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講潮州話，走遍天下都不怕”，“膠地郎，打死無相咁”，“人情好，食水甜”，這是舊時潮汕人最好的寫照。生動地反映當時潮汕人團結互助，無論你我，揚善除惡，一家親的一面。面對海內外潮商在商業上取得的輝煌成就，一些學者將其歸結爲基于血緣和地緣認同之上的網絡化經營，是企業管理學上的一場革命，而這種商幫網絡的具體表現形態就是會館等社團組織。表而上看，會館只是旅外商人與鄉土相聯系的文化紐帶，以“笃鄉誼，祀神祗，聯嘉會”爲主要職能。但實際上會館是一種地緣性的具有自助自保自治性質的社會組織，是商人群體間自覺進行契約和整合的結果。在商業活動中，會館發揮著與傳統宗族勢力相類似的作用。
潮人以同鄉間的團結、互助、互相間解危扶難而著稱于世，這種強烈的地緣結合意識和同鄉凝聚現象比比皆是。出門在外的潮州人喜歡稱同鄉爲“自己人”，盡管他們彼此可能萍水相逢。
在許多潮商的創業史中，同鄉的支持與援手是其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早期香港南北行的創始人高楚香、香港晉興集團創始人翁錦通、著名的潮商湯秉達等都有過被同鄉收留和得到同鄉照應的經曆。馬化騰的騰訊在准備出售的最困難時期，得到李澤楷旗下盈科及另一家風險投資公司的及時注資，才走出生天。
傳統的潮汕社會是宗族和鄉村重疊的“宗族鄉村”，是一種地緣和血緣相結合的宗族社區。這種傳統的生活方式根深蒂固並且對海外潮商産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組織形式上，宗族組織主要是祠堂、廟宇、聯甲和結社;在組織功能上，宗族的職能主要是族産祠祭、迎神賽會、族內法政和族外交涉。會館也有著相類似的組織和功能，會館本身就是類似祠堂的會所，是商幫的宗教和議事中心:清代吳縣潮州會館內設有“關帝君”，“天後聖母”的神位，泰國潮州會館則代管老本頭古廟和龍尾爺等神廟；會館一般也都設有類似鄉村結社的職能機構。然而作爲工商社團，會館的作用主要還是集中在對內整合市場秩序，對外形成商業生斷上。會館通過制定行規業律，仲裁商務糾紛，營造誠信的商業氛圍，以規範商人的市場行爲，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在東南亞，潮商通過社團等宗族勢力形成區城壟斷的現象十分明顯，米業加工運輸和南北貿易基本由潮人控制。
在汕頭市市郊個村裏，有兩所天後宮。明明是人們熟悉的海神廟，卻用紅紙橫額蓋在門楣上。一所天後古廟上寫的叫”義盟公司”。這個“公司”卻不是賣東西的，它到底是幹什麽的呢?看兩旁的對聯就清楚了:
義氣同心同德
盟志共願共酹
開首兩個字就是“義盟”。這個廟就相當于聯盟結義的公證處，于是我們明白爲什麽它要稱“公司”了。在另一處天後宮，橫額上寫的是“忠烈社”。對聯是:
義當所爲准日酹恩踐諾
烈其天職隨時資友扶親
這裏說的就更爲明白了，天後宮前的誓言主要講潮人的互助精神。就是倡導潮人的互助精神，認爲那種“隨時資友扶親”的作爲是每個潮汕人的天職。這種相互幫助的精神，是由于長期海上生活所養成的，是由生産方式決定的。
潮汕漁民是以海作田的，盡管在陸地上有時也不乏“窩裏鬥”，但一到了海上，則“一浪泯恩仇”。相互幫助，同舟共濟的精神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因爲在浩瀚的大海上，再大的漁船落在波濤中也不過是一片樹葉而已，危機和災難時刻威脅著漁民們。在危難中最親的，不尼遠在陸地上的親人，而是有緣相遇的最近船只。倘若遇上海盜，“紅頭船”也會自動靠攏，互相掩護，同共對敵。久而久之，潮汕漁民自己也武裝起來，保護自身利益。尤其在明清時期，昏庸的封建統治者，不僅不能保護漁民的海上安全，反而常常下令封海。這等于斷了漁民的生路，勇敢的漁民聯合起來，占據海島，實行武裝割據。南到印度尼西亞，北到定海，都活躍著潮人爲主的海上武裝走私集團，維系這種民間組織的精神力量，就是“忠義”二字。在北方，聯盟結義，一般都要到關帝廟裏，以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爲榜樣，在海邊沒有關帝廟的地方，就把天後古廟臨時改爲“義盟公司”，總之，有神明作證明就行了。
海上商業活動所具的高利潤、高風險特性，促使潮商較早地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均沾的商業夥伴關系。與陸上販運所需的騾馬锱重相比，從事遠洋運輸的海船投資巨大，多則上萬兩白銀，可容百人甚至上千人，而且船上貨物價值均在萬兩以上，商船不具備任何保護手段(清政府禁止商船配備任何武器)，卻不得不在海盜與波濤中穿行，其風險足以讓人扼腕，但對于潮商而言，卻只是“冒險射利，視海如陸”。
