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薛力
在文明競爭的長周期中，中國應該采取什麽樣的外交方略，不僅事關中國崛起的順利程度與維持富強狀態的成本，也事關中華文明在全球的長遠角色地位。而對中華文明性質與特征的判斷，是采取恰當外交方略的必要前提。
1，中華文明是一種區域文明，而非普世文明。
嚴格來說，人類曆史上從來不存在、未來也不可能存在“一種文明覆蓋全球”的狀況。人口分布的地理廣度是衡量文明普世性（universally accepted）的關鍵指標。從這一角度看，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在全球散布的區域比其他文明更爲廣泛，相對而言，比較接近普世文明。中華文明比較獨特，因此很難成爲被廣爲接受的全球文明。
伊斯蘭文明的全球擴展主要是在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時期，其分布區域主要在亞歐大陸與東南亞、非洲等地區。蒙古帝國（Mongol Empire）中一些皈依伊斯蘭教的汗國則促成伊斯蘭文明在亞歐大陸的進一步擴展，典型如四大汗國（兀魯思）、德裏蘇丹國與莫臥兒帝國（這是突厥化蒙古人帖木兒的後裔在南亞次大陸北部建立的王朝，其英文亦爲Mongol Empire，中文爲了與“蒙古”區別，將之譯爲“莫臥兒帝國”）。但在現代性框架下，伊斯蘭文明未能繼續此前的擴展方式，轉而主要以移民方式向全球擴展。
基督教文明則不同，地理大發現、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等因素促成了基督教文明從亞歐大陸一隅的歐洲向全世界擴展，並把世界帶入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兩次世界大戰是對“文明、發達”的歐洲的莫大嘲諷，也使歐洲喪失了主導世界的正當性與能力。美國則順理成章地接過了世界領導權，並主導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構建，還與蘇聯各自“組隊”展開冷戰。這場冷戰以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告終。冷戰的勝利使得美國認爲自己成了“新的羅馬”，應該在全世界布道“美麗國的福音”。于是，先有克林頓時期的人權至上與人權外交，繼而是小布什時期新保守主義主導下的擴張性外交，典型如大中東民主計劃、反恐戰爭、顔色革命。
遺憾的是，人權外交毀譽參半，而擴張性外交並沒有提升美國的領導力與全球聲望，反而損害了美國的實力與國際聲望。而且，反恐戰爭與次貸危機也大大弱化了美國繼續主導世界的能力與興趣，濫觞于國父喬治·華盛頓的孤立主義回潮，先是布什主義被聲稱“不做蠢事”（DDSS）的奧巴馬主義取代，接著高舉“美國第一”大旗的特朗普主義又取代了奧巴馬主義。特朗普主義是一種新孤立主義，以美國本土利益優先，外交行動也要讓美國“有利可圖、減少負擔”。
美國現任總統拜登上台後，內政上奉行的是“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外交政策在形式上加強了與盟友與夥伴國的協調，但在“爲己謀利、減少負擔”上與特朗普並沒有實質性區別。拜登政府對烏克蘭危機的反應，典型地表明了這一點：可以與盟國協調制裁俄羅斯，但絕不牽頭保護烏克蘭的主權與領土完整。這不是因爲烏克蘭沒有海灣戰爭前的科威特重要，而是因爲美國對自身全球角色的定位變了。
總之，美國已從“全球領導國”演化爲“國際事務頭號協調員”，主要表現爲：美國不再願意爲國際事務承擔“兜底”責任，只想有選擇性地做有限付出；更多強調維護自身與本土利益；強化自身的文明特質與政治價值觀；致力于構建具有圈層特征的文明圈組織與文明圈秩序。
二戰後，反帝反殖民浪潮促成了大批民族國家的建立，而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經濟全球化浪潮，加上一些國家的發展戰略，則催生了一大批新興國家。其中一些人口衆多、國土面積大、政局穩定、教育程度高、奉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政治軍事實力迅速提升，對自身文明的認同明顯上升，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加大。因而漸漸有志于構建自己的文明圈組織與文明圈秩序。這些國家的國際影響力主要在其周邊地區，它們很難重複基督教歐洲過去五百年的全球擴展史，均屬于典型的區域文明。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的國家獨立後在外交上就傾向于“構建自身文明圈組織與文明圈秩序”（典型如阿拉伯國家），並在新世紀強化這一勢頭（突厥語國家是典型）。而一些文明型國家更是如此，印度總理莫迪執政後的印度是典型。
