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玫 程方毅
爲了推動中山大學曆史學系亞洲史學科的發展，增進國內外亞洲史研究者、研究機構的交流，2021年11月20-21日，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和博雅學院主辦、中山大學曆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協辦，召開了中山大學亞洲史研究工作坊第三期，主題爲“曆史地圖與東亞形象”。本次工作坊由曆史學系朱玫副教授和博雅學院程方毅副教授召集組織，以地圖爲切入點，探討地圖研究的可能性及其與曆史學的關系。工作坊通過線下線上結合的方式召開，來自東京大學、首爾大學、國立大邱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雲南大學、西北大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等境內外高校、科研機構的二十余名學者與會。
線上線下參會學者合影
會議首先由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副主任江滢河教授代表主辦方致歡迎辭，中山大學曆史學系濱下武志教授作工作坊引言。濱下武志首先對如何從海洋史、全球史、地方史等不同角度推動亞洲史研究和世界史提出了構想，同時以地圖爲切入點，就全球史與亞洲史研究中的區域史、資料研究、數字化與數據庫、空間的曆史脈絡、曆史的表現方法、地圖分類等問題作了具體闡釋。接著，濱下武志作了題爲“從海洋史視角看《混一疆理曆代國都之圖》的曆史脈絡”的主旨報告。
東亞空間的地理呈現
本次會議共分成四個論文報告小組，內容不僅涉及地圖學史、地圖的資料與方法問題，還涉及曆史與地理、時間與空間、形象與計測、海洋與地方、宗教信仰與禮儀秩序、知識、概念和思想等諸多議題。
第一場報告的主題爲“東亞空間的地理呈現”。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副教授黑島敏的報告《琉球的繪圖與海上交通》，探討了描繪琉球的繪圖概要以及“國繪圖”的內容。琉球因15世紀的中轉貿易爲人們所知，其在前近代與各國都有通交。黑島敏描繪了琉球多種多樣的繪圖，有日本人使用的繪圖，從朝鮮、中國（明清）傳來的繪圖，以及繪制于大航海時代的歐洲繪圖等等。其中，1640年日本江戶幕府下令制作的“國繪圖”內容詳盡，是研究的基礎資料。但是，“國繪圖”裏關于海上交通的記錄有很多奇怪之處。這是因爲“國繪圖”的制作受到了江戶幕府鎖國政策的影響。黑島敏指出，通過對比多種資料，可以使帶有主觀表現的各種繪圖的特征相對化。而保存著多種多樣繪圖的琉球便是我們研究的典型例子。
韓國國立大邱博物館研究員鄭大映的報告《奎章閣收藏的韓國古地圖與數據庫現況》，從目錄學的角度介紹了奎章閣收藏韓國古地圖資料的性質與分類。目前韓國各大機構收藏的古地圖中，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的收藏占總量的36%。奎章閣作爲朝鮮時代的國立圖書館，是藏有最多數量古地圖的機構。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博物館、嶺南大學等也是收藏重要古地圖的機構。在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中，地圖列于史部地理類，韓國的漢籍圖書館使用四部分類法編目。他還介紹了韓國主要目錄書的地圖分類方法，並對相關數據庫的建設及其應用進行了說明。
