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第四輪科技革命、第四輪産業革命和第四輪經濟全球化第一次交織撲面而來，引發並漸次形成新的經濟形態、新的鏈接方式、新的內化動能，正在並將繼續對人們的生産生活方式産生顛覆性影響，我們將見證一個令人激動而目不暇接的世界。與此同時，我們也處于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國際環境日趨複雜、大國競爭博弈異常激烈、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如何洞穿曆史、看見未來，創造與把握戰略機遇期，進行前瞻性、戰略性、儲備性研究，設計並提出中國大戰略，至關重要。
一、世界經濟形態和經濟格局的顛覆性變革
世界經濟正在由漸進式演化轉向曆史性突變，由量的積累轉向質的飛躍，世界經濟形態和經濟格局將發生顛覆性變革。當前，人類正處于一個特殊的曆史時期。世界經濟形態發生了革命性變革，世界力量對比由于南北關系變化而發生深刻演化，新一輪科技革命、産業革命乃至思想革命正在迅速發展，地緣政治、經濟、外交格局正在重塑，經濟格局調整與國際治理體系面臨重大挑戰，昨天的人們寫就了今天的曆史，今天的選擇將決定世界明天的命運。
(一) 世界經濟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成爲現代經濟的兩種基本經濟形態，但這兩種經濟形態一旦嚴重失衡，便成爲泡沫經濟或者經濟危機的肇始者
當代經濟形態演化成兩種基本經濟形態，即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兩者會並駕齊驅，互爲表裏。這兩種經濟形態都是合理的存在，是由于數字經濟和新一代信息技術引發的經濟形態演化，二者交織在一起，但同時又有各自的運行規律。互聯網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線上和線下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既有實體經濟部分，也有虛擬經濟部分，這就是兩種經濟形態的交織並存。但是，這兩種經濟形態大部分情況下會相對獨立運行，商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數據流，各自有獨特的流通規律，各自有獨立的流通過程和不同的流通內涵。只是在一定的時點上，這些“流”會交織或者交彙，如期貨市場到最後一定要實現交割，交割就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數據流的交彙點。由于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兩種基本經濟形態構成了當代經濟形態，經濟聯系方式發生了顛覆性變化，特別是制造業的産業聯系，出現若幹形式的虛擬鏈條鏈接，全球産業格局形成跨國界、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跨意識形態的産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和價值鏈，這些經濟聯系並沒有任何行政隸屬關系，沒有任何産權隸屬關系，也沒有任何人情世故，而由全球化的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使需求側與供給側形成相互匹配的鏈接或者咬合，從而形成強大的産業生態體系。
20世紀30年代，世界貿易總量僅有306億美元，美國是最大的貿易強國，其貿易總額也僅有52億美元。目前，世界貿易總量已接近40萬億美元，其中有2/3是中間品，東亞貿易中有4/5是中間品。全球産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和價值鏈就是其內生原因，也是實體經濟運行方式與虛擬經濟運行方式的融合表現。從未來看，隨著全球虛擬經濟形態與虛擬經濟技術發展，數據鏈、創新鏈、區塊鏈和信用鏈將進一步與産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融合，成爲一個雖然看不見卻實際存在的更強大、更緊密、更相適的産業鏈接狀態或者新的生活場景。這些虛擬鏈接關系會比以前所有的物化聯系，包括産權關系、行政隸屬關系、國家或者地區歸屬關系等更加緊密，相互之間黏性更強，更具有依賴性。2018年4月，中興通訊受到美國制裁，一個芯片供應環節被打斷，便導致整個産業鏈癱瘓，企業瞬間休克，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形成的鏈接關系，哪怕一個制造環節斷裂，哪怕一個零部件缺失，都會使整個鏈條斷裂，或者産業鏈條斷裂，它摧毀的是企業通過多年努力形成的全球化産業布局。
當然，如果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失衡，其引發的矛盾和全球性問題，比以實體經濟爲主體的時代更爲可怕，2008年美國次貸風波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一次演練。一般情況下，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産生的基礎，而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産生的增量或者變量。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也不存在應該有誰、不應該有誰的問題，兩者必須同時存在且不能失衡。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全球性經濟“脫實向虛”並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國家過度服務化和制造業空心化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而一些後發國家正在效仿並將其作爲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一些國家過度金融化和衍生化，由此導致的金融危機還沒有真正過去，新的金融泡沫和經濟泡沫又在加快堆積;一些國家房地産過度投機化，脫離價值、使用價值，這種經濟循環綁架了政府政策。當虛擬經濟超過實體經濟、過度膨脹的時候，虛擬經濟的大廈就會坍塌。現在虛擬資本市場上流動的貨幣，是實體經濟的幾十倍、幾百倍，甚至幾千倍，每天國際資本市場資本交易額高達6.6萬億美元，一周內的交易額就相當于全球一年的貨物貿易量。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流通過程，即資本經過商業資本然後到生産資本再到增值的資本，這樣從資本到增值資本的過程，已經被擠壓殆盡，貨幣必須充當其中的媒介，完成實體經濟運行的過程也一去不複返。而現在的貨幣特別是虛擬貨幣和金融衍生品，大部分不再需要經過商業資本、生産資本和社會再生産的生産過程，金融市場的主體成爲從貨幣到貨幣的交易場。按照IMF的數據，全球每天外彙市場日均交易額高達6.6萬億美元。按照當前外彙交易的方式，已經是從貨幣到貨幣的交易，市場1天的外彙交易額等于兩個多月的實物貿易額。最極端的情況是在一些國家盛行的空氣幣，與實物和作爲媒介的貨幣已經沒有任何聯系。比特幣炒得最高的2021年2月，1比特幣相當于5.8萬美元，一些人用區塊鏈技術創造虛擬的比特幣，這是沒有根基的大廈，最後一定會坍塌。
原來的全球經濟聯系，可能更多地取決于國家意志，或者人爲設計與推動，未來的世界，只要和平發展、合作發展的大環境沒有改變，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就會放大爲靠這種機制形成全球性經濟關聯關系，特別形成全球化的産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和價值鏈，絕不是哪一個國家政客想打斷就能打斷的。因爲産業鏈一旦被打斷，就像切割一條巨大的蟒蛇一樣，不論是身體受傷，還是頭部受傷，這條蟒蛇都會死掉，即使尾部受傷暫時不會死掉，但是也會相當痛苦。在一定意義上，所謂産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和價值鏈，就是世界經濟運行中若幹個企業的命運共同體，就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互交織的經濟形態。以美國蘋果公司爲例，其每年銷售的2億部手機中90%以上在中國生産，但從芯片到操作系統，到最新的産品規劃和設計圖紙，全部在位于加州的蘋果公司總部完成。這就形成中美制造業的特殊現象:論産業鏈體量、就業人數，美國的企業遠遠落後于中國，但在産品終端，蘋果公司的淨利潤相當于A股最大的12家蘋果概念股利潤之和的20倍。遠在大洋彼岸，庫克只需一通電話，就能夠讓十幾萬名中國的流水線工人連夜爲蘋果公司的萬億市值增磚添瓦。而每當他們在富士康的工廠裏組裝好一部最新的iPhone，庫比蒂諾小鎮蘋果公司總部裏庫克的電腦上不斷跳躍著的數據就會再一次刷新。
以智能感知、智能控制、自動化、柔性化生産爲特征的智能工廠大量湧現，3D、4D打印技術快速發展，先進機器人、工業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于制造業，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産、制造業服務化等交織在一起，成爲新趨勢。比如，德國西門子安貝格電子制造工廠被稱爲全球最接近工業4.0的工廠，生産過程實現了從産品到制造全價值鏈的數字化，一條生産線一天可進行350次切換，能生産1000多種不同的産品，且産品的合格率高達99.9989%。這種新型制造業業態和全球化産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疊加，成爲聯系越來越緊密的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融爲一體的制造業業態。國際貿易則隨之改變著結構，改變著貿易形態，國際貿易已經成爲以圍繞著産業形態爲主的中間品貿易，最終産品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世界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即使以此爲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在一段時間內受阻甚至遭到人爲破壞，但是人類再也回不到互不關聯的舊石器時代，也回不到以實體經濟爲主的國家之間比較優勢交換最終産品的時代，現代經濟形態決定了未來一定會形成新型經濟全球化，而且將比前三輪經濟全球化具有更強大、更頑強的生命力。
(二) 國際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並將持續加快演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板塊整體崛起，南北關系不斷發生深刻而重大的調整，南北對峙與東升西降是曆史大趨勢和可見的未來
