛剛獨立，李光耀就說了一段話：
“我不是中國人，就如肯尼迪總統不是個愛爾蘭人。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語，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
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這點；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爲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李光耀強調，當新加坡被趕出馬來西亞後，必須建立自己的國家認同，如果沒有這種認同，互相爭吵下去，“新加坡將不能生存下去”。
李光耀：我不對祖籍抱有任何浪漫的想法
李光耀是新加坡華人，他的祖籍是廣東梅州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包括他的妻子也是柯玉芝也是華人，祖籍爲福建泉州。
身爲一個華人國家的華人領導，李光耀深知老一輩華人對中國的感情。
對老一輩華人來說，在海外好好賺錢，然後寄回國幫助親人，似乎是他們的一種責任和義務。
李光耀認爲著名華僑陳嘉庚的經曆體現了這一點：他早年下南洋經商發了財，卻一直記挂著中國，他積極援助抗戰，多次向中國募捐資金，幫助中國蓋學校，辦教育，最後他回到了中國，病逝于北京。
很多老一輩的新加坡華人都有落葉歸根的想法，其中就包括李光耀的姨夫，他曾對李光耀說過自己多麽希望死後能歸葬中國。
但李光耀認爲這些是老一輩華人浪漫主義的想法，他說：“我對我的祖籍不抱任何浪漫的想法。”
李光耀在中國出了名後，他曾祖父的宅院變成了當地的一個旅遊景點，他的族人們曾給他寄去過一盤光碟，也希望他能爲祖宅做點貢獻，李光耀表達了感謝，但也表示了拒絕。
他說：“因爲我不是中國人，我是新加坡人，我是不會去那裏參觀的。”
李光耀的話說得很坦誠，這種坦誠或許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對比緬北那些號稱自己是“中國遠征軍後代”，大打感情牌，然後實行詐騙的人。
而在了解到李光耀的文化背景（英國留學）和前新加坡“國父”的身份，我們很難說李光耀在這個問題上是絕對錯誤的。
李光耀並不否認，隨著中國的發展，新加坡華人對中國的關注正在日益加大。但他也明確指出：
“回歸祖國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已經變得不一樣了。從種族上說，我們確實是華人。但我們能和中國人不分你我，完全相容嗎？僅僅因爲我們也說中文？”
李光耀與中國的關系
李光耀曾在中國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獲得過“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他也是唯一一位獲得該獎章的東南亞領導人。在他的獲獎詞中，中國給他的評價是：他曾“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
這個評價主要指的是1992年李光耀在江蘇主導建立了著名的蘇州工業園區。
據王蒙回憶，我們的領導人一直很重視李光耀提出的一些建議，比如他認爲應該用“和平發展”代替“和平崛起”的提法就被我們采納了。
改革開放獎章
李光耀不太爲國人所知的一點是，多年來他一直站在支持中國統一的立場上，並爲此做出了很多貢獻。比如，他曾在新加坡促成汪辜會談，並奉勸李登輝不要低估中國人民和領導人實現統一的意願；1985年，鄧小平曾委托李光耀轉達他對蔣經國的問候和讓他們見面會談的建議。
在李光耀晚年著作《李光耀觀天下》中，李光耀明確寫下了自己的幾個觀點：
1. 美國不會爲了台灣與中國交戰，“這對美國來說不值得，台灣即使現在不明白，以後也會明白的”。
2. “台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是時間問題，這是任何國家都無法阻擋的”，“台灣的國際命運在43年開羅會議上就被確定了。”
3. 台灣的民調數據“毫無意義”，台灣的未來不是根據這些想法來的。認爲投票通過了就統一，不通過就不統一，這種想法不切實際。
當然，有評論家指出，李光耀之所以持有這種立場，並不是因爲他對中國兩岸三地有特殊的感情，而是因爲他相信大國的分裂將會給其所在地區的穩定帶來威脅，進而威脅到新加坡的經濟和安全。但無論如何，李光耀的這種態度和立場我們是歡迎的。
到了晚年，李光耀在各國的演講中都更加頻繁地重申自己希望兩岸盡快統一的想法。李光耀和蔣經國的私交不錯，但與李登輝則互相指責。
在李光耀生前和身後，他的家人都謹遵李光耀的命令，沒有向所謂的“獨派人士”發出過一份訃文，包括2020年離世的李登輝。
前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曾問李光耀：“新加坡之外，你認爲誰是你這個年代裏最偉大的領導者？”
李光耀回答：“鄧小平。他是個魄力超凡的人。”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他的《論中國》一書中，曾用“惺惺相惜”這個詞來形容鄧小平和李光耀之間的關系。美國學者傅高義則記錄過兩人之間很有意思的一件小事：
李光耀在新加坡會見鄧小平時，事先按照鄧小平的習慣准備好了香煙和痰盂，並在會議室裏安裝了排煙通道。而鄧小平也知道李光耀對煙味過敏，全程一支煙也沒有抽。
李光耀逝世後，他的兒子李顯龍在悼詞中也提及了父親和鄧小平的深厚友誼。
李光耀國葬期間，官方對李光耀的評價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新關系的奠基人”。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李光耀觀天下》
《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
《李光耀：新加坡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