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開始，新加坡麥裏芝水庫上空出現了無人機，這在對無人機空域管制嚴格的新加坡並不常見。
蓄水庫對淡水資源貧乏的新加坡十分重要，包括麥裏芝在內的十七個水庫附近往往雨林密布，秀麗景色讓他們成爲新加坡人休閑常去的地方。監測水質、水庫藻類生長程度、防止非法垂釣等等都需要工作人員定期巡邏。按照新加坡供水局的估算，包括麥裏芝水庫在內的六個水庫一年需要7200個工時來完成這些任務。從去年開始，政府在六個水庫分別設置了一台裝備著相機和遙感系統，工作人員無需再巡邏各處，只需要在無人機發現特定地點需要處理或進一步調查時前往即可，且一個駕駛員可以同時操作多台無人機，一年可節省5000個工時。
同樣和水資源相關，負責新加坡水電供應的SP Group計劃從今年初開始爲多個地區的商業和民用建築試行推廣智能水表。目前，新加坡一共有160萬個水表，每兩個月就需要人工上門抄表計費，智能水表將使用戶能在客戶端實時了解消耗量，並及時發現漏水事故。按照計劃，到2023年將會有30萬個智能水表投入使用，最終目標是更換全島所有水表。
走向智能化的不止是水電這樣的基礎設施。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系統下轄的部分圖書館現在有了一個安裝著感應器和視頻投影的特殊房間供小朋友聽故事。當故事中提到老虎時，講故事的老師會做出一個手勢，感應器偵測到之後就會在牆上投射出一只老虎並發出咆哮聲，讓小朋友能夠有沉浸式的全息體驗。除了體感設備，圖書館也已經開始利用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數字和自動化技術來提升效率和優化閱讀和學習的體驗，例如在圖書館後台，人工智能信息系統會分析每位會員的地理位置，不僅用于判斷讀者需要多久才能到達最近的圖書館，還會爲未來新的圖書館選址提供決策參考。
在新加坡各個角落發生的這一切，都是該國正在推行的“智慧國”戰略的一部分。2021年10月，新加坡憑借醫療、就業、教育和防疫等領域的優異表現，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與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聯合發布的“智能城市指數”調查中再度蟬聯智能城市榜首，領先于緊隨其後的瑞士蘇黎世和挪威奧斯陸。
智慧國：爲政府治理賦能
根據新加坡政府智慧國資訊與行政辦公室的文件《智慧國：前路》，新加坡對智慧國的定義是“通過技術爲國民無縫賦能，讓人民提供令人激動的機會，讓他們擁有更充實、更有意義的生活；提高商業的生産力並抓住數字經濟中的新機會；在國家層面，和國際社會的夥伴一道爲商業和人民提供跨越國境的數字解決方案並惠及大衆。”
新加坡對于數字技術帶來的發展機會關注已久。數字革命對各國都是機會，但對自然資源匮乏、國境狹小的新加坡來說，這一機會的意義不亞于過去幾十年以來的全球化浪潮。
2006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提出爲期十年的“智慧國2015計劃”，以“連接（connect）”、收集（collect）和理解（comprehend）概括智慧國的理念，目標是建立一個安全、高速、經濟且具有擴展性的全國通訊基礎設施（連接）、通過遍布全國的傳感器網絡獲取更理想的實時數據並對重要的數據進行匿名化保護、管理以及適當進行分享（收集），最終通過收集來的數據進行分析，以更好地預測民衆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務（理解）；按計劃，新加坡政府將投資40億新幣（約200億人民幣）充分利用通訊與信息技術提高新加坡的經濟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將新加坡打造爲“一個智慧、全球化的城市。
最終，“智慧國2015”計劃在2014年提前達成目標，政府繼而宣布成立智慧國辦公室推動升級版“智慧國2025計劃”，成爲全球首個政府統籌的智慧國家發展藍圖。
按照政府最新的規劃，整個戰略包括三大支柱、六個領域，以及一批國家戰略項目。
三大支柱爲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和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旨在確保國民有渠道和能力獲得政府的在線服務，這包括進行數字教育，並在大企業的支持下爲低收入家庭購買電腦提供補貼等。數字政府通過一個全國範圍內的數字身份項目即 SingPass和CorpPass，爲民衆與企業接入政府在線服務建立平台，納稅、健康信息、養老金賬戶灌流、牌照申請等都可以在平台上進行。數字經濟是轉型現有的經濟産業，促進發展新的基于數字科技的新産業體系，發展如網絡安全這類的下一代數字産業作爲新的經濟增長引擎。
