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珺冉
編輯/漆菲
曆經51天，韓國造船巨頭大宇造船海洋公司（下稱“大宇造船”）終于平息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罷工活動。但無論對于這家船廠還是工人來說，都沒能迎來美好的結局。
韓國造船巨頭“大宇造船”
由于罷工造成8000億韓元經濟損失，甚至對韓國造船業的整體形象造成打擊，檢察官出身的韓國總統尹錫悅決定不再容忍。韓國總統秘書室室長金大基于7月24日強硬表態稱，“將按照法律追究（罷工工人的民事或刑事）責任”，並“希望其他勞動者不要非法阻礙經濟發展”。
與此同時，有知情人士稱，韓國政府正考慮分塊出售大宇造船的計劃，因高負債率使得整體出售該造船廠很困難。
今年6月2日以來，由大宇造船外包企業工人組成的工會——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旗下巨濟、統營、固城造船轉包工會分會發起罷工，要求資方上調薪酬30%。從事塗裝、腳手架踏板制作、搭載、組裝、設備安裝等業務的上千名工人參加了此次罷工。
在靜坐示威地點，聚集了上千名警力人員。
直到7月22日，大宇造船外包企業代表與工會工人代表在慶尚南道巨濟市的玉浦造船廠握手言和，達成臨時協議。談判結果是，公司同意將轉包工人的工資上調4.5%；向他們支付50萬韓元（約合2600元人民幣）的節日休假費和40萬韓元（約合2080元人民幣）的暑期休假費；最少保障1年的雇傭期限，禁止多重承包；優先雇傭已停業的轉包工人等。
大宇造船承包公司代表與工會的工人代表達成臨時協議。
這是尹錫悅政府上台後的又一次大規模罷工，今年6月中旬，韓國貨運工會罷工持續了八天。對此，媒體評論呈現兩極化——有聲音認爲，正是工人們的“犧牲”才得以揭露韓國造船業的結構性問題；亦有聲音稱，這次罷工將成爲新政府勞工改革道路上的試金石。“如果不對非法罷工進行追責，非法行爲將會永遠持續下去。”
罷工工人占船塢、進鐵籠
在罷工的工人心中，將自己關進一立方米“鐵籠”中的大宇造船轉包分會副會長柳崔安和在大型原油運輸船上靜坐示威的6名工人，是這次罷工運動中的英雄。
罷工工人將自己關進一立方米“鐵籠”。
柳崔安在“鐵籠”中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希望工人們能擁有不受歧視、像人一樣的生活權利。恢複應得的工資，轉包工人也有參加工會的基本權利。大韓民國所有非正式員工以及轉包工人都應站在同樣的立場上鬥爭！”
直到達成勞資談判的7月22日下午，柳崔安才同意結束長達31天的靜坐，他被擔架擡出鐵籠送往醫院。另6名靜坐示威的工人也于當天傍晚結束靜坐。
7月22日下午，柳崔安被擔架擡出鐵籠，送往醫院。
在運輸船的船閘處，100多名工人朝他們大喊“辛苦了”“愛你們”。參與罷工的工人們紛紛表示：“柳崔安副會長讓我淚流滿面”、“我擔心他們（抗議者）的身體，希望能早日相聚”。
這些轉包工人說，他們長期處于“高工作量、低工資”的工作環境中。
金元（化名）在大宇造船外包企業做了20多年廚師，此次罷工工人的夥食就是由他負責的。目前，金元只能領到勉強超過韓國最低工資標准的薪水。他每次看到烈日下汗流浃背的工人，心裏總不是滋味：“那些工作5年以上的工人，身體經常出現各種問題。希望他們能取得罷工的勝利，得到滿意的結果。”