20世紀以來，世界存在嚴重的南北失衡和南北矛盾，即大多數地處南半球的發展中國家和大多數地處北半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失衡與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般把發達國家稱爲“北”，把發展中國家稱爲“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南方國家大部分是北方國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北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奴役、殖民和剝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發達國家GDP曾占全球經濟總量的70%左右，主導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三大國際機構的也是發達國家，所形成的國際機構、國際秩序、國際規則整體上代表和維護的也基本是發達國家的利益，發展中國家幾乎沒有發言權。
20世紀後幾十年的民族解放運動，使150多個原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成爲獨立國家。近幾十年以來，南北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持續快速發展，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影響南北關系的最大變量是中國和平崛起。按照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計算，在公元元年，中國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6.2%，1500年中國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1820年中國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9%，遠高于歐洲國家的總和。1840年之後，中國開始走向衰敗，中國GDP下降到1870年的17.2%、1913年的8.9%，從1950年到1980年一直在4.5%左右。新中國成立70多年、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已經和平崛起。2020年中國實現GDP15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7%，占美國GDP的70%，2025年將會達到美國的85%以上。英國、日本研究機構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8年超過美國。全球近幾十年陸續出現了“金磚五國”“靈貓六國”和“E11國”等一批新興經濟體，他們在聯合國、WTO、IMF等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和話語權不斷提升，在G20、金磚國家會晤機制、上合組織等機制或組織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經合組織(以下簡稱OECD)統計，從1991年到2017年，發達國家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從78.7%下降到50%以下。發達國家G7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七個工業化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0%，現在則下降到30%以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990年的19%上升到2018年的58.5%，特別是2008年以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量的貢獻在80%以上。2008年以後，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量的貢獻年均在30%左右。
到2035年，原來意義上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會成爲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其GDP將占到全球經濟總量的70%左右。2019年世界銀行和美國普華永道分別發布了對2050年世界經濟的預測，屆時排在世界前10位的經濟體，世界銀行預測，其中7個是現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中國第一，美國第二，印度第三;美國普華永道預測，其中有6個是現在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中國第一，印度第二，美國第三。從目前看，不論在哪個研究機構或國際組織對未來30年的預測中，進入世界前10位的經濟體，或者說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都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日本等原來的發達國家將排到全球第10位以後。
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崛起，推動原來的南北關系發生深刻變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國際社會和世界經濟發展中的話語權、主導權、規則制定權的競爭和博弈，在某種程度上、在一定的時點會非常激烈。全球南北關系原來是北強南弱，現在是南北勢均力敵，未來將是南強北弱，世界經濟格局將由此發生根本性變化，不僅將帶來對世界治理體系的挑戰，還將在東西方文化、文明交融的同時交錯和交鋒。雖然全球市場是開放的，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但支撐西方世界的發達經濟體、代表“北”的勢力、話語權和所謂“價值觀”影響與日俱減，而代表具有勃勃生機的新發展力量的理論、理念和文化、文明的影響力則與日俱增。這是近代西方統治世界500年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人類生産力大解放和思想大解放。西方文化統治的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雖然目前仍占統治地位，但受到了空前的挑戰。這就是世界正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大的變局，幾百年一直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著全球秩序與全球規則，這樣的曆史將隨著南北關系的重大調整漸次結束。
南北關系的深刻調整將帶來東西之變，隨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與崛起，以西方文化價值觀爲主體的世界將吸收東方文化的營養和精髓，形成文明互鑒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以前世界以西方話語體系、西方思想體系、西方民主制度爲主導，柏林牆被推倒以後，西方甚至認爲西方民主制度將替代所有的制度，曆史將定格在西方發達經濟體所倡導的制度和模式中。而現在曆史正在走向新的終結，法國總統馬克龍說，西方的民主到了曆史終結之日，北約已經進入“腦死亡”。過去幾百年是西風東漸，未來東風西漸的可能性加大，在話語權表達、在形成全球認知和公約等方面會出現東升西降，但既不是西風壓倒東風，也不是東風壓倒西風，而是在廣闊的太平洋形成回旋的暖濕流，交彙、交融、交流，形成滋潤和灌溉世界的雨露。目前在全球價值觀、安全觀、治理觀等方面，在人類道德道義制高點上，中國已經先行了一步。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提出了全球發展觀、全球安全觀、全球治理觀、全球價值觀，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等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提出建設開放型世界等一系列的理念和主張，産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在世界上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共鳴。這說明，當今世界是一個缺少思想的世界，缺少能夠凝聚人類共識的核心理念，缺少跨越宗教、文化、發展階段、不同國家曆史關系，使人類社會、各個國家能夠産生共鳴的思想，人類發展最迫切需要的正是這種思想。在把握發展大勢的同時，也必須直面挑戰和問題，使人類社會向著更加光明、公平、和諧、文明的方向前行。
在這樣的曆史演化中，一方面，南北關系的調整仍在深化;另一方面，世界還沒有真正解決人類社會貧富差距問題。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有的國家如某些西方發達國家用經濟霸權、經濟武器一輪又一輪地“剪”發展中國家的“羊毛”;有的國家利用天賜資源，可以輕易地收獲財富;有的國家依靠正確的戰略選擇、道路選擇，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努力付出，獲得快速發展。總體來看，富國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加入聯合國的近200個國家中，排在前10位的國家創造的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0%;排在第11位到第20位的國家創造的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0%;剩下的170多個國家創造的GDP，總共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0%。全球排在前20位的國家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90%，世界經濟的增量和財富量越來越向發達國家和後來快速發展的國家集中。據瑞士信貸研究所發布的2017年財富報告，全球財富已經達到280萬億美元，比10年前增長了27萬億美元，其中50%來自美國。富人與窮人的差距也越來越大，英國《衛報》2018年4月7日報道，到2030年，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將掌握2/3的財富;2008年以來，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的財富以每年6%的增速增長，預計到2030年持有的財富將從目前的140萬億美元增長到305萬億美元，占世界財富總量的64%。根據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等人推動的WorldInequalityDatabase項目所調查的數據，各國最富有的1%的人口持有的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比重都在20%以上，俄羅斯超過了40%，美國高達39%，印度達到31%，中國爲30%。前10%的居民持有的財富占比都在50%以上，最低的是法國，達到55%，俄羅斯、美國都在70%以上，韓國、印度也都在60%以上，中國爲67%。
