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高端制造、科研創新等方面弱于新加坡，但正視問題，積極應對，香港可以趕超
文 | 陳汐 劉建中 國華文
“新港之爭”系列文章分上下兩篇：6月5日刊發的《金融中心，香港輸給新加坡了嗎》是上篇，本文是下篇。上篇的主要結論是，在金融方面，中國香港（下稱香港）比新加坡存在明顯優勢，新加坡在十年內難以超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因爲金融業可以爲其他行業提供給養，所以香港應該繼續加強金融優勢。
“從業之利，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金融。金融行業的確很賺錢。但是，實力的較量，不能只看金融。
“新港”在金融之外的較量呢？
相比新加坡，香港面積更大，人口更多。香港陸地面積約1114平方公裏，新加坡陸地面積733平方公裏。2021年香港人口740萬，新加坡人口545萬。根據世界銀行統計，香港勞動力于2018年達到峰值401.5萬人，之後逐年下降，2021爲386.6萬人。新加坡勞動力于2019年達到峰值353.9萬人，2021年降爲344.2萬人。
從1990年開始，新加坡的GDP增速幾乎每年都高于香港。人均GDP方面，2004年以前“新港”互有勝負，2004年之後新加坡一直高于香港。2021年新加坡人均GDP 72766美元，失業率2.4%。香港人均GDP 49629美元（港元兌美元彙率取值爲7.8：1，下文相同），失業率4.0%。
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比香港高了約47%。
有觀點認爲，香港不僅已經輸給了新加坡，未來還會輸給深圳等城市。這是因爲香港經濟不平衡，存在明顯的軟肋。比如，香港的制造業非常弱小，理工教育逐年退步，科技創新能力不足，航運中心地位下滑等等。
這些觀點確實有相當道理，香港該如何應對？
高端制造，錯失先機
20世紀80年代後期，香港低端制造業由于成本壓力，開始向珠三角地區轉移。以金融服務爲代表的服務業開始快速發展。因爲制造業升級費時費力費錢，所以並未得到進一步發展。
在1980-1990年，除個別年份，制造業增加值在香港GDP中的比重都在20%以上。從1990年開始，香港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快速下降。這表明低附加值制造業轉移後，由于缺乏必要的引導和輔助，香港制造業未能實現升級。
2021年香港制造業雇員人數約7.9萬，占總就業人口的2.2%。相比之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高峰時期，制造業雇員曾接近100萬人，占比約30%。
制造業虛弱會導致經濟更容易受到周期性蕭條的傷害。亞洲金融危機讓當時的董建華明白了制造業仍是基礎。沒有制造業，經濟不穩定。而且其他行業的發展以及整體社會的發展都會受到限制。因此，香港特區政府在1998年的《施政報告》中強調香港要推行高科技行業。
可惜的是，1998年的努力並沒有扭轉制造業頹勢。此後制造業占比不斷下降。香港本土高端制造企業屈指可數。
在香港政府的規劃中，香港科技園和數碼港肩負著香港制造業升級的任務。但是香港科技園已經成立20年，僅僅培育出貨拉拉、思謀科技、商湯科技（0020.HK）等爲數不多的知名公司。數碼港中雖然有不少科技企業，但在接近20年的時間裏面，沒有培養出幾家知名公司。
反觀新加坡，制造業一直在不斷升級。
最近四十年，新加坡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幾乎一直在20%以上，而且其中大部分爲高端制造業。傳統制造業，比如紡織服裝目前産值不到20年前的1%，而電子、計算機行業的産值比20年前增長6倍以上，藥品、生物制品行業增長30倍以上。
1959年李光耀上台時，新加坡政局動蕩、社會秩序混亂、經濟結構單一畸形、制造業基礎異常薄弱。但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新加坡的制造業一步步升級，從手工工場到中低端制造，然後到高附加值産業，再到研發和設計中心。
1961年，新加坡政府劃定6480公頃的裕廊工業區，決心改變工業落後的面貌。到20世紀80年代，經過近20年的發展，新加坡打下一個比較堅實的工業基礎，並且通過出口貿易完成了資本積累。
1980年，全球油價暴跌。靠石油重工起家的新加坡，舊有模式難以爲繼。裕廊工業管理局重組經濟結構，加大資本投入和招商引資力度，促使制造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産業轉型。
政府促進工業發展的重點領域是計算機技術和電子技術。到80年代末，以增加值來衡量，計算機和相關電子産品已成爲新加坡最大的工業。電子、石化、精密制造等高附加值企業紮堆出現。
從90年代開始，新加坡政府大力鼓勵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半導體産業和生命科學産業是其中的兩個重點，新加坡開始向知識型産業邁進。