“我們這些工人中，40歲以上的占到大多數。很多人20多歲就在造船廠工作了，但直到現在依然拿著最低工資，這像話嗎？”一名參與罷工的工人抱怨道：“在造船業不景氣的時候，很多人勸我轉行。如果去外地工作，我每個月估計能賺到700萬韓元，但在造船廠只有300萬韓元（約合1.6萬元人民幣）。但這裏（巨濟）是我的家鄉，我在這裏生活了幾十年，我不想去外地打工。”
轉包工人進行遊行示威
據悉，2014年韓國造船業繁榮時，整個行業的轉包工人超過13萬人。如今只有約5.2萬人。由于經濟不景氣，六成工人近來遭到解雇，未被解雇的工人拿到的工資也大幅減少。
7月21日，5000多名轉包工人聚集在大宇玉浦造船廠的正門處呐喊示威。一牆之隔的造船廠內，4000多名正式員工則在舉行敦促轉包工人停止罷工的決議大會。
達成和解前，當地僧人和社會活動家也加入了工人的遊行隊伍。僧人在總統辦公室附近進行“五體投地式”跪拜，活動家則舉著“敦促和平解決大宇造船轉包工人問題、克制公權力介入”的標語，爲工人們發聲。
7月22日，僧人和社會活動家加入了工人的遊行隊伍。
大宇造船早就“四面楚歌”
深陷罷工危機的大宇造船並未停止承接新船訂單的步伐——繼6月7日宣布承接卡塔爾能源公司“百船項目”首批4艘正式訂單後，近期還將簽訂至少9艘液化天然氣（LNG）運輸船的建造合同。
今年截至目前，大宇造船已接獲54.7億美元新船訂單，實現年度目標89億美元的六成以上。訂單雖有增加，但對這家造船巨頭來說，情況並不樂觀。
因爲長期大幅虧損、成本大漲、人力短缺，還有工人罷工，外加俄烏沖突取消新船訂單等導致經營環境惡化而陷入困境，大宇造船早就“四面楚歌”。去年，該企業的營業虧損達到17547億韓元，不僅與前一年相比由盈利轉爲赤字，虧損金額也超過三星重工和韓國造船海洋，成爲韓國船企的“虧損王”。
據大宇造船估算，此次因罷工而蒙受的經濟損失將超過8000億韓元（約合42億元人民幣）。因交付延期而導致的賠償金也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6月需支付賠償金的船舶有5艘，7月增加到12艘，8月將增至30艘。據推算，截至8月需支出的延期賠償金將累計達到500億韓元。
工人罷工期間，輿論矛頭還指向大宇造船的最大股東韓國産業銀行（KDB）。
自1998年大宇集團倒閉後，韓國産業銀行一直對大宇造船進行管理經營。2015年底，以韓國産業銀行爲首的債權人宣布爲大宇造船提供4.2萬億韓元的救助方案，然而，大宇造船卻在兩年後再次面臨危機。韓國政府于2017年3月再次出手救助，這引發鋪天蓋地的批評聲。
2019年3月，韓國産業銀行與現代重工集團簽署了出售大宇造船55.7%股份的協議，想打造“全球超級船廠”。隨後，現代重工集團陸續向韓國、歐盟、日本、中國、哈薩克斯坦、新加坡等6個國家和地區的反壟斷監管機構申請企業合並審查。如果一方反對，現代重工集團與大宇造船的合並就會流産。
此前哈薩克斯坦、新加坡和中國已作出批准決定，但歐盟卻在今年年初對這兩大船企的合並按下“終止鍵”，理由是它們合並後將在LNG運輸船建造市場“形成壟斷”。
由于兩大造船巨頭“訂親”卻未能“成婚”，讓大宇造船的複蘇前景再度蒙上陰影，韓國造船業謀劃的重組也面臨中斷。
這次罷工開啓後，大宇造船7月6日以公司代表理事、社長樸鬥宣的名義向全體員工發送談話文，宣布進入“緊急經營模式”，並敦促全體員工共同參與。韓國産業銀行相關人士則發出警告稱：“如果罷工長期下去，大宇造船將無法正常運營，恐怕要考慮破産。”
韓國民間團體“參與連帶”認爲，面對轉包工人的罷工，袖手旁觀的韓國産業銀行責任更大。“爲了保障勞動者的權利和造船産業的發展，它應盡快進行實際交涉。”韓國民間組織民主主義法學研究會亦指出：“如果大股東韓國産業銀行不提高現有的資金預算，大宇造船也就沒有提高工資的權限。”
