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金融領域仍超越新加坡。一是香港在股票、債券市場中的優勢明顯;二是香港在外彙市場占優,且優勢未來將繼續;三是香港資産管理和財富管理市場規模大于新加坡;四是家族辦公室對于增強新加坡金融實力作用有限;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香港金融市場服務中國內地,發展空間巨大。
但在金融之外的其他重要方面,香港與新加坡亦有明顯差距。一是香港高端制造和科技創新弱于新加坡,並且理工類教育被新加坡趕超;二是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在下降,並明顯落後于新加坡;三是航運地位和競爭力不斷下滑,與新加坡差距拉大;四是民衆幸福感遠低于新加坡。香港既要發揮自身優勢抓住新機遇, 也需正視問題,積極應對。
以下觀點援引《財經》産業研究中心的觀點。
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超越新加坡
(一)香港在股票和債券市場中的優勢超過新加坡
股票市場方面,香港的股票市場規模遠大于新加坡。2021年底香港股市總市值爲42.4萬億港元,新加坡股市總市值8000億新元,折合4.6萬億港元,香港股票總市值是新加坡的9倍多。同時香港股票成交量遠超新加坡。2021年新加坡股市總成交量爲3288億新元,折合1.9萬億港元,而香港股市2021年總成交量爲41萬億港元,約爲新加坡市場的22倍。香港作爲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其影響力和市場容量不是新加坡可以比擬的。
股票市場的差異主要因爲服務對象的不同而導致的。新加坡主要面向東盟市場,而香港股票市場主要服務中國內地。東盟以中小經濟體爲主,優質公司較少,而中國內地的優質資産會優先選擇香港而不是新加坡上市。目前香港股票市場80%市值來自內地企業。
債券市場方面,債券的發行籌資額以及債券交易額,是兩個衡量債券市場影響力的重要指標。2021年香港交易所全年債券共籌集1.55萬億港元;而新加坡交易所2021年全年債券共籌集0.43萬億新元,折合2.49萬億港元,似乎新交所的債券市場已經勝過港交所。然而挂牌地區並非資金的真實募集地區,新交所的一些債券是在香港募集,然後去新加坡挂牌的。部分從業人員表示:“新加坡交易所看起來募集了約2.5萬億港元,但其實顯示的是挂牌量,真實募集資金要小很多。如果考慮真實募資額,香港市場會明顯勝過新加坡。而且,這些債券的真實交易也大多發生在香港。”
無論股票市場還是債券市場,服務對象決定了長期地位。香港服務于中國內地,這是新加坡無法撼動的優勢。
(二)香港在外彙市場占優,且優勢在未來將繼續
新加坡和香港分別是世界第三大和第四大外彙交易市場。在成交量方面,新加坡和香港相差無幾。但在未來的外彙市場上,香港會比新加坡更具優勢。首先,香港是全球第三大美元交易中心,新加坡排在其後。其次,香港的人民幣市場遠大于新加坡。香港是境外人民幣最大樞紐,而新加坡排名第三。2021年12月香港的人民幣存款余額超過9000億元人民幣,而新加坡爲1750億元人民幣。
東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很多中國內地企業通過香港去東盟投資。香港未來可以強化作爲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功能,擴大周圍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人民幣業務。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其優勢將更加顯著。
(三)香港資産管理和財富管理市場規模大于新加坡
資産管理和財富管理兩者密不可分,但也存在明顯區別。資産管理的出發點
是“資産的保值增值”。資産管理對募集的資産負責,而無須照顧某個投資者的特殊需求。而財富管理的出發點是“滿足客戶需求”,對客戶負責,不僅要考慮保值增值,還要照顧客戶在財富傳承、避稅等方面的需求。
對于資産管理和財富管理,規模都是最重要的指標,香港資産管理和財富管理的市場規模都高于新加坡。據調查,2020全年香港資産管理規模爲4.5萬億美元, 而新加坡同期資産管理規模爲4.65萬億新元,約合3.4萬億美元。香港比新加坡高32.4%。2020年香港的財富管理規模約爲1萬億美元,而新加坡是7900億美元。
(四)家族辦公室對于增強新加坡的金融實力作用有限
最近有些超級富裕家庭選擇了新加坡作爲財富管理地點,以家族辦公室爲代表的財富管理業務在新加坡發展迅猛。家族辦公室是專爲超級富有的家庭提供全方位財富管理和家族服務的機構,扮演金融市場買方的角色,類似于機構投資者。2021年新加坡家族辦公室數量增速超過100%,達到400多家,管理資産增長了100% 以上。而2020年新加坡本地約有200個家族辦公室,總規模約200億美元。可以推測,2021年新加坡通過家族辦公室吸引了約200多億美元資産流入。但200億美元對于體量數萬億的資産管理市場而言,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香港有衆多渠道吸引世界各地的資金,僅滬港通和深港通給香港帶來的資金淨流入就超過了新加坡的家族信托。2020年滬港通和深港通合計淨買入6700億港元,約合860億美元;2021年淨買入4500億港元,約合580億美元,遠超200億美元。
(五)香港金融市場服務中國內地,發展空間巨大
