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市叢林:實踐“集體主義”的終極載體
該如何構築“城市創新叢林”?在集體主義“創新資源最優化”的目標下,醫藥創新的“城市叢林”又需要遵循怎樣的法則?
1.不是市場競爭主導的弱肉強食,而是靠“上帝視角”精心謀劃的“計劃經濟”
對于城市規劃者、管理者而言,發展“生物醫藥”不僅僅是資源的機械式吸引和導入,一個規劃方案加之幾項招商政策,僅僅是城市發展生物醫藥長征的第一步。對于長孵化周期、高投入、依賴多領域合作複雜産業集群,城市不僅要成爲産業“生態叢林”的空間承載者,更應該扮演好生態形成的助推者、資源的供應者、規則的守護者。
這需要深谙醫藥創新規律的城市管理者作爲調配資源的“有形的手”,在“頂層設計”指引下,用足夠的耐心和魄力,把土地、資本彙聚並下注投資。縱觀世界多個先進的醫藥産業集群,即便是在倡導“自由經濟”的美國,其形成和發展都充斥著“頂層設計”的痕迹;而新加坡的醫藥産業的發展騰飛,更是政府步步謀劃的經典手筆。
“生物醫藥”是新加坡政府進入21世紀後在國家層面規劃的四大戰略支柱産業之一。如今,新加坡已成爲亞洲藥品制劑的生産研發中心:全球十大頂尖藥企中,七家公司都將區域總部設立在新加坡;2018年,新加坡藥物産額達128億美元,醫藥科技産業附加值高達49億美元,同比增長19.7%❶。新加坡生物産業的從無到有、從弱到強,離不開政府的科學引導;在此過程中,政府不僅是産業發展的“總規劃師”,更扮演了確保頂層設計落地實現的“總投資人”。
在頂層設計層面,新加坡政府在2000年便制定了長達15年的“生物醫藥科學倡議”(the Biomedical Science Initiative,以下簡稱BMS倡議)。BMS倡議涵蓋了制藥、生物基礎等多個領域,並制定了吸引人力資本、智力資本、工業資本(以下簡稱3C)的詳細策略:在第一階段(2000-2005年),通過建立生物醫學研究的核心能力,並引入重要的人力資本和工業資本;在第二階段(2006-2010年),持續增強在轉化和臨床研究中的能力,拓展醫藥市場;第三階段,加大創新投入,確保新加坡作爲全球醫藥研發、生産中心的競爭力❷。
在頂層設計的框架下,新加坡成立“研究創新企業委員會”並下設“生命科學執行委員會”,統籌管理“科學技術研究局、經濟發展局、衛計委醫學研究理事會”等多個機構,明確各主體在“産業投資、制造促進、商業化、人才培養”等多方面的職責分工❸。
同時,政府資本親自下場,領投、建設産業園區,進行“西有大士制造,東有啓奧研發”的産業分工——在2000年工貿部下屬裕廊集團(JTC)主導投資的醫藥制造基地“大士生物醫藥園(Tuas Biomedical Park)”建成的基礎上,2003年,新加坡政府投資基金EBDI旗下的BIO One Capital投資建設生物醫藥研發中心“啓奧生命科學園(Biopolis)”。在政府的有意引導下,新加坡醫藥産業大士制造、啓奧研發、CBD總部商務聚集的格局得以形成。
“政府參與”的深度絕不止于園區建設,新加坡通過“政府基金主導、全球資本參與共同投資”引導産業良性發展,並在後續的研發投資、設施采購、服務平台搭建、人才引進、成果轉化等方面,持續發揮著主心骨的作用。例如,新加坡國家研發基金(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面向多類研究機構,提供研發計劃的資金支持;政府産業基金BioOne資本,與多家國際及新加坡本土生物技術公司、制藥公司一道,爲啓奧科學園內中小企業提供研發支持。
正是政府的親自謀劃、主動投資、俯身操盤,爲新加坡醫藥創新生態叢林的生長開辟了充足的空間、提供了豐富的養分,成功吸引、培育、扶持了多家大型企業、外包機構、創業公司、科研院所,真正激發了醫藥創新的産業生態活力。
2.要規避“強領地意識”下的各自爲戰,鼓勵共享共榮的“物種交換”