應該說，貧富矛盾是當前一些國家和地區産生民粹主義的重要根源。如何站在人類和世界的角度思考和處理問題，推動解決這些世界性難題，具有幾千年曆史的東方思想、東方文明以及世界多元文明正在興起並發揮作用。這些變局剛剛開始，未來隨著中國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隨著中國2035年以後將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真正成爲全球性經濟合作行動，成爲全球新型公共産品並且取得預期的效果，中國很可能會成爲世界和平發展的“領頭羊”，不僅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而且有可能成爲思想的引領者。
(三)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深入發展，信息革命、數字革命、量子革命等突破性創新，對經濟重要領域甚至人類社會都將産生顛覆性影響
從曆史上看，往往是思想革命先于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先于産業革命，産業革命先于經濟全球化。思想革命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爆發一次，科技革命大部分是60-80年爆發一次，産業革命是40-50年爆發一次，經濟全球化則是30-40年一輪更叠。當今世界，新的思想革命、新的科技革命、新的産業革命和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正在同步發展，完全交織在一起，這在人類曆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信息革命、數字革命、量子革命形成的數字經濟，形成的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雲服務、量子計算等新的變革，使整個世界的經濟形態、經濟聯系、經濟結構和經濟動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些東西交織在一起。哪個屬于思想革命？哪個屬于科技革命？哪個屬于産業革命？哪個屬于經濟全球化？它們之間是什麽關系？有沒有清晰的邊界？沒有，已經完全交織在一起了。它們從根本上打破了人類以往的思維方式，以往的更叠方式、改變流程或技術革命。對于任何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大國來說，這些突破性創新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對于那些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國家來說，如果不能分享人類創新的成果，將對以往的市場領導者及其地理位置産生極大顛覆性，並且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造成巨大的扭曲。
16-17世紀世界開始了現代科學革命，科學理論和思想的革命使人類認知産生了飛躍。第一次科學革命的主導學科是力學，始于哥白尼創立太陽中心說，發展到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出版；第二次科學革命以化學原子論、生物進化論和電磁理論等的認知變革爲特征；第三次科學革命以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出現爲標志；當前的第四次科學革命包括對物質結構的認識、對宇宙演化的認識、對生命起源的認識、對意識本質的認識，這些重大科學問題都有原創性的突破。隨後，發生了幾次重大科技革命。18世紀以英國爲代表的蒸汽機革命推動了機械化，19世紀以美國爲代表的電的發明推動了電氣化，20世紀美國發明了互聯網，推動了信息化。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襲來，世界科技發展處于快速進步之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融合發展，新技術、新業態、新産業變革加快，顛覆性技術、新興技術不斷突破，促進新經濟、新動能的産生，舊的經濟形態、舊的産業業態和舊的發展動能正在被新經濟、新動能、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所替代。數字技術爆發式發展，成爲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産業革命的主角，全球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雲服務、計算機超算、機器人、3D打印等數字技術創新，實際上是具有顛覆性的革命，不僅顛覆了人們的生産方式，還顛覆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
人工智能的應用，代表了自蒸汽機發明以來最大的突破性創新，各種應用通過智能化機器學習不斷優化，創新成果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經濟領域、私人空間和社會生活。人工智能將由對人的體力替代轉向對人的腦力替代，其對科技、産業和社會變革的巨大潛力得到更多國家認同，美國、中國、德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16個國家發布了國家人工智能發展戰略，18個國家正在研究制訂人工智能發展計劃。人工智能引發超級計算能力快速發展，據Cisco的統計數據，2019年全球超大型數據中心約447個，未來幾年會出現爆發式增長。數字化基礎設施成爲人類更高水平互聯互通的新基礎設施，與人工智能、超級計算能力等疊加，將出現人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認知革命、業態變革與生活場景。中國從2G跟隨、3G追趕、4G並跑到5G領先，在一些領域成爲科技創新的前沿部隊。中國到2020年底已建成71.8萬個5G基站，2025年將實現中國境內全覆蓋。未來的世界，5G+強大算力，或者6G+量子計算，將構成巨大的不受邊界限制的無垠網絡空間。
不斷形成的網絡空間，是人類基于信息技術而開拓的一種新型空間，作爲信息技術設施和規則的集合體，它不僅爲人類提供了一種先進的信息傳輸手段和開放式的信息交往交流交互交融平台，而且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社會人文生活空間和全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它將倒逼全球重塑既有的或者過時的社會規則與制度，並把規則、制度本身演進帶入一個全新的階段。伴隨著網絡空間的發展，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活動與網絡連接成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網絡空間成爲繼陸、海、空、天之後的第五維空間，不僅是拓展實體市場空間的虛擬市場，可以不受投資邊際效應遞減規律影響，而且成爲維護國家戰略利益、國家戰略安全的新疆域。隨著移動互聯網發展、高性能計算能力突破和5G、雲服務等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建設，數據將成爲最強大的要素資源。目前，數字經濟的增長速度是普通經濟的3.5倍，數字經濟投資回報率更是非數字經濟的6.7倍，數字經濟越來越廣泛地影響其他經濟領域。一個以計算能力爲基礎，萬物感知、萬物互聯、萬物智能的智能化數字經濟世界，正在加速到來。數據産生、存儲、處理、使用和交易，將突破傳統物理空間限制，數據流動不僅可以實現全球同步，幾乎沒有時間延滯，而且在網絡空間中數據的創造者、接收者和使用者，未來一定會主張對己方有利的數據主權，這將會造成數據主權的交互重疊甚至沖突，數據跨境流動與現行的法律存在空白或沖突，迫切需要國際上的協調合作，共同制定數據跨境流動的相關規則，避免數據流動與管控的無序狀態。
迄今爲止人類曆史最偉大的事件，就是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産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發明幾乎無一例外是靠長期的經驗積累，有時候需要花費幾代人的時間。如造紙術，公元1世紀中國的蔡倫發明了造紙術，但直到8世紀才傳到阿拉伯國家，通過阿拉伯傳到了大馬士革和巴格達，後來進入非洲的摩洛哥，在十一二世紀又經過西班牙和意大利進入歐洲。到1150年，距離蔡倫發明造紙術約1000年後，西班牙出現第一個造紙作坊；又約100年之後，意大利出現第一個造紙廠；再約100年後法國出現第一個造紙廠。可見，工業革命之前，科學技術傳播路徑非常狹窄，傳播周期極其漫長。近代工業革命之後，科技革命、工業革命、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實現了從線性發展到指數級、爆發式增長。從曆史維度看，歐美工業革命兩個世紀的發展速度遠超過前面的2000多年。而在中國，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工業化，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現代商業文明，目前正在趕超歐美在兩個世紀的發展中創造的科學革命、科技革命和産業革命成果，與發達國家並肩進入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中國在少數領域開始“領跑”世界，在一些領域開始與西方發達國家“並跑”，在更多領域還處于“跟跑”地位。中國已經辦成了曆史上2000多年辦不成的事情，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迸發出巨大的創新能量。IDC最新發布的《IDC全球大數據支出指南》預測，2020年全球大數據相關硬件、軟件、服務市場整體收益將達1878.4億美元，同比增長3.1%。2020年中國大數據相關市場的總體收益將達104.2億美元，同比增長16%，增幅將領跑全球大數據市場。IDC認爲，在2020-2024年預測期間，全球大數據技術與服務相關收益將實現9.6%的CAGR（複合年均增長率），預計2024年將達到2877.7億美元。
2019年，全球服務業、工業、農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爲39.4%、23.5%、7.5%。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新圖景(2020年)——大變局下的可持續發展新動能》測算，2019年全球47個經濟體數字經濟規模，總值達到31.8萬億美元，同比名義增長5.4%，高于同期全球GDP名義增速3.1個百分點。未來10年，全球數字經濟滲透率將超過30%，未來30年，數字經濟將替代當前兩種基本經濟形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形成高滲透率的數字經濟生態體系，物化的物質生産與虛擬鏈接、運行、存在的關聯方式將再一次發生顛覆性革命。
