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是把專業自動劃分爲“文理對立”的兩大陣營，中學時普遍流傳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俗語，言下之意，也就將文科生自動地鄙薄了一番。在我們一貫的傳統印象中，人文學科和科學曾被看作是風格迥異的兩極，一個感性而缥缈，一個理性而堅硬。文科生和理科生更是宛如生活在兩個世界，相互戲稱對方爲“文傻”和“理呆”。
甚至，這種人文學科與科學之間的二元對立思維不僅影響著專業的研究者，更型塑著我們日常生活的許多觀念。就在最近，一名高考考出高分的考生因爲希望報考北大考古專業而遭到許多人的質疑。“文科就業差、不掙錢”的觀念頗有市場，但少有人去追問，僅僅用文科和理科這樣二元的劃分去界定就業前景是否合理。
《刺猬、狐狸與博士的印痕：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 斯蒂芬·傑·古爾德 著，商務印書館 2020年6月
在新近出版的《刺猬、狐狸與博士的印痕》一書中，美國科學史家斯蒂芬·古爾德就向我們揭示，人文學科與科學這兩塊知識疆域“本是同根生”，只是因爲種種原因遺憾地漸行漸遠。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文科”和“理科”的距離開始越來越近，包括古爾德在內的越來越多的學者都開始認識到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裂痕的重要性。人類社會的知識版圖正開始進入一輪“大融通”的階段，正無限接近愛因斯坦的名言描繪的美好願景。今天，我們希望圍繞古爾德的這本新書，聊一聊人文學科與科學“相愛相殺”的曆史。“文科”和“理科”之間注定是對立的嗎？在當下的社會裏，它們又有怎樣融合的可能？
這些問題看似宏大而缥缈，但與我們大家的生活其實息息相關。本文的討論注定挂一漏萬，但或許它能轉換我們看待所學的專業的角度，開啓我們理解所從事職業的不一樣的思考。
撰文 | 劉亞光
去年暑假，因爲恰好在新加坡參加活動，我參觀了位于濱海灣的著名地標性建築新加坡科學藝術博物館。顧名思義，這座外形酷似蓮花的博物館中的展覽致力于打造一個科學與藝術交彙的平台，遊客們能站在光滑的屏幕前觸碰緩緩飄過的古樸漢字，目睹“鳥”“木”慢慢如水墨般散開，生動地化作這個字所指代的那個圖案。當遊客們把自己用蠟筆填塗得五彩斑斓的交通工具放進展廳專門准備的打印機中，它們就會開動起來，出現在背後一塊電子顯示屏幕上呈現的巨大虛擬城市中…
博物館的入口懸挂著愛因斯坦的一句話：“我們能體驗到的最美麗的東西是世上萬物的神秘，而這正是所有人文藝術和科學的起源”。作爲一個高中讀文科、大學繼續學習人文專業的正統“文科生”，我把這句話認真地拍了下來。
作爲現代科學的代表人物，愛因斯坦的看法也昭示了某種看待藝術與科學的“現代”姿態。
1
兩種文化？
被誇張的“文理對立”
說到“文理對立”，曆史上對此最有影響力的論述應該來自英國科學家C.P斯諾。1959年，斯諾在劍橋發表了一篇名爲《兩種文化》的著名演講。在斯諾看來，彼時的英國社會文化已經分裂成泾渭分明的兩極——“文學知識分子”和“科學家”，他們“相互憎惡，存在一條完全無法理解的鴻溝……他們眼中對方的形象古怪而扭曲，他們的看法是如此不同，甚至在情感層面也找不到多少共同語言”。這篇演講産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然而古爾德認爲，斯諾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他只不過是把獨屬于英國的地方現象擴展到了一般情形中。而事實上，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鴻溝並沒有斯諾想象的那麽大。
如果我們把時間從斯諾發表演講的日子往更久遠處回溯，會發現在人類文明的早期，這所謂的“兩種文化”可能分明就是“一種文化”。
以最古老的人文學科哲學爲例，哲學學者陳嘉映在專著《哲學·科學·常識》中，將古代的哲學就稱爲“哲學-科學”，以體現存在于這二者之間的連續遠遠大于斷裂。在陳嘉映看來，當我們閱讀亞裏士多德等人的作品時，我們同時在閱讀科學作品和哲學作品。這些早期的思想家期待打造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他們從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出發，同時希望能夠解讀出這其中的“意義”。現代人認爲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日月星辰的運轉，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是“什麽是好的政治”，在那個時期，這兩個問題被編織在同一個思想體系中。