在中國共産黨的強有力領導下，中國實力更強、發展勢頭更好，因而中國的文明特征更受關注。中國崛起是中華文明的複興，中國在東亞地區再次成爲最爲強大的國家，強烈影響著周邊國家，並在許多方面提升全球影響力。基督教世界對中國的崛起心存疑慮，並依據自己的曆史經驗與思維邏輯，預判中國將重複基督教文化圈崛起國特別是德國、蘇聯的行爲。因此，中國需要用時間來證明：中國人的天下觀不同于基督教徒的世界觀，中華文明更具有包容性、中國主張的地區與全球秩序雖然有特色但能與現有的國際體系兼容。而基督教世界則有必要盡量超越過去幾百年形成的優越感與基督教一神論思維定勢，以便更好地研究、理解中華文明，特別是中國人的外交理念與政策措施的准確內涵。
中國是典型的世俗國家，中華文明的主幹是道、儒、禅（而非一般認爲的儒、釋、道），這是一種門檻比較高的獨特文明。因此，代表中華文明的中國，很難取代代表新教-天主教文明的美國的全球角色與地位、並成爲廣被接受的全球文明。也就是說，中華文明不大可能變成全球文明，中國未來的全球角色只能是“在全球有重大影響力的區域文明”。但這不意味著中國（甚至印度）的經濟實力不能超越美國。
中國面對著這樣一幅圖景：正在成爲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並可能長期保持；中華文明是典型的區域文明；世界大戰不大可能發生；世界正在進入文明競爭的長周期。那麽，中國應奉行什麽樣的長、中、短期外交方略？
筆者的觀點是：長期方略方面，應致力于構建新型禮治秩序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短期方略方面，可持續發力于構建全球夥伴關系網絡並適時調整“一帶一路”倡議。
2，構建自身主導的新型禮治秩序應提上議事日程。
構成中華文明的道、儒、禅三大主幹中，道家是底色，側重人與自然的關系，兼及社會與國家的順勢治理。在道家看來，“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互相轉化，人應該“道法自然”，因此個人應該修身養性而達于天人合一，而君王治理天下時應該合于道，以此爲圭臬，“無爲而無不爲”：（1）合于道者無不爲，因爲，“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治理天下應該“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2）不合于道者無爲，即無爲而治，因爲“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佛教側重人與內心的關系，禅宗則是道教化了的佛教，也吸納了儒家的部分思想。其對中國人外交思維的影響相對較小，暫且不表。
儒家側重人與人的關系，儒家理念因而成爲中國人構建人際關系、治理國家與天下所憑借的主要價值觀。“禮表仁裏”是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征，它是關系本位而非（基督教文明那樣的）個體本位。“仁”是儒家價值觀的核心，“仁”意味著恻隱之心人皆有之、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主張“和而不同”並注重相處過程中彼此的“舒適度”，而不是“強求一律並爲此軟硬兼施”。
“禮”是爲人處世的規矩，或曰處理人際關系的原則。“禮”經常與“儀”合稱“禮儀”或者“儀禮”。禮與儀的關系可以從縱向與橫向兩個維度觀察。《史記·禮書》雲“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這是基于橫向視角，從感性與理性兩方面分析禮與儀的來源。從縱向視角，還可以認定“儀”是“禮”的操作化。“禮”與“儀”均強調節制與分寸感。相形之下，法家理念與行爲屬于技術層次，爲全球不同族群所共有。
圈層結構是中國人際關系的典型特征（其他文明在較弱的意義上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外交上）。在社會層面，以家族（宗族）爲中心，通過一整套倫理道德與獎懲制度構建起以禮（儀）爲核心的宗法秩序，以維持社會有序運轉。在國家層面，倡行“家國同構”，家庭關系有由親到疏的“五服”與“九族”，天下也有由近到遠的“五服”與“九服”以此維持天下的有序運轉。這是一種禮治秩序，而不是費正清從基督教視野概括出的、注重經濟關系的“朝貢體系”。因此，中國曆史上通常由禮部和/或理藩院負責處理與包括藩屬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關系。這個禮治秩序不時被打破，但從未被摒棄。
