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 朱永彬
自“走出去”戰略提出以來，我國對外投資取得快速發展，不論從投資流量還是投資存量來看，我國已經成爲位列全球前三的投資大國。但也應認識到，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不足、全球布局能力與國際競爭力不強、在國際産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中的地位不高，距離對外投資強國還有很大差距。《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支持企業融入全球産業鏈供應鏈，提高跨國經營能力和水平”“引導企業加強合規管理，防範化解境外政治、經濟、安全等各類風險”，爲推進我國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進入新時期，我國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既面臨愈加嚴峻的國際形勢，同時也面臨新的曆史機遇。首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力量“東升西降”引發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單邊主義、民粹主義、戰略對抗對現有國際規則體系和治理體系造成沖擊，企業國際化經營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導致世界範圍産業鏈供應鏈中斷、全球市場低迷、經濟下行嚴重，很多國家爲提振經濟並確保供應鏈安全，著力提升戰略自主能力和經濟發展韌性，全球産業體系面臨深刻調整，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外部阻力顯著增大。但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也爲中國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提供了重要曆史機遇，中國已逐漸在數字經濟等戰略性新興領域嶄露頭角，誕生出華爲等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國際經營能力的企業。面對新形勢、新機遇，加快提升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是推動我國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任務。其中，必須著力加強企業合規經營、數字化、可持續發展三大能力建設。
合規經營能力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的基本要求。企業進行海外投資面臨非常複雜而繁多的合規性要求，既有國際性規則慣例也有東道國與所屬國的要求，既有強制性法規也有倡導性規則。所謂合規經營，就是企業通過完善公司治理，使其經營管理行爲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國際條約、行業准則、商業慣例、道德規範的要求，是企業預防和應對國際化經營風險的重要手段。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企業合規經營覆蓋內容愈加全面，例如，聯合國全球契約提出的人權、勞工標准、環境、反貪汙四個方面的十項基本原則已成爲全球範圍內企業跨國合作的契約准則；OECD提出通過信息公開、披露，加強人權、保護環境和公共衛生、維護消費者權益、改善勞資關系、反對商業賄賂、確保公平競爭等公司治理合規要求。我國企業長期面向國內發展，以遵循國內法規爲主，對國際通行的合規條款重視不夠，一些企業更因合規問題而陷入困境。近年來，西方國家不斷加強對我國企業的審查，並將“人權”“債務陷阱”“國家安全”等作爲限制我國企業正常經營活動的工具，給企業國際化經營帶來嚴峻挑戰。爲此，企業應加強對合規經營的重視程度，按照《企業境外經營合規管理指引》等系列文件要求，根據業務性質、地域範圍、監管要求等設置相應的合規管理機構，融入公司治理體系，完善合規管理制度，全面掌握關于市場准入、貿易管制、安全審查、行業監管、外彙管理、財務稅收、勞工權利、環境保護、數據隱私、知識産權、反腐敗、反賄賂、反壟斷、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等方面的合規要求，確保經營活動全流程、全方位合規。同時，要利用法律、仲裁等手段堅決抵制針對我國企業的歧視性規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數字化能力是數字時代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新要求。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企業在拓展海外業務的過程中，利用數字技術可實現更高效的統籌管理、資源整合、協同創新、流程再造和價值增值。因此，數字化能力正成爲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核心競爭優勢。近年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投資目的地持續拓展，不論是傳統行業還是數字相關産業，企業在境外的IT服務需求、網絡通信需求、數據的存儲和跨境傳輸需求均出現爆發式增長。企業需要全球化、高效率、高可靠的IT服務來實現企業國際化經營中跨區域的人員協同和資源配置管理。