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潛力取決于服務對象。香港服務整個中國內地,是中國和世界的節點,發展空間巨大,這是新加坡所不具備的優勢。香港未來應繼續發揮優勢,彌補不足,穩固五大地位:一是亞洲最重要的資本市場地位、二是世界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三是一帶一路金融服務樞紐地位、四是亞洲首要的資産和財富管理中心地位、五是亞洲第一的綠色金融中心地位。
二、在金融之外的其他重要方面,香港與新加坡的差距顯現
(一)香港高端制造和科技創新落後于新加坡
香港高端制造錯失先機,落後于新加坡。在1980-1990年,除個別年份,制造業增加值在香港 GDP 中的比重都在20%以上。高峰時期,香港制造業雇員曾接近100萬人,占比約30%。20世紀80年代後期,香港低端制造業由于成本壓力,開始向珠三角地區轉移。低附加值制造業轉移後,香港制造業未能實現升級,而以金融服務爲代表的服務業開始快速發展。2021年香港制造業雇員人數約7.9萬,占總就業人口的2.2%。香港本土高端制造企業屈指可數,如香港科技園成立20年,僅僅培育出貨拉拉、思謀科技、商湯科技(0020.HK)等爲數不多的知名公司。
與香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加坡的制造業一直在不斷升級。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新加坡的制造業一步步升級,從手工工場到中低端制造,然後到高附加值産業,再到研發和設計中心。最近四十年,新加坡制造業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幾乎一直在20%以上,而且其中大部分爲高端制造業。傳統制造業,比如紡織服裝目前産值不到20年前的1%,而電子、計算機行業的産值比20年前增長6倍以上, 藥品、生物制品行業增長30倍以上。目前,新加坡的半導體産業在全球排名第六。新加坡制造了全球大約70%的半導體引線焊接機、60%的微陣列、35%的熱循環儀和質譜儀,占據了20%的半導體設備。2020年,全球10大收益最高的藥物中有4種在新加坡生産,新加坡已經擁有超過300家本土醫藥科技公司。
香港在科技創新方面也落後于新加坡。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新加坡在2017年的研發投入占 GDP 的2.2%,而香港僅有0.8%。在2021年彭博創新指數排名中,新加坡排在第2位,香港位于第38位。世界知識産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新加坡排名第8位,香港排名第14位。
港府早已意識到高端制造業與科技創新不可缺失,新一屆行政長官李家超的政策綱領也強調“無創科,無未來”,香港要發展成創科中心。但香港現在面臨的環境和20年前大爲不同,芯片、精密工程、生物醫藥、精細化工、科學儀器等方面強敵林立。在當前的激烈競爭中,只是給土地、給資源是不夠的。香港須精細選擇賽道,依靠國家規劃和投資。例如,中央將在香港大力發展衛星應用行業等航天産業。衛星行業技術要求高,産業鏈長,撬動效應明顯,可帶動提升香港高端制造業。此外,雖然香港科技創新落後了,但只是相對落後。香港科研創新的基礎還在,而且香港有自己的優勢,比如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崇尚小團隊,自由靈活,但不如大團隊有力量。中國內地的大團隊,人多力大,但容易産生學術壟斷、學術僵化。香港則介于兩者中間,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因此,正視問題, 積極應對,香港可以趕超。
(二)香港理工類教育被新加坡超越
最近10多年,香港的理工類高等教育被新加坡趕超。如果從 QS 世界大學排名看,這個趨勢並不明顯。2022年,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分別排名22和34;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分別排名11和12。但是,香港缺乏高端制造業的狀況已加劇其在理工教育方面的優勢下滑。對于大部分人,收入是最直接的動力。香港高端制造業羸弱,理工科人才畢業後收入不高,畢業生薪資折合人民幣12500 元/月,和商店銷售人員基本相同,而且未來薪酬提升空間也有限,影響了理工科人才的培養,形成惡性循環。
新加坡的情況則與香港非常不同。由于相關産業發達,新加坡理工類畢業生找工作的難度低于香港,薪資卻高于香港。由于有高端制造業支撐,在教學中, 新加坡大學也可以提供充足的産業實踐機會,實現理論與實際應用的緊密結合。
沒有高端制造業高薪承接理工畢業生,將直接導致畢業生質量降低;而畢業生質量降低,直接影響高校學術水平。即使學校重金聘請最好的教授,但缺乏氛圍和激勵,人才梯隊也難以形成。可以說,強健的高端制造業是理工教育發展的強大基礎,而人才與知識是未來高端制造業競爭的核心。香港需重視此問題,早日實現高端制造與人才培養的良性循環。
(三)香港對跨國公司吸引力落後于新加坡
跨國公司可以帶來資金、技術、人才,帶動當地就業,提高經濟活力。大型、知名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置地區總部,還有助提高香港的國際聲譽,繼而吸引更多海外投資和跨國企業。而香港在吸引跨國公司方面已落後于新加坡。2021年香港有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辦事處3940家,而新加坡有約7000家。在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前300的公司中,除去亞洲企業,有46家選擇新加坡設立亞洲區域總部,29家選擇香港,其中有18家是金融類公司,非金融類公司選擇新加坡的數量是香港的3.5倍。此外,近些年部分跨國公司還將地區總部或辦事處搬離了香港。