這個傳統在曆史上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及至笛卡爾和牛頓，哲學和科學依舊是攜手共進的，牛頓作爲一名物理學家，其最爲著名的作品以《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命名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兩種文化》 斯諾 著，三聯書店 1995年2月
哲學與科學的同源性可能是一個比較爲人所熟知的故事，如果我們把眼光投射到更廣闊的人文學科領域，會發現同樣的故事處處都在上演。
在《人文學的曆史》中，荷蘭學者仁博德考察了早期“語文學”發展的曆史。作爲一門有關文本考訂和修複的古老學問，在15世紀時，這門學科致力于通過一系列的方法來考辨史料和文本的真僞。任博德特別提及了安吉洛·波利齊亞諾對語文學的貢獻。波利齊亞諾發展出了一種“系譜學”的考訂方法，在這種方法的觀照下，一組“完全一致”的史料仍然可能是有問題的——如果它們處于同一系譜鏈的話。當甲乙丙丁四份史料呈現的敘述一致，然而如果乙丙丁全部以甲的敘述爲基礎，此時這些甲的“析出史料”都應該被排除。基于一份史料在系譜鏈中的位置，語文學不僅可以精准地辨識史料的真僞，更重要的是能提供一個穩定的提出預測並進行證僞的機制。此時一份新發現的史料可以通過一種有序的模式被進行檢驗，並有可能支持或者反駁既有的理論。
在仁博德看來，這種“理論與經驗的互動”正是15世紀的人文主義傳統與科學精神相通之處。
然而，隨著科學革命的進行，哲學以及傳統的人文學科與科學的分離開始加速。在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之後，現代教學與研究機構的不斷完善和建制化使得學科壁壘日益森嚴。在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描繪中，“19世紀思想史的首要特征就是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整個十九世紀，各門學科呈扇形擴散開來，其所秉持的認識論立場互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數學，其次是以實驗爲基礎的科學，另一端則是人文科學（或文學藝術）”。這種學科專業化的細分，影響可以說一直延續到當下的社會，也是人文學科與科學之間形成緊張對立的一個大的背景。
如果現實果真如此，爲何古爾德會指責斯諾的“兩種文化”說以偏概全？這源于他的另一處精彩的曆史爬梳。古爾德發現，雖然社會環境的變動確實影響了人文學科與科學由聯合走向分裂，但這種影響並非如此誇張，在更多時候，是人們最喜歡使用的“二分思維”建構了人文學科與科學之間的對立。古爾德的信心來源于對許多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模式的觀察：人類學家施特勞斯對自然-文化的二分；哲學二元論對物質-精神的二分；埃德蒙·伯克對美-崇高的劃分等，這些深深影響人類觀念的思想都用“二分法”作爲處理複雜世界的基本框架。
《人文學的曆史：被遺忘的科學》 仁博德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11月
除此之外，通過細細考察那些曆史上著名的“人文-科學”論戰，古爾德發現這些著名論戰的雙方花了相當大的力氣，卻只不過是在先入爲主地“發明”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對立。20世紀，二者之間的對立曾經表現爲科學的“實在論”與“建構論”之間的針鋒相對。
科學史家們強調科學的社會建構屬性，而科學家們則強調科學的客觀實在屬性。1996年5月18日，紐約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向社會建構論者的主要期刊《社會文本》遞交了一篇標題爲“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的論文，然而這篇文章其實是一個陷阱——索卡爾作爲一個科學實在論者，佯稱自己已經贊同了對手的觀點，並在《社會文本》發表了文章後立馬撰文指出他的真實意圖，使得對手顔面掃地。
電影《美麗心靈》劇照。
在古爾德看來，索卡爾的行爲暴露了《社會文本》“編輯們的傲慢與懶惰，他們被來自‘另一方’旗幟鮮明的支持所誘惑”。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思維模糊了編輯部的理智，“盡管他們對索卡爾文章中討論的物理問題一無所知，卻沒有進行同行評審的標准程序”，最終催生了這場學術鬧劇，“索卡爾事件”反過來也進一步鞏固著這個二元對立的敘事。
