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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合強：“一帶一路”與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發展
來源：《東南亞研究》2018年第1期。
圖片來自網絡
［摘要］“一帶一路”是中國統籌國內經濟發展與深化對外開放的重要戰略性舉措，東南亞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發展方向和“一帶一路”涵蓋的重要區域之一，東盟則是中國的重要戰略合作夥伴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參與者。“一帶一路”爲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發展注入了“平等協商”“互助共建”“開放共享”新理念，搭建起“系統化工程”“跨國工業園區”“優勢産業合作”“多元化創新”與“戰略對接”新平台，建立了“決策與對接”“市場化運行”與“跨國聯通”新機制。同時，“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推進面臨來自東盟國家內部民族主義滋長和域外大國力量幹擾等因素的消極影響。在未來雙邊經貿合作中，中國需要更加主動承擔大國責任，發揚奉獻精神和展示必要的寬容胸懷。
［關鍵詞］一帶一路； 中國—東盟關系； 經貿關系； 周邊外交；
［作者簡介］谷合強，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關系專業2016級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載于《東南亞研究》2018年第1期。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在“一帶一路”與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宏觀視角分析“一帶一路”對中國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産能合作、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作用的研究（涉及東盟地區）[1]，二是從微觀視角分析“一帶一路”對東盟或東南亞個別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緬甸等）在自貿區升級、貿易合作等領域的具體化研究[2]。總體來看，目前尚無關于“一帶一路”與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系統性重要研究成果。系統分析“一帶一路”新理念，總結四年來“一帶一路”在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實踐中形成的新平台、新機制，有助于政府相關部門科學引導雙邊經濟發展，企業更加積極參與相關項目建設，廣大民衆更理性看待經貿關系中出現的多元化合作與競爭現象。因此，本文就“一帶一路”與中國—東盟經貿關系新發展這一重要問題進行相關的理論探討。
一 “一帶一路”：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發展新理念
中國長期奉行對東盟國家睦鄰友好政策，視其爲“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東南亞地區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發展方向。1991年中國—東盟建立“對話夥伴關系”，中國與東盟各國政府交往頻繁，政治互信不斷加強，經貿相互依存日益加深。1997年12月，中國—東盟提出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系”，2003年10月，雙邊關系提升爲“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如期建成。2016年7月，雙邊簽署升級自貿區相關協議，目前雙邊建立有十幾個部長級會議機制和二十幾個高官級對話機制。中國承諾對東盟最大限度地開放國內市場，鼓勵中國企業重點向東南亞地區投資，幫助東盟利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機遇實現産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升級。但是，面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東盟國家産生了不同程度的“安全憂慮”，尤其與中國存在島嶼主權爭端的國家無形中放大雙邊之間的一些摩擦、競爭或沖突事件。
中國—東盟經貿關系受制于當前大變革、大發展、大調整的國際環境：其一，世界經濟全球化、國際政治多極化和科學技術信息化持續發展，國家與各種非國家行爲體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公民社會等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頻繁互動，形成多元競爭與合作、博弈與共贏關系。其二，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歐美發達國家引領的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持續減弱、全球財富大量縮水和國際貿易總量不斷下降，但是以中國爲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崛起”並日益成爲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二十國集團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日益提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現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改革，國際社會最終簽署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其三，世界全球化發展進入新階段，各種“逆全球化運動”、國內極端保守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在世界各地滋生蔓延，國際治理體系改革面臨新的挑戰。