近代以來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爲了適應基督教世界主導的、濫觞于歐洲的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國努力把自己變成“現代民族國家”。黃仁宇認爲，經曆這個過程的國家是在穿越“曆史三峽”，猶如長江上的船只經過三峽，要經曆許多激流與險灘。對于大國來說這個過程大概需要200年。依照這種說法，如果從1840年算起，中國大約要2040年左右才能變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問題是，民族國家是普適性的國家形式麽？中國必須削自己幾千年的文明之“足”來適應只有幾百年曆史的民族國家之“履”麽？美國政治學家、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Pye）指出並被亨廷頓繼承的一個說法是，“中國是一個僞裝成國家的文明”。白魯恂與亨廷頓的思維中明顯帶有“基督教優越論”色彩，但就這一判斷而言，確實揭示了“中國歸根到底是一個文明而不（完全）是一個民族國家”的事實。其實，“僞裝成國家的文明”也適用于印度、伊朗、土耳其等經曆過輝煌時代、擁有悠久文明曆史的非西方國家。這些國家可以通過吸納現代性的一系列成果（它們大部分是基督教世界創造的）來實現文明的複興，而不必在乎是否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
依據西方主要民族主義理論家的觀點，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逐日進行的全民公決”（厄內斯特·勒南），“是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厄內斯特·蓋爾納）。在這些民族主義理論家看來，民族概念缺乏公認的內涵，是基于國家建構需要而制造出來的一個概念，不同國家會賦予不同的內涵。于是，單一族群（ethic group）如丹麥人、波蘭人、大和人可以構成一個民族，包含多個族群的美國人也可以組成美利堅民族。
曆史地看，民族主義概念濫觞于法國大革命，民族主義在動員法國普通民衆參與政治進程上展示出了巨大的威力，民族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民族概念因而在歐洲生根、發芽、擴展，並在經過幾波運動後成爲世界大部分地區、大部分族群構建現代國家的主要政治（理論）依據。當代國際體系因而被稱爲民族國家體系。當今世界，大部分國家都認爲自己是現代民族國家，盡管事實上未必如此。
概而言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立的“主權國家”，經過法國大革命而成爲“民族國家”。經過幾波民族主義運動後，主要存在于基督教世界（尤其是歐洲與美洲）的民族國家體系演化爲二戰後的世界民族國家體系。這是一個曆史現象，但不是國家存在的標准模式。
無疑，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將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于世，不追求取代與效法曆史上的崛起國（無論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也做不到。
因此，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有必要重新構建基于自身價值觀的禮治秩序，它與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相兼容，具有自己的文明特色，能被其他國家所接受，並可能被一部分國家所效法。中華文明中的“無外”基因所展示出來的強大的包容性，決定了中國有望構建出一個新型的禮治秩序。這個秩序有如下主要特征：這套秩序的維護以“禮”爲主，以“（國際）法”爲輔；這是一種圈層結構，以中國爲中心，主要輻射亞歐大陸中東部；這個體系具有開放性；這套體系與現有國際體系整體上兼容。
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禮治秩序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回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禮治爲主法治爲輔”的全球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主席以中華文明爲依托，結合近代以來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經驗，吸取以西方文明爲代表的其他文明的積極成果而提出的關于未來世界秩序的道德主張，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爲新時代中國外交的總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依歸只能是中華文明，但有必要、也已經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一些養分。