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研究員金召羅的報告題目爲《朝鮮後期的“經界”認識：以韓國光武量案與日本殖民時期地籍圖爲中心》。金召羅發現雖然在朝鮮時代繪制了衆多地圖，也進行了數次量田（土地調查），但在長達500年的朝鮮時期，人們從來沒有繪制過一張地籍圖。朝鮮時代的人們不認爲在紙上劃線的行爲會對現實的土地劃分産生影響。對當時的人來說，土地是生活的根源，超越了單純的所有對象。關于土地的認識，存在與人的行動關聯性中。在這樣的社會裏，不考慮耕作情況等現場性，由他人在紙上劃分界線的意義並不大。她以此爲問題意識，考察19世紀韓國傳統的“經界”認識。具體通過對照大韓帝國編修的光武量案、殖民地時期編修的土地台帳和地籍圖上的每一塊土地，比較認識主體是如何不同地描繪具體的土地，以及人與土地、土地與土地之間的經界，是如何隨著社會變動而劃定的。由此考察近代的土地劃分方式是如何將人們從他們立足並生活的環境中分離出去，又如何使土地成爲“不動産”。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外國人研究員黃霄龍的報告《日本中世地方都市的宗教信仰空間：以北陸地區爲例》，運用日本中近世的繪圖、文書史料、佛像銘文、地志，還原了日本海沿岸北陸地區的港口城鎮和內陸河流沿岸城鎮的宗教、地理空間與民衆信仰。港口城鎮三國湊的天台、真言宗寺院受到14世紀的戰亂影響，寺院建立地點發生遷移，幾經興衰。各寺院在宗教活動上相互合作並呈現出各自特色。16世紀後半葉，隨著港口發展，當地居民所信仰的氏神也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內陸河流沿岸城鎮金津位處加賀、越前兩國邊境，也是兩個莊園交界之地。作爲地方的政治、經濟、交通中心，該地寺院和神社常被中央權力者和宗教勢力利用，也因此常受戰爭洗滌，各個時期的宗教信仰設施斷層明顯。
地圖中的王朝、天下與帝國
第二場報告圍繞“地圖中的王朝、天下與帝國”展開討論。雲南大學曆史與檔案學院研究員成一農的報告題目是《王朝是“帝國”嗎？——以寰宇圖和職貢圖爲中心》。他基于對以職貢圖和寰宇圖爲代表的圖像史料分析，指出在中國古代的文化中，王朝的空間範圍是囊括“天下”的，且在絕大多數時期中，正統王朝只有一個，這兩點顯然與通常認爲的有著疆域範圍且可以並立的“帝國”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因此，在研究中，尤其是在與“疆域”“國家的構成方式”等問題有關的研究中，將王朝稱爲“帝國”是錯誤的，因爲這樣會將一些對“帝國”的認知潛移默化的帶入到對“王朝”的研究中，由此也就影響了研究的結論，這也是“新清史”等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錯誤的原因之一。不過，在很多研究中使用的“中華帝國”“帝國”“清帝國”等詞彙，實際上只是一種時間和空間的界定，即王朝存在的時間和王朝直接控制的空間，因此對這些研究本身不會産生太大的影響，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等。不過這些研究中，完全可以用“王朝時期”“清朝直接統治的地域”等詞彙，因此成一農建議今後在所有“王朝”時期的研究中都應當避免使用“帝國”一詞，且要慎用“國家”一詞。
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曆史學系教授牛軍凱的報告題目爲《越南古地圖“天南四至路圖”研究》。牛軍凱指出，十七十八世紀的越南地理書中，“天南四至路圖”的各種抄本和修改本是最核心的著作，該書代表了古代越南地理書編寫的“路程圖”傳統。“天南四至路圖”的最早版本是1686年杜伯編寫的“纂集安南路”，其核心資料來源于十五世紀黎聖宗時期的“征占日程”。十九世紀之後，越南地理書編寫傳統，由“路程圖”形式轉向了“方志”形式。
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朱玫的報告《朝鮮王朝前期的統志、地圖與山川祭祀：以〈新增東國輿地勝覽〉爲中心》，著重分析了《東國輿地勝覽》的編撰與版本、“東覽圖”的源流及其特征，並結合朝鮮前期山川祀典體系與朝鮮地圖學史，探討“東覽圖”的繪制背景及其曆史地位。朱玫指出《東國輿地勝覽》的內容與體例上出現了新的特點，其中一大變化是卷首收錄了朝鮮全圖“八道總圖”，各道道志前插入道圖，因版心刻有“東覽圖”，又稱“東覽圖”。“東覽圖”是現存年代確定的最古老的朝鮮半島地圖之一。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周鑫的報告題目爲《清初江南知識人的天下知識：以呂撫〈三才一貫圖〉之〈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爲例》。