國際關系實踐證明，友好鄰居關系可以帶來倍增的國家利益，敵對鄰居關系導致國家利益加倍受損[3]，因此夯實中國—東盟“黃金十年”基礎，實現“鑽石十年”新目標需要合作理念與思路的創新。東南亞是“一帶一路”經過的核心區域之一，東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合作夥伴，“一帶一路”倡導的“平等協商”，“互助共建”，“開放共享”新理念將爲中國—東盟經貿發展注入新動力[4]，推動雙邊經貿合作深入發展和實現國家利益的互利共贏。
（一）“平等協商”理念
人類曆史上出現的國際組織或機制多是大國掠奪、剝削小國財富的工具，如拿破侖戰爭後維也納體系、一戰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二戰後雅爾塔體系及後冷戰時代美國主導的“亞太新秩序”，傳統國際體系或機制無法真正消除國家間的矛盾和沖突，結果是各種矛盾、沖突不斷積累，最後導致戰爭的爆發。當代國際體系一定程度上表現爲霸權國美國與崛起國中國的國際規則制定權的博弈，“一帶一路”倡議正是中國力圖避免傳統大國間出現的“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國方案：堅持國家地位平等，建立“平等協商、開放包容、互惠互利”的國際合作新機制和實現各國共同分享發展成果[5]。中國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者，但絕不謀求領導權，而是通過友好協商繼承或發展既有國際機制，尋找各方合作共贏的切入點與潛力點[6]。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堅持各國地位平等，通過友好協商解決“一帶一路”建設中出現的矛盾與利益沖突：其一，強調各國地位平等。2014年11月8日，中國邀請柬埔寨、老撾、緬甸等東盟國家領導人共同參加“互聯互通夥伴關系對話”會議，習近平主席強調“尊重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照顧各方舒適度，不強人所難，不幹涉他國內政，增強彼此戰略互信。[7]其二，重視項目協商。2016年7月12日，中國江蘇省、安徽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政府官員、企業人士、學者與媒體300多人共同參加第二屆“中國—東盟産能合作高層論壇”，參會各方借助“高端對話”、“市長論壇”平台對“一帶一路”相關議題進行充分討論，保證項目的規劃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顧各方利益[8]。其三，拓寬協商渠道。2017年5月14、15日，中國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該論壇有138個國家參加，東盟國家有印度尼西亞、老撾、菲律賓、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和緬甸等。該論壇爲“一帶一路”搭建交流協商平台，包括以政策溝通和發展對接爲主題的“政策溝通”平行會議、互聯互通與共同繁榮爲主題的“設施聯通”平行會議、暢通高效與共贏發展爲主題的“貿易暢通”平行會議、建立多元投融資體系爲主題的“資金融通”平行會議、共建民心之橋爲主題的“民心相通”平行會議和“攜手打造智力絲綢之路”爲主題的“智庫交流”平行會議。總之，“一帶一路”項目建設堅持政策溝通優先，充分尊重東盟國家利益，東盟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和支持力度不斷提升，如老撾國家主席本揚表示深入參與“一帶一路”，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季認爲“一帶一路”有利于密切緬中兩國政府高層政治認同和民衆相互理解[9]。
（二）“互助共建”理念
近年來，國際金融危機的消極影響依然存在，全球貿易與投資雙下降局面尚未根本扭轉，各國經濟增長壓力沉重，東亞長期形成的“區域內生産和區域外消費”産業結構更加受到國際經濟宏觀環境的影響，“一帶一路”正是中國通過深化國內改革助力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國方案”。2016年3月，中國公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引領國內經濟結構調整與産業轉型發展，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道路互聯互通和産能發展等領域的合作。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更加重視發展的平衡性和均衡化。“一帶一路”正是中國統籌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重要戰略舉措。目前中國國內大多數工農業産品生産處于“産能過剩”狀態，而東盟大多數國家正處于工業化發展初中期階段，對基礎設施類産品需求巨大，亞洲發展銀行分析2016—2030年期間東南亞地區每年至少需在基礎設施領域投資1.7萬億美元來保持相應發展速度[10]。
中國—東盟“一帶一路”合作項目（見表1）重視“互助共建”：
其一，共同制定發展規劃。中國與東盟經過多輪友好談判，在綜合各方利益的基礎上制定相關的經濟發展計劃或規劃，中國與老撾、緬甸和泰國等國共同編制了《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發展規劃（2015—2025年）》，計劃2025年思茅港南得壩至老撾琅勃拉邦航道實現500噸級船舶航道通航，實現“泛亞鐵路”中線與東南亞“互聯互通”。中國與東盟10國共同發表《中國—東盟産能合作聯合聲明》，加強“一帶一路”框架下的産能合作，中國與湄公河5國發表《瀾滄江—湄公河國家産能合作聯合聲明》，規劃湄公河區域國家利用好“一帶一路”平台實現産能合作。其二，協力共建重點項目。港口經濟是中國—東盟“一帶一路”合作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雙邊加強港口的“共建共管”，截至2017年6月，中國福建已建成並投入運營的外資碼頭包括新加坡7個、印尼4個，在建或規劃擬建的碼頭有新加坡4個、印尼4個。2015年，中國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與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簽訂共同開發北部灣國際集裝箱碼頭合作備忘錄，利用“渝桂新”國際聯運通道實現貨物從新加坡港口借道北部灣港口運往中國內地，實現運輸成本、時間的大幅度下降。2017年5月，中國南車集團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在馬來西亞霹雳州投資13，100萬美元成立合資企業馬來西亞鐵路交通分公司，生産具有中國標准、中國技術的各類型軌道交通機車和電力機車並且集中投放東南亞市場[11]。雅加達至萬隆高速鐵路（“雅萬高鐵”）由中國與印尼國企聯合體組建的中印尼合資公司承建，中國昆明至泰國曼谷高鐵建設項目計劃由中泰組建合資公司建設[12]。