(四) 突然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經濟帶來了難以評估的重創，其影響程度和烈度都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呈現“四負”“四高”的特征
突然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大封鎖，成爲當前影響世界變局最大變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導致百年不遇的全球大封鎖，受疫情影響的主要經濟體，連續數月經濟處于停頓狀態。全球性生命危機、公共衛生危機、經濟危機、社交危機、信仰危機、信任危機、政治危機和全球治理危機相互交織，從來沒有如此多的危機同時發生並交織在一起。在經濟危機中，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産業鏈“斷鏈”危機、大宗商品價格危機、糧食危機、難民危機等又交織在一起。
疫情導致了傳統認知的世界觀、價值觀、生命觀的大分野，西方的價值觀進一步受到質疑。20世紀90年代，弗朗西斯·福山寫了《曆史的終結》一書，結論是社會主義已經終結于以美國爲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但在疫情中他多次指出“新自由主義已死”“美國重返法西斯主義”。這場新冠肺炎疫情讓世界看到，一些國家不負責任導致了新冠病毒肆虐，個別政客利益綁架了國家利益，西方所謂“價值觀”綁架了人的生命價值。一些所謂發達國家反智主義空前嚴重，西方社會民衆對于自由價值和生命價值産生的認識沖突在疫情期間表現得淋漓盡致。美國的社會大撕裂，在疫情中達到了一個曆史高點。2020年3月，美國前國務卿坎貝爾說，這場疫情會成爲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蘇伊士運河時刻在1956年發生，是結束英國霸權地位的標志性事件。這次全球疫情的大流行，引發了一系列深刻變化，使人們再次反思，世界到底向何處去？人的生命終極價值是什麽？哪種國家治理和社會制度更具有維護社會安全穩定的優勢？2020年4月3日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說新冠病毒對人類健康的攻擊可能是短暫的，但其引發的政治和經濟動蕩可能會持續幾代人。疫情暴發之前，基辛格曾反複指出，中美兩國對抗的後果將比引發歐洲危機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爲嚴重。毫無疑問，這次全球疫情比中美經貿摩擦對世界的影響和後果要更爲嚴重。基辛格最近表示，如果美國失敗了，誰都不會好過，尤其是中國!中國一定要救美國。福山現在談得最多的是“新自由主義已死”“法西斯卷土重來，最大的變數是美國”。
從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看，世界經濟總體上將呈現“四負”“四高”特征，並且以此作爲基數上下變動，衡量世界經濟發展和各國發展的常規性經濟周期、經濟同比數據、發鈔刺激的股指數據，都將失去其原有的含義。當前世界經濟總體上呈現出“四負”。
一是負增長。2020年以來，IMF、世界銀行、OECD都作出了預測，共同判斷就是全球經濟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大衰退，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經濟體進入負增長。2020年4月14日IMF預測:印度經濟增長1.9%，中國經濟增長1.2%；2020年6月24日IMF調整了預期:中國經濟增長1%，印度經濟增長-3.2%；2020年10月13日IMF再次調整了預期：全球經濟增長-4.4%，除中國之外基本上沒有實現正增長的國家。世界銀行預測，全球170個國家收入會下降3.6%。世界經濟2021年即使出現反彈，增長的基礎也非常脆弱。
二是負利率。2020年3月13日美國實行無限量寬松貨幣政策，美元利率首次降爲0以後，當月就有35個國家跟進，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彙率成爲零利率或者負利率，目前全球實行零利率、負利率的國家已超過40個。日本、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央行早在疫情之前就實行了負利率，日本學者分析，日本未來會進入“深負利率”。美國聯邦儲備局三任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2020年多次指出，2021年美元將會出現負利率。貨幣長期負利率，已經違背了金融的基本規律，是經濟景氣蕭條的重要標志性表現。
三是負收益率。一些國家的10年期國債、30年期國債已經出現負收益率。美國2019年出現了3次10年期國債、30年期國債和2個月、3個月國債倒挂。全球2019年國債負收益總額達到17萬億美元，2020年一些國家的長期國債繼續保持負收益率，全球負收益率的中長期國債達到18萬億美元，占全球政府債的比重高達25%。如10年期國債，日本是-0.1%，歐元區是-0.48%，美國2020年爲0.4%-0.6%，2021年1月回升到1%。雖然還有可能上升，但近幾年總體上會降低收益率，不排除負收益率。德國首次發行30年期零息國債，瑞典整條國債收益率曲線“沉沒”到零水平下方。
四是負能量。所謂負能量，就是說一些國家和政客釋放了太多的負面東西，影響到世界經濟的複蘇，影響到一些國家抗擊疫情和救助經濟。如一些國家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極端的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在疫情中沒有收斂，而是繼續地發展或者放大。負能量還表現爲國際社會出現的有害重大社會思潮，一些國家民粹主義、反智主義的程度也超出了人們的認知，在一些國家竟然變成了堂而皇之的群體行動。即使一些荒唐的政客退出曆史舞台，但這種極爲愚昧的民粹主義、反智主義、麥卡錫主義的幽靈仍然遊蕩在這些國家的上空。值得重視的是，某種思想觀點一旦形成群體意識或者共識，其具有的強大影響力、號召力、凝聚力，有時可能使具有同樣特質的群體受到影響，當人們被一種錯誤思潮所迷惑、所裹挾時，就會形成方向性的錯誤認識，就有可能産生嚴重的社會破壞。
以上的四個“負”，有可能持續到2023年，如果疫苗可以解救人類于隔離狀態之中、鏈接世界經濟聯系于自然熔斷之中，如果全球可以形成抗擊疫情、複蘇經濟的合作局面，世界經濟2023年之後將會由“四負”轉向複蘇或者反彈。2021年盡管數字必須爲正增長，但是這種增長速度是基于2020年低谷中的反彈，這種反彈僅僅表現爲一種數字變化，只能對比新冠肺炎疫情經濟大衰退的谷底狀態，而非常規意義下數據比較的含義。短暫的數字反彈之後，世界經濟將進入“四低”的新常態，即低增長、低利率、低收益、低就業率，具有准國際貨幣、靠印鈔可以轉嫁危機優勢的個別國家，可能還將保持低通脹。世界經濟受到重創而引發的經濟低迷，持續的時間或將長于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恢複期。
除了“四負”之外，世界經濟還將呈現“四高”。
一是高債務。國際金融協會(以下簡稱IIF)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債務達到創紀錄的281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365%以上。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債務增加了24萬億美元，其中，有約12萬億美元來自政府公共債務的增加，企業債務增加5.4萬億美元，銀行債務增加3.9萬億美元，家庭負債增加2.6萬億美元。IIF指出，全球債務市場短期內還難以趨于穩定，預計2021年許多國家和領域的債務水平仍將持續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尤其是在當前低利率環境下。2018年同期，全球總債務是188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226%。新興市場債務負擔沉重，占GDP的250%。據IMF估計，從2020年到2021年底，新興市場借款人必須償還約7萬億美元債務。美國國債已抵近30萬億美元，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20年3月份到之後42周時間裏，美國釋放了21萬億美元流動性。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9年到2020年美聯儲的資産負債表增加了612%。2020年德意志銀行表示，按照目前的速度印鈔，到2028年，美聯儲資産負債表將擴張至20萬億美元，目前爲7.41萬億美元，相較2020年初增長了近1倍。
二是高杠杆。按照有關國際組織發布的數字，全球杠杆率已經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水平，市場零售外彙的最高杠杆，美國現在已達到了1∶50，澳大利亞爲1∶20，以色列爲1∶100，日本爲1∶25，中國香港爲1∶20，新加坡爲1∶20，馬來西亞爲1∶100，波蘭爲1∶100，塞浦路斯爲1∶30，英國爲1∶50，歐盟爲1∶30。
三是高強度政策刺激。IMF2020年10月13日數據顯示，全球主要國家用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和纾困，已投放了12萬億美元。貨幣政策已無空間，財政政策也沒有太大的空間。高強度的財政刺激政策和貨幣刺激政策，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刺激力度要大得多，但效能小得多。美國2008年以來四輪寬松貨幣政策，加起來3萬多億美元，在2020年3月之後38周內，美國已向市場投放超19萬億美元的基礎貨幣流動性。拜登2021年1月18日尚未正式執政，就提出了1.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不排除還會繼續擴大經濟刺激方案，來彌補系統的脆弱性。2020年以來，美國已經印了3萬多億美元，美聯儲的資産負債表達到7.41萬億美元。這種高強度的經濟政策，實質上是基于國家信用的一種印鈔行爲。財政政策是國家真實的財力，但如果財政政策貨幣化，就成爲用印鈔轉化爲政府財政債務的無底洞，風險將無法鎖定。
四是高風險。世界經濟在疫情中又産生一個非常大的變量，釋放了更多的風險。包括公共衛生的風險，即人的生命風險；包括金融風險，很多國家都在印鈔，加大寬松貨幣政策力度，美國無底線無限量寬松，日本央行加快印鈔，歐洲央行也在加快印鈔，流動性的泛濫將是金融風險最大的風險點;包括債務風險，一旦債台垮塌，一些國家經濟就會垮塌，美國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4%，如果其經濟斷崖式下行，將對世界經濟複蘇産生重大沖擊;包括糧食風險，聯合國糧農組織多次警告，2020年、2021年會出現糧食危機，大約有6.59億人會陷入饑餓之中;包括産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斷鏈”的風險，人爲脫鈎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斷鏈”兩種力量疊加；包括歐洲變局風險，如英國“脫歐”經曆三年最終達成了協議，“脫歐”以後將對英國、歐盟和世界産生什麽影響？當然，也包括戰爭風險，一些局部戰爭已給世界帶來了創傷，幾千萬難民漂泊在無處可去的空間。