與工會的“鬥爭”不斷上演
就在勞資雙方艱難交涉之時，韓國政府也開啓幹預手段。
7月19日，總統尹錫悅在回答是否將就解決大宇造船罷工事件投入相關公權力時表示：“我認爲，國民和政府都等了很久。無論在生産現場還是勞資關系方面，不能置之不顧和容忍勞資雙方的非法行爲。”有分析認爲，相關發言是在暗示政府將投入警力幹預。
7月19日，總統尹錫悅對工人罷工事件表態：“圍困是非法和不可接受的。”
韓國總理韓德洙亦表示，經曆了多年困境的韓國造船業正迎來複蘇的機遇。“在這個重要的時刻，生産上卻因罷工出現差池，非常令人惋惜，這是給經濟複蘇潑冷水。如果違法行爲持續下去，政府將不得不根據法律和原則嚴正應對。”
尹錫悅表態後，在工人靜坐的示威地點，20多輛警車、消防車和急救車在周圍排起長隊。警方的直升機在造船場的上空盤旋。來自慶南、釜山、蔚山、大邱地區11個警察中隊進行了警力支援，現場聚集了上千名警察。
而在達成協議的7月22日，檢察機關更以妨礙業務爲由對包括柳崔安在內的9人申請了拘捕令。不過，地方法院對上述拘捕令予以駁回。23日，此前被工人占領的造船廠船塢重新注滿海水，並開始對30萬噸級超大型原油運輸船進行性能檢測。
罷工結束後的7月23日下午，一艘30萬噸原油運輸船在大宇造船玉浦造船廠1號船塢下水。
早在競選時期，尹錫悅就多次強調“將消除工會強硬的暴力行爲”。但在今年6月的貨運工會罷工事件中，政府最終接受了工會提出的大部分主張，也沒有追究對方的法律責任，從而備受輿論批評。
當時爲期八天的罷工同樣給韓國産業界造成嚴重損失。根據該國産業通商資源部的統計數據，6月7日至12日，汽車、鋼鐵、石化、水泥等主要行業的生産、出貨、出口損失達到近1.6萬億韓元（約合84億元人民幣）。
針對這次造船業的罷工，韓國政府第一時間表態稱：“這將成爲依法依規解決勞資糾紛的重要先例，政府將根據法律和原則就工會非法占船時發生的違法行爲予以追責。”
韓國雇傭勞動部長官李正植、法務部長官韓東勳、行政安全部長官李祥敏接連表明立場：“對于非法罷工的違法行爲，將按照法律和原則進行處理”，“今後也期待以法律和原則爲基礎，構建自立共生的勞資環境”。
韓國政界相關人士透露，尹錫悅政府上台後曾討論過出售大宇造船的方案。但考慮到外部壓力，並沒有進行過公開討論。以此次罷工爲契機，大宇造船的問題再度凸顯出來。
韓國政府深知，很難一次性出售如此大規模、負債率高的船企。據《韓國經濟新聞》報道，自3月韓國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成立以來，政府一直在考慮分塊出售大宇造船，方案包括將大宇的國防業務和涉及航運與LNG運輸船的其他業務分開。
但哪怕分塊出售，問題也堆積如山。有分析指出，國防産業和民用産業等基礎工程重疊率高達七成，如此一來，分塊出售的效率將會降低。更何況，工會等也強烈反對分塊出售。
面對工會時常舉行罷工的情況，韓國也出現要求政府和警方介入的聲音。有韓媒評論稱，過激的工會一有機會就進行非法罷工，無力承受損失的資方只能妥協，這樣的惡性循環在勞動市場正反複上演。“爲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必須對所有過激的罷工行爲者追究民事和刑事責任。”
另有分析認爲，只有對工會的強硬行爲追究刑事責任和損害賠償，才能防止類似行爲再次發生。罷工後進行協商不是權宜之計，這次或許成爲確立相關法律的契機。（張東慧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