其三，創新合作形式。跨國産業園區是中國—東盟“一帶一路”經濟合作模式的重要創新，中國與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緬甸、老撾、越南等國家開展跨國産業園區合作共建，如重慶互聯互通項目是中新（加坡）共建的多元化跨國産業園區，涉及産業、資本、科技、人才等領域。2017年5月，中國廣東、廣西與東盟國家簽署“一帶一路”環保與産業合作集聚區共建協議，加強環保技術協同創新、産業合作開發與人力資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其四，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2016年3月，中國—東盟舉行首屆瀾湄合作領導人會議，強調深化雙邊區域互聯互通、産能、跨境經濟、水資源、農業和減貧等領域的合作，東盟副秘書長林康憲認爲“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東盟經貿合作不僅有利于雙邊經貿發展，對東盟經濟共同體2025年願景的實現也具有重要意義[13]。
（三）“開放共享”理念
“一帶一路”是推動“沿線”國家經濟開放發展與合作共贏的新平台，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公共産品”，中國願意與東盟共同分享本國發展機遇，歡迎搭乘“中國發展快車”。其一，從雙邊貿易發展來看，1991年雙邊貿易額爲79.6億美元，2016年爲4524.1億美元，截至2017年9月份，雙邊貿易額達3658.9億美元（參見表2）。目前中國是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從國別來看，2017年1-4月份，中國與印尼非油氣産品貿易額爲166.3億美元，印尼對中國出口爲62.6億美元，占其對外出口總額12.8%，從中國進口103.7億美元，占其進口總額25.7%，中國均位居印尼出口目的地和進口來源地首位[14]。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近年來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有序推進。
其二，從雙方投資情況來看，2017年1-10月份，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58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11.8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13%，主要流向涉及新加坡、馬來西亞、老撾、印度尼西亞等東盟國家[15]。2016年度中國對東盟投資最大領域是制造業，占整個投資的18.4%，總金額達131.5億美元，投資在10億美元以上國家是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參見表3）。2016年度中國在東盟國家設立的直接投資企業4300家，雇傭當地員工28.39萬人[16]。2017年前8個月印度尼西亞初創企業95%資金來自中國，其中騰訊公司對印尼叫車應用Go-Jek投資12億美元，阿裏巴巴對印尼電商Tokopedia投資11億美元，京東對印尼線上旅遊公司Traveloka投資5億美元，中國成爲印尼初創市場的最大投資來源地[17]。中國—新加坡重慶（互聯互通）項目啓動9個月以來簽署各類金融合作協議約60億美元[18]。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教授認爲“一帶一路”既是中國從區域大國走向世界強國之路，也爲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發展資本[19]。
總之，“一帶一路”推動了中國—東盟經濟“絕對”與“相對”收益的同步增加，彰顯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外交“共同生存、共享發展、公平治理、合作共贏、共同進步”的核心價值理念[20]與“親、誠、惠、容”周邊外交思想。中國自覺承擔相應的國際、地區發展責任，推動了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成功回擊了中國利用亞洲大國地位誘導周邊國家變成嚴重依賴中國經濟命運共同體的“新殖民主義”言論[21]。
二 “一帶一路”：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發展新平台
“一帶一路”爲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注入“平等協商”，“互助共建”，“開放共享”新理念，同時通過發揮雙邊資源的比較優勢不斷夯實經貿合作基礎。中國—東盟“一帶一路”項目建設逐漸形成“系統化工程”、“跨國産業園區”、“優勢産業合作”、“多元化創新”與“戰略對接”等新平台，推動雙邊在商品貿易、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承包、金融服務、産能合作、人才培養等領域的深度合作。
（一）“系統化工程”平台
長期以來，中國—東盟經貿關系具有集中于單一項目、單一領域的“貿易型”特征，貿易在雙邊經濟關系中的比重過大，不利于商品、資本與勞動力等生産要素的跨國流動，而且容易因貿易逆差出現“貿易戰”。中國—東盟“一帶一路”合作建立起“系統化工程”，推動雙邊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與經濟良性發展：一是基礎設施建設。中國—東盟企業組建合資公司綜合體承建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如印尼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中泰鐵路等，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的17%集中于東南亞基礎設施領域[22]。二是服務業領域合作。新加坡服務業優勢明顯，新加坡中資企業協會與新加坡工商聯合會（SBF）等東盟30家商會和商團共同組建的“商團商會聯盟”，集中服務東南亞地區的商業社群發展和幫助企業提升技能、發展轉型、營造良好貿易投資環境等，與中國簽署了100多份“一帶一路”框架內合作備忘錄[23]。三是跨國産能合作。馬來西亞柔佛州碧桂園森林城市是中國東盟産能合作重點項目，實現了中馬兩國企業“抱團發展”和經濟深度融合，促進了當地産業鏈國際化水平的提升，爲當地提供了22萬個就業崗位[24]。2016年5月26日，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舉行第九屆“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並發布《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倡議書》，中國與老撾、柬埔寨等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和雙邊合作規劃綱要。2016年瀾湄合作機制建立以來，中國與越南、老撾等東盟國家“一帶一路”合作發展迅速，形成“瀾湄速度”、“瀾湄效率”及平等相待、真誠互助的“瀾湄文化”[25]。