培育起創新生態後,保持其高度活躍的關鍵在于,打破創新叢林中各主體本能自我守護的“領地意識”,通過激勵“人才流通、智慧共享”進行創新資源的“物種交換”,培育良性競爭氛圍和蓬勃的內在生長力。通過創新“物種交換”實現群落繁榮的典型案例,當屬美國科技産值僅次于硅谷的第二大創新區、生物醫藥産業高地——北卡羅來納州創新三角科技園(Research Triangle Park,以下簡稱RTP)。北卡羅來納州(以下簡稱北卡州)三角區由三所頂尖大學所在的城市連接而成——羅利(北卡州立大學)、達勒姆(杜克大學)、教堂山(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20世紀50 年代,該區域的高校院所彼此鮮有合作,與業界脫軌,科研不出校門,創新經濟的帶動性微乎其微,面臨著“強研發、弱産業、無生態”的困境。
北卡羅來納州創新三角科技園,圖片來源:flickr@GSK
爲實現打破院牆、創新共榮,20世紀50年代末,北卡州決定,由政府牽頭聯合周邊大學、重點企業共同組建“三角研究園基金會(Research Triangle Foundation,以下簡稱RTF)”,並在基金會RTF的主導下,建設“三角科技園(RTP)”。政府希望以RTP爲載體,真正激活、兌現本地的創新優勢。
如今,RTP已成爲彙聚生物醫藥、信息科技、清潔能源等高新技術産業的全球領先創新區,其中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學企業占園區企業總數的45%以上,聚集了葛蘭素史克、拜耳等藥企巨頭,多家生物科技研發中心,90余家外包機構,生物醫藥已經成爲RTP最重要的創新領域❹。通過園區建設實現多研發主體“物理意義”的聚集,只是園區創新生態構建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RTP激勵了頂級科學家、研發人員、技術從業者、創業者之間的人力和智慧的“自由組合流動”,進而實現了創新生態的持久激活。
本書開篇文章中已向大家闡述,美國《拜杜法案》系列技術成果轉化法案和規定,保障了政府資助科研成果商業化後對于研發人員的利益分配,是創新人力資本在學界與業界自由“橫跳”的護身符。在“政策護體”的前提下,RTP對創新人才從“單一身份圈地自萌”到“走出院門跨界碰撞”的激勵,體現在針對不同主體的精准“牽線”:通過多對接渠道、合作平台搭建起人才自由流動的橋梁。
對于高校、研究機構,RTP通過組建跨校研發團隊、舉辦研討會等,促進知識享和聯合研發;同時,北卡三角區域內多家大學以“北卡州生物技術中心(NCBC)”爲媒介,進行尖端科研設施共享,如杜克大學分子表征設施、北卡州立大學AIF分析設施等,以設備共享促進成果共榮❺。
對于校企雙向合作,RTP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幫助實現科研人員在“教師—企業員工”間的無縫轉換。例如,高校教師可兼任三角園國際發展集團(RTII)員工,最大化其商業生産力;這一“身份旋轉門”促使RTII擁有超過80個國家的科研力量,研究專利有400余個❻。另外,三角區鼓勵企業主動走進高校、導入産業資源、進行合作研發,例如,主動搭建校企“中介鏈接器”牽線做媒,通過成立創新三角區域合作夥伴(RTRP)作爲“營銷中介”,營銷RTP內高校資源並指導企業入駐。
在創新資源的多邊共享上,北卡州生物技術中心(NCBC)作爲生物技術研發的“基站”,通過建立信息數據庫、協助技術轉讓等,助力整個RTP甚至全州的生物技術開發。同時,RTP通過搭建包括“樣本分析、檢測認證、臨床觀測”等多項公共技術平台,進一步推動技術成果商業化。創新“基站”以開源創新資源、服務全州人才的方式,最大化打破了創新資源充分流通的壁壘。
産學研融合的本質在于“人”,集體主義“聯合創新”的關鍵也在于“人”。在創新生態中,創新“人才”的“身份自由”和“資源自由”,無疑是保障生態叢林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
3.不僅是孵化單一種群的苗圃,還是多種群百家爭鳴的沃土
至此,我們似乎已經掌握生物醫藥生態叢林的締造法則:需要政府以“上帝視角”統籌規劃、親自下場投資引導,也需要內部“智力養分”的充分流動……
但是,在創新高速叠代的時代,一切技術優勢可能被叠代、一切産業資源可能被虹吸,尤其是對于鏈條漫長且關聯領域盤根錯節的生物醫藥而言,生命科學、材料化學、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任何來自其他維度的突破,均可能“換維打擊”到本産業的發展。那麽,醫藥“生態叢林”如何做到真正的“計深遠”?