人們爲何會傾向于二分思維？古爾德除了是一名科學史家，同樣也是一名演化生物學家，他給出的解釋是：“在人類文明的初期，大腦的結構簡單得多，其構造只爲快速做出決定，打或逃，睡或醒，結婚或繼續等待”。這種追根溯源的生物學解釋是否有解釋力，可能還需要打一個問號，然而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在當下的社會裏，“文理對立”的二分思維依然發揮著強大的作用。古爾德的研究啓發我們，“文”和“理”的區隔有著許多人爲建構的成分，它並不應該成爲桎梏我們探尋可能性的枷鎖。
在《科技公司爲什麽需要“人類學家”》一文中，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劼穎幫助我們破除了一種公衆對人類學這個學科的固有印象，提供了一種不一樣的視角。作爲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人類學家似乎都是一群深入熱帶雨林、偏僻島嶼的浪漫的探險者，與充滿硬核技術元素的科技公司格格不入。然而，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英特爾就曾邀請人類學家成立“人類與行爲研究實驗室”。如今，前斯坦福大學人類學教授貝爾也擔任英特爾公司的互動及體驗研究事務總監。張劼穎認爲，人類學家的介入可以讓數據變“厚”，通過田野調查，人類學的思維可以挖掘出科技公司的用戶生活背景的豐富性：文化傳統、社會關系、身份認同、世界觀等等。
《哲學·科學·常識》 陳嘉映 著，中信出版社 2018年3月
作爲一名青年人類學者，在此前接受《新京報書評周刊》采訪時（詳情可見《垃圾分類爲何難以貫徹？我們需要重新想象與“垃圾”的關系》），張劼穎也曾提到人類學家同樣可以給當下社會中的垃圾治理問題做出貢獻，比如人類學家會思考不斷增長的電子垃圾背後的生産與消費問題。她認爲電腦軟件系統的升級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越來越‘大’，以及需要越來越高能耗、大體量的硬件配置，比如Linux這類開源系統就不同于微軟這種封閉的系統，在一定程度上減緩這種硬件叠代的過程。“技術本身是具有許多社會效應的，比如環境效應，我覺得人類學家也可以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讓技術演進的路線是一條更加環保的路線”。
當我們積極地轉換視角，破除舊有的二元對立思維，努力地尋找人文學科與科學之間的“重疊領域”，會發現在共同面對複雜的問題時，工程師與人類學家完全可以各施所長，文理之間的壁壘可以被打破。我們對于既有的專業和職業的想象也擁有了更多的可能。
2
“愛奧尼亞式的迷情”：
如何走向知識的融通？
當我們從對“文”“理”邊界的固守中跳脫出來，會發現在當今社會的知識藍圖中，人文學科與科學的交融正在頻繁地發生。
比如，許多古老的哲學命題正在現代實驗方法的幫助下煥發新的生命力。《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介紹了倫理學史中最著名的困境之一“電車難題”的最新研究進展，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等單位的科學家合作，通過實證方法調查了人們對于電車難題不同犧牲場景的認可度。而在《正義之心：爲什麽我們總是堅持我對你錯》一書中，美國學者喬納森·海特也運用心理學的方法，探尋了人類曆史中更廣泛的倫理道德觀念的來源。作爲著名的“象與騎象人”理論的提出者，海特認爲人類的心理直覺猶如那只大象，掌控著騎象人——道德判斷——的大方向。在一場心理學實驗中，被試者聽到一段姐弟亂倫的故事，在被問及這種行爲是否可以被允許時，絕大多數的人在還沒有形成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就憑自己的直覺做出了道德判斷。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海特建立了道德判斷的“社會直覺主義模式”，“直覺先行，推理通常在判斷形成後才作出，其目的只不過是影響別人。”
《正義之心：爲什麽人們總是堅持“我對你錯”》 喬納森·海特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
這種尋求文理知識融通的理想，被美國博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稱作一種“愛奧尼亞式的迷情”。既然人文學科、藝術與科學的知識融通在當下已然發生，下一個實際的問題就是“如何融通”？
