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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2日，羅家良抵達北京出任新加坡駐華大使。這之前，羅家良是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書，也曾擔任過吳作棟總理的新聞秘書。今年是羅大使進入新加坡公共體系的第24個年頭，他富有外交經驗，曾在新加坡駐馬來西亞最高專員公署、駐美國大使館、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任職。
本文系2019年4月4日盤古智庫副秘書長、高級研究員安剛對羅大使的專訪，文章來源于《世界知識》雜志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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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使非常健談，樂于同媒體接觸，以此作爲在海外代表新加坡利益的重要路徑。在他看來，中國是新加坡的“老朋友、親密的鄰居、重要的夥伴”，兩國合作廣泛而深入。新加坡歡迎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大、更具建設性並符合國力水平的積極角色”，認爲中國的和平發展必然惠及本地區乃至全世界。
以下是本次專訪的實錄。
安剛：您在中國的任期可以說是同中國的新時代同步展開的。想必您已走訪了中國很多地方，在這一過程中您的最大觀感是什麽？
羅家良大使：過去七年，我的確走訪了中國很多地方，主要是跟著工作走，需要我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推動新加坡與中國地方省份的合作項目，當然有時間的話也會考察當地的曆史、文化特色，不斷了解這個博大精深的國家。如今算起來已到過30個省份了，今後一定會去完成“全覆蓋”。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用“人類奇迹”來形容一點也不爲過，這是無可否認的。現在中國正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打一場到2020年幫助7000萬人脫貧的攻堅戰，這樣的意志令人驚歎。我一直在思考中國是怎麽做到的。理由有很多，但我覺得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人非常好學——向曆史學習，向外國人學習，內部也互相學習。中國從來不會因爲自己是一個大國，就認爲不必向別人學習了，而是在不斷地學習。蘇州工業園區就是我們身邊一個具體例子。
蘇州工業園區是中國引進新加坡經驗建立的，其25年來的建設成果爲中國的工業現代化進程做出了貢獻。看到蘇州工業園區的成功，中國其它省份也希望借鑒有關經驗。所以，近幾年蘇州工業園區分別與江蘇的宿遷和南通、安徽的滁州、新疆的霍爾果斯、浙江的嘉興開展戰略合作，建立經濟技術開發區、現代産業園、科技産業園等，下一步我們還要“走出去”。中國人的學習精神是最寶貴的價值，也是值得新加坡人向中國人學習的美德。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安剛專訪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
安剛：您剛才提到中新合作“走出去”，這是否意味著新加坡的經驗、中新合作的經驗，也會在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地方得到實現？
羅家良大使：是的。提到“一帶一路”，我們都知道，亞太地區國家有著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曾對此做過不少分析研究，我就不再贅述了。目前的機制和資金不足以滿足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所以我們支持各方提出有利于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倡議，包括“一帶一路”。新加坡是比較早、比較堅定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之一。新加坡也是中方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始成員國之一，當然亞投行並非專爲“一帶一路”而設。
“一帶一路”爲擴大新中合作提供了機會。目前，兩國正在四個平台上開展共建“一帶一路”合作。
一是金融合作。“一帶一路”倡議正式提出五年多來，中方投入“一帶一路”的資金大約有1/4是先流到新加坡金融市場的，也就是利用新加坡的亞洲最大債券中心、資産管理和商業信托中心地位，進一步舉資發債，或與其它資金流合並，或成立合資公司。而東盟國家已在進行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融資約有60%都是由駐在新加坡的金融團隊來安排的。接下來雙方有很多可以優化的合作點，比如降低金融風險、成熟項目證券化、投資多樣化、增加采用本幣投資以降低彙率波動風險等。
二是法務合作。任何投資都需要考慮如何進場、如何離場以及中途遇到麻煩如何解決的問題。“一帶一路”建設資金流龐大，啓動五年多來取得一定的進展，但局部面臨一些商業爭議，處理過程中需要避免政治化，多利用包括司法渠道在內的社會機制加以解決。對于商業爭議，西方人習慣走訴訟途徑，東方人則喜歡付諸調解，實在協商不下去了就請中間人仲裁。中國正不斷發展自己的調解仲裁機制，但“一帶一路”項目大多是跨境的，有的案子可以適用中國法律，也有的案子應外方要求需適用對方的法律，或利用第三方的法律機制。新加坡擁有第三方調解的平台、經驗和資源，也有商業仲裁中心和商業國際法庭，可以發揮作用，幫助“一帶一路”建設解決商業糾紛。我相信新中兩國在這方面的合作有助于增強投資者的信心。
三是基礎設施項目合作。新加坡沒有太多空間在本土上開展大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但同中方在中國國土上有大型的“一帶一路”合作項目，那就是新中（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它是繼蘇州工業園區、天津生態城之後兩國第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在這個框架下，我們打造出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個國際貿易網絡連結在一起，促成“一帶”連“一路”，既助力中國西部開發，也促進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經貿關系的發展——目前從重慶到新加坡的陸路運輸平均耗時已由三周減少到一周，減少了運輸成本，不僅道路“硬件”水平顯著提高，通關便利等“軟件”水平也得到改善。