目前，新加坡的半導體産業在全球排名第六。根據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的統計數據，新加坡擁有300家半導體企業，其中包括40余家芯片設計企業。新加坡制造了全球大約70%的半導體引線焊接機、60%的微陣列、35%的熱循環儀和質譜儀，占據了20%的半導體設備。
2020年，全球10大收益最高的藥物中有4種在新加坡生産。新加坡已經擁有超過300家本土醫藥科技公司。
基于高端制造，新加坡正在打造世界研究中心，吸引世界級研發總部，吸引世界級人才，激發新加坡自身的創新能力。
高端制造業，不僅僅是賺錢的問題。它還會促進高等教育、激發科技創新、增強經濟與社會的穩定性。對于香港，高端制造業不可或缺。
香港理工教育被新加坡趕超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教育。李光耀把教育當作龍頭事業，他認爲新加坡自然資源匮乏，只有人力資源無窮無盡。建國初期，盡管國內經濟凋敝，李光耀仍然對教育事業大力投資。新加坡後續領導人繼承了這個傳統。新加坡常年的教育投入，爲新加坡轉型進入知識密集型發展階段奠定了基礎。
從總體看，香港的教育並不比新加坡弱。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據，2021年香港6-11歲人口就學比例100%，12-17歲人口就學比例98.5%。香港和新加坡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也非常相近。
但最近10多年，香港的理工類高等教育被新加坡趕超。如果從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S做的世界大學排名看，這個趨勢還不是特別明顯。2004年，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分別排名39和42；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分別排名18和50。2022年，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分別排名22和34；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分別排名11和12。
但是，一位香港知名大學的理工科教授對《財經》記者說：“香港和新加坡的高校一般不接受自己的畢業生進入學校當教授，而只接受比自己強一個檔次的院校畢業生。20年前，香港高校畢業生可以去新加坡的大學當教授；而現在，情況已經反過來。新加坡高校畢業生可以來香港高校當教授了。”
爲何10多年有如此大的變化？這位教授說：“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香港缺乏高端制造業。90年代，學生大學畢業後如果不做科研，可以爲香港企業服務，慢慢成爲管理者。而現在這些職位已經非常稀少。理工科大學畢業生薪資折合人民幣12500元/月，和商店銷售人員基本相同，而且未來薪酬提升空間也有限。最優秀的學生都去學習金融、法律、醫科。即使有些優秀學生選擇了理工科，也難以全心投入。”
理工科的高等知識有相當的難度，理解和掌握這些知識需要足夠的動力和決心。對于大部分人，收入是最直接的動力。沒有高端制造業高薪承接高校畢業生，直接導致畢業生質量降低；而畢業生質量降低，直接影響高校的學術水平。即使學校重金請來最好的教授，但缺乏氛圍和激勵，人才梯隊難以形成。可以說，強健的高端制造業是理工教育發展的強大基礎。
新加坡的情況與香港非常不同。新加坡國立大學一位電子系畢業生對《財經》記者說：“畢業後找一份折合人民幣3萬元/月的工作並不難。”
在教學中，新加坡非常注重理論與實際應用的緊密結合。此電子系畢業生對《財經》記者說：“大學四年，學校安排了兩次長達數月的實踐機會。第一次是在大二，我參與設計一個激勵老年人運動的裝置，真實感受到學以致用的快樂。第二次我參與了光伏系統測試與反饋。學校拿來當時最頂級的各種光伏設備，讓學生做測試，然後直接給頂級廠商反饋問題。”
香港高端制造業羸弱，影響了人才培養，特別是理工科人才的培養。
如果上不上大學收入相差無幾，很多年輕人會放棄高等教育。即使接受高等教育，也難以全身心投入。高端制造業可以爲理工畢業生提供體面的就業機會，從而提高了學習理工知識的吸引力。而人才與知識正是未來高端制造業競爭的核心。香港應該重視此問題，早日實現高端制造與人才培養的良性循環。
“無創科，無未來”
高端制造業和科技創新密不可分。高端制造爲科技創新提供平台和動力，而科技創新是高端制造的靈魂。
高端制造業有非常強的研發需求，也願意對研發投入資源，這使得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科研活動蓬勃發展。同時，研究成果也能更快實現成果轉化，産生效益，促進下一輪的科研活動。從研發投入上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新加坡在2017年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是2.2%，而香港僅有0.8%，新加坡是香港的近3倍。