三大支柱之下是具體的六個領域：讓健康保障體系的重點從“保障”前移到“健康”，讓民衆擁有更強的能力掌控自己的健康狀況；利用技術促進學習的自我驅動和合作，通過更先進的教育基礎設施提高學習效率，並通過自動化幫助教育者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最重要的領域；將未來的交通規劃和運營建立在數據分析、智能系統、自動駕駛車輛的基礎上，優化道路和交通體系，實現更舒適、更清潔的公共和私人交通；通過傳感器和智能系統提高市政服務質量，節約能源和資源，讓家居生活更加安全、舒適和可持續；發展金融科技提升用戶體驗，讓貿易融資變得更有效率，在加強監管的同時降低合規成本，進一步鞏固新加坡作爲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六大領域的基礎上，政府還推動了一批國家級戰略項目從基礎設施層面爲發展智慧國打造發展條件，包括面向個人和企業的電子支付、滲透進入生活方方面面的智能傳感平台、國家數字身份證等項目。
“我不太清楚智慧國到底是什麽，但現在和政府打交道的事情都可以在網上辦了，如果這是智慧國的意思，那我覺得政府做得很好，”一位從馬來西亞移民到新加坡二十多年的陳先生對《中國東盟報道》記者表示。
在提升本國的數字服務和治理並抓住經濟發展機會外，在新加坡的國家-城市模式下，智慧國的戰略意義顯然還不局限于國境之內。
“我們希望現在做的事不僅是幫助新加坡，更能幫到整個東南亞，現在我們正在致力于‘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這就像新時代的自由貿易協定，它既會覆蓋如數據安全、數字標准這樣的傳統信息産業，也會包括人工智能、網絡安全等新興技術領域，”李顯龍在2019年智慧國峰會上表示。
政府參與的度
在整個智慧國戰略設計和執行中，政府顯然是主要推動者，但設計者希望的遠不止于此。
“在新加坡，我們不認爲應該把所有事情交給市場來解決，但我們也不認爲政府應該做所有事情並擠占私營企業的空間。我們認爲政府應該扮演一個積極的賦能角色，爲私營企業提供基礎，讓人民一起來參與創新和共創，”外交部長維文在2020年底的一次演講中表示。
政府在多個文件和場合中均提到民衆和企業的參與對于實現智慧國至關重要。而要與企業共建，數據開源是關鍵。
新加坡政府從2011年就開始建立數據開源平台，現在已經對社會開放經濟、教育、環境、金融、健康、基礎設施、社會、技術、交通共9個領域的政府數據，爲開發人員提供從天氣汙染信息到出租車信息在內的14個API數據接口，公司或者個人開發者只要通過API接口就能開發比如出租車預定或者停車位實時更新這樣的手機應用。
除了數據開源，政府還利用不同平台支持企業發展數字能力。以人工智能爲例，在政府的戰略指導下，包括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在內的多家政府背景機構爲企業提供AI解決方法，幫助企業發掘利用AI技術解決實際業務困難的機會，並從技術、知識、項目管理以及資金等多方面提供支持。
但即使有了執政者的決心和基礎平台的搭建，要在發展智慧國的過程中平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是並非易事。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稱政府還未能讓公衆真正清楚智慧國到底要建成什麽樣，缺乏一個可以清晰傳遞給大衆的成功故事。爲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勢必需要發揮推手的作用，但政府越努力，卻越有可能將私營企業在這一過程中邊緣化。
爲市民解決問題是關鍵
“當我們提到智慧城市的時候，我們經常想到的是先進技術，比如智能醫療、智慧建築或者智慧交通。但在建設智慧城市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始終牢記智慧城市不只是關于運用最新的技術，而是確保我們去解決城市面臨的真正困難，去改善市民的生活質量，以及促進商業的繁榮，”新加坡負責智慧國戰略的傳播與信息部部長楊莉明（Josephine Teo）在2021年底的一次演講中表示。
在新加坡的智慧國戰略中，被反複提及的是人，如何從技術最終使用者的角度思考問題關系到戰略之下每個産品的成敗。
△ 2021年4月6日，新加坡推出的自動送貨機器人Camello正在送貨。
App “Moments of Life”的演變就是例子。這一應用最初是用于簡化新加坡年輕的父母在嬰兒出生後登記出生信息和接種記錄的流程。按照政府最初的計劃，政府服務的應用程序應該按照人口的特定來區分，老年人、工作的成年人、父母都會有自己特定的應用。這一路徑在技術人員看來有顯而易見的優勢，一個只有有限功能的應用設計和開發時間更短，叠代速度更快。
但很快産品團隊就意識到了錯誤，因爲一個用戶可能既是父親，又是有車族，每天朝九晚五工作，周末又去參加義工。按照最初的邏輯，一個人就需要下載六到十個不同的政府應用才能辦理生活中的各類手續，而在2019年5月時，一共有170個左右和政府相關的應用，這從用戶體驗和政府管理應用的角度都是挑戰。因此産品開發團隊調整策略，在國家級項目的推動下，2020年9月這一應用更名爲“LifeSG”,將所有政府服務全部集成到一個界面，爲用戶提供便捷體驗。