中國官方文件在2017年後，通常把“人類命運共同體”英譯爲“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這昭示了一點：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共享未來的人類社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包括全球、地區、雙邊、特定領域等四個層次，以及政治、安全、經濟、文化與生態五個領域。全球層次即人類命運共同體，覆蓋全人類、全球與各個領域。雙邊層次爲中國與不同的單個國家之間，如中國-巴基斯坦命運共同體、中國-老撾命運共同體、中國-柬埔寨命運共同體。地區層次爲中國與特定地區之間：如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中國-非洲命運共同體、中國-阿拉伯命運共同體、中國-拉美命運共同體。特定領域指在某一特別領域或議題，如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後三個層次服務于第一個層次。
新時代如何構建這四個層次的命運共同體？夥伴外交與“一帶一路”是兩大抓手。夥伴外交側重政治、安全領域，以及針對發達國家的外交；“一帶一路”側重經濟、文化，以及針對發展中國家。生態領域則是兩者共同關注的領域。
3，持續推進“夥伴外交”，加速構建全球夥伴關系網絡。
中國國關學界有學者主張，中國應該放棄不結盟外交，實行結盟外交，特別是與周邊某些國家。筆者則堅信，繼續推行夥伴外交是中國的不二選擇。
第一，結盟對中國弊大于利，或不具有結盟的條件。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結盟外交不具有普適性（universally valid），它盛行于特定曆史時期的特定區域，如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古希臘、中世紀歐洲、二戰後的基督教世界以及部分非西方國家。就二戰後而言，真正接受並實行結盟外交的國家是少數，主要是基督教世界中的發達國家，以及由于曆史原因成爲西方國家盟友的若幹非西方國家。
全球大部分國家奉行不結盟政策，其成員涵蓋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其中一些信奉基督教）和一些西方國家（如瑞典、芬蘭）。僅不結盟運動就有116個成員國與15個觀察員國，成員國中有印度、印尼、南非、尼日利亞、沙特、埃及等發展中大國，觀察員國中有中國、巴西、墨西哥、哈薩克斯坦發展中大國。還有11個國家奉行永久中立外交政策，如土庫曼斯坦、瑞典、奧地利、哥斯達黎加、柬埔寨。
“發展中大國普遍不實行結盟外交”這一事實表明，它們均認爲結盟弊大于利，不結盟是更好選擇。中國作爲綜合實力全球第二的發展中大國，也沒有足夠理由證明不結盟外交已經過時、結盟對自己利大于弊。就周邊小國而言，中國與之結盟並爲之提供安全保障，收益很小成本很大，這已經爲曆史經驗反複證明。就周邊大國俄羅斯而言，其缺乏與中國結盟的官方意願與民意基礎，中國與之結盟必然代價巨大而收益有限。
中國不擅長結盟外交而擅長夥伴外交。不爭的事實是，中國在秦代以後很少實行結盟外交。經過兩千多年的演化，中國人的思維結構中已經缺少“結盟基因”，更願意堅信並實行、也擅長“一國一策”的外交模式。華夷秩序下中國對藩屬國與其他國家實行的是“一國一策”外交，與有的國家（典型如所謂“遠戎”）幾乎從不往來。而對于藩屬國，有的一世一貢，有的若幹年一貢，有的一年一貢。中國實行“薄來厚往”政策，以及應請進行冊封。這些行爲依禮而行，主要是爲了維系天下的禮治秩序。新時代中國外交，顯然不可能繼續奉行傳統的冊封、朝貢等做法，但“一國一策”實屬必須，這在1990年代以來，體現爲不同類型的夥伴外交。截至2019年11月，中國已經與112個國家、地區或區域組織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夥伴關系，其中十八大以來，實現夥伴關系升級50多次，新建夥伴關系國近60個。這說明，夥伴關系外交與傳統上以禮爲核心的外交關系在理念上相通，而且適應當代世界的需要，因此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推行夥伴外交以來，操作起來比較順手，並已經成爲中國外交的主要特色。
新時代中國外交的下一步，有必要“繼續推進夥伴外交，構建全球夥伴關系網絡”，特別是在政治與安全領域。在此過程中，“不卑不亢、以禮相待”是與大國交往的原則。對中小國家則可繼續奉行“薄來厚往”，畢竟，獲取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與安全利益，是中小國家與大國交往的主要動機。“禮不往教”依然有效，中國人並沒有救世主情懷，外交上也無意充當“教師爺”。本著“不排他、與人爲善”的心態，依據與不同國家的互動情況，確定建立何種類型的夥伴國：既可能緊密也可能疏遠；既可能在某些方面合作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展開激烈競爭。
4，適時調整“一帶一路”推進的方略，助力中國複興與世界繁榮。
“一帶一路”對中國與世界的價值被許多人低估了。基于過去八年的研究，有如下幾點判斷與建議。