二、百年大變局與中國大戰略
當今世界正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大戰略的核心是鍛造更具有發展彈性、發展韌性、發展空間、發展動能和令人尊敬的國度，以氣定神閑的大國氣度和胸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中國確實已經成爲一個令人尊敬的經濟大國、開放大國、金融大國、創新大國、貿易大國、制造業大國，但自身還存在很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更長周期的戰略謀劃與不懈努力，真正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一) 必須以更開闊的視野洞穿曆史，思考一些事關長遠和大局的重大問題，作爲研究制定國家戰略和策略的基礎和支撐
1. 如何破解全球“四大赤字”與日俱增的困局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充滿更大不確定性和更具挑戰性的世界?如何應對來自國際社會的輸入性風險?如何推動世界從根本上解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和平赤字?現在世界上這些赤字與日俱增，治理赤字不斷堆積，信任赤字大幅增加，發展赤字始終就有，和平赤字威脅加大。由于美國退出《中導條約》《伊核協議》《開放天空條約》等，陡然增加了戰爭的風險。中國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態度和行動推動世界解決這些問題？是各自爲政、聽之任之、各掃自家門前雪，還是有所作爲、大有作爲、主動作爲?這是擺在中國面前的難題，也是擺在世界面前的難題。拜登政府重回國際組織，重回多邊主義，值得肯定與期待，但新型國際關系的多邊作用與內涵正在發生演化，中美能否相向而行？
2. 如何判斷“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該表述作了一些變動，即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現在仍有不少學者在解釋前100年的變局和當前的變化，而對正在經曆和走向未來的百年大變局則很迷茫，缺少穿透曆史看到未來的眼光、眼界和眼力，缺乏透過現象分析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儲備。一些時候，社會輿論思潮忽左忽右，對國家的信心忽高忽低，對打擊遏制中國的對手判斷忽強忽弱。如何看待和應對逆全球化的潮流？如何推動全球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一些人甚至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閉眼不看其給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貧困國家帶來的巨大機遇與願景，只要西方一些人提出質疑，或者出現確實應該解決的問題，思想一下子就開始搖擺了。如何構建中國提出的話語體系，構建能得到全球認知和跨國界經濟合作的長效機制？如何統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如何認識和把握發展規律，樹立底線思維，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3. 如何借鑒他國成功做法，形成中國巨大的舉國優勢
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新征程中，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讓我們的制度更加完善、成熟和定型？如何創造優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效率和國家治理能力？如何發揮國家和政府的主導作用，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優勢，同時更好地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在市場機制運行中的主體作用？如何實現2035年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目標，使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各方面制度都更加完善？
4. 如何把握東升西降的曆史大趨勢和發展大邏輯
中國如何跳出曆史周期率，順利邁過中等收入國家陷阱？跳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突破西方現代化的危機，正確認識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乃至終結，解決一些領域和一些人的全盤西化問題？如何把中華文化瑰寶轉化爲人民的精神財富？在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進程中，我們是否做好了作爲世界性大國的思想准備、理論准備和戰略准備，能否實現從跟隨者到引領者的轉變？如何進行偉大鬥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如何認識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如何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如何辯證認識和順應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國內外大勢，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5. 如何實現從世界大國向世界強國的躍進
曆史方位是決定方向、明確路徑、選擇方略的根本性問題。我國進入的新發展階段處于什麽樣的曆史方位？對中國又意味著什麽？“超越”一直是中國人的夢想，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秦始皇統一中國，漢唐盛世、大明王朝、大清帝國等。新加坡外交學者馬凱碩說，除了近代，中國一直是世界第一，中國現在成爲世界第一是回歸到曆史本位。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中指出，從經濟發展能力和條件看，我國經濟有希望、有潛力保持長期平穩發展，到“十四五”時期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准、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那麽，如何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爲我國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打下堅實基礎？
(二) 必須深刻認識並紮紮實實地解決我國現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正視自身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嚴峻挑戰
1. 需要下更大力氣解決相對貧困問題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曆史性成就，決戰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曆經8年，現行標准下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這是人類曆史上的偉大奇迹，是對世界脫貧事業的巨大貢獻。但總的來看，目前的脫貧還是中國標准的脫貧，2020年脫貧的貧困線是4000元人民幣/年，平均1.25美元/天，這是聯合國2009年貧困線的標准。2017年，世界銀行重新設定了貧困線的標准，赤貧購買力水平每人每天1.9美元，中低收入水平貧困線每人每天3.2美元，中高收入水平貧困線每人每天5.5美元。中國2010年上升到中上等收入國家，202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1萬美元，列居全球第65位，而美國人均6.5萬美元，中國GDP占美國GDP的1/6多一點。即使未來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人均GDP仍不到美國的1/4。從世界橫向比較看，中國已成爲中上等收入國家，但人均水平還低于世界平均數，按照世界銀行新的貧困線標准，2020年中國相對貧困人口爲3億人左右，貧困率高達22%左右。
2. 需要突破中國制造業總體上大而不強的瓶頸
我國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巨，特別是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多個領域如高端芯片、基礎元器件等存在“卡脖子”問題，在科技發展面臨外部打壓和遏制加劇的形勢下，亟待加快自主創新步伐。以全球主流工業軟件廠商爲例，老牌工業強國壟斷了全球的工業軟件市場，掐住了全世界的“脖子”。
2015年時任工信部部長苗圩指出，從全球制造業發展水平看，中國總體上處于第三梯隊，現在五年過去了，中國正在從第三梯隊邁向第二梯隊，個別領域已經進入第一梯隊。但總體情況仍然是大而不強，之所以如此，才被美國“一劍封喉”，出現中興通訊頓時休克的情況;才被美國進行技術制裁，對華爲等企業用舉國之力遏制；才被美國“長臂管轄”，與中國進行技術“脫鈎”或者“切割”，推動全球産業鏈“斷鏈”的危險局面。
3. 需要防範未來有可能會出現的人口危機
中國很快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00年中國和全球同步進入老齡化社會。2019年末，中國60歲以上人口達2.54億人，占總人口的18.1%；65歲以上人口達1.76億人，占總人口的12.6%，預計到202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將占到14%，到2050年將占到35%。按照聯合國的標准，60歲以上占10%、65歲以上占7%就進入老齡化社會，占比14%即深度老齡化社會，占比20%就是超級老齡化社會，中國2020年就進入了深度老齡化社會。中國還將進入深度少子化社會。據WHO統計，1950-2020年，中國女性生育率從6.11%降到1.69%。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新生兒1465萬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低的數字。未來10年，年輕勞動力將減少30%，0-10歲人口會從1982年占總人口的33.6%降到16.2%，少年兒童會從1982年的3.4億人降到3.2億人，2027年中國將步入人口負增長時代。2030-2050年，人口將減少7800萬人，到2065年將降至12.48億人。少年兒童占比低于15%爲超級少子化社會。深度老齡化、深度少子化，人口下降、勞動力短缺將是中國面臨的大問題。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非洲國家人均年齡28-30歲，勞動力紅利將持續釋放10-20年；中國人均年齡38-40歲，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特別是體力勞動作爲主要支付能力的勞動力會急劇下降。
