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一則視頻刷了屏，引起了爭論無數。
在微博裏，阿信注意到被頂到最上方的評論，這樣寫道——“年輕人被高房價綁架，毫無選擇的權利”。這條評論收獲了近6萬的點贊。
現實中，被“前浪們”羨慕的“後浪”年輕人自嘲：“前浪一句漲房租，後浪就撲了。”
不久前，在#疫情結束，你最想做什麽#的超話下，買房竟然成了與吃火鍋一樣火爆的訴求。
疫情期間，還有一張流傳最廣的圖片《這次疫情給了我們八個提示》，其中大家關注度最高的也是這條建議——能買房的時候，別猶豫，不要被那些名人不買房的理由欺騙了，特殊時期，房東不租給你，酒店你進不去。
現實紮心。但是年輕人買房，真的不是想買就能買的。
一面是年輕人買不起房的焦慮，一面又是統計數據中暴漲的房價，使得房地産相關話題最近頻頻沖上熱搜。
不少人認爲，受到疫情沖擊，房地産面臨帶看難、交易少、市場冷等多重壓力，形勢肯定不容樂觀。
但從發布的數據看，無論新房、二手房，3月份70個大中城市房價整體趨勢居然未跌反而微漲。
今天阿信就和大家聊聊大家關心的房子和房價。
疫情之下
深圳的房價爲何魔幻“暴漲”？
一個讓人驚訝的事實是：3月份新房環比漲幅最大的城市爲西甯。二手房方面，房價已經很高的深圳，3月份價格環比漲幅最大，爲1.6%。
疫情之下，深圳房價“暴漲”，一時間刺激了衆人的神經。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呢？
知名經濟學家任澤平對于房價有一個廣爲流傳的框架“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長期看人口”。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開數據，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爲1343.88萬人（加上流動人口，預計總人口爲2000萬），土地面積爲1996.85平方公裏。
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密度爲6730人/平方公裏，遠大于北京的1313、廣州的2059和上海的3830。
所以，深圳房價持續走高，從長期來看，是深圳人地矛盾愈演愈烈的必經過程。
那麽深圳房價未來是否會持續走高？有沒有辦法控制住？奮鬥在深圳的廣大年輕人還有沒有希望擁有自己的住房？
任澤平在新著《全球房地産》中說：
“土地供給是房價的直接決定因素。土地制度直接影響房地産供給，土地供應量是住房市場供求平衡和穩健運行的重要基礎。”
深圳對工業用地的供給是非常大方的。證券時報數據寶顯示，過去十年深圳工業用地成交達到1147.78萬平方米。
2019年12月，爲了吸引企業總部入駐，深圳一次性推出30平方公裏的工業用地。而面積比深圳大兩倍多的上海，整個十三五期間新增的産業用地也不到30平方公裏。
工業用地供給過多，導致的結果就是辦公樓空置率持續攀升。根據最新數據，今年一季度深圳商用辦公樓的空置率上升至24.6%，前海地區寫字樓空置率更是高達66%。
那住宅用地呢？
統計顯示，過去十年，深圳住宅用地成交面積僅爲431.5萬平方米。深圳居住用地占整個城市面積只有11%。與一些其他國家的大都市相比，這個數據低得驚人，倫敦、紐約、東京的居住用地占比都超過50%。
“大力實施人地挂鈎，推行新增常住人口與土地供應挂鈎。同時，加快推進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低效工業用地轉爲居住用地。”任澤平認爲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深圳等城市的高房價難題。
取消公積金？
年輕人離買房更近了還是更遠了？
今年2月11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撰文，建議取消企業住房公積金制度，理由是目前我國的房地産市場早已經市場化，商業銀行成爲了房貸的主體，所以公積金存在的意義不大了。
因此取消掉公積金，不僅能幫企業降低成本，還能夠給職工減負。
此文一出，立刻就引起了學術界、官方和民間的熱烈討論。
格力董事長董明珠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明確表達了支持黃奇帆觀點，“我贊同黃奇帆觀點，取消公積金，我覺得這個公積金是完全沒有必要”。而且她還表示，在今年的人代會議上，作爲代表的她還會提出公積金相關議案。
但反對者也很強硬。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兩位教授劉俏、張峥聯名發表一篇《我們爲什麽反對“取消住房公積金制度”》的文章，其理由總結起來包括2條：
一是取消公積金，並不能讓大量的中小微企業受益，不能有效降低企業負擔；
二是中低收入家庭使用公積金貸款比例較高，因公積金利率低，變相增加了他們的收入，有利于拉動消費，對經濟增長有正面作用。
在文章最後，在兩位教授看來，公積金不僅不能取消，而且還建議考慮擴大繳存覆蓋面。
事實上，我國的公積金制度是從新加坡學來的。
新加坡是“居者有其屋”的成功踐行者。短短30年，新加坡就成功地從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國家，在創造經濟奇迹的同時，更以其90%以上的住房自有率而成爲全球典範，被公認爲全世界解決住房問題最好的國家之一。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法》明確規定，所有公民和永久居民均需繳納公積金，2017年覆蓋率高達95.3%。