正是由于這種海上商業活動所具的高利潤、高風險特性，促使潮商較早地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均沾的商業夥伴關系。大商人擁有巨資，他們往往與中小商人合作，由他們出船或出資供中小商人出海經營，賺取巨額利潤，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賺屬于自己的那份“經營之息”。在一條商船中，船主、販商與水手形成了嚴格的商業夥伴關系。船主從中小販商的商業利潤中抽取商銀，抽取程度按盈利大小計算，多賺多抽，不賺不抽。水手收人則根據船東抽銀多少而按比例分成。
這種商業夥伴關系，便是潮商群體生長出商業信用及團體協作的最初萌芽。在近代中國社會缺乏法制化、規範化的工商業競爭環境中，面對強大的西方商人的虎視眈眈，潮商正是依靠其團體內部的信用得以發展壯大。
海上航行的凶險，明、清政府對其利益的漠視，海外求生的艱難，都使得潮商分外團結。而團結山爲潮商在曆次商戰中，以小擊大提供了最牢固的保障。
潮人靠這種互助精神，逐漸在海外生根，發展從點到面，鋪展開來，相互攜助，共渡難關，營造了對整個潮人經商有力的大環境。
比如一個村莊的人，有一個在海外站住了腳，有了發展的基礎，村裏的年輕人就可以“一條水布下南洋”去找他。可能並不認識，不要緊，你只要會講潮州話，能說出你的父母、親戚是誰，住家旁邊有個什麽特征，對方就相信你是個同鄉或是同族人。如果你能帶一點對方熟悉的家鄉土特産，就更可以證明你的身份了。所以潮汕至今管這種見面禮叫“手信”，就是信用的象征。主人認可後，你就可以在他手下白吃、白住，幫他做事，慢慢地找工作，積累資金，成家立業，直到自己開公司。一旦獨立了，你也可以與主人開一樣的公司， 也可以與他競爭，這叫“在商言商”。這是不是大陸文化講的“恩將仇報”或“忘恩負義”呢?不是。潮語中有一句俗語“單仔勿食肉，單雞勿食粟”，意謂沒有競爭，胃口不開。競爭是講公平的競爭，幫助歸幫助，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要把報答主人提攜之恩，轉移給其他投靠你的鄉親身上。如果後來居上，擠垮了原來的主人，在生活上你有道義上的責任照顧他;在事業上，你有“資友扶親”的義務，幫他東山再起。這是市場經濟殘酷的規則所決定的，“親父子，明算賬”，“在商言商”。表面上好像不近人情，實質上比大陸文化那種大家族裏，表面上溫情脈脈，暗地裏勾心鬥角，要明快得多。誰欠誰的多少情，心中更加明白，這樣大家才好合作，把事業做大，潮州人在每個異鄉他國，都能很好聯合起來，對付其他地方的“散兵遊勇”，自然就可以穩操勝券了。這才能形成“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的局面，凡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商會。不要說東南亞各地了，僅就美國的潮州社團就有幾十個。
潮人組織也有助于潮人資金的籌措、商業資訊的交換以及合股經營企業。曆史上，海外潮人(甚至包括其他方言群體的華人)常通過宗鄉會的組織，以一種獨特的互助融資方式取得資金，這就是所謂“標會”。一般的“標會”由一群人(大約10到30人左右)來參加，每人每月繳交一定的款額， 帶領“標會”的人稱爲“會頭”。規定每月標一次， 標到的人便可獲得所有的金額。標到人所填寫的金額，即爲當月其他個人所賺取的利息。參加“標會”的人雖然得冒風險，但對大家都有好處，出錢的人能取得比銀行更高的利息:而標到會的人，並不需交付抵押品，卻可借到錢，而付的利息比銀行的還低。
宗鄉會能促進彼此情誼，而俱樂部更能提供大家消閑的好去處，大家在茶余飯後，酒酣耳熱之際，高談闊論，交換商業信息。倘若彼此情投意合，具有共識，更可一拍即合，合股經營。
通過地緣與血緣關系，早期的新加坡潮州人也和外地同籍人建立了商業聯絡網。他們之所以能壟斷新加坡的米入口業、陶瓷業及香汕郊(小商店)等行業，一方面固然是得力于其精明的經營手法，另一方面各地商人的傳統淵源也産生一定的作用。新加坡的米糧多半來自泰國，而泰米幾乎由泰國的潮州人所壟斷，因此他們樂于與新加坡的潮人接洽、談商，並予以人口與放賬等方面優惠的待遇，使潮籍米入口商的經營處于有利地位。汕頭、潮安與楓溪等地區盛産瓷器，頗負盛名，新加坡的潮人具備了地利與人和，順理成章成爲潮瓷的代理商與零售商。在建立了堅實的基礎後，其余如江西的瓷器，石灣的陶器、日瓷與歐美各國的瓷器，也大都由潮人經售。至于潮人之壟斷香汕郊與海嶼郊等行業，也是由于地利與人和所使然。
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各種各樣的社團，這些社團包括會館、商會、同鄉會與各種藝術、娛樂、宗教、慈善團體等。目前僅在香港登記的潮汕人團體便達到了100多個，這是其他地方的人群所難以比擬的。這些團體之間互相幫襯、緊密團結、維護共同的利益，而且團體與團體之間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勵。這種對地緣、血緣關系的認同意識對于潮汕人經商有莫大的好處。初次經商者，老鄉的幫扶及經驗的傳授使之能盡量少走彎路，並且在困難時得到及時的支持。經商者之間廣泛的商業信息溝通與合作精神，更使得潮汕人在商人群體中鶴立雞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