4. 需要解決中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
貧富差距較大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從三個角度可以看到中國貧富差距:一是從家庭資産看。央行2019年城鎮家庭資産負債情況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産均值317.9萬元，其中住房擁有率96%，總資産中房産占比相當大。從調查結果看，中國富有的10%家庭平均資産是1500萬元，加起來占全社會的47.5%，接近50%;前20%的家庭資産占23%，底層的20%家庭資産占2.8%。按淨資産分組，前10%的家庭擁有17.1%的財富，前20%的家庭擁有64.5%的財富，前40%的家庭擁有82.6%的財富，底層的20%家庭僅有2.3%的財富。二是從基尼系數看。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基尼系數低于0.2屬于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差距較大，0.5表示以上收入懸殊。中國基尼系數1978年是0.317，1994年是0.434，2016年是0.789，2017年是0.467，2018年、2019年以後，國家統計局不再公布這方面數字。現在聯合國150個有統計的國家，超過0.49的國家不到10%，我們就在其中。三是從收入差距看。表現在很多方面，包括國民經濟總投資與總儲蓄的差額，工業品和農産品的剪刀差，這是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包括工資分配的地區差、單位差、行業差；包括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收入差，資産性收入與勞動性收入差;等等。
5. 需要繼續縮小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
中國區域問題主要存在四大差距，即東西差距、南北差距、城鄉差距、內地與沿邊差距。現在東西差距有所縮小，四川、陝西等在西部省份中脫穎而出，東西差距在不斷縮小；南北差距加大，東北三省近40年GDP在全國占比下降了一半，全國的經濟重心進一步向南轉移；中國城鄉從收入、教育、醫療、消費、就業、公共服務，到基礎設施、市場環境，差距也非常大，雖然這些年有所縮小，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城鄉差距仍然很大；我國沿邊2.2萬公裏、沿海1.8萬公裏，沿邊這些鄰國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或貧困國家，中國沿邊省份大部分也是欠發達省份，雖然“一帶一路”建設使沿邊地區變成了對外開放的前沿，但沿邊地區主體省份的帶動力、經濟實力嚴重不足。
6. 需要化解生態安全面臨的重大挑戰
中國存在幾大汙染問題，盡管近年來加大了治理的力度，但治理的任務仍然嚴峻。如大氣汙染，2018年我國提出“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在汾渭平原、長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這三大重點區域進行大氣環境治理。但到2019年，在全球十大汙染城市中，中國仍占7個，包括太原、北京、烏魯木齊、蘭州、重慶、濟南、石家莊。在中國500個大城市裏，不到1%的城市能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空氣質量標准。如水環境汙染，海河、遼河重度汙染，淮河、黃河、松花江中度汙染，長江、珠江水質良好，但一些江段、河段汙染。淺層地下水50%受到汙染，淡水資源40%不能飲用，近海汙染嚴重。如土壤汙染，包括有機物的汙染、無機物的汙染、重金屬的汙染，重汙染企業用地、工業廢棄地、工業園區廢棄地、固體廢物集中處理場地等土壤汙染嚴重，采油區、采礦區、汙染灌溉區及幹線、公路兩側都是土壤汙染重災區。還有化學品汙染，包括一些化工廠向水中排放的廢水，轉移到食品裏的包裝汙染等。
7. 需要高度重視和解決水土流失、石漠化、荒漠化以及生物多樣性被破壞的問題
中國在恢複生態保護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已經成爲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從美國航天局航拍的世界地圖看，中國新增綠色面積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中國也是生物多樣性受威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高等植物有4000-5000種受到威脅。有人正在把稀缺的種子保留下來，建設原生種子博物館，這很令人感動，也很令人擔憂，我們的很多生物種類瀕臨滅絕。
(三)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自己的道路，朝著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不斷前進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曆史交彙期。”從2020年到21世紀中葉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戰略安排，把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比原先提前了15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關鍵一步，是“十四五”以至未來15年引領我國發展的總目標，具有十分重要和深遠的戰略意義。新中國成立70多年和改革開放40多年取得了偉大成就，未來中國有很多重要的戰略資源和潛在紅利。中國未來有超大規模市場紅利、軟硬基礎設施的長周期紅利、人力資本的創新紅利、實體經濟爲主的制造業紅利、國家重大戰略布局的集成紅利、曆史文化的累積紅利，這將助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
1. 中國作爲一個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大國，具有豐富的文化思想資源和財富，應該爲世界在道德、道義和文化價值觀重塑上作出新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時間節律基本上是30年一個周期，第一個周期從1949年到1978年，采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第二個周期從1978年到2008年，學習並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系；第三個周期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
在東西方文明的對決中，中國必將勝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季羨林先生在1992年3月寫了一篇文章——《21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他寫道:“21世紀是東方的世紀。西方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自認爲是天之驕子，第一次世界大戰從1914年打到1918年，基本上是歐洲人打歐洲人，戰後20年代初期，歐洲思想界出現了反思的熱潮，他們思考的是爲何自認爲文化至高無上的歐洲都要自相殘殺？看來西方不行了，要看東方。有本風行一時的書叫《歐洲的淪亡》，說歐洲要垮台、要滅亡，仰望東方。當時中國的《老子》、《莊子》非常流行，《老子》德文譯本有五六十種。……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了六年，死的人比‘一戰’還要多。戰後歐洲再次出現一股眼望東方的反思熱潮。當時除了《老子》、《莊子》外，又增加了禅宗、中醫、《易經》，還有印度大乘佛教。”季羨林先生還指出：“一位英國的史學家湯因比在他所著的《曆史研究》中，把各國民族的曆史作了個總結，他認爲人類共同創造了23個或26個文明，每個文明或文化都有其誕生、生長、繁榮、衰微、消逝的過程，沒有任何一種文明或文化可以貫穿千秋。從他的哲學基礎出發得出的結論是西方的文化將來要消滅。”“21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爲轉移的客觀規律。”當代政客和戰略家也有很多反思，法國總統馬克龍說，必須承認，西方霸權或許已近終結。法國、英國、美國讓西方偉大300年，法國是文明，英國是工業，美國是戰爭。我們習慣了這種偉大，它讓我們在全球經濟和政治掌控著絕對的支配權。但是事情正在變化，有些危機來自我們西方國家自身的錯誤，而有些則來自新興國家的挑戰。美國是我們長期的盟友，同時它也是一個長期綁架我們的盟友。文明逐漸消失，歐洲逐漸消失，西方霸權的時刻也會一同消失，最終世界將圍繞兩個極點運轉，即美國和中國，歐洲就必須在這兩個統治者之間做出選擇，歐洲將無情地失去控制權。德國總理默克爾指出，中國已經崛起成爲一個主要經濟大國。中國的成功證明，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殊途同歸，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取得成功，這給西方模式帶來了挑戰。我們應該順勢而爲，把中國文化財富轉化爲時代的思想品，使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得到世界大多數國家認識、認同與認知，成爲21世紀人類新文明的最重要文化元素。
2. 推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加快推動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努力建設世界一流的經濟強國、科技強國和制造強國
