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市叢林：實踐“集體主義”的終極載體
該如何構築“城市創新叢林”？在集體主義“創新資源最優化”的目標下，醫藥創新的“城市叢林”又需要遵循怎樣的法則？
1．不是市場競爭主導的弱肉強食，而是靠“上帝視角”精心謀劃的“計劃經濟”
對于城市規劃者、管理者而言，發展“生物醫藥”不僅僅是資源的機械式吸引和導入，一個規劃方案加之幾項招商政策，僅僅是城市發展生物醫藥長征的第一步。對于長孵化周期、高投入、依賴多領域合作複雜産業集群，城市不僅要成爲産業“生態叢林”的空間承載者，更應該扮演好生態形成的助推者、資源的供應者、規則的守護者。
這需要深谙醫藥創新規律的城市管理者作爲調配資源的“有形的手”，在“頂層設計”指引下，用足夠的耐心和魄力，把土地、資本彙聚並下注投資。縱觀世界多個先進的醫藥産業集群，即便是在倡導“自由經濟”的美國，其形成和發展都充斥著“頂層設計”的痕迹；而新加坡的醫藥産業的發展騰飛，更是政府步步謀劃的經典手筆。
“生物醫藥”是新加坡政府進入21世紀後在國家層面規劃的四大戰略支柱産業之一。如今，新加坡已成爲亞洲藥品制劑的生産研發中心：全球十大頂尖藥企中，七家公司都將區域總部設立在新加坡；2018年，新加坡藥物産額達128億美元，醫藥科技産業附加值高達49億美元，同比增長19.7％❶。新加坡生物産業的從無到有、從弱到強，離不開政府的科學引導；在此過程中，政府不僅是産業發展的“總規劃師”，更扮演了確保頂層設計落地實現的“總投資人”。
在頂層設計層面，新加坡政府在2000年便制定了長達15年的“生物醫藥科學倡議”（the Biomedical Science Initiative，以下簡稱BMS倡議）。BMS倡議涵蓋了制藥、生物基礎等多個領域，並制定了吸引人力資本、智力資本、工業資本（以下簡稱3C）的詳細策略：在第一階段（2000-2005年），通過建立生物醫學研究的核心能力，並引入重要的人力資本和工業資本；在第二階段（2006-2010年），持續增強在轉化和臨床研究中的能力，拓展醫藥市場；第三階段，加大創新投入，確保新加坡作爲全球醫藥研發、生産中心的競爭力❷。
在頂層設計的框架下，新加坡成立“研究創新企業委員會”並下設“生命科學執行委員會”，統籌管理“科學技術研究局、經濟發展局、衛計委醫學研究理事會”等多個機構，明確各主體在“産業投資、制造促進、商業化、人才培養”等多方面的職責分工❸。
同時，政府資本親自下場，領投、建設産業園區，進行“西有大士制造，東有啓奧研發”的産業分工——在2000年工貿部下屬裕廊集團（JTC）主導投資的醫藥制造基地“大士生物醫藥園（Tuas Biomedical Park）”建成的基礎上，2003年，新加坡政府投資基金EBDI旗下的BIO One Capital投資建設生物醫藥研發中心“啓奧生命科學園（Biopolis）”。在政府的有意引導下，新加坡醫藥産業大士制造、啓奧研發、CBD總部商務聚集的格局得以形成。
“政府參與”的深度絕不止于園區建設，新加坡通過“政府基金主導、全球資本參與共同投資”引導産業良性發展，並在後續的研發投資、設施采購、服務平台搭建、人才引進、成果轉化等方面，持續發揮著主心骨的作用。例如，新加坡國家研發基金（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面向多類研究機構，提供研發計劃的資金支持；政府産業基金BioOne資本，與多家國際及新加坡本土生物技術公司、制藥公司一道，爲啓奧科學園內中小企業提供研發支持。
正是政府的親自謀劃、主動投資、俯身操盤，爲新加坡醫藥創新生態叢林的生長開辟了充足的空間、提供了豐富的養分，成功吸引、培育、扶持了多家大型企業、外包機構、創業公司、科研院所，真正激發了醫藥創新的産業生態活力。
2．要規避“強領地意識”下的各自爲戰，鼓勵共享共榮的“物種交換”
培育起創新生態後，保持其高度活躍的關鍵在于，打破創新叢林中各主體本能自我守護的“領地意識”，通過激勵“人才流通、智慧共享”進行創新資源的“物種交換”，培育良性競爭氛圍和蓬勃的內在生長力。通過創新“物種交換”實現群落繁榮的典型案例，當屬美國科技産值僅次于硅谷的第二大創新區、生物醫藥産業高地——北卡羅來納州創新三角科技園（Research Triangle Park，以下簡稱RTP）。北卡羅來納州（以下簡稱北卡州）三角區由三所頂尖大學所在的城市連接而成——羅利（北卡州立大學）、達勒姆（杜克大學）、教堂山（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20世紀50 年代，該區域的高校院所彼此鮮有合作，與業界脫軌，科研不出校門，創新經濟的帶動性微乎其微，面臨著“強研發、弱産業、無生態”的困境。
北卡羅來納州創新三角科技園，圖片來源：flickr@GSK
爲實現打破院牆、創新共榮，20世紀50年代末，北卡州決定，由政府牽頭聯合周邊大學、重點企業共同組建“三角研究園基金會（Research Triangle Foundation，以下簡稱RTF）”，並在基金會RTF的主導下，建設“三角科技園（RTP）”。政府希望以RTP爲載體，真正激活、兌現本地的創新優勢。
