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從2013年9月份提出至今已有近5年的時間，從頂層設計到項目落實，各方的參與思路也逐漸明晰。6月15日上午，國內外各參與方在陸家嘴論壇上就機遇和挑戰進行了討論。
談及“一帶一路”的倡議對宏觀方面的影響，中國銀聯董事長葛華勇表示，可以探尋一條經濟增長之路，可以比較有效地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一帶一路”倡議會開創出一條國際合作的新型之路。
但是當前，金融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仍存在短板。各界的關注點更多在于金融的支持應該更多元化和可持續性，以及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存在的盲目競爭等問題如何化解。
“一帶一路”建設顯效
在“一帶一路”的機遇下，金融機構、企業等各方均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建設中。
上海證券交易所(下稱“上證所”)總經理蔣鋒在陸家嘴論壇上表示，目前上證所開展的工作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加強與沿線國家資本市場的交流，從2015年至今，上證所與沿線八家交易所或金融中心，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和戰略合作協議；二是開展與沿線國家交易所深度合作，上證所先後完成聯合入股巴基斯坦交易所，參股阿斯塔納交易所，聯合入股達卡證券交易所，進一步促進交易所間的實質性、務實性合作；第三方面是推動沿線國家企業在上證所發行熊貓債券，拓寬沿線國家優質資源融資，打造“一帶一路”債券融資資質。
蔣鋒表示，去年上證所發布了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願景和行動計劃，明確深化交易所合作機制，推進資本市場交流合作，提升投融資服務水平和強化信息與技術合作，一方面彌補“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同時建立相關各方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的機制性安排，打造“一帶一路”利益和命運共同體。
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交易中心主席Kairat Kelimbetov表示，與上證所是戰略合作夥伴，“我們也在考慮如何建立中亞地區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包括提供一些以人民幣計價的融資産品。另外，哈薩克斯坦政府也在考慮是不是可以發行一些人民幣的熊貓債券等”。
“‘一帶一路’國家一定是我們的重點，因爲這不僅僅和我們中國有著多方面的聯系，這些國家也更需要轉接支付和電子支付的基礎設施建設。”葛華勇表示，近年來，中國銀聯在“一帶一路”國家開展了四個方面業務發展：第一完成受理，已有50個“一帶一路”國家可以實現銀聯卡的受理；第二是發卡，在這些國家已經實現發卡2500萬張；第三，技術標准逐步走出去；第四，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國家建設當地轉接網絡。
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則表示，現在已在56個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展1400多個項目，貸款余額超過7800億人民幣。
對于沿線國家來說，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也一定程度上對沿線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改善。
據Kairat Kelimbetov介紹，哈薩克斯坦在“一帶一路”項目當中，建設了很多鐵路；絲綢之路基金也進入到該國，其中較多金融機構來自上海；不僅開展傳統的金融領域，比如資本市場、私有銀行資産管理方面的合作，還可以開展互聯網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方面的合作。
“當然也有金融風險，在預防風險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新的嘗試，建立合適的法律以及監管框架。爲此我們打造了一個新的轄區，在哈薩克斯坦也建立了兩個體制，其中一個部分可以保護國際投資者。”Kairat Kelimbetov稱。
阿布紮比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監管局首席執行官Richard TENG表示，“我們有一個主權基金，在’一帶一路’方面，有很多很好的合作，比如說基于雙邊非常好的關系，繼續發展“一帶一路”項目。”
“關注一帶一路，因爲可以惠及各種各樣的項目，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新加坡星展銀行的主席Piyush Gupta同時稱，第二個理由則是出現了一些非常大的標志性項目，這些標志性項目如果沒有“一帶一路”倡議不可能出現；第三個理由是一些地方中介機構也充滿機遇。
資金如何提供長期支持？
“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長期建設，大部分項目涉及到公用事業、能源、交通、航運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項目資金需求巨大，且需要長期資金支持。那麽，資金如何長期、可持續地支持“一帶一路”建設？
胡曉煉根據實踐經驗分析稱，“一帶一路”建設離不開金融的支持，而金融支持應該是多種來源（沿線國家參與）、多條渠道（既有國內金融機構，也有國際金融組織）、多個方式（各種類型的基金、貸款、債券融資等）、多個層面的（既有國家層面的援助資金，也有政策性的資金供給，還有商業性的資金）。
“融資一定要多渠道。”葛華勇贊同上述觀點的同時稱，僅在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方面，“一帶一路”國家每年就有6000億美元的資金缺口，還不包括其他的項目。“目前來看，在資金方面，一方面是總量差距比較大，期限也不搭配。政府間的貸款數量不夠，短期解決不了問題。同時，還存在彙率的問題，因爲“一帶一路”很多國家都有當地的貨幣，貨幣不能自由兌換，或者說還有一些資本管制，當地的貨幣波動比較大，有一定的彙率風險。”葛華勇說。
Piyush Gupta也表示，比如說在沿線國家中，有41個國家沒有投資評級，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很大的財政赤字，有很高的外債或者本地貨幣的債券，就很難在這種情況下獲得更多融資。在Piyush Gupta看來，應該有一個更加深層的債券市場，無論是結構性産品、項目債券等等，項目要可持續才可以發項目債，不過首先要保證這些項目是經濟可行的，才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融到資。
除了金融層面以外，“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當中，企業要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胡曉煉表示，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作爲一個直接投資的主體，企業投資不僅僅可帶來資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帶技術、帶設備、帶品牌，也可以帶市場，“企業進來以後，可以把貿易投資大力地發展起來”。
不過，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有些企業缺乏協調，也存在盲目競爭的問題。對此，葛華勇提出建議稱，第一，是不是在政府層面或者國家層面，能夠有一個牽頭的協調機制，“因爲企業單方面走出去，有時候並不了解對方市場，有一個政府部門或者一個大的開發機構牽頭，可以把頂層設計搞好，可以把項目對接搞好，企業再走出去，不然企業盲目走出去以後，會形成相互競價，或者不了解當地的市場，不了解當地的彙率風險”；第二，有能力可以嘗試做海外的産業基金，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胡曉煉也提出要信息共享，除了國家層面外，“作爲金融機構來說，不但給企業提供融資，還要做深度的國別研究，把這個國家的基本情況、經濟情況、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市場、行業各個方面的情況，提供給企業，讓企業了解。這樣可以讓企業在開展業務的時候減少盲目性”。
“我覺得更可行的方法是建立國際管轄聯盟，或者說國際仲裁機構，出現爭議可以由國際仲裁院仲裁，可以增加各方投資者的信心。也可以設立“一帶一路”沿線的仲裁中心。”Piyush Gupta稱。
“從全局的角度看，只有建立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支持’一帶一路’，這樣才能確保’一帶一路’有可持續性。”Richard Teng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