毫無疑問,生態群落的生命力,尤其是抵禦自然災害、自我恢複的能力與其多樣性息息相關:種群簡單的群落更容易被“摧毀”,而物種越豐富、種群越多樣的生態群落生命力越頑強。對于生物醫藥的産業生態群落而言,道理也是如此。因此,在謀劃“生物醫藥”叢林時,越具有前瞻性、越具有能量的城市,更應該跳出“醫藥”本身的限制,最大化群落的“物種多樣性”,尤其要關注“醫藥”關系緊密、相伴相生的重點領域。
由丹麥、瑞典兩國協力共治的“生物醫藥谷(Medicon Valley,以下簡稱醫藥谷)”對于國內立志于生命科學探索與生物醫藥産業發展的城市,無疑是非常值得學習的産業培育案例。醫藥谷位于丹麥、瑞典跨境合作區域“奧瑞桑德(Oresund)”,依托該地區強大的研發資源和成果轉化、臨床轉化能力發展而來。如今,醫藥谷已經是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生物醫藥中心:在醫藥谷聚集了包括Novo、Ferring、Lundbeck、LEO四大藥企巨頭,該地區超60%的生物醫藥企業,130余家CRO和CMO企業❼。
全球醫藥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維持醫藥谷醫藥持續領先的關鍵,恰恰得益于其在“生命科學”的原始創新積累和醫藥相關領域完整産業鏈條的培育。
對于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原始創新,醫藥谷區域聚集了九大研究機構、五大科技園區及多個世界級實驗中心,包括歐洲散裂中子源(European Spallation Source)、激光同步加速器MAX IV等。醫藥谷聯盟(Medicon Valley Alliance)在其官方報告中表示,“盡管區域大型藥企的發展進入瓶頸,但生命科學的發展在持續擴張,新的産品在持續面世,醫藥出口依然在持續增加……ESS、MAX IV等大型科學設施的投入,通過在材料領域的研發突破,必將對生命科學突破産生深遠的影響”❽。如果說醫藥研發更多源于生命科學的新發現、生命科學的突破、依賴基礎科研的重金投入,那麽醫藥谷在上遊的創新維度,已布局延伸到基礎研究的“最頂層”。
歐洲散裂中子源園,圖片來源:flickr@News Oresund
基礎科研以外,醫藥谷並沒有放棄相關領域的攻堅,其中就包括與醫療、制藥息息相關的“醫療設備”産業。“藥物制品”和“醫藥器械産品”不僅共同構成丹麥和瑞典醫藥産業出口的主要産品;同時,先進的醫療和制藥器械在提升臨床治療、反哺藥物研發方面起著積極作用,間接促進了制藥行業的發展。2018年,丹麥及瑞典“藥物制品及醫療器械”出口同比增幅達7.7%和10.6%,超過170家跨國醫療器械企業在醫藥谷設立了分公司❾。
總結新加坡、北卡三角園、丹麥-瑞典生物谷的經驗,醫藥産業的“城市叢林”法則,是站位“上帝視角”的資源調配、鼓勵打破藩籬的“人才自由”、跨領域共建的“群落擴張”。
行筆至此,對于我國城市的生物醫藥産業發展,能夠提供“空間載體”的城市衆多,但更有實力、更有機會玩轉“叢林法則”的城市有哪些?
筆者認爲,醫藥産業作爲“頂天立地”的強研發、高投入行業,在前瞻謀劃、精巧設計的基礎上,同樣離不開需要一定創新資源的“原始積累”和足夠大手筆的“真金白銀投入”;顯然,擁有“資源錨點”和“資本引力”的城市,將擁有更多的先發經驗。
所謂“資源錨點”,即醫藥創新資源錨點,包括相關科研機構、臨床院所聚集之處,甚至包括“基礎科學研究中心”。以北京懷柔科學城爲例,借鑒醫藥谷經驗,其在建的“高能同步輻射光源”“多模態跨尺度生物醫學成像設施”等重大基礎設施,必將對其規劃中的“生命科學”領域創新突破産生深遠影響;圍繞生命科學的突破,下遊醫藥研發將迎來充滿想象空間的“技術外溢”;而所謂“資本吸引力”,不止在于其招商引資的能力,也在于其籌集資本、調用資本、通過資本吸引企業和人才的能力與魄力。
懷柔科學城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北京高能同步輻射光源(HEPS)
圖片來源:beijing.gov.cn,潘之望(攝)
因此,從上述“資源錨點”和“資本引力”兩個角度看,北京、長三角、珠三角、成都、武漢等“家底雄厚”的城市或區域,無疑是醫藥領域“摘星”的機遇城市。願那些有魄力、有意願的城市,在未來生物醫藥的漫漫征途裏,頂天立地,摘星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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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杜玮 華高萊斯董事 策劃總監
2015年加入華高萊斯,在區域開發、新城建設、創新産業、城市更新、文化旅遊、商業地産等領域顧問經驗豐富,擅長創新、研發開模。
參考文獻
❶EDB Singapore:OVERVIEW OF THE SINGAPORE MEDTECH INDUSTRY
https://apacmed.org/content/uploads/2019/05/EDB-Singapore-slides_Final.pdf.
❷Keat-Chuan Yeoh,Singapore’s biomedical sciences landscape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57/palgrave.
jcb.3050083.
❸火石研究院微信公衆號:《洞察|新加坡生物醫藥産業發展研究報告》.
❹RTP官網https://www.rtp.org/.
❺NCBC官網
https://www.ncbiotech.org/resources/core-labs.
❻RTII 官網,https://www.rti.org/
❼火石創造微信公衆號:王一純:《借鑒|丹麥—瑞典生物醫藥谷區域經濟環境發展路徑分析》.
❽Medicon Valley Alliance:State of Medicon Valley 2019
https://mva.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State-of-Medicon-Valley-2019-web.pdf.
❾Medicon Valley Alliance:State of Medicon Valley 2019
https://mva.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State-of-Medicon-Valley-2019-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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