如今，RTP已成爲彙聚生物醫藥、信息科技、清潔能源等高新技術産業的全球領先創新區，其中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學企業占園區企業總數的45％以上，聚集了葛蘭素史克、拜耳等藥企巨頭，多家生物科技研發中心，90余家外包機構，生物醫藥已經成爲RTP最重要的創新領域❹。通過園區建設實現多研發主體“物理意義”的聚集，只是園區創新生態構建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RTP激勵了頂級科學家、研發人員、技術從業者、創業者之間的人力和智慧的“自由組合流動”，進而實現了創新生態的持久激活。
本書開篇文章中已向大家闡述，美國《拜杜法案》系列技術成果轉化法案和規定，保障了政府資助科研成果商業化後對于研發人員的利益分配，是創新人力資本在學界與業界自由“橫跳”的護身符。在“政策護體”的前提下，RTP對創新人才從“單一身份圈地自萌”到“走出院門跨界碰撞”的激勵，體現在針對不同主體的精准“牽線”：通過多對接渠道、合作平台搭建起人才自由流動的橋梁。
對于高校、研究機構，RTP通過組建跨校研發團隊、舉辦研討會等，促進知識享和聯合研發；同時，北卡三角區域內多家大學以“北卡州生物技術中心（NCBC）”爲媒介，進行尖端科研設施共享，如杜克大學分子表征設施、北卡州立大學AIF分析設施等，以設備共享促進成果共榮❺。
對于校企雙向合作，RTP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幫助實現科研人員在“教師—企業員工”間的無縫轉換。例如，高校教師可兼任三角園國際發展集團（RTII）員工，最大化其商業生産力；這一“身份旋轉門”促使RTII擁有超過80個國家的科研力量，研究專利有400余個❻。另外，三角區鼓勵企業主動走進高校、導入産業資源、進行合作研發，例如，主動搭建校企“中介鏈接器”牽線做媒，通過成立創新三角區域合作夥伴（RTRP）作爲“營銷中介”，營銷RTP內高校資源並指導企業入駐。
在創新資源的多邊共享上，北卡州生物技術中心（NCBC）作爲生物技術研發的“基站”，通過建立信息數據庫、協助技術轉讓等，助力整個RTP甚至全州的生物技術開發。同時，RTP通過搭建包括“樣本分析、檢測認證、臨床觀測”等多項公共技術平台，進一步推動技術成果商業化。創新“基站”以開源創新資源、服務全州人才的方式，最大化打破了創新資源充分流通的壁壘。
産學研融合的本質在于“人”，集體主義“聯合創新”的關鍵也在于“人”。在創新生態中，創新“人才”的“身份自由”和“資源自由”，無疑是保障生態叢林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
3．不僅是孵化單一種群的苗圃，還是多種群百家爭鳴的沃土
至此，我們似乎已經掌握生物醫藥生態叢林的締造法則：需要政府以“上帝視角”統籌規劃、親自下場投資引導，也需要內部“智力養分”的充分流動……
但是，在創新高速叠代的時代，一切技術優勢可能被叠代、一切産業資源可能被虹吸，尤其是對于鏈條漫長且關聯領域盤根錯節的生物醫藥而言，生命科學、材料化學、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任何來自其他維度的突破，均可能“換維打擊”到本産業的發展。那麽，醫藥“生態叢林”如何做到真正的“計深遠”？
毫無疑問，生態群落的生命力，尤其是抵禦自然災害、自我恢複的能力與其多樣性息息相關：種群簡單的群落更容易被“摧毀”，而物種越豐富、種群越多樣的生態群落生命力越頑強。對于生物醫藥的産業生態群落而言，道理也是如此。因此，在謀劃“生物醫藥”叢林時，越具有前瞻性、越具有能量的城市，更應該跳出“醫藥”本身的限制，最大化群落的“物種多樣性”，尤其要關注“醫藥”關系緊密、相伴相生的重點領域。
由丹麥、瑞典兩國協力共治的“生物醫藥谷（Medicon Valley，以下簡稱醫藥谷）”對于國內立志于生命科學探索與生物醫藥産業發展的城市，無疑是非常值得學習的産業培育案例。醫藥谷位于丹麥、瑞典跨境合作區域“奧瑞桑德（Oresund）”，依托該地區強大的研發資源和成果轉化、臨床轉化能力發展而來。如今，醫藥谷已經是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生物醫藥中心：在醫藥谷聚集了包括Novo、Ferring、Lundbeck、LEO四大藥企巨頭，該地區超60％的生物醫藥企業，130余家CRO和CMO企業❼。
全球醫藥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維持醫藥谷醫藥持續領先的關鍵，恰恰得益于其在“生命科學”的原始創新積累和醫藥相關領域完整産業鏈條的培育。