（二）“跨國産業園區”平台
現代産業經濟理論認爲一國內部的産業集聚有利于規模經濟效益的形成，同樣“跨國産業園區”可以打破國家間的貿易壁壘，降低企業海外融資成本而實現國家間經濟利益增加。近年來中國—東盟建立起各種類型“跨國産業園區”，截至2016年底中國在東盟參與建設的跨國産業園區共23個，其中印尼6個、越南5個、馬來西亞2個、泰國、緬甸、文萊各1個，投資累計15.2億美元，參與中資企業達421家[26]（參見表4）。欽州産業園區是中國與馬來西亞共建的金融跨國數據公共服務平台，目標是建成“點對點”現代金融開放試驗區，截至2016年底該園區引進50個項目，總投資達280億元人民幣[27]。中國與新加坡共建的(重慶)互聯互通項目運行效果良好，新加坡人力部長林瑞生認爲中新(重慶)互聯互通項目爲新企業在中國陝西投資發揮著重要作用[28]。
（三） “優勢産業合作”平台
中國與東盟之間産業結構存在較大差異，東盟10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也比較明顯，如新加坡服務業發達，文萊屬于石油資源型國家，泰國、越南是農業大國，老撾與緬甸正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一些學者提醒如果東盟經濟長期處于不均衡發展，加上相關國家缺乏有效的治理和機制建設，東盟經濟體將面臨分裂的危險[29]。因此，中國—東盟基于市場機制搭建起“優勢産業合作”平台。越南具有臨海地理區位和豐富青壯年勞動力，具有發展新興電子産業比較優勢，近年來重點參與“一帶一路”涉及的電子類産業合作。泰國具有良好的汽車制造基礎，2015年生産汽車191萬輛，出口120萬輛，重型機械與汽車制造成爲泰國參與“一帶一路”的重要領域。菲律賓勞動力成本較低、素質較高，通過與中國服裝、電子類企業合作成功承接産業轉移，實現産品國際競爭力的提升[30]。2017年5月，中國電力發展集團、深圳鹽田港集團、日照港集團與馬來西亞簽署共同開發馬六甲皇京港諒解備忘錄，整合雙邊優勢共同發展旅遊、智能城市、商業樞紐、深水港、造船及海洋工業園等項目[31]。
（四）“多元化創新”平台
近年來，中國—東盟經貿合作中支持、服務創新的各類型“創新平台”逐漸形成。中國廣西、香港、澳門與東盟加大整合廣西豐富的中醫藥資源，香港、澳門的科技研發、中醫藥標准化生産與國際營銷體系優勢以及東盟國家的獨特醫藥使用傳統優勢，建立了“雙邊多邊國際創新”、“産業鏈國際合作創新”、“産業帶國際合作創新”等平台，計劃2020年建成桂港澳台—馬泰越—印尼新加坡“中醫藥創新合作帶”，2025年建成桂港澳台—東盟“中醫藥國際創新合作圈”。中國廣東省與泰國在東盟“10+1”戰略合作框架下逐漸建立起政府支持、行業協會組織、引導的“抱團出海”合作平台。國際能源局(IEA)預測未來20年東盟的能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至少需要2.5萬億美元資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綢之路基金通過金融服務創新滿足沿線國家對資金的需求，截至2016年底“亞投行”爲東南亞多個項目提供資金，“絲路基金”與東盟在內的15個項目簽約。2017年6月，馬來西亞第二大銀行集團聯昌國際銀行與中國國內銀行建立起“互爲托管銀行”，同中國銀河證券達成股票經紀業務合作創新協議，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資金支持與金融服務[32]。新加坡作爲東南亞地區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幣中心，金融服務創新是新加坡參與“一帶一路”的重要領域，2016年度中國對新加坡投資占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總額的29%，東南亞60%的工程資金來自新加坡國內銀行和金融服務公司[33]。
（五） “戰略對接”平台
中國—東盟“一帶一路”框架合作堅持以東盟國家發展實際爲基礎，建立起各種形式的“戰略對接”平台。一是與東盟“經濟共同體遠景規劃”對接。2016年第27屆東盟峰會提出《東盟經濟共同體2025藍圖》（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強調消除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壁壘和實現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具有內在一致性，爲中國—東盟經濟整體發展戰略對接奠定了基礎[34]。2017年11月14日，第31屆東盟峰會和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通過了《中國—東盟關于進一步深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的聯合聲明》，東盟承諾實現《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共同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和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二是與具體國家發展戰略對接。“一帶一路”堅持“一國一策”和合作方式創新[35]，與老撾建設“陸鎖國變陸聯國”戰略、越南打造“兩廊一圈”戰略、柬埔寨實現“四角”戰略、印尼建設“世界海洋軸心”戰略、馬來西亞建設“全面發達國家—2020”戰略實現對接。馬來西亞是“一帶一路”重要參與者和受益者，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認爲參加“一帶一路”有助于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發達國家目標[36]。三是與具體産業項目對接。老撾擁有30,000兆瓦水電資源，可利用達25,000兆瓦，但是目前整個東南亞地區僅有40座電站，老撾希望與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水電能源開發合作，實現2020年建成90座年發電量爲6300兆瓦電站的目標[37]。2017年5月14日，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與馬來西亞交易所簽訂共同開發金融産品、市場推廣與數據管理合作備忘錄。中國華爲科技公司成功參與到馬來西亞“數字智慧國家”的信息通訊服務項目，阿裏巴巴公司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設立電子物流中心合作協議，服務當地中小企業參與國際貿易和提高電子支付業務[38]。