香港的科技創新遠遠落後于新加坡。在2021年彭博創新指數(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排名中，新加坡排在第2位，香港位于第38位。
世界知識産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新加坡排名第8位，香港排名第14位。
2022年4月29日，目前已經成爲香港候任行政長官的李家超提出政策綱領，其中強調，“無創科，無未來”，香港要發展成創科中心。
2022年5月，香港行政會議通過特區政府架構重組方案，一大亮點就是將“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爲“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這一舉動體現新一屆特區政府以新經濟、新工業推動香港發展的管治思維。商界代表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可以制定長遠工業政策，以創科推動工業，重振“香港制造”名氣。
其實香港早已意識到高端制造業與科技創新不可缺失。香港特區政府于2015年11月組建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並喊出了香港“再工業化”的目標。“再工業化”瞄准的就是高端制造業。
《2017年施政報告》在各分項主題中，“創新與科技”占了最大篇幅。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刻不容緩，我將親自領導一個高層次、跨部門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要在創科路上急起直追，政府會循八大方面加強創科發展。”
此八大方面如下：
- 第一，增加研發資源；
- 第二，彙聚科技人才；
- 第三，提供創投資金；
- 第四，提供科研基建；
- 第五，檢視現行法例及法規，掃除窒礙創科發展而不合時宜的條文；
- 第六，開放政府數據；
- 第七，政府帶頭改變采購方法，研究加入創新及科技爲相關要求，不單以價低者得爲考慮，藉此鼓勵本地科技創新；
- 第八，是科普教育。
林鄭月娥在《2018年施政報告》又提出“加速再工業化”。但是幾年過去，香港的高端制造業與科技創新仍然沒有明顯起色。一方面有疫情等客觀因素的幹擾，另一方面是施政方針本身存在些許問題。
一位曾在香港高校從事科學創新的人員對《財經》記者說：“香港的政策支持往往針對産品的研發階段，而對市場推廣考慮不足。産品出來了，往往缺乏市場。哪怕性能比外國品牌更好，價格更低。但采購部門出于謹慎保守，還是會選擇國外品牌。”
香港該如何扶植高端制造與科技創新
扶植高端制造與科技創新，雖然困難，但不得不做。
香港現在面臨的環境和20年前大爲不同。那時大家在同一起跑線，只要給土地、給資金、給優惠政策，創造良好的環境，高端制造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自然生長。
可惜，當時給予高端制造的扶植不夠。那時香港的金融業、房地産業蓬勃發展，搶奪了高端制造發展的土地、資金、人才。這也是一種“資源的詛咒”：當有容易的錢可以賺，那些長期非常重要，但短期辛苦的行業就難以發展。
當時的科創基地數碼港總投資158億港元，基建在世界上都是領先的。但遺憾的是，數碼港並沒有引來大量先進的科技企業進駐，內部也沒有孵化出幾家知名科技企業。數碼港卻成爲了不少家庭的旅遊去處。
目前，在芯片、精密工程、生物醫藥、精細化工、科學儀器等方面，強敵林立。在當前的激烈競爭中，只是給土地、給資源是不夠的。當大家都是樹苗的時候，只需要給足養分，被照顧的樹苗就會在競爭中勝出。但現在別的樹已經遮天蔽日，只給養分小樹苗也難以成才。
目前，香港必須精細選擇賽道，依靠國家規劃和投資。據一位香港科創人員透露，中央將在香港大力發展航天産業，比如衛星應用行業。衛星行業技術要求高，産業鏈長，撬動效應明顯。此行業未來市場廣闊，並且中國在此行業的積累不弱。
高端制造繁榮之後，畢業生可以拿到高薪，人才湧現，創科火熱，産業進一步發展，良性循環。
雖然很多人批評香港的創新落後了，但香港只是相對落後。香港科研創新的基礎還在。而且香港有自己的優勢，比如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崇尚小團隊，自由靈活，但不如大團隊有力量。中國內地的大團隊，人多力大，但容易産生學術壟斷、學術僵化。香港則介于兩者中間，有自己獨特的優勢。
香港對吸引跨國公司重視不足
跨國公司開拓亞太市場時，常常在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地設立分支機構，比如地區總部或者地區辦事處。這些跨國公司會帶來資金、技術、人才，帶動當地就業，提高經濟活力。2019年跨國公司在港機構雇傭了28萬人，占香港勞動力的7%。
大型、知名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置地區總部，還有助提高香港的國際聲譽，繼而吸引更多海外投資和跨國企業。