這個問題非同小可，因爲知識的融通與知識的消亡完全可能是一體兩面。威爾遜在《知識大融通：21世紀的科學與人文》中給出了一種“還原論”的方案，在這種方案中：“所有有形的現象，從恒星的誕生到社會制度的運轉，都基于可還原爲物理定律的物質過程，無論其中的次序多麽漫長、迂回和曲折”。比如，對于人類曆史中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心靈”問題，威爾遜主張“心靈是一連串有意識和無意識的經驗。基本上它是一種密碼，代表感官印象以及對這些感官印象的記憶和幻想”，是前腦各個特定部位之內與之間錯綜複雜的神經活動模式構成了心靈的活動。
古爾德認爲，對于心靈的哲學思辨，被威爾遜還原爲一種生物學的解釋。對于這種知識融通的路徑，他給予了尖銳的批評。在古爾德看來，人文社會科學、藝術的知識絕不可能運用還原論的原則被融入到科學之中。其中一個極爲重要的原因是，人文學科不僅僅處理事實問題，同樣也處理“應當”的問題。將人類的道德原則還原爲生物演化論可能可以部分解釋道德“是什麽樣”，但卻並不能夠幫我們回答“道德應該是什麽樣”的問題。比如在一個特定條件下，如果弑嬰絕對符合達爾文式的生物學理由，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對此的道德爭議和學理探討可以止步？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威爾遜式的融通在古爾德看來，只會抑制人文學科的潛力，他提出一種“一視同仁的融通”作爲替代方案。這種融通方案強調“理解這兩個領域對任何智識和精神上都‘’完滿”的生命的絕對必要性，並力圖強調、滋養無數世紀重疊且有著共同關切的領域。”一言以蔽之，古爾德希望能夠以回答人類重要的問題爲導向，發揮人文學科與科學各自的長處。
電影《美麗心靈》劇照。
這聽起來也是一個過分理想化的方案，但類似的實踐也已經開始起步。比如，作爲一種新興的研究範式，“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工開萬物》一書的作者、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所長薛鳳（Dagma Schafer）曾于去年受北京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請，彙報過她應用“數字人文”進行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通過運用LoGaRt工具，薛鳳教授將全部已經數字化的地方志整合爲一個大的數據庫，據此開展了對宋元兩朝桑災時空差異的大規模分析。不過，薛鳳教授也強調了對數據“質性意義”解讀的重要性，開展“數字人文”研究應該是科學家與曆史學家之間的良性互動。雖然“數字人文”作爲一個新興發展的研究領域仍然面臨諸多的爭議和不確定性，但似乎大體上也在朝著古爾德所期待的知識融通方向邁進。
事實上，我並不認爲古爾德最終給出了一個融通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具體方法論。我們大概都會承認，即使科學與人文、藝術曾經是同源同生，但曆經千年，人類知識體系的內容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再希望回到那個將日月星辰與政治制度統一起來的時代已無可能。另一方面，所謂“求同存異”的融通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顯得過于模糊。正如同古爾德向讀者們揭示了有關二者對立的“二分法”只不過是被建構出的神話，他對于“融通”的倡導更重要的其實是建構出一套二分法之外的重新審視人類知識的觀念。
《知識大融通：21世紀的科學與人文》 愛德華·威爾遜 著，中信出版社 2016年10月
3
教育中的“文理融通”：
跨學科的難題
此時有人可能會問了：開拓人類知識的邊疆聽起來似乎過于“陽春白雪”，這和我們並不專門從事研究的普通人的生活有怎樣的關系？其實，知識的融通不僅僅關乎人類知識的生産與創新，更通過教育的渠道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