對于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原始創新，醫藥谷區域聚集了九大研究機構、五大科技園區及多個世界級實驗中心，包括歐洲散裂中子源（European Spallation Source）、激光同步加速器MAX IV等。醫藥谷聯盟（Medicon Valley Alliance）在其官方報告中表示，“盡管區域大型藥企的發展進入瓶頸，但生命科學的發展在持續擴張，新的産品在持續面世，醫藥出口依然在持續增加……ESS、MAX IV等大型科學設施的投入，通過在材料領域的研發突破，必將對生命科學突破産生深遠的影響”❽。如果說醫藥研發更多源于生命科學的新發現、生命科學的突破、依賴基礎科研的重金投入，那麽醫藥谷在上遊的創新維度，已布局延伸到基礎研究的“最頂層”。
歐洲散裂中子源園，圖片來源：flickr@News Oresund
基礎科研以外，醫藥谷並沒有放棄相關領域的攻堅，其中就包括與醫療、制藥息息相關的“醫療設備”産業。“藥物制品”和“醫藥器械産品”不僅共同構成丹麥和瑞典醫藥産業出口的主要産品；同時，先進的醫療和制藥器械在提升臨床治療、反哺藥物研發方面起著積極作用，間接促進了制藥行業的發展。2018年，丹麥及瑞典“藥物制品及醫療器械”出口同比增幅達7.7％和10.6％，超過170家跨國醫療器械企業在醫藥谷設立了分公司❾。
總結新加坡、北卡三角園、丹麥-瑞典生物谷的經驗，醫藥産業的“城市叢林”法則，是站位“上帝視角”的資源調配、鼓勵打破藩籬的“人才自由”、跨領域共建的“群落擴張”。
行筆至此，對于我國城市的生物醫藥産業發展，能夠提供“空間載體”的城市衆多，但更有實力、更有機會玩轉“叢林法則”的城市有哪些？
筆者認爲，醫藥産業作爲“頂天立地”的強研發、高投入行業，在前瞻謀劃、精巧設計的基礎上，同樣離不開需要一定創新資源的“原始積累”和足夠大手筆的“真金白銀投入”；顯然，擁有“資源錨點”和“資本引力”的城市，將擁有更多的先發經驗。
所謂“資源錨點”，即醫藥創新資源錨點，包括相關科研機構、臨床院所聚集之處，甚至包括“基礎科學研究中心”。以北京懷柔科學城爲例，借鑒醫藥谷經驗，其在建的“高能同步輻射光源”“多模態跨尺度生物醫學成像設施”等重大基礎設施，必將對其規劃中的“生命科學”領域創新突破産生深遠影響；圍繞生命科學的突破，下遊醫藥研發將迎來充滿想象空間的“技術外溢”；而所謂“資本吸引力”，不止在于其招商引資的能力，也在于其籌集資本、調用資本、通過資本吸引企業和人才的能力與魄力。
懷柔科學城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北京高能同步輻射光源（HEPS）
圖片來源：beijing.gov.cn，潘之望（攝）
因此，從上述“資源錨點”和“資本引力”兩個角度看，北京、長三角、珠三角、成都、武漢等“家底雄厚”的城市或區域，無疑是醫藥領域“摘星”的機遇城市。願那些有魄力、有意願的城市，在未來生物醫藥的漫漫征途裏，頂天立地，摘星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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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杜玮 華高萊斯董事 策劃總監
2015年加入華高萊斯，在區域開發、新城建設、創新産業、城市更新、文化旅遊、商業地産等領域顧問經驗豐富，擅長創新、研發開模。
參考文獻
❶EDB Singapore：OVERVIEW OF THE SINGAPORE MEDTECH INDUSTRY
https://apacmed.org/content/uploads/2019/05/EDB-Singapore-slides_Final.pdf.
❷Keat-Chuan Yeoh，Singapore’s biomedical sciences landscape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57/palgrave.
jcb.3050083.
❸火石研究院微信公衆號：《洞察|新加坡生物醫藥産業發展研究報告》.
❹RTP官網https://www.rtp.org/.
❺NCBC官網
https://www.ncbiotech.org/resources/core-labs.
❻RTII 官網，https://www.rti.org/
❼火石創造微信公衆號：王一純：《借鑒|丹麥—瑞典生物醫藥谷區域經濟環境發展路徑分析》.
❽Medicon Valley Alliance：State of Medicon Valley 2019
https://mva.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State-of-Medicon-Valley-2019-web.pdf.
❾Medicon Valley Alliance：State of Medicon Valley 2019
https://mva.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State-of-Medicon-Valley-2019-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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