在清初江南知識人的知識世界中，“天下”無遠弗屆。清初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夷夏之辨”與“科學主義”是兩條主要的研究理路。由此，以明遺民爲代表的否定清朝正統的“天下”觀與以傳教士爲代表的運用西方技術測量帝國疆土的“天下”知識構成清初知識人的天下知識的兩面。周鑫則通過研究呂撫康熙六十一年（1722）組織校刻的《三才一貫圖》之《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嘗試揭示清初江南知識人更加多元的天下知識。
會議現場
制度流變中的地圖生産
第三場報告的主題爲“制度流變中的地圖生産”。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李愛麗《近代中國海關出版物中的地圖整理與利用》介紹了一批海關地圖和圖表掃描圖的內容構成、最新的整理研究情況。她介紹了海關出版物中的曆史地圖及其價值，梳理了海關地圖的時空特征，關注了海關海圖涉及的知識生産與英式海圖的東漸，並利用海關地圖分析通商口岸的選址考量及其對口岸貿易的影響。她最後總結，在精確程度上，以近代繪圖方法繪制的海關地圖，較中國傳統的方志輿圖有顯著的進步，推動了近代中國地理知識的生産，中英合璧的地名標識也爲辨識其他中英文史料中的地名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博士張子健的報告《清末民初郵政體制的建立及其空間選擇——以嶺南地區爲例》以嶺南地區爲例，側重于討論新式郵政核心制度的建立過程及其帶來的民衆通信資源的配置機制和空間分布的變遷。他在制度與空間的互動變化中展現近代郵政的轉型，呈現兩條線索：一是全國性制度建立的過程，通過總稅務司通令、郵政通令等文獻考察制度建構的經過及其背後的考慮；一是以嶺南地區爲例，以郵政通函（Despatch）和巡查報告爲核心，在把握行政文書的基礎上認識行政管理，結合地方文獻，展現制度落實的情況，並借用地理信息系統（GIS）工具，呈現並分析新式郵政帶來的郵遞機構空間形態的變遷。
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周湘提交的報告題目是《圖繪廣州街市：空間、具象、地方性知識重建，1850-1911》。周湘指出，19世紀下半葉，新式城市地圖的引入、攝影術的推廣，爲城市景觀的視覺表達提供了新的技術。機械複制的地圖與攝影作品是對廣州城面貌的定格與“凝視”，廣州街市的圖景並未因此固化，地方性知識的重構賦予了圖繪城市景觀流動的特性。近代廣州街市地方性知識的再塑造，體現了地方社會的能動性：新的城市觀看視角，是多方合力的結果。從遙望廣州城到深入街巷，從搭乘小艇穿梭于河湧之間到越來越多地漫步于街市之中，人們活動軌迹的變化反映了地方社會生活的變遷。當近代城市空間的具象表述發生了轉變，或許意味著，城市的現代性塑造，已有了實在的空間呈現。
中山大學曆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黃曉玲做了題爲《從旅遊指南看20世紀初期上海、香港、新加坡的城市形象呈現與變化》的報告。隨著遠洋航行的實現、國際交流的增加、亞洲近代城市的建設與發展，以及西方旅遊觀念的傳入，旅遊活動被賦予新的內涵。20世紀以來，旅遊活動的發展使人們對旅遊信息的需求增加，催生了指導人們出行、出遊的旅遊指南。旅遊指南，特別是城市指南，通常包括沿革、行政、商業、交通、食宿、生活、娛樂等方面。上海、香港、新加坡作爲近代國際大都市，從各自城市指南編寫的不同側重點、詳略內容等方面，呈現出三個城市不同的形象、特點，甚至城市的變化。這些區別的形成與地理位置、城市的曆史、城市近代化的進程與建設力量有密切關系。
地圖交流中的知識傳播