對于人類知識的過分分化，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在《椰殼碗外的人生》一書中，安德森诟病于工業革命以後自然科學精細化發展的需要使得大學的學科加速專業化與職業化，這割裂了各個學科之間溝通的話語，窒息了思想的潛力。與之相反，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恰恰得益于他跨學科的閱讀與知識的融會貫通，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本雅明的《曆史哲學論綱》、奧爾巴赫的《摹仿論》都曾在不同層面上給予他啓發。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2015），知名學者，民族主義研究、比較政治學、東南亞研究專家。代表作包括《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等。
安德森不僅認爲打破知識壁壘的跨學科教育會真正激發一個人的思想活力，他還給出了教育領域“知識融通”的具體方案，比如在課程中增加多學科的參考書目、強化任何一個科目中“思想史”部分的教學、倡導在寫作中省去不必要的專業化術語、力求通俗化等。
不過，雖然安德森強調跨學科，但他也承認各個學科內部確有自身的一套相對穩定的學科邏輯和規則。古爾德“求同存異”的知識融通理念希望能夠實現知識壁壘的打破，卻又不至于像威爾遜的方案那樣消弭掉學科的獨立性，這究竟如何落實于教育中其實始終是一個困擾巨大的難題，而這些思想家提出的理想化改革方案往往也需要更宏大的制度層面的支撐。
這一難題也堪稱圍繞著美國高等教育發展史的一條主線。美國現代高等教育的建設起于對德國式的專業化、研究型大學理念的借鑒，然而，曆代的美國教育思想家們也都不希望擯棄強調綜合素質培育的文理學院傳統。
19世紀末，查爾斯·艾略特校長在哈佛大學開展的“自由選課”制度，主張放棄一切限制和組織，完全根據學生意願自由選課。艾略特希望這既能夠保證學生可以接觸足夠寬廣的知識面，也可以讓他們根據自身的偏好選擇專業的發展路徑。然而這樣的模式卻迎來了猛烈的批評，許多主張通識教育的學者認爲學生選課依然按照自己的喜好而缺乏系統性的規劃，這樣的自由選課仍然只能爲他們帶來碎片化的知識。雖然此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中，教育家們努力地克服這一問題，但正如學者李猛對此的評論，如何在浩如煙海的課程中梳理教育的線索、鋪設知識的階梯始終是一個大問題（李猛：《在研究與教育之間：美國研究型大學興起的本科學院問題》）。
《椰殼碗外的人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談論的實現知識融通的難題還是集中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部，如果換成古爾德、威爾遜等人所談論的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怎樣真正在教育中地實現知識的有機融合則會成爲一個更大的難題。
一些國家對此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例如，法國在基礎教育階段對哲學的重視一直受到世界各國教育界的關注。法國的高考首日都會進行哲學考試，考生會根據自己報考專業的類型分爲不同的組別並分配到不同的題目，如文科組、經濟社會組、科學組和技術組等，這些題目本身既屬于哲學的基礎問題，同時也照顧了各個組別的特性。例如2019年的法國高考哲學試題中，文科組需要回答的問題如“是否可以逃脫時間”、“一件藝術作品有什麽作用？”，而科學組的考試題目則要求解釋弗洛伊德在《幻象的未來》中的一句話。而回到中國的語境，許多大學近年來也做出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改革嘗試。比如，武漢大學于2018年開始開設《人文社科經典導引》、《自然科學經典導引》兩門面向全校本科生的基礎通識課程，學生可同時精讀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經典。
1869年，艾略特在接任哈佛大學校長的演說中講道：“究竟語言、哲學、數學還是科學提供了最佳的心智訓練？通識教育主要應該是人文的還是科學的？這樣一些無窮無盡的爭論，今天對我們來說，毫無實踐教益。我們的大學不承認文學與科學有任何真正的對立，也不贊同在數學與古典、科學或玄學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狹隘選擇。這些我們都要，而且要達到最好。”
這是一個教育家理想主義式的宣言。盡管如何實現知識融通的問題看似依舊懸而未決，但一百年後，這項事業依然值得被繼續。因爲它不僅僅是關乎人類的知識能夠更好地解釋“天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更關乎每一個人能通過教育成爲一個更好的自己。
作者｜劉亞光
編輯｜張婷
校對｜張彥君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