總之，“一帶一路”搭建起中國—東盟多元化平等開放、互利互惠的經濟合作平台，有利于各種資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動參與國利益的增長和企業“抱團”發展。但是，基于目前東盟大多數國家仍然處于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作爲原材料供應基地與加工車間的地位尚沒有根本改變，中國—東盟經貿合作需要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整合與對接以APEC、RCEP、FTAAP爲代表的經濟合作機制。
三 “一帶一路”：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發展新機制
國家間穩定關系的維持依賴于相應的機制、規則與規範的建立，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發展需要不斷建立和完善各種合作機制。中國—東盟在“一帶一路”合作中逐漸形成政府引導、企業參與和社會支持的多層次經濟合作新機制，有利于雙邊經濟合作新理念的傳播和新平台的建設，更加高效地解決經貿關系中産生的矛盾和沖突。
（一）“決策與對接”機制
“一帶一路”是中國倡導的新時代經濟合作機制，需要中國政府的科學設計、相關部門的全力支持配合以及沿線國家的有效對接。其一，中國建立起頂層設計與部門分工機制。政府在“一帶一路”中發揮著政策制定、項目規劃、各種關系協調與社會動員等作用，因此，中國中央政府成立了“一帶一路”工作領導小組，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召開會議進行相關工作部署，以外交部、商務部、發改委爲代表的中央部委負責具體的項目落實，中國沿帶、沿路與內地的地方政府從本省實際出發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成爲目前中國國內政府部門參與最多，中央與地方聯動最好的國家戰略。其二，中國與沿線國家建立起溝通對接機構。中國—東盟成立了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中方工作委員會與東盟互聯互通協調委員會，專門負責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技術轉移與人員培訓等方面的溝通協調工作。其三，東盟國家成立相應的“一帶一路”服務機構。東盟各國成立由政府、企業和學術團體等構成的“一帶一路”信息服務機構，如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IE Singapore)代表政府提供“一帶一路”服務，2016年9月10日，該局與中國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共同舉辦“一帶一路”圓桌會議，爲新加坡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提供政策咨詢服務。2016年12月12日，馬來西亞成立隸屬于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對華事務委員會的“一帶一路”中心，負責爲本國企業提供“一帶一路”信息咨詢、市場開拓和政府聯絡工作。2017年5月，馬來西亞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KLRCA）更名爲“東盟國際仲裁中心”，與中國協商制定“一帶一路”統一仲裁機制，提高解決“一帶一路”在東盟國家推行中遇到的貿易糾紛問題的效率[39]。
（二）“市場化運行”機制
企業是“一帶一路”的參與主體，中國鼓勵各種所有制企業在遵循市場法律法規基礎上平等參與相關項目建設。目前“一帶一路”處于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爲主的發展階段，中國國有大中型企業具有技術、資金、管理和人才等方面的相對比較優勢，鐵路、公路、電力、建材行業類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相關項目的主要參與者，截至2017年5月底，共有47家中央國有企業參與1676個項目建設[40]。2015年9月，中國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與文萊交通部簽署《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文萊達魯薩蘭國政府合作意向書》，圍繞建設東盟東部增長區國際航運中心進行各領域的合作[41]。中國地方政府鼓勵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廣東省湛江市給予參加“一帶一路”框架內國際水産品博覽會等項目的民營企業稅費減免，2016年湛江市民營企業創造價值164，000萬人民幣，貢獻率占本市GDP63%[42]。2017年5月，中國河南省政府、中國光大銀行集團與馬來西亞亞洲航空公司（Air Asia）簽署開發低成本航空（low-cost carrier）合作協議，在市場化管理基礎上開展機場建設、飛行員培訓等領域合作[43]。中國香港政府發揮自身擁有的市場經濟管理經驗和對于東南亞的地緣優勢，鼓勵港企參與“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項目，目前已經參與建設柬埔寨機場、泰國和越南電廠。2017年11月13日，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東盟簽署《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區協定》和《香港—東盟投資協定》，深化香港與東盟市場的“互聯互通”，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評價“一帶一路”倡議不是空談或政治口號，是一份能爲香港帶來實際益處的宏偉藍圖[44]。
（三）“跨國聯通”機制
