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和極端氣候事件頻發，迫切要求所有國家進行綠色轉型。亞洲國家勇擔重任迅速響應了這一需要。本報告旨在梳理目前亞洲氣候行動，分析綠色轉型的主要驅動力，並提供相應政策建議。具體而言，報告整理了亞洲國家的碳中和承諾(第一章)，介紹了各國綠色治理結構(第二章)，詳細闡述了綠色轉型的三個主要驅動因素，即綠色融資(第三章)、綠色技術(第四章)以及亞洲企業應對氣候問題的行動(第五章)。
淨零排放已經成爲全球廣泛接受的目標。根據NetZero Tracker的數據，淨零排放目標現已覆蓋全球88%的溫室氣體排放、90%的經濟體量和85%的人口。截至2021年底，47個亞洲國家中已有25個做出了碳中和承諾。亞洲最大的7個經濟體中，日本和韓國已將實現碳中和的時間目標定爲2050年，土耳其爲2053年，中國、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爲2060年，印度爲2070年。
爲了縮小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雄心差距”，COP26要求所有締約方強化國家自主貢獻承諾。亞洲的碳排放已超全球總量的50%，並高度依賴煤炭這一傳統能源;亞洲是主要的“世界工廠”和全球重要增長引擎;作爲全球人口最多的大洲，發展潛力巨大，當前和未來的能源需求將不斷增長。世界期盼著亞洲采取更大膽、更迅速的減碳行動。在此過程中，各國必須找到兼顧碳減排和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正確路徑。
當前，綠色複蘇與公正轉型關乎亞洲的低碳發展。亞洲各國政府已盡可能在財政能力範圍內，爲綠色基礎設施提供資金，向最易受到能源轉型和自然災害影響的弱勢群體提供社會支持，並努力抗擊貧困以及促進就業和平等。然而，有限的財政空間仍使許多亞洲經濟體在2020年固定資本投資大幅下滑。GGGI和Vivid Economics自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對21個新興國家的合作研究發現，平均每個國家只有11%的經濟激勵政策會對環境産生積極影響。爲此，各國應加大政策激勵，來促進“綠色技能”、“綠色規劃、戰略和治理”、“性別和社會包容”、“綠色監管”、“金融部門綠色化”以及“居民行爲綠色化”。
多邊和雙邊合作促進了亞洲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和減輕氣變影響。多國提出或建立了促進減碳以及提升氣候韌性的倡議和計劃，包括“一帶一路”倡議、東盟催化綠色融資機制(ACGF)、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氣候變化和可持續能源計劃(CCSE)、中東綠色倡議等等。2021年，中國、日本和韓國與其他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一起，承諾停止向海外燃煤電廠融資。發達國家根據在COP26上做出的承諾，加大氣候資金和技術轉移，將助力亞洲發展中國家采取氣候行動，特別是幫助最不發達國家適應氣候變化。
綠色治理
綠色轉型的成功依賴于一整套“全方位綠色治理體系”，即政府和准政府機構爲實現碳中和目標建立整套計劃、措施和組織架構，可分爲機構設置，碳中和戰略、規劃及政策以及市場基礎設施建設三部分。
縱觀亞洲綠色治理實踐，一些國家，如中國、韓國、尼泊爾、新加坡和泰國，已經成立了“高級別領導小組”或委員會，監督國家淨零排放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在新加坡和日本等一些國家，牽頭部委與其他職能部委之間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爲實現淨零排放進行協作是一大特點。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如專業的咨詢和研究機構，在韓國和日本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戰略和政策方面，許多亞洲國家已經明確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去碳化目標，制定了相應的路線圖，並采取全面的氣候減緩和氣候適應政策，推出一整套産業、財政、金融政策，運用激勵和抑制措施。一些亞洲國家在建立監測、報告和評估認證(MRV)系統方面走在前列，還較早地適用了國際披露要求(如TCFD)。此外，中國、韓國、日本和哈薩克斯坦已經建立了碳排放交易系統(ETS);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ETS系統正在建設中;菲律賓、巴基斯坦、泰國和孟加拉國也正在考慮將此作爲市場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國別案例分析可以看出，中國通過全面的頂層設計，自上而下推進綠色治理，中央政府發揮著關鍵領導作用;日本的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良好的協調機制，非政府組織也積極參與;韓國于2015年1月建立了東亞首個全國範圍的強制性碳排放交易系統;新加坡是第一個引入碳稅的東南亞國家;泰國在國家和部委層面都建立了完善的全國MRV系統。