但是2020年和2021年，有一些跨國公司將地區總部或辦事處搬離了香港。例如，美國服飾與鞋類巨頭威富集團（VF Corporation）。該企業是多個知名服飾品牌的母公司，已在香港開設辦事處長達25年，在此雇用約900名員工。
表1來自香港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共同進行的《2021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其顯示跨國公司在香港的地區總部和地區辦公室從2019年開始停滯不前，甚至略有下降。2021年比2019年，總部和辦事處分別下降了5.5%和0.3%。
悲觀者認爲以上情況表明香港國際化屬性消退，吸引力下降。這些言論言過其實。根據上述調查，僅3%的公司計劃把部分或全部在香港的業務遷離香港。
雖然只有3%，香港也應該重視這個問題。
目前，香港在這方面已經大幅落後于新加坡。根據表1，2021年香港擁有跨國公司地區總部1457家，地區辦事處2483家，兩者之和爲3940家。根據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下稱羅蘭貝格）的數據，2021年跨國公司在新加坡的此類分支機構約爲7000家。
從整體看，跨國公司更願意選擇新加坡，新加坡數量是香港的1.75倍。
《財經》統計顯示，在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前300的公司中，除去亞洲企業，有100家在亞太地區設立了區域總部。其中46家選擇了新加坡，29家選擇了香港。所以，大型跨國公司也傾向于把分支設立于新加坡，新加坡的數量是香港的1.6倍。
而且，在香港設置亞太總部的跨國公司具有鮮明的行業屬性。在香港的29家中，有18家是金融類公司，占比62%。這些公司看重的是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如果扣除金融類公司，這些大公司選擇新加坡的數量是香港的3.5倍。
香港爲何會大幅輸給新加坡？跨國公司看重什麽？
羅蘭貝格合夥人杜樂康（Laurent Doucet）對《財經》記者說：“吸引企業進入新加坡或香港的主要原因有四點：
第一、互聯互通，即貨物、資金、信息和人員的國際流動便利；
第二、商業促進，即安全穩定的商業環境；
第三、低進入壁壘和外國公司可預測的法律環境；
第四、簡單而低的企業稅率(香港16.5%，新加坡17%)。”
除了以上四點，還有一點關鍵因素：是否存在扶持地區總部發展的政策。
香港的總部經濟幾乎是自然形成的，但新加坡成爲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集聚地，不僅是市場自然發展的結果，同時更有政府大力推動的因素。在總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新加坡政府有針對性地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地區總部發展的優惠政策，主要包括特准國際貿易商計劃（AITS）、商業總部計劃（BHQ）、營業總部地位（OHS）、“跨國營業總部”獎勵、國際總部計劃（IHQ）和區域總部計劃（RHQ）等。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推動了新加坡總部經濟的發展。
這些計劃強化了新加坡的優勢。比如，看起來香港企業稅率爲16.5%比新加坡的17%更低。但新加坡推出的區域/國際總部計劃（RHQ/IHQ）規定，“將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 Quarter）或國際總部（International Head Quarter）設在新加坡的跨國公司，可適用較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區域總部爲15%，期限爲3－5年；國際總部爲10%或更低，期限爲5－20年。”
在2017-2021年的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並沒有單獨的章節討論如何加強香港亞太總部中心地位。
但香港應該向新加坡學習，出台針對性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入住，增強國際化屬性。
航運目標，香港要做“亞洲的倫敦”
2021年的貨船擱淺事件，讓我們認識到蘇伊士運河對世界經濟的重要作用。但馬六甲海峽貨物進出量，是蘇伊士運河的3倍，巴拿馬運河的5倍。每年約有10萬船只通過馬六甲海峽，它是當之無愧的世界貨物進出第一海峽。
整個馬六甲海峽長度超過1000公裏，新加坡占據了最咽喉的位置。此處的海峽寬度僅有37千米，新加坡扼守了整個馬六甲海峽，位置得天獨厚。
香港與新加坡都是自由港，也是世界公認的國際航運中心。兩地發達的港口和貿易構建了強大的航運産業生態系統，如船舶加油、船舶經紀、船舶融資、海事保險、以及海事法律和仲裁等。
港口貨物吞吐量是衡量港口能力的重要指標。根據表2，2021年新加坡達到5.99億噸，同比增長1.4%。而香港近3年港口貨物吞吐量一直呈下滑態勢，2021年爲2.14億噸，同比下跌14.1%。