（1）“一帶一路”的本質是以東道國能夠接受的方式拓展中國的海外利益，它既有利于中國，也能讓東道國受益。這對于中國來說，是一項需要長期推進的工作。時代特征決定了中國無法效法英法德美在崛起過程中所采取的海外利益擴展方式（如戰爭、殖民、傳教），甚至無法套用日本、韓國等國家經濟騰飛時拓展海外利益的方式（大型私營企業爲主、商社牽頭抱團出海）。中國只能依據自己的特點與比較優勢，確定獨特的海外利益擴展方式。“政府搭台、企業唱戲”“國企爲主、私企爲輔”“基建先行、發展實業”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措施因而紛紛出台。值得注意的是一種趨勢：私營企業、中小企業的作用將越來越大，其中的佼佼者已經有能力制定行業的全球標准。
（2）“一帶一路”側重經濟、文化領域與發展中國家，是情勢使然。這種特征以後會繼續保持。它與側重政治、安全與發達國家的“夥伴外交”一道，構成新時代中國外交的兩翼，共同服務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型禮治秩序的構建。
（3）“一帶一路”提出以來，“適時調整”一直是其特色：在《願景與行動》中“一帶一路”實施的重點是“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2017年第二次“一帶一路”峰會發出的信息則是“歡迎任何國家成爲‘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國際合作夥伴”，2018年強調從“大寫意”轉向“工筆畫”，2019年提出以開放、綠色、廉潔理念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2021年提出以“高標准、惠民生、可持續”爲目標共建“一帶一路”。
（4）重要的是，下一步如何推進“一帶一路”？在文明競爭時代，結合新冠疫情、俄烏沖突等事件的影響，下一階段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共建應實行“戰略轉進”，其主要做法是：首先，確定重點區域、重點國家、重點領域與重點項目；其次，沒有任何項目是中國非做不可的，因此應慎重選擇共建項目，操作上盡可能做到“東道國爲主、中國爲輔但保持否決權”，特別是東道國國家能力較強時。另外，以第三方市場爲主的多國合作應該進一步強化，亞洲的韓國、新加坡、日本，歐洲的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都可以成爲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夥伴國。
有必要強調一點：制定標准來確定哪些國家屬于“一帶一路國家”或者哪些項目屬于“一帶一路項目”的做法，既無必要也不可行。
5，小結。
中國崛起與複興的進程不大可能被扭轉，除非中國自己犯大錯誤。因此，中國有必要仔細思考自己的文明特征，清晰把握自己的優點與不足，並制定有效的外交方略。
中華文明是一個區域文明而非普世文明，中國崛起後將成爲許多方面具有全球重大影響力的大國，但主要的國際影響力仍在周邊（亞歐大陸中東部及其周圍島嶼），加上非洲以及若幹非周邊國家。中國無法也無意取代美國的全球角色地位。
中國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一種基于禮治的全球秩序（Li-based global order）。這套秩序以“禮”爲主，以“（國際）法”爲輔；這是一種圈層結構；這個體系具有開放性；這套體系與現有國際體系整體兼容。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包括全球、雙邊、地區、特定領域等四個層次，以及政治、安全、經濟、文化與生態五個領域。
夥伴外交與“一帶一路”是構建不同層次、不同領域命運共同體的兩大抓手。夥伴外交側重政治、安全領域，以及針對發達國家的外交；“一帶一路”側重經濟、文化，以及針對發展中國家。生態領域則是兩者共同關注的領域。雙邊、地區、特定領域共同體的構建都可以通過構建夥伴外交與共建“一帶一路”來落實。
下一階段中國外交方略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爲總目標，以禮治秩序爲特征，拒絕結盟外交，繼續發力推進“夥伴外交”，加速構建一個成熟的全球夥伴關系網絡；適時調整“一帶一路”推進的方略，實行“戰略轉進”，在推進中國複興進程的同時，促進世界的共同繁榮；爲此，中國應確定重點地區、重點國家、重點領域與重點項目，並盡可能讓東道國發揮更大的作用，特別是東道國國家能力比較強時；無論是“夥伴外交”還是共建“一帶一路”，“一國一策”都是基本原則，在此基礎上，可以探討“一類（國家）一策”，或者某個功能領域的全球標准制定，但需“穩紮穩打、緩步推進”。
（作者感謝鄧仕超、張榕、張潔、魯鵬、肖河等先生對本文初稿的批評與建議）
“文明競合”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員的專欄。在“各個文明趨向內卷，不同文明又競爭又合作”的時代，本專欄將以此爲基調，探討“國際戰略”與“中國外交”兩個方面的不同話題。
責任編輯：朱鄭勇 圖片編輯：張同澤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