必須立足于把中國建成世界一流的經濟強國。世界銀行預測，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達到24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超3萬美元。根據人民大學劉元春教授的研究數據，2020-2035年中國人均GDP實際增長速度達到4.73%，2035年人口將達到14.335億人，較2020年增長0.63%，GDP的年均增速要求達到4.78%。我國GDP將從2020年103萬億元左右上升到207.5萬億元人民幣（2020年不變價格），按照現有彙率折算，屆時將達到30.5萬億美元，人均GDP將達到2.13萬美元，是2020年人均GDP1.06萬美元的2倍，總量將與美國2035年的預測水平相當，對世界經濟增長占比超過1/3。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人均GDP翻番的設想，對于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也是日益激烈的大國博弈的重要籌碼和底氣。按照這樣的速度，中國可以實現2035年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
必須立足于把中國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強國。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爲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中國制定並將啓動2021-2035年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目標是到2035年左右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年成爲世界科技創新強國。2018年中國創新能力排在全球第17位，2019年上升到第14位，2020年與2019年持平，預測2025年將進入前8位，2035年將進入前5位。中國要成爲世界科技中心和先進制造業中心，必須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在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世界前沿領域，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把創新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利用當代科技發展推進産業結構高級化，産業發展中信息數據要素投入邊際生産率改善和全要素生産率提升是其中的關鍵。數據規模、數據基礎設施、數據處理能力、數據治理體系成爲大國競爭的新疆域。經過“十四五”時期發展和未來15年奮鬥，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社會生産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將再邁上新的大台階。
必須立足于把中國建成世界一流的制造強國。到2050年，中國制造業可以連續邁上三個大台階。到2025年，將基本形成數字化基礎設施，實現“互聯網+智能制造”；到2035年，基本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制造業總體水平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到2050年，建成制造業強國。自工業革命以來，制造能力和技術水平是一國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制造業成爲全球大國的立國之本和發展之基。制造業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創新能力的體現，又是其國防和國家安全的物質支撐。當前全球圍繞制造業的科技和産業競爭已成爲當代大國競爭的突出領域，我國經過幾十年發展形成了完整的制造業體系，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科技投入持續加大，一些領域從跟跑、並跑進入領跑，中國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終于抓住機會，通過努力成爲制造強國和創新型國家。必須保持制造業比重穩定，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加快全産業鏈優化升級，推動産業基礎高級化、産業鏈現代化，推進數字産業化和産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産業集群。加快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産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同各産業深度融合，必須改變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解決多個領域如高端芯片、基礎元器件等存在的“卡脖子”問題，在科技發展面臨外部打壓和遏制加劇的形勢下，加快自主創新步伐。推動先進制造業集群發展，構建一批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結構合理的戰略性新興産業，成爲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引擎。
3. 在原有硬基礎設施構架的基礎上，構建系統完備、高效實用、智能綠色、安全可靠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
中國正在建立全球最完備、最先進的基礎設施，可以支撐中國經濟未來幾十年可持續發展，使中國可以持續釋放的戰略紅利。下大力量系統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加快第五代移動通信、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等建設。在原來的高鐵網、高速公路網、航空網、航海網、港口網這些硬基礎設施基礎上，加快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速度。中國不僅將從中極大獲益，而且必將因爲自身的示範效應引領世界。以5G爲代表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將會加快形成工業互聯網、物聯網、車聯網、人工智能、雲計算，實現高速寬帶網絡、傳統互聯網智能化升級，未來將逐步達到萬物互聯、萬物遙感、萬物可視、萬物智能。
“十四五”“十五五”期間，我國建設重點將放在軟基礎設施上，或者叫推動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建設。2020年賽迪研究院電子信息研究所發布的《“新基建”發展白皮書》指出，到2025年，七大領域“新基建”直接投資將達到10萬億元左右，帶動投資積累或超過17萬億元。如在5G方面：預計至2025年，5G基站將會發展到500萬座，每座50萬元，投資規模將達到2.5萬億元，預計帶動全産業鏈相關投資5萬億元。5G商用將直接帶動經濟總産出10.6萬億元，直接創造經濟增加值3.3萬億元。到2020年底中國已經建成71.8萬個5G基站，中國的超算能力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國將是世界上第一個在全域實現5G覆蓋的國家，是一個具有強大超算能力的國家，是一個具有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的國家。無論是新一輪科技革命、數字經濟的發展，還是數字經濟派生的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和新生活場景，都會使中國在未來的世界站在前沿，發揮越來越大的示範效應和引領作用。
提高基礎設施在價值賦能中的作用。未來中國數字化基礎設施，如5G、工業互聯網、物聯網、車聯網、人工智能、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雲計算、固定寬帶網絡、傳統互聯網智能化升級等，將成爲支撐中國經濟幾十年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如工業互聯網，2025年工業互聯網市場規模將突破1.2萬億元，基礎設施約占總規模的41%，軟件與應用規模占31%，通信與平台占28%，工業安全軟件規模占0.8%。再如物聯網，預計2020-2025年，至少有30億-50億終端聯網，投資2萬億-3萬億元，在萬物遙感的基礎上形成萬物互聯。中國還將在智能制造、智能農業、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智能金融、智能物流、智能教育、智能醫療、智慧文旅等方面實現快速發展。
中國將不斷把潛在優勢變成顯性的，持續發揮已經形成優勢的基礎設施作用。未來會進一步形成“十縱十橫”的高鐵網絡體系，更多之間的城際列車將成爲城市群、城市帶的連接。中國還有把潛在優勢變成顯性優勢的制度性優勢。2020年4月，中國新能源汽車占全球的57%，在全球排第一位，但充電樁是短板，中國政府規劃下一步建設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網絡體系，推動新能源汽車替代傳統能源汽車，這種制度優勢可以彌補市場配置資源失靈或者失效的缺陷。中國還將充分利用和放大中國形成的技術支撐體系的優勢，釋放和發揮北鬥、航天、航海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超級計算機、數據庫、區塊鏈、傳感器、虛擬現實、開源性平台等的巨大潛能，形成引領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如形成北鬥生態體系、超算生態體系或者新産業鏈。
4. 中國未來最大潛力是市場紅利，要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構建全球貿易中心，使中國成爲全球經濟最活躍和現代商務環境最優的世界性大市場
中國對全球投資最大的吸引力之一是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持續增長的巨大的國內需求。必須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中國目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可以在五個方面發力。
一是保持並繼續創造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將不斷優化升級，剛性消費和傳統消費是基礎，新型消費和超前消費是增長點，合理的公共消費可以隨著綜合國力增長進行調整。以質量品牌爲重點，促進消費向綠色、健康、安全發展，鼓勵消費新模式新業態發展。2019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爲41.2萬億元，物流市場總規模爲298萬億元，國際貿易總額爲31.54萬億元，房地産市場銷售額近16萬億元，合計近400萬億元。如果加上房地産市場2019年16萬億元市場額，資本市場市值80萬億元，將來數據要素成爲重要市場禀賦，將會産生巨大的市場容量，中國市場的總規模將超過500萬億元。“十二五”期間中國社會零售商品總額年均增長15.6%，“十三五”期間年均增長10%左右，未來15年預計年均增長7%-10%，到2035年中國市場規模將超過1000萬億元。