從港口集裝箱吞吐量來看，新加坡港2021年的集裝箱吞吐量創曆史新高，達3750萬個標准箱（TEU），而香港的集裝箱吞吐量則持續4年下滑，2021年爲1780萬個標准箱（TEU）。
自2005年香港失去全球最繁忙集裝箱港口的寶座以來，其國際排名便持續下滑。根據法國知名海事咨詢機構Alphaliner的集裝箱港口排名，2021年上海排名第1，新加坡排名第2，香港跌至第10。
《領先海事城市（LMC）》報告，旨在評估海事城市的綜合吸引力和競爭力。它采用了五個指標：航運、海事金融與法律、海事技術、港口與物流。在2022年評估中，新加坡蟬聯第1，而香港排名第6。同時，根據全球280位受邀企業高管（絕大多數是船東和經理人）的預測，未來五年新加坡將仍然位居第1。
香港港口的競爭力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原因主要來自其自身發展的局限和外部沖擊，包括碼頭處理費過高、港口發展用地不足、人才不足、新科技進展緩慢、內地港口的正面競爭。
新加坡不僅地理位置得天獨厚，而且通過政策、技術革新把天然優勢和競爭能力發揮到極致。
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在促進其成爲國際航運中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海事及港務管理局（下稱“海事港務局”）作爲專責港口管理的機構，提供“一站式”服務。
數字化轉型方面，新加坡海事港務局已開展或正計劃多項數碼化舉措，方便船舶與港口之間在海上運輸鏈過程中數據互聯互通，提升港口效率。
除了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浪潮外，航運綠色脫碳轉型也成爲了各航運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新加坡作爲世界上最大的傳統燃油加注中心，對于航運替代能源的開發使用也走在前列。對于液化天然氣（LNG）燃料，2021年新加坡已經完成了總計5萬噸加注。
而香港港口目前並沒有提供液化天然氣加注服務，仍處于基礎設施建設階段。當隨著世界船隊逐漸轉向使用液化天然氣，這也可能會進一步削弱香港航運的競爭力。
相比香港的自由競爭模式，新加坡政府的積極幹預有利于整體規劃和要素聚集。近年來，新加坡海事港務局進行了減稅、鼓勵船舶注冊、數碼化建設、綠化海事運動、海事人才培養等計劃。這些措施使新加坡不僅在港口吞吐量上完勝香港，而且在船舶金融、交易、信息、仲裁等高端海事業方面超過香港。由于新加坡有更完善的産業鏈以及更優惠的稅收政策，部分航運公司和貨運代理離開香港前往新加坡。
目前，針對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的問題，香港政府也表現得更加積極，明確提出了多項舉措。例如，2020年政府已修訂稅務法例，爲船舶租賃和海上保險業務提供稅收優惠，並且正在積極研究稅制改革方案，以吸引船東公司、管理公司、和經紀公司。香港政府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發展智慧及綠色港口等新措施；探討在香港提供液化天然氣給遠洋船使用的具體方法，以吸引更多使用液化天然氣的遠洋船停泊香港進行補給。
相比新加坡，香港最獨特的優勢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支持香港發展高端航運服務業。這爲香港航運業發展帶來新機遇。香港應加強與大灣區港口合作，達成優勢互補，互惠互利。香港完全可以利用內地港口目前還難以企及的軟實力，在船舶管理及租賃、船舶融資、海事保險、海事法律及爭議解決等高端領域吸引更多的業務。
如今貨物流量不再是海運業發展的單一關鍵因素。比如，倫敦的貨物流量在世界港口排名在50名之外，但依靠高端海運服務，倫敦仍然保持了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香港也要努力成爲“亞洲的倫敦”。
提升居民幸福感
社會的發展、城市的發展，最後都要歸結于人的發展，而幸福感是其中的重點。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行動網絡公布的2021年度《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中，新加坡排名32，香港排名77。
香港的不幸福，主要來源于生活成本高。一位在新加坡從事電子行業的高級人才對《財經》記者說：“也有不少公司挖我去香港工作，但香港成本太高了。房子價格是新加坡兩倍多。子女教育也是個問題。”當被問到漲薪多少才願意去香港工作時，他說：“至少漲薪50%吧。”
生活幸福感有利于吸引人才。新加坡一半以上的高學曆工作者來自移民。香港應該借鑒此點。
在香港每年的《施政報告》中，“改善民生”都是僅次于“發展經濟”的重頭，但目前政策效果還不是非常明顯。
（作者爲《財經》産業研究中心研究員和實習生，編輯：劉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