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發揮了兩大關鍵作用：一是支持政府“建得起”組屋，中央公積金局爲HDB提供間接資金支持；二是讓居民“買得起”組屋，通過優惠貸款和補助形式支持居民買房。
1999年，我國國務院頒布《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住房公積金應當用于職工購買、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由職工本人和單位按照相同比例繳存，即職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乘以繳存比例。
繳存比例各地規定不一，但不得低于職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的5%，最高不得超過12%。
中國公積金政策設立的初衷是爲了解決職工的住房困難，也被視爲職工的福利，因爲公積金相當于單位額外向職工支付5-12%工資。
最重要的是，職工用于貸款買房時，公積金貸款利率明顯低于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爲貸款買房省下一大筆利息支出。
但公積金制度並非完美，在實際運行中，面臨著使用與提取限制多、使用難度大的問題，甚至有些制度性限制，也讓職工直接放棄公積金的使用。
比如在北京，公積金貸款額度與住房公積金的繳存年限挂鈎，每繳存1年可貸10萬元，繳存年限不夠1整年的，按1整年計算，最高可貸120萬元。
也就是說，繳存超過11年的公積金，最高才能貸120萬元，這與北京動辄數百萬的住房貸款相比，差距明顯。
公積金貸款額度還受到賬戶余額的限制，余額的多少也影響貸款額度。
“我國從新加坡學來公積金理念，落實的只是單一的住房公積金，結果就變成了另外一個概念。”正如黃奇帆在文章裏指出的，新加坡的公積金政策不是孤立的，它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相通。
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最主要的住房供應形式是組屋主導的住房保障制度，公積金只是服務于這一保障制度中的一環。
在新加坡，有82%以上的人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中，僅有不到18%的高收入家庭和外國人住在開發商建設的私人住宅。
今年3月6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王蒙徽在《人民日報》撰文，其中提到了要修訂《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改革並且要完善公積金制度。
未來十年房價還會漲嗎？
有人用各國年輕人房價收入比做過一個橫向的對比研究，結果顯示，畢業生全款置業在德國柏林需10.7年，在美國紐約需15.8年，在英國倫敦需18.3年，在日本東京需21.1年， 而在中國香港，畢業生全款置業需要58年！
對比數據中沒有中國內地城市，但我們都知道，內地房地産發展初期引進了很多中國香港的做法和模式，北上廣深的房價和香港的差距已經不是特別大了。
近期，針對地方政府頻頻出台的房地産調控政策，中央重申了長期堅持“房住不炒”定位，不把房地産作爲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可以肯定的是，房價暴漲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那麽，經過幾番上漲，已經高企的房價，存在泡沫嗎？
任澤平表示，長期來看，不同的城市，風險水平不同。
一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深圳、上海、廈門、北京，人口流入動力強，經濟發展水平在區域內領先，有較多外來人口。
雖然近幾年來房價最先上漲、且漲幅最大，但這些城市房價有較強的基本面支撐，中長期來看，房價大幅下跌的風險較小，甚至還可能平穩緩慢地繼續上漲。
二是發達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如南京、珠海、蘇州，這些城市自身有較好的産業、人口支撐，風險也較可控。
三是部分過去兩年房價大幅上漲，但收入仍然較低的三四線城市。
這些城市又可分爲兩類，一類是一、二線城市的衛星城。如廊坊、滄州、東莞，上漲主要受益于核心城市調控收緊，需求外溢，中長期仍受城市群發展支撐；
另一類是受益于去庫存政策的三四線城市，如贛州，近兩年房價上漲較快，偏離基本面，風險水平更高。
位于中國北京市大興區和河北省廊坊市交界處的大興機場
阿信的很多作者都提到過房價和城市的關系，《城裏的房子》的作者徐遠說：“有條件的時候，離開土地，彙入城市，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方式。”
也許，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真正困擾他們的或許不是房子的問題，而是在哪落腳的問題。
最後，阿信想用英國詩人約翰·佩恩的一首詩做結：
“無論留戀多少絢爛的風景，無論途徑多少堂皇的宮殿，都無法取代我的小屋。”
希望你，能在2020年的拐點上，找到你的財富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