第四場報告圍繞“地圖交流中的知識傳播”展開。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副教授席會東的報告題目是《元明時期東西方地圖交流與歐亞地理知識傳播》。席會東指出，元明時期，儒家文化圈、伊斯蘭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通過絲綢之路展開地圖交流。在中、伊、歐地圖交流的基礎上，東亞學者突破唐宋時期的華夷圖地域和族群觀念，繪制反映整個舊大陸的“混一圖”。16至17世紀，歐洲耶稣會士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華成爲中歐地圖雙向交流的使者，一方面利瑪窦等耶稣會士通過編繪《坤輿萬國全圖》將新大陸地理知識、地圓說和投影技術傳播到東亞；另一方面衛匡國等耶稣會士將中國的《廣輿圖》編譯改繪爲《中國新圖志》，推動了歐洲人對東亞地理的了解，獨立成幅的中國地圖和東亞地圖開始大量出現。歐亞大陸和新大陸地理知識在三大知識體系中的傳播和交流，加速了世界近代化和一體化進程。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程方毅的報告題目爲《語境交織與媒介跨越——清末〈時局圖〉再探》。程方毅指出，作爲中國近現代第一幅政治宣傳畫，《時局圖》經曆了《東方時局》《時局全圖》與《時局圖》這三個版本的變化。不同版本之間的變化不僅包括圖像細節的調整、圖像媒介與載體的變化，還有發行與銷售方式及範圍的變化。而在這諸多變化的背後是閱讀語境、傳播語境與國際形勢的變化。《時局圖》之所以能夠在近代得到持續性的廣泛傳播，並不僅僅是因爲其作爲革命宣傳品的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主義的圖像诠釋，還因爲它的傳播符合圖像傳播的外在因素，如俄國在東亞的持續性擴張政策、圖像媒介的多元化，並且契合圖像傳播的內在因素，如《時局圖》自始至終的雙重閱讀語境讓其同時擁有中文和英文閱讀群體，《時局圖》內的“恐俄症”因素讓它契合了當時的東亞局勢。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曆史系教授楊雨蕾的報告題目爲《朝鮮金壽弘〈天下古今大總便覽圖〉考論》。《天下古今大總便覽圖》是1666年朝鮮金壽弘制作的一幅頗爲流行的傳統以中國爲中心的世界地圖，其中繪有利瑪窦世界地圖中的若幹地理信息，可知現存有多個版本，包括木刻本和彩繪本。楊雨蕾著重分析這幅地圖的結構和內容，考辨其源流，並由此說明17世紀以來面對從中國傳入朝鮮半島的西方地理知識，朝鮮半島的認知和反應。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花子的報告題目爲《法藏〈天下諸國圖〉與奎章閣〈輿地圖〉比較研究》。法蘭西學院收藏的《天下諸國圖》與韓國奎章閣收藏的《輿地圖》，在圖的構成及內容上很相似，特別是包含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定界地圖的摹本，但一直以來未能准確考證出其制圖年代。結合兩幅地圖上的地名變更，再參考後記中出現的朝鮮國王的廟號，李花子考證出兩幅地圖的制圖年代。她指出，兩個圖集包含的兩幅“穆胡定界時所模圖”，是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的摹本，爲研究穆克登定界提供了珍貴的圖像資料。
圓桌會議部分，各位與會學者圍繞“地圖研究的可能性”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做了進一步的闡發。最後，中山大學曆史學系濱下武志教授做了會議總結發言。通過此次工作坊，與會學者對地圖研究的資料與路徑、地圖研究與曆史學的關系、地圖與亞洲史研究等問題作了充分的交流，以此爲契機摸索國內外研究者和研究機構共同參與的學術研討與交流機制。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劉晨、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易素梅、副教授朱坤容也受邀擔任了本次工作坊的主持、評議。另外，來自國內外諸多高校科研機構的師生以及來自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博雅學院、國際關系學院、中文系的師生也通過線上或線下方式參加了此次會議。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