四是合作模式的創新。新中除加強雙邊合作外，也在探討開展與第三方國家開展合作，比如利用兩國之間的蘇州工業園區合資公司，赴第三方開展聯合投資，把蘇州工業園區模式複制到其它國家。中國發展到今天，企業“走出去”與招商引資同等重要，所以新加坡也要與時俱進，既推動繼續來中國投資，也推動新中兩國企業合作到第三國投資，當然也歡迎中國企業多到新加坡投資。
安剛：新加坡哪位領導人將率團前來北京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帶來什麽樣的信號？對此次訪華有何期待？
羅家良大使：李顯龍總理將應習近平主席邀請率團來華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再次顯示了新加坡政府對“一帶一路”的重視。這個倡議推行近六年了，有必要進行階段性的回顧，以總結經驗、優化安排，更有效地運作。我們希望本屆論壇能通過不同平台上的研討形成更完善的實施規劃。新加坡方面覺得，前一階段“一帶一路”主要聚焦基礎設施“硬件”建設，下一階段可以加強“軟件”功能建設，也就是優化金融安排、加強風險管控、創新合作模式、健全法律支撐架構等，還有“數字一帶一路”。東盟去年通過了“智慧城市網絡”計劃，參與城市目前多達26個。中國的智慧城市其實有很多，也有很多相關科技與經驗，例如在移動支付、人工智能、電子商務等方面，可以同東盟智慧城市建立“一對一”的合作關系。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安剛：中國已經啓動了雄安新區、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區（港）等建設，新加坡對它們有著怎樣的關注，是否有參與進去的意向？
羅家良大使：我們懷著濃厚的興趣，積極了解中國在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發展重點，尋求互利合作的新空間，這是新中“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系”題中之義。我們的努力從蘇州工業園區就開始了。1992年鄧小平先生南巡後，派了很多幹部到新加坡考察。時任總理李光耀先生認爲，光是考察不足以全面了解新加坡經驗，不如開展大項目合作。這一思路在當時對兩國來說都是大膽的嘗試。我們意識到中方當時最需要吸引外資發展現代工業，蘇州項目應運而生。2007年起，中國把重點轉向可持續發展，所以在吳作棟資政和溫家寶總理的共同倡議下有了新中天津生態城項目。轉眼十幾年過去，一片鹽堿地變成了富有生氣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區。六年前，中國領導人建議新加坡爲支持中國的西部開發做些事情。經過研究，我們決定立足重慶，利用我國在金融、航運、物流、電信等方面的經驗，與中國西部互聯互通欠發展地區進行合作。
近幾年，中國實施區域協同發展戰略，新加坡在中國的合作項目布局也開始注重區域協同。我們分別在京津冀以天津項目、在長江經濟帶以蘇州項目、在西部以重慶項目、在粵港澳大灣區以廣州知識城項目爲平台，由點帶面拓展合作。很快我們將與上海建立全方位合作委員會，廣州知識城去年也升級爲新中國家級的雙邊合作項目。雄安新區規劃發布後，我本人是第一位去那裏參觀考察的外國駐華大使。我們也在密切跟蹤海南自貿區（港）建設。總之，我們會繼續在商業層面進行探討，只要中方有需求、新方有能力，就能找到新的合作機會。
安剛：新加坡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同1990年中新建交時相比，今天的中國在新加坡的外交格局中處于什麽樣的位置？
羅家良大使：中國是新加坡的老朋友、親密的鄰居和重要的夥伴，新中兩國合作廣泛而深入。在經貿領域，新加坡已連續六年成爲中國最大的新增外資來源國，中國也連續六年保持新加坡最大貿易夥伴地位。新加坡是第一個同中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這個協定最近完成了升級。兩國私有企業之間的合作也在加深。在人文領域，我們很早就與中國開展幹部人才培訓合作。據新方統計，從1990年至今，前來新加坡參加各類培訓的中國官員累計已超5.5萬人。我們現在也經常派自己的官員來中國參加培訓。雙方還大量舉辦教育、文化、社會治理論壇和法律與司法圓桌會議。新方利用這些機制支持中國和平發展。
新加坡向來支持中國與國際社會加大融合，從加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到成爲東盟對話夥伴國。近年創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在多邊領域和全球治理層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早已不只是“融入”那麽簡單了。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僅符合中國自身的根本利益，也必然惠及本地區乃至全世界。今天的中國已不是三四十年前的中國，能力比過去強很多。世界期待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大、更富建設性、符合中國國力和各國期待的積極角色。
安剛：新加坡與中國和美國保持著平衡的關系，然而近來中美關系比較緊張，這是否使新加坡感到有些“困難”？
羅家良大使：中美之間的問題比較複雜，貿易摩擦只是其中一個層面。中國和美國都是新加坡的好朋友、好夥伴，兩邊都有貿易投資、都有文化交流，我們不願在中美之間做選擇，也不需要做選擇。如果把地區秩序比作一個足球場，球員總是要兩邊跑，不會只想在半個球場踢。中美關系不應成爲一場“零和”競爭，“足球賽”也應是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從全球治理層面講，現有多邊框架彙集了包括中美在內世界各國的參與，大家都從中受益，也都支持基于規則的自由貿易體制。我們有義務、有責任捍衛這些多邊架構。現有架構不是完美的，大家可以坐下來討論如何完善，但不應推倒重來。
安剛：會有“新冷戰”嗎？
羅家良大使：“新冷戰”發生的可能性很低。當今世界已融爲一體，各國利益緊密相聯，不可能再人爲割裂到相互對立的狀態。
安剛：關于南海問題，您認爲目前緩和的趨勢穩固嗎？
羅家良大使：南海問題同樣是複雜的，新加坡不是主權聲索國，很難做評斷。我們對島礁歸屬不持立場，更關心能否以符合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方式和平解決爭端。作爲海洋國家，我們也很關注航行自由和安全。希望有關各方管控好分歧，避免發生大家都不願看到的情況。正是出于這樣的考量，東盟國家同中國啓動了“南海行爲准則”（COC）磋商，希望能盡快達成實質性、有約束力、有效可行的文件，以利區域和平穩定。相信只要有關國家管控好爭議，就不會影響本地區在發展領域的合作，而且兩者有互動關系，合作搞得好，可以爲COC磋商創造良好氛圍，磋商進展得順利，合作也會受到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