對人的重視，還體現在衡量整個智慧國進展的指標當中。“民衆對政府數字服務的滿意度”、“企業對政府數字服務滿意度”、“提供電子支付的政府服務的比例”、“一站式政府服務的比例”等關鍵指標都是以爲民衆和企業提供便捷爲導向。基于政府披露的數據看，主要指標在2023年達到目標應爲大概率事件。NewsAsia2021年也報道，近半數新加坡受訪者認爲政府現在提供了更好的數字體驗，56%的受訪者相信政府能夠保證他們的個人信息安全。
在決策者眼中，人不單是“智慧國”規劃的受益者，更是支撐整個戰略成功的重要支柱。
戰略規劃提出個人需要做出兩個關鍵轉變：一是改變過去一次教育定終身的模式，個人應該有終身學習和提升技能的態度。二是個人應該轉變角色，從數字技術的使用者轉爲貢獻者或合作創造者，需要積極地使用數字技術去改變所在的社區。
新加坡NETS支付機構的首席執行官Jeffrey Goh表示：“除了技術之外，智慧國還需要智慧的人，它需要包括每一個新加坡人。”
△ 新加坡智慧國辦公室派出名爲Smart City Builder的卡車，到各個社區爲居民講解如何在線上使用政府服務。
在這一背景下，新加坡政府、教育機構、私營企業都參與到提高民衆對數字産品的使用和相關職業技能的培訓中。有初創企業針對15-25歲的年輕人請來行業內專家培訓數字營銷和UI設計；有社區組織課程教會年長者在網絡上分辨信息真假和學習常用的手機應用；有關注社區的企業在學校內組織工作坊幫助學生利用數碼技術創造藝術作品和學習如何在網上與人相處。爲提高民衆對智慧國以及數字技術的認知程度，智慧國辦公室還專門推出了一輛名爲Smart Nation Builder的卡車，開到各個社區爲居民講解如何在線上使用政府服務，讓他們體驗互動技術，同時搜集民衆使用各種在線服務的反饋意見。
在新加坡東部的Bedok社區中心，記者看到政府設立在這裏的數碼轉型援助站，雖然是雨天，但還是有不少長者在這裏等待工作人員爲他們指導如何使用數字服務。
“現在大家都在網上辦事，不學就落伍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長者對記者表示。
一位新加坡政府下轄的職業大專學校的教師向本刊記者介紹，和幾年前相比，現在學校的和數字技術相關的課程明顯變多，而且許多課程涉及的項目都會鼓勵學生和社區建立聯系，以便利用學到的知識來幫助社區。
挑戰：安全與普惠
數據和網絡安全，是新加坡智慧國戰略繞不開的挑戰。據CAN在去年7月的報道，政府在2020財年總共發生108次數據事故，比2019年多了33起。雖然事故中沒有高風險案例，但還是爲數據安全敲響了警鍾。
“網絡安全在我看來就是智慧國這枚硬幣的另一面，”外交部長維文在一次演講中強調網絡安全的重要性。從2013年推出網絡安全五年計劃以來，新加坡政府就一直在加強這方面的防護，2015年網絡安全局成立，2018年議會通過網絡安全法案，同年10月金融管理局修改金融機構的外包指引，這些都旨在加強對個人數據和網絡安全的保護。
和數據安全相關的還有民衆對個人數據被政府濫用的擔憂，公衆在智慧國的推進過程中開始關注“數據到哪去”和“給誰用”，呼籲發布公開透明的報告和實施嚴格監督。
僅拿合力追蹤軟件來說，它能夠記錄使用者的行動軌迹和接觸人群，而受疫情原因匆匆開發並推廣使用的新加坡政府一直未能向民衆講解政府將如何使用、保護和儲存數據，僅宣稱“數據只用于病例接觸者追蹤”；後來，又因爲被發現警方可通過刑事訴訟法直接索取數據被認爲侵犯民衆隱私和濫權引起社會不滿，維文最終出面爲政府未盡告知義務而公開道歉。
另一挑戰是數字知溝。由于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群體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的群體更快地獲得和利用新技術，因此技術越發展，不同社會群體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
波士頓咨詢公司在2021年發布的一份調研結果顯示，雖然市民對政府的數字化服務整體評價積極，但數字知溝存在于低收入群體以及年輕人和年長群體中。低收入群體對政府數字化服務的滿意度比高收入群體低接近30%，且因收入造成的知溝也大于包括中美在內的全球其他主要國家。從年紀來看，年輕人群體不滿意政府在線服務的用戶體驗和部分服務缺失，老年人群體則對服務的實時支持程度表示不滿，同時對政府如何使用和儲存個人數據表示懷疑。
“爲了讓人民安居樂業，我們必須掌握並利用好技術，一方面對技術的風險有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大膽地去嘗試和開拓新的領域，”李顯龍在2019年時表示。
撰文：章濤、廖博聞責編：袁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