二是利用和整合存量資源形成全球貿易中心。在已經形成出口、進口的基礎上，成爲世界最大的轉口貿易市場。中國已經是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成爲120多個國家第一大貿易夥伴，舉辦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有近5000個類似義烏的商品專業批發市場，有條件成爲全球采購貿易中心。中國未來必須著力建設世界的進口、出口、轉口貿易中心，成爲全球的交易中心。2020年前，鞏固經貿大國地位;2035年，基本建成貿易強國，形成構建全球貿易中心的基礎框架;2050年，全面建成世界認同的貿易強國，成爲具有強大現代流通能力的進口、出口、轉口世界貿易中心。未來5年新增進口商品總額超過10萬億美元，未來15年將成爲世界貿易中心。
三是把中國建設成爲全球的重要金融中心之一。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和國際信用度的提高，人民幣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占比、在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分布中的占比會大幅提升，人民幣將成爲三大支柱貨幣之一。預計2035年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分布中的占比將超過20%，2050年將超過30%;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從目前13個增加到50個。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期貨能源在世界的占比，將從目前12%到2025年提升到20%左右，到2035年將提高到30%左右，2050年提高到40%-50%。
四是把中國建設成爲現代商務環境最優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評估，2017年中國現代商務環境位于第78位，2018年位于第46位，2019年位于第31位。中國政府在創造現代商務環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預計將在2025年進入世界前20位，2035年進入前10位，2050年進入前5位。按照國際組織評價，現在中國商務環境最優的地區是香港，中國香港的商務環境一直排在全球前5位。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的重大戰略，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香港社會將會恢複長期穩定，將會使香港現代商務環境優勢首先在粵港澳大灣區放大，從而爲全國的現代商務環境進一步改善提供經驗。
五是把中國建設成爲全球最開放、最活躍、最現代的市場體系。中國目前有1.2億個市場主體。2019年數字經濟規模31.3萬億元，2019年手機移動支付滲透率爲94.7%，移動支付較5年前增長27倍，達到266.2萬億元。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大循環，依托強大國內市場，貫通生産、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打破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必須同時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構建暢通、高效、低成本的現代流通體系，發揮現代流通的先導性、基礎性、決定性作用。培育一批國際消費中心、購物中心和旅遊休閑中心城市，建設世界現代商務環境最優的國家。
5. 把中國建設成爲人民生活幸福指數較高的國家，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現在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走上了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到2035年人民生活將更加美好、更加幸福，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爲此，要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實質性步伐。
一是建設學習中國。2019年，我國學前教育毛入園率達到83.4%，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4.8%，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達到89.5%，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1.6%。要推動一批高水平大學和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培養一流人才，産出一流成果。
二是建設健康中國。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指明了健康中國建設主要指標，其中到2030年，人均預期壽命爲79歲;並指出，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兩個著力點，提供公平可及、系統連續的健康服務，實現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要惠及全人群，不斷完善制度、擴展服務、提高質量，使全體人民享有所需要的、有質量的、可負擔的預防、治療、康複、健康促進等健康服務，突出解決好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低收入人群等重點人群的健康問題。按照聯合國新的年齡劃分：0-17歲爲未成年人，18-65歲爲青年人，66-79歲爲中年人，80-99歲爲老年人，100歲以上爲長壽老人。中國還需要加快發展，成爲富裕且公平的國家，提高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存質量、生活質量和生命質量。
三是建設美麗中國。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推進美麗鄉村、美麗城市、美麗山川、美麗生態建設，推進綠色制造、綠色能源、綠色消費、綠色發展。力爭在2030年進入全面生態盈余期，2050年實現綠色現代化，全面建成生態文明社會。
四是建設幸福中國。超越以經濟現代化、物質現代化爲標志的西方現代化，以人的現代化爲中心，提高全體人民的福祉——高水平生活狀態與公共服務體系；人的自由度和創造力極大提高;政治清明，實現社會治理從人治到法治轉變；政府更加負責，決策更加科學民主，權力得到有效監督;社會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和諧、更加安全、更加穩定。
6.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成爲維護國際秩序同時具有現代法治精神的國家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到2035年我國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的目標是“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實現2035年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目標，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各方面制度都將更加完善。
到2035年，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我國依法治國將得到全面落實，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形成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社會面貌和治理格局。到21世紀中葉，我國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全面提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要義，是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民本化、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高效化、協同化。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礎，是使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更加健全，人民民主更加充分發展，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進一步發揮。
與此同時，中國將擔當起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大國責任。在維護國際組織權威性的同時漸進式改善，在維護既有國際標准規則的同時填補空白，推動構建超越沖突、超越發展階段、超越單邊利益的國際治理體系，提高全球治理體系的包容、公平、效能、均衡、協調、創新與多元。應按照《發展權利宣言》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強調發展權的根本宗旨在于解決南北問題，即全球債務危機、貧窮、貿易金融體系的不平等、大國霸權等核心議題。還應強調國際社會應堅持以消除貧困和促進發展爲核心，形成一套真正反映人類共同利益、促進世界和諧發展的價值體系，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爲改善民生、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和社會進步所作的努力。
中國人的精神境界、政治抱負、民族氣節、寬容氣度、進取精神，形成了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中國道路豐富了世界政治制度多樣性，中國根據自身的發展階段和實際情況，包括發展水平、人口規模、資源禀賦、曆史文化、國際環境和人民意願，設計和形成一套適應中國發展的制度。中國制度的重要價值就是不照抄照搬，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尋找國家發展之“大道”。中國能夠快速發展並取得成功，爲發展中國家帶來了通過自身能力實現夢想的希望和示範，豐富了世界政治制度的多樣性，對世界作出了制度性、持續性貢獻。未來的中國將更令人憧憬和期待，也將更加使全體人民充滿激情地進行再創造，中國將與世界各國攜手建設更加開放的世界，更加和平的世界，更加包容的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