綠色金融
綠色轉型必須有綠色金融助力。全球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在新冠疫情陰霾下依舊蓬勃發展，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更強化了這一趨勢。根據氣候政策倡議(CPI)的最新估計，2020年，亞洲的氣候融資占全球總額的50%左右，西歐爲17%，美國和加拿大爲13%。亞太地區的綠色債券發行量排全球第二，占2021全球發行總量的22.6%，而歐洲占比爲46.8%，北美爲21.6%。在亞洲發行的綠色債券中，39%以人民幣計價，29%以美元計價，9.5%以歐元計價，6.5%以日元計價。然而，亞洲低收入國家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比如金融市場欠發達、技術能力欠缺、以及缺少可支持綠色與可持續金融發展的宏觀環境。不過，根據可持續銀行和金融網絡(SBFN)2021年的一份報告，在一些較低收入國家，如孟加拉、尼泊爾和蒙古，綠色金融的發展勢頭強勁。
資本市場也爲亞洲提供了綠色金融解決方案。全球至少有25家傳統交易所設立了專門的綠色或可持續債券交易部門，其中8家在亞洲。亞洲的交易所積極推動公司ESG強制披露要求。不過，除了少數領先的國家，亞洲的金融機構對國際可持續發展倡議的參與程度仍然較低。
亞洲積極加強監管和標准制定，包括信息披露和報告，以促進市場發展，避免“洗綠”。2021年11月，中國和歐盟聯合發布了《共同分類目錄—-減緩氣候變化》，東盟也同期發布了《東盟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的第一版。許多亞洲中央銀行正在考慮將氣候風險納入壓力測試和情景分析。
多邊開發銀行(MDB)是亞洲綠色金融的重要市場參與者。MDB爲全球直接貢獻了大約10%的氣候融資，並利用在氣候問題上的專業知識、規模效益和共同融資能力，催化項目、爲氣候項目引入外部資金。2021年，亞洲獲得了MDB氣候融資總額的24.1%，其中南亞吸收了一半的資金。隨著越來越多的亞洲經濟體做出淨零排放承諾，預計亞洲獲得的融資份額可能會繼續上升。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清算銀行將在2022年初推出亞洲綠色債券基金，將中央銀行儲備金用于綠色債券。
從報告案例看，中國、越南兩國建設GSSS市場的經曆，體現出政策指導和規則與標准制定在推動市場參與者進入綠色債券市場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蒙古建立綠色金融公司(MGFC)爲家庭和企業提供綠色、可負擔和性別平等的融資，是亞洲設立的、由國家支持的金融載體的良好範例。新開發銀行(NDB)在中國率先發行綠色債券，則提供了多邊開發機構綠色債券發行和項目融資方面的生動案例。
綠色科技
碳中和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利用方面的技術突破。展望未來，太陽能光伏、風能、綠氫、生物燃料、節能建築技術和電動汽車等領域的綠色技術創新，將有力地推動能源轉型。
2020年全球光伏裝機已達768吉瓦，亞洲裝機容量占比23%，繼續保持全球第一。中國、越南國內裝機容量進入前五。2020年全球風力發電裝機容量達到743吉瓦，中國和印度以282吉瓦和38.6吉瓦分列第一和第四位。亞太地區擁有十分成熟的風電市場，中亞地區風電潛力巨大。在綠氫生産和研發上，中亞和西亞雄心勃勃，例如沙特在Neom新城打造綠氫生態體系;日本、韓國和中國在綠氫運輸和綠氨等技術上表現出色。此外，亞太在電動汽車的銷售上領先全球，中國銷量最大;亞洲還有衆多的高端電動車品牌，比如中國的比亞迪、日本的Toyota、韓國的現代和越南的VinFast。亞洲要進一步推進綠色技術研發和利用還需得到政府政策扶持和激勵以及長期資金支持，特別是對綠色基礎設施的支持。
報告提供了大量、豐富的亞洲綠色技術應用案例。在碳捕獲和利用方面，SABIC在沙特建造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捕獲和處理工廠，以實現“負碳排”。在太陽能光伏方面，天合光能在中國農村提供了“全縣域解決方案”和建設“光伏村”，促進中國實現雙碳目標和鄉村振興;印度正在Omkareshwar大壩建造最大的單體水上漂浮式太陽能項目。在風力發電方面，中亞最大的、獲得多家MDB聯合融資的風力發電站Zhanatas已在哈薩克斯坦完工。在綠氫方面，印尼通過合作項目開發綠氫能源，FMG正從大型鐵礦石出口商向可再生能源領跑者轉型，在亞洲多國積極探索綠氫項目。此外，印度的bioCNG生物燃料項目、中國遠大集團的活樓實現了綠色建築的技術突破，GGGI支持老撾政府建設綠色低碳公交系統等，是亞洲在生物燃料、建築和電動汽車領域運用先進綠色技術的生動案例。