香港對跨國公司吸引力大幅弱于新加坡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扶持地區總部發展的政策。香港的總部經濟幾乎是自然形成的,而新加坡政府有針對性地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地區總部發展的優惠政策,主要包括特准國際貿易商計劃(AITS)、商業總部計劃(BHQ)、營業總部地位(OHS)、“跨國營業總部”獎勵、國際總部計劃(IHQ)和區域總部計劃(RHQ)等。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推動了新加坡總部經濟的發展。而港府在2017-2021年的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並沒有單獨的章節討論如何加強香港亞太總部中心地位。因此香港可以向新加坡學習,出台針對性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入住,增強國際化屬性。
(四)香港航運地位和競爭力不斷下滑,與新加坡差距拉大
香港港口的競爭力下降也已是不爭的事實。2021年新加坡貨物吞吐量達到5.99億噸,同比增長1.4%。而香港近3年港口貨物吞吐量一直呈下滑態勢,2021年爲2.14億噸,同比下跌14.1%,新加坡貨物吞吐量達到香港的2.8倍。在2022年《領先海事城市》報告評估中,新加坡蟬聯第1,而香港排名第6。香港港口競爭力下降的原因主要來自其自身發展的局限和外部沖擊,包括碼頭處理費過高、港口發展用地不足、人才不足、新科技進展緩慢、內地港口的正面競爭等等。
新加坡不僅地理位置占優,而且通過政策、技術革新把天然優勢和競爭能力發揮到極致。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在促進其成爲國際航運中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海事及港務管理局(下稱“海事港務局”)作爲專責港口管理的機構,提供“一站式”服務。數字化轉型方面,新加坡海事港務局已開展或正計劃多項數碼化舉措,方便船舶與港口之間在海上運輸鏈過程中數據互聯互通,提升港口效率。近年來,新加坡海事港務局進行了減稅、鼓勵船舶注冊、數碼化建設、綠化海事運動、海事人才培養等計劃。這些措施使新加坡不僅在港口吞吐量上完勝香港,而且在船舶金融、交易、信息、仲裁等高端海事業方面超過香港。由于新加坡有更完善産業鏈和更優惠稅收政策,部分航運公司和貨運代理離開香港前往新加坡。
新加坡作爲世界上最大的傳統燃油加注中心,對于航運替代能源的開發使用也走在前列。2021年新加坡已經完成了總計5萬噸 LNG 加注,而香港港口目前並沒有提供 LNG 加注服務,仍處于基礎設施建設階段。隨著世界船隊逐漸轉向 LNG,這可能會進一步削弱香港航運的競爭力。
目前,針對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的問題,香港政府也表現得更加積極, 明確提出了多項舉措。例如,2020年政府已修訂稅務法例,爲船舶租賃和海上保險業務提供稅收優惠,並且正在積極研究稅制改革方案,以吸引船東公司、管理公司和經紀公司。香港政府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發展智慧及綠色港口等新措施;探討在香港提供液化天然氣給遠洋船使用的具體方法,以吸引更多使用液化天然氣的遠洋船停泊香港進行補給。
相比新加坡,香港最獨特的優勢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支持香港發展高端航運服務業, 這爲香港航運業發展帶來新機遇。一方面,香港可加強與大灣區港口合作,達成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另一方面,如今貨物流量不再是海運業發展的單一關鍵因素。比如,倫敦的貨物流量在世界港口排名50名之外,但依靠高端海運服務,仍然保持了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香港也可以努力成爲“亞洲的倫敦”。
(五)香港在居民幸福感方面遠低于新加坡
城市的發展最後要歸結于人的發展,生活幸福感提升有利于吸引人才,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行動網絡公布的2021年度《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中,新加坡排名32,香港排名77。
香港的不幸福,主要來源于生活成本太高。而在香港每年的《施政報告》中, “改善民生”都是僅次于“發展經濟”的重頭,但目前政策效果不明顯。生活幸福有利于吸引人才,新加坡一半以上的高學曆工作者來自移民。香港可借鑒新加坡的做法,降低生活成本,提升幸福感以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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