“一帶一路”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措施共同推動了中國—東盟經貿“跨國聯通”機制的建立和完善[45]，2015年10月21日，屬于中國福建省推進“一帶一路”“跨國聯通”機制重要項目的中國—東盟海産品交易所正式公開挂牌交易，爲雙邊大宗海産品現貨交易提供線上交易、線下交收與跨境結算第三方電子交易服務[46]。2015年5、6月，中國廈門港、福州港管理局分別與馬來西亞巴生港管理局簽署友好港口合作意向書，加強兩國在港口建設、運營管理、招商引資與信息技術共享等領域合作。2015年9月20日，首屆“中國—東盟市長論壇”確定建立“中國—東盟港口城市網絡合作機制”、“中國—東盟城市合作行動機制”，中國10個港口與馬來西亞6個港口建立“港口聯盟”。2016年6月，中國與馬來西亞簽署共建位于馬六甲海峽和巴生港之間的凱利島巴生港協議[47]。2017年9月，中國國家交通運輸物流公共信息平台（LOGINK）與馬來西亞巴生港務局簽署諒解備忘錄，巴生港口通過LOGINK平台可以實現與國際港口物流信息的互聯互通，方便追蹤和監督貨物去向、削減物流成本，提高海運競爭力[48]。2017年3月，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廈門分行與印度尼西亞曼底利銀行建立跨國金融合作機制，爲印度尼西亞27個項目提供資金，總貸款額87億美元[49]。2017年9月13日，中國—東盟中小企業貿易促進平台（CASTPP）正式啓動，東盟國家中小企業可以通過欽州保稅區進入中國市場，同時享受相關的優惠政策、便利化通關環境、專業化服務，中國企業也可以借助該平台進入東盟各國市場[50]。2017年9月，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與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建立起商會跨國聯通機制，兩國商會將通過舉辦經貿論壇、項目推介會、商務洽談和培訓等活動爲企業搭建交流平台，共享兩國經濟發展信息、投資機會與商會信息[51]。新加坡政府網正與中國協商建立“一帶一路”信息互聯互通機制，爲企業提供咨詢服務[52]。
總之，“一帶一路”爲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注入新理念，搭建起合作新平台，相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保證了雙邊經貿關系的長期、健康發展。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的良好成效不斷向政治、社會領域“外溢”，2016年10月21日菲律賓《世界日報》發表題爲《歡迎菲中友好關系全面恢複》社論，肯定杜特爾特政府改善與中國關系有利于菲律賓經濟發展和擺脫貧困落後狀態。
四 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發展面臨的挑戰
“一帶一路”加深了中國—東盟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但是日益密切的經濟聯系也意味著更多經濟摩擦的出現，中國與東盟一些産業發展水平的相似增加了同類競爭的可能性。另外，世界經濟增長趨緩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的上升和東盟國家內部民族主義滋長，域外大國力量在東南亞的長期存在等因素都會對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發展産生消極影響。
（一）東盟國家民族主義滋長
東盟大多數國家處于工業化初中期發展、城鎮化快速推進和社會政治體制急劇轉型的“三重疊加”時期，大多數國家一方面苦于本國基礎設施落後嚴重制約社會發展的現實，迫切希望搭乘中國經濟發展“便車”和共享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公共産品”；另一方面，東盟國家進入現代民族國家的曆史較短，近代史上又遭受西方列強的殖民掠奪，對國家主權格外關注，尤其與中國存在領土領海主權爭端的越南、菲律賓等國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綜合實力有著更加明顯的安全焦慮，認爲中國正通過“一帶一路”把經濟影響力轉化爲東南亞甚至全球領導力[53]。印度尼西亞一些媒體認爲中國對印尼的商品需求主要集中于能源及初級産品，兩國經貿合作屬于競爭關系[54]。馬來西亞一些人士認爲該國參加“一帶一路”主要目標是幫助本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和扭轉對華貿易逆差[55]。因此，長期以來東盟國家一方面重視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另一方面倚重美、日等域外大國提供安全保護，在大國之間實施“對沖”戰略[56]。
（二）域外大國的消極影響
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的深化帶來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增強，必然導致域外國家與地區（美國、俄羅斯、日本、印度、澳大利亞、歐盟）在該地區權力結構的變化，東南亞地區利益攸關者自然産生不同程度戰略的“焦慮”，美國一些媒體認爲中國正利用“一帶一路”向鄰國投資基礎設施而成爲亞洲最具影響力的角色，中國的真正目的是把東南亞國家納入自己的經濟圈[57]。盡管美國特朗普政府退出了TPP談判，但對東南亞地區的關注不會減弱，尤其“美國第一”狹隘國家主義必將導致更加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58]。印度認爲中國東南亞影響力的增長已經威脅到其國家利益，尼赫魯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迪派克（B.R.Deepak）認爲“一帶一路”增強了中國在東南亞的主導作用，這不同于中國宣稱的多極化、反對霸權主義和實現共同安全目標[59]。日本通過向東盟國家擴大投資，推動産業轉移及政治上支持與中國存在領海爭端國家等途徑擴大本國的影響。
（三）中國企業投資風險增加
當前東盟多數國家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局不穩、族群沖突與宗教矛盾複雜等問題，中國企業在參與東盟經濟合作中面臨著各種投資風險，如泰國政局變動導致中泰“大米換高鐵協議”落實困難，緬甸政局變動導致密松大壩項目擱淺，馬來西亞政黨鬥爭導致中國在吉打建設“魯海豐吉打港口綜合農漁産業園”項目叫停。中國一些企業投資項目與當地社會契合度較低，對擴大當地就業和改善民生效果不夠明顯，以及個別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不強等因素在當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結 語