亞洲企業的氣候行動
全球企業正逐步將可持續發展使命納入決策及日常運營中。亞洲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雄心勃勃，已有440家簽署了科學目標倡議(SBTi)。消費品、制造和服務等行業的企業率先制定了與《巴黎協定》相一致的長期和過渡目標。亞洲企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視以系統、全面的方法來采取氣候應對措施，如加強供應鏈管理。
亞洲企業正在多途徑推動綠色轉型，包括向可再生能源轉型、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治理結構、推進全産業鏈減排以及增強氣候適應韌性等。一些關鍵經濟部門的企業已采取了領先的氣候行動:能源公司正通過引進新能源和技術創新來降低化石燃料組合比重;房地産和建築行業專注于可持續采購和提高能源效率;金融機構一直在加倍努力進行綠色投資和自身經營去碳化;制造商在努力推進從生態理念設計到減輕報廢品環境影響的全周期環保工作;信息和通信技術部門則既要降低自身的能源消耗，又要提供數字解決方案以加速其他部門的綠色轉型。
亞洲企業氣候領域優秀實踐的案例包括:印尼國有地熱開發商PT Geo Dipa Energi(GDE)和中國能源公司(比如魯能集團、上海電氣)利用政策和市場手段來加速能源轉型;消費品和制藥業的跨國公司(聯合利華和武田制藥)利用創新技術，與生態系統的利益相關者合作，推動可持續供應鏈的發展;日本和中國的企業爲當地的循環經濟和綠色城市的公民參與作出貢獻。
亞洲綠色轉型行動九大建議:
1. 建立綠色增長模式，以重建更好未來。亞洲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保證環境可持續和社會包容的新增長模式，爲增強氣變適應和減少氣變影響而推進綠色投資，創造綠色就業機會。
2. 制定更具雄心的2030國家自主貢獻以及時間表和路線圖。亞洲各國需要詳實的路線圖、行動計劃和資金支持，使2030國家自主貢獻目標與其碳中和目標保持一致。
3. 形成全面的綠色治理。建立“全方位綠色治理體系”，包括機構設置、計劃與政策以及市場基礎設施。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獎勵先行者。強化溝通、提升政策透明度，幫助整個社會更好地理解碳中和路徑。參與氣候信息披露、綠色金融分類等全球標准制定，爲私營部門對綠色産業進行投資創造良好環境。
4. 逐步減少煤炭使用。爲加快碳中和進程，減少未來資産擱淺風險，在不向海外燃煤電廠提供資金的同時，亞洲國家需在國內逐步淘汰燃煤電廠。但是，這不等同于“削減産量”或“完全零排放”。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下，需要在減排與能源安全、供應鏈安全、食品安全和保證人們正常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5. 擴大可再生能源規模和交通電氣化。太陽能電池板、風能和風力渦輪機的生産，以及交通部門的電氣化將爲經濟發展提供重要機會。推動亞洲成爲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生産地和市場。
6. 形成碳定價。鼓勵亞洲國家使用碳稅和碳價格等顯性碳定價，內化汙染活動的外部成本。碳定價還應與一攬子政策措施相匹配，解決由此産生的分配和社會影響問題。在考慮本地區碳定價政策連通性的同時，亞洲經濟體需要爲歐盟和其他先進經濟體設立跨境碳稅(CBAM)做好准備。
7.發展綠色金融。亞洲各國政府需采取有利政策，包括綠色分類體系、綠色債券框架和與TCFD相一致的披露要求，進一步促進綠色債券和綠色債券市場的發展。同時，可持續債券和氣候債券需要提供溢價以激勵債券發行並培育市場。轉型融資是棕色項目綠色化的重要手段。
8. 加大氣候融資和綠色技術轉移。亞洲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資金和技術支持，尤其是氣候適應資金，以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同時，技術轉移和援助可以爲許多亞洲經濟體建立綠色産業和增強氣候韌性奠定基礎。亞洲區內還可以考慮建立相應的區域性安排，來支持尚未商業化的綠色技術試驗以及未來推廣。
9. 加入國際氣候變化倡議和平台。鑒于一些全球性國際氣候倡議和平台對綠色標准和披露要求有很高的門檻，可鼓勵亞洲企業參與那些分享實踐經驗和討論不同國家關切的國際平台和倡議，包括聯合國框架下負責任投資原則(PRI)和國際金融公司支持建立的新興市場金融監管機構和銀行協會組成的可持續銀行網絡(SBN)等。可以在這些平台和其他全球倡議之間建立緊密聯系，以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做出的淨零承諾與全球雄心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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