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到2016年，國際奧委會年均收入17.4億美元，但運動員只從中分到4.1%。
“當你的理療師知道你的處境，並因此不收你錢的時候，真的讓人沮喪和羞愧。我再也堅持不下去，我想要停下來休息，回到家人和朋友身邊，擁抱他們，向他們大聲說謝謝，因爲他們是我這些年的動力。”
這是在東京奧運舉重男子96公斤級比賽中，僅拿到11名的希臘選手奧多羅斯（Theodoros Iakovidis）賽後落淚宣布退休時說的話。
出生于1991年的奧多羅斯，參加過四年前的裏約奧運會，在2018年地中海運動會獲冠軍，于2020年國際舉重聯合會的世界杯上拿到銀牌。促使他退役的主要原因，不是身體負荷，而是窮到撐不下去。
作爲歐洲舉重選手中的佼佼者，奧多羅斯表示，自己的運動生涯少有其它收入。如今只能從希臘舉重聯合會每月領取200歐元（約合人民幣1800元）補助來爲參賽做准備。這筆收入，只是希臘最低工資標准758歐元的約四分之一。有時，他連汽車油錢都付不起，不得不步行去練習。
希臘舉重選手奧多羅斯賽後接受采訪時哭著宣布退役 圖片：視頻截圖
過半奧運選手財務緊張？
奧多羅斯的崩潰大哭，揭開了那層脆弱的遮羞布：職業運動員的財務困境。
日常生活中，常常有體育明星出現在廣告，甚至綜藝節目中。很多人都相信，這些專業人士不說身家百萬，至少也是中産階級水准——總部位于洛杉矶的名人資料網站“FamousBirthdays”還曾評估，奧多羅斯淨資産約150萬美元。
外界認爲可能坐擁百萬資産的奧多羅斯，其實在貧困線上掙紮。奧多羅斯還透露，自己並非唯一一個面臨窘境的運動員，在希臘，只有極少數運動員擁有國家頂級資源，很多普通運動員都需要經濟上的幫扶。
去年2月時，《今日美國》曾報道稱，旨在保障運動員權利的“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組織收到來自六大洲491名運動員的調研反饋——其中約200人自稱參加過奧運會或殘奧會，其余人在國內或國際上也是精英級別，他們當時正爲東京奧運備戰。
這項在新冠大流行前對48個國家精英運動員的調查顯示，58%的人稱自己經濟狀況不穩定。
許多賽事由于疫情取消後，運動員的財務狀況可能更糟糕。
烏幹達舉重選手塞奇托雷科在一度失蹤後，現身日本成田機場准備回國。圖片：CFP
東京奧運會開幕前夕，非洲烏幹達舉重選手尤利烏斯·塞奇托雷科（Julius Ssekitoleko）丟下一張字條從日本一家酒店逃離。他說，國內的生活太艱難，他想留在日本打工。這名選手被找到送回國後，或面臨牢獄之災。
因生活拮據，奧運備賽期間，爲達到運動員應有的體型，他不得不向人借錢購買蛋白粉，出國前還已拖欠4個月的房租。得知他在日本失蹤，房東將他懷孕5個月的妻子趕出門。
不僅僅是東京奧運，幾乎每次奧運會都有參賽選手的貧困敘事。上屆奧運會最爲著名的橋段是，賽前准備階段，10多名收入不高的美國運動員發起網絡衆籌，以支付集訓時的生活費，並爲新裝備尋求財務支持；拿到2012年倫敦奧運會四人雙槳賽艇銅牌、在2014年和2015年蟬聯美國賽艇年度最佳女運動員的卡爾莫（Kalmoe）依靠月均800美元的收入節衣縮食地爲裏約奧運備戰；2013年，離俄羅斯索契冬奧會開幕不到七個月，24歲美國速滑運動員艾米麗·斯科特（Emily Scott）因爲忙于訓練，沒有其它兼職收入，已窘迫到向政府申請免費食品券。
更早的2002年，烏茲別克斯坦著名體操運動員丘索維金娜（Chusovitina）的兒子患上白血病。一枚世錦賽金牌意味著3000歐元的獎金，爲了給兒子治病籌錢，她重回賽場。四年後，爲了更好的訓練條件和孩子的醫療條件，丘索維金娜加入德國國籍，並代表德國體操隊參加2008年與2012年奧運會。兒子病愈後，2013年，丘索維金娜才申請恢複烏茲別克斯坦國籍，爲自己和國家而戰。
並非人人都能拿獎牌
貧困之所以會困擾衆多奧運選手，在于多數外國精英運動員依靠贊助和商業代言爲生，外加獎牌獎金。
上屆奧運會，印度向每位金牌得主發放1000萬盧比（約87萬人民幣），向每位銀牌得主發放12萬盧比，向每位銅牌得主發放8萬盧比——這可能會改變他們中一些人的一生。在印度鐵路系統工作的運動員拿到獎牌，還將獲得額外現金和晉升。
在新加坡，奧運金牌得主可能會拿到73萬美元；在菲律賓則有20萬美元進賬；在馬來西亞，拿到金牌有23萬多美元獎金，但是銅牌只有2.4萬美元。
競技水平更高的國家則沒那麽慷慨。美國奧委會給金牌得主的獎勵爲3.75萬美元，銀牌獎勵1.5萬美元，銅牌獎勵1萬美元——拿到獎牌的人還要交39%的個人所得稅。澳大利亞的獎金則更低，金、銀、銅牌獎金分別只有1.5萬美元、1.1萬美元、7000美元。
當然，一些貧窮國家可能根本不給運動員發放獎金。
7月30日，CNBA引用國際奧委會資料整理出的多國奧運獎牌獎金數量表
哪怕拿到獎牌，甚至金牌，不同參賽項目的運動員的收入差異巨大。