相互依存理論表明了國家間經濟相互依存的加深有利于政治關系的改善與發展，中國—東盟日益密切的經貿合作推動了雙邊共同利益的增長，爲政治關系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雙邊經貿合作有利于中國—東盟利益共同體、安全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建設。結合“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地區面臨的挑戰，中國需要在以下方面深化雙方合作：第一，擴大雙邊政治對話。一是以東盟爲中心深化雙邊政治合作，重視與東盟的友好協商、循序漸進與軟制度建設。二是利用好已有雙邊、多邊合作機制如“10+1”、“10+3”、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爲經貿合作營造良好的政治環境。第二，推動公共外交發展。重視媒體、智庫及華僑華人社團作用，宣傳好“一帶一路”合作共贏理念，講好中國和平發展故事，中國不會搶占其他國家的地盤或爭奪區域霸權[60]。第三，加強雙邊安全合作，共同應對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在南海問題上繼續推進“雙規思路外交”[61]。辯證看待東盟的大國平衡外交戰略，對個別國家的必要安全關切給予理解，例如新加坡認爲美國是“可信賴、良性霸權”國家（credible and benign）和重要“離岸平衡手”（regional offshore balancer）[62]。第四，拓展經貿合作。拓展雙邊金融、科技與服務領域合作，幫助東盟從中國經濟發展中獲得更多發展機遇和實惠，真正體現中國“睦鄰、安鄰、富鄰”周邊外交思想，如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認爲只有中國在真誠幫助其發展[63]。加強“一帶一路”與東盟共同體發展戰略對接，推動“2+7”框架下“早期收獲”項目落實，完善瀾湄合作機制及加強泛北部灣經濟合作[64]。第五，加強中國企業法律和社會責任教育。引導企業做好投資對象國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風險評估，深入了解東道國曆史傳統，尊重當地民族、宗教文化和生活習慣；教育中國企業經濟利潤和社會效益並重，重視當地民生改善和積極做好環保工作，確保參與的“一帶一路”項目“落地生根”[65]。
總之，展望中國外交發展的未來，東南亞地區依然是中國外交優先發展方向，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也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典範。因此，中國—東盟經貿關系需要在務實對話合作中“提質升級”，中國需要謹慎處理雙方經貿關系不平衡、人文交流規模小與水平低、信任不足和南海爭端等問題。
注 釋
[1]參見宋國友《“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中國經濟外交新發展》，《國際觀察》2015年第4期；黃益平：《中國經濟外交新戰略下的“一帶一路”》，《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1期；李文、蔡建紅：《“一帶一路”對中國外交新理念的實踐意義》，《東南亞研究》2015年第3期。
[2]參見趙洪《“一帶一路”與東盟經濟共同體》，《南洋問題研究》2016年第4期；者貴昌：《“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中國與泰國金融合作的機遇與挑戰》，《東南亞縱橫》2017年第2期；陸小麗：《“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廣西與越南貿易的引力模型分析》，《東南亞縱橫》2015年第9期；張錫鎮：《中泰關系近況與泰國社會厭華情緒》，《東南亞研究》2016年第3期。
[3]葉自成：《地緣戰略與中國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6頁。
[4]《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人民日報》2015年3月29日。
[5]王躍生：《“一帶一路”與國際合作的中國理念》，《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
[6]Scott Kennedy and David A．Parker，“Building China’s‘One Belt One Road’”，CSIS Publication，April 3，2015，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
[7]”習近平：《聯通引領發展，夥伴聚焦合作——在“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系”東道主夥伴對話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1月9日。
[10]“Reviving the Ancient Silk Road:What’s the Big Deal about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May 12, 2017，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reviving-the-ancient-silk-road-whats-the-big-deal-about-chinas-one-belt-one-road
[11]“Rail Manufacturer Set to Upgrade Malaysian Facilities”，April 4，2017，http://www.chinadaily.com. cn/business/2017-04/14/content_28925024.htm
[14]中國駐泗水總領館經商處：《2017年1-4月份中印尼貿易情況概述》，http://www.mofcom.gov. cn/article/Tongjiziliao/fuwzn/ckqita/201705/20170502577074.shtml
[16]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彙管理局編《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http://images.mofcom. gov.cn/fec/201711/20171114083528539.pdf
[18]顧功壘：《中新重慶項目啓動後合作協議總值逾81億》，聯合早報網，http://beltandroad.zaobao. com/beltandroad/news，/story20160902-661698
[20]王存剛：《論中國外交核心價值觀》，《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5期。
[21]David Arase，“China’s Two Silk Roads：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ISEAS Perspective，January 22， 2015，pp.334-354.