與此同時，隨著數據價值不斷攀升，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加之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全球數字技術標准、數字規則和安全審查等方面的數字保護主義加劇，各國陸續出台各類數據保護法規，對數據采集儲存、傳輸目的地和接收國提出要求。歐盟、美國、俄羅斯、印度、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在研究制定數據安全法律法規，例如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是目前最爲嚴格的數據安全管理條例，美國也准備出台《國家安全與個人數據保護法》來加強數據安全保護。爲此，企業應根據自身業務需求、能力水平和發展目標，選擇差異化路徑提升自身數字化能力。一是借助IT供應商在技術、平台和數據基礎設施方面的力量，構建國際化經營所需的數字能力，快速實現既定數字功能，同時確保數據信息存儲和傳輸的合規要求。二是與東道國夥伴加強合作，發揮各自優勢促進企業海外數字化升級或開展數字業務。三是加大投入和研發力度，布局自主數字基礎設施、開發自主産權的軟硬件系統，並對外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
可持續發展能力是順應綠色發展的企業責任要求。綠色發展已成爲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全球、區域、國家及次國家層面，形成了覆蓋全面的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框架體系。例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已被越來越多國家采納，全球超過120個國家和地區提出了碳中和目標，綠色供應鏈、ESG投資等可持續發展工具在規制企業可持續發展、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發揮著愈加重要的政策激勵作用。當前，各國環境法律體系日益健全，覆蓋範圍從空氣汙染、水汙染、土壤汙染、廢棄物管理、噪聲汙染等傳統環境問題向生物多樣性、自然生態系統和氣候變化等新領域延伸，企業的環境違法成本和環境輿論壓力不斷提高。尤其在氣候變化領域，越來越多國家加入碳中和立法行列，倒逼企業提出自身的碳中和路線圖，減排範圍不僅涉及自身活動導致的直接和間接碳排放，還涵蓋供應鏈上下遊企業的碳排放。由此對我國企業碳減排提出更高要求，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變得更爲迫切。爲此，企業應增強環保意識，一是借鑒同行業其他跨國公司的實踐做法，包括制定減緩環境影響、促進可持續性的發展目標，利用數字技術對企業環境影響進行監測分析，以及探索各種可持續性技術解決方案等，保證生産經營活動符合東道國環境法律法規要求。二是依托專業合作夥伴，如提供環境可持續咨詢服務以及相關技術與解決方案的機構，提高企業資源利用效率，促進生態環境改善，獲取經濟與環境雙重收益。三是積極布局海外，通過投資並購東道國本土企業，直接利用其多年形成的可持續發展實踐經驗，間接提升我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此外，還要加強對ESG信息的主動披露，樹立負責任的企業形象。
政府可發揮五大作用，助力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提升。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引領，發揮職能部門、研究機構、行業協會和專業組織作用，構建導向明確、功能完善、透明穩定、支撐有力的政策體系和服務體系，完善對外投資統計體系，建立對外投資風險和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強化動態跟蹤與風險應對，全面有序推動中國企業提升國際化經營能力。二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快出台《境外投資條例》，適時制定《對外投資法》及《商事調解法》《評估法》《注冊稅務師法》等相關法律和配套實施細則，落實新修訂的《專利法》，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政策法規的協同性和兼容性。三是完善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機制，加強央地和跨部門協調，明確部門責任清單，簡化審批備案流程，進一步放寬投資限制，建立“直通車”服務以及最佳實踐推廣機制，強化重點領域海外並購支持和服務保障，加強對中小企業參與重大項目的引導支持。四是優化政府對外投資公共服務，完善公共信息服務平台和數字公共設施建設，提高信息服務的透明度、及時性、准確性、實用性，完善國際商事法律服務體系及稅務服務體系，加強標准國際化、國際認證認可服務，提升對企業海外經營、國際知識産權維權、商務投訴和海外推廣等服務。五是營造良好的對外投資環境，引導境外經貿園區創新合作機制，優化園區內投資環境；打造區域性企業海外能力中心，集聚專業化服務機構和平台，爲企業國際化經營提供一站式服務；加快商簽高水平自貿投資協定，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加強海外領事服務與海外權益保護；加強對外援助的輿論宣傳，增進與東道國各界的友好關系，塑造海外投資良好國際形象。
（王曉明系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朱永彬系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