只有在熱門項目中，明星運動員才有機會獲得巨額贊助。即便如此，受傷或表現不佳也可能對收入産生影響。奧運選手都清楚那種參差不齊的對比：明星運動員能吸引成千上萬的粉絲和贊助商，但普通運動員的生活起色不大。
而與此同時，一些精英項目訓練費用昂貴：如一名擊劍運動員，每年有超2萬美元相關費用需要支付；馬術更是一個從初學就需要大筆資金的項目。
國際奧委會的鍋？
有一種觀點是，國際奧委會（IOC）需要爲運動員的經濟困境承擔部分責任。
作爲奧運會主要的組織者和推動者，IOC在每屆奧運會期間都有驚人的收入。美聯社估計，除了國際贊助、主辦國國內贊助、門票收入、許可證收入，今年IOC僅僅通過出售東京奧運會的電視轉播權，就賺取30億至40億美元，這可能是IOC收入最高的一次奧運會了。
但是，其中大部分財富是不會跟運動員分享。
官方說法是，IOC會將收入的90%分配給各大洲奧林匹克理事會、各國和地區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組織等。這些機構再支配這筆錢，用于促進體育和奧林匹克運動，最終僅剩余10%作爲IOC日常管理費用。
運動員直接到手的錢也不多。去年4月，“全球運動員”組織曾發布《奧運商業化和運動員薪酬》報告稱，2013年到2016年期間，在衆多體育組織、聯盟中，國際奧委會以17.4億美元的平均年收入排名第八，運動員只從中分到4.1%；而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和英超聯賽運動員分別能拿到收入總額的50.1%和60.3%。
更多的運動員甚至表示，他們沒有從IOC或派他們參加奧運會和其它重大賽事的相關組織那獲得“適當經濟補償”。
奧運選手的收入跟成績挂鈎，圖爲東京奧運會金牌。圖片：CFP
另外，IOC還阻止奧運選手們去找獨立商業贊助。
《奧林匹克憲章》第40條細則第3款規定，“除非獲得國際奧委會執委會的批准，任何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教練、訓練人員或官員，都不能讓自己、自己的名字、照片或者運動表現在奧運會期間被用于廣告目的”。
這個意在防止奧運會過度商業化的規定，實際上不斷加固著國際奧委會套利護城河，遭到許多運動員的抱怨。
如果不是奧運會的贊助商，單獨簽約奧運選手的品牌連在社交媒體上表達對旗下運動員的鼓勵和祝賀都會收到訟狀。
2012年，參加倫敦奧運的選手，美國短跑運動員桑亞·理查德-羅斯（Sanya Richards-Ross）、中長跑運動員尼克·西蒙茲（Nick Symmonds）和耐克贊助的其他奧運選手在推特上發起#WeDemandChange運動，抗議IOC的贊助規則。
四年後的2016年裏約奧運會，該規則略有放松，非奧運贊助商可以贊助運動員，但它們不能在社交媒體上使用任何跟奧林匹克相關的詞語，包括“裏約”“金牌”“銀牌”“銅牌”“獎牌”和“勝利”等。
東京奧運會期間，非奧運贊助商不能使用奧運五環標志。 圖片：美國奧林匹克和殘奧會委員會
但這遠遠不夠。反對聲浪之下，到2020年，《奧林匹克憲章》第40條細則正式變更爲“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代表隊工作人員和其他代表隊工作人員，可以按照IOC確定的原則，在奧運會期間將其姓名、照片或者體育賽事用于廣告宣傳”。
東京奧運會開幕，相關規則進一步放松，在社交媒體上，運動員可以在奧運會期間發布7條對自己單獨簽約贊助商的感謝信息，贊助商則被允許回一條消息祝賀運動員。不過，該互動仍然不能使用奧林匹克相關詞彙——包括“東京2020”，以及奧運五環標志等。
當然，奧運選手的貧困根源遠不只是受IOC規則禁锢。運動員的財務困境涉及問題很廣，包括培訓津貼、生活費用、保險和後奧運時代的就業機會。
假設個人財務管理不當，即使是奧運獎牌得主，未來生活也可能陷入絕境。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美國運動員龍達·魯西（Ronda Rousey）斬獲柔道項目銅牌，但回國幾個月後，就因付不起房租，被迫在網站上以2萬多美元的價格售賣自己的汽車。爲維持生計，她不得不加入終極格鬥錦標賽（UFC）。
2018年8月，原美國女子柔道運動員龍達·魯西獲得美國職業摔跤比賽冠軍。 圖片：CFP
更悲慘的是另一位奧運獎牌得主黛比·托馬斯（Debi Thomas）。她在1988年的冬奧會上獲得銅牌，成爲美國首位拿到花樣滑冰獎牌的非裔美國人。其本人也畢業于美國名校斯坦福，後來還在西北大學獲得醫學學位，成爲一名整形外科醫生。如今，其醫生執照過期，已經申請破産的托馬斯跟未婚夫住在滿是臭蟲的拖車內，甚至不知道去哪找她的溜冰鞋和奧運獎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