[22]Prashanth Parameswaran，“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 at 25”，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sean-china-dialogue-relations-at-25/，2017-03-20。
[23]黃康玮：《工商總會與30家商會商團組成聯盟協助企業轉型》，聯合早報網，http://www. zaobao.com/finance/singapore/story20170906-793007
[24]《碧桂園踐行“一帶一路”戰略，獲馬來西亞總理三次現場點贊》，新華網，http://news. xinhuanet.com/house/2016-12-07/c_1120071420.htm
[25]王義桅：《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迎來新機遇》，《北京日報》2017年11月15日。
[26]王勤：《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兼論東盟經濟共同體與“一帶一路”倡議》，《人民論壇》2016年第10期。
[27]《中馬攜手共建“馬來西亞城”，吸引中小企業投資興業》，中國新聞網，http://finance. chinanews.com/cj/2017/03-13/8172833.shtml
[29]Jetin,Bruno，“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 Conceptual Approach”，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Vol.33,No.3,2016,pp.426-428.
[30]《推動制造業發展，東盟打“差異”牌”》，中國東盟傳媒網，http://www.cacom.cn/show-11-9730-1.html，2017年5月20日。
[32]《專訪：“一帶一路”給亞洲帶來更多機會——訪馬來西亞聯昌銀行主席納齊爾》，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6/01/c_1121070173.htm
[33]Lim Yan Liang，“Singapore can Partner China in‘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http://www. straitstimes.com/asia/singapore-can-partner-china-in-one-belt-one-road-initiative，2017-05-11.
[34]Zhao Hong，“How Asean’s Vision can Join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http://www. Straitstimes.com/opinion/how-aseans-vision-can-jive-with-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2017-05-20.
[35]宋國友：《“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中國經濟外交新發展》，《國際觀察》2015年第4期。
[36]Mokhtar Hussain, Bernama，“Of Sovereighty, Alibaba and Durian Diplomacy”，http://www. malaysiakini.com/news/382378，2017-05-20.
[38]“Malaysian PM Najib Razak Arrives in Beijing to Participate in Belt and Road Forum”，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malaysian-pm-najib-razak-arrives-in-beijing-to-participate-in-belt-and-road-forum,2017-05-20.
[43]Mokhtar Hussain, Bernama，“Of Sovereighty, Alibaba and Durian Diplomacy”，http://www. Malaysiakini.com/news/382378，2017-05-23.
[45]蘇長和：《互聯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2期。
[46]王勤：《“一帶一路”框架下福建與東盟的經貿合作》，《東南學術》2016年第3期。
[49]《戰略性金融力促中印尼企業拓展經貿合作》，和訊網，http://news.hexun.com/2017-03-16/188520999.html
[50]《中國—東盟中小企業貿易促進平台正式運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 gov.cn/article/resume/n/201709/20170902644546.shtml
[52]“What is One Belt，One Road? How Singapore Companies can be a Part of OBOR?”，http://www. iesingapore.govsg/Venture-Overseas/Browse-By-Market/Asia.Pacific/China/About-OBOR，2017-03-20.
[53]畢海東：《“一帶一路”在東南亞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與中國的政策選擇》，《戰略決策研究》2016年第2期。
[54]Rizal Sukma，“Indonesia’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in Jun Tsunekawa ed.，The Rise of China：Responses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09, p.149.
[55]郭秋梅：《東盟國家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認同問題考察》，《山東科技大學學報》2016年第10期。
[56]Chien-peng Chung，“Southeast Asia_China Relations:Dialectics of‘Hedging’and‘Counter-Hedging’”，Southeast Asian Affair,2004，pp.35-36．
[57]Nadege Rolland,“China’s New Silk Road”,Commentar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February 12,2015，pp.43-46.
[58]陳奕平：《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東南亞政策的走勢》，《東南亞研究》2017年第1期。
[59]B.R.Deepak，“‘One Belt One Road’:China at the Centre of the Global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December 4,2014,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node/1672
[60]楊思玲：《“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沿線國家關系治理及挑戰》，《南亞研究》2015年第2期。
[61]“雙軌思路”指“有關爭議由直接當事國在尊重曆史事實和國際法的基礎上通過友好協商談判尋求和平解決，而南海的和平穩定則由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有效管控和妥善處理具體爭議”。
[62]陳奕平：《依賴于抗爭——冷戰後東盟國家對美國戰略》，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第82頁。
[63]Cyrus B.，“Geducos.Duterte:Talks on Disputed Waters Won’t Affect PH-China Agreements”，http://news.mb.com.ph/2017/05/16/duterte-talks-on-disputed-waters-wont-affect-ph-china-agreements/
[64]Sanchita Basu Das,“Asia’s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East Asia Forum， August 27,2012,pp.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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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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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黃日涵副教授領銜的“一帶一路”與海外利益研究團隊。重點關注“一帶一路”研究、海外投資風險、華僑華人、海外公民安全、海外軍事存在、地區動蕩與證券市場、反恐研究、海外重大工程項目風險評估，“一帶一路”反腐機制研究。本團隊歡迎關于“一帶一路”與海外風險課題合作，請用單位擡頭紙加蓋公章，打印合作需求，發送到郵箱[email protected]
編輯：張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