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行業，對于博彩的優劣得失，社會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聲音，支持者和反對者各有理由，至今爭論不休。所以，對任何國家的博彩而言，博彩公共政策對博彩行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整個行業發展的風向標。
博彩業發達的美國、後起博彩業的新加坡究竟有著怎樣的博彩公共政策？以博彩爲主要産業的澳門，其博彩公共政策又是怎樣的？它們之間有著什麽相同和不同之處？澳門博彩公共政策是否需要改進？
一、美國內華達州博彩公共政策
美國內華達州將博彩業定位爲對其經濟及居民的總體福利至關重要，從實用主義出發，從當地的經濟發展出發，沒有從道德倫理價值上對博彩進行好壞的評價。但也沒有完全忽略博彩帶來的負面影響，只是權衡之後，發現博彩對當地經濟的發展起著更加積極的作用，于是把發展博彩作爲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但同時也采取了“正直性審查”爲核心的監管制度，以監督當地博彩業的發展。
美國內華達州，對于博彩，一直也是存在兩種對立的哲學觀點。一種是賭博對道德和社會的破壞，應當制止；另一種是通過許可和征稅手段，可以使賭博成爲有用和有益的活動。
直到1931年內華達州將博彩合法化，主要是因爲：第一，當時美國陷入全國性的經濟危機，內華達急需強有力的措施刺激經濟；第二，之前將賭博列爲非法，但並未杜絕賭博，反倒催生了一個的市龐大的地下賭博産業。也正是這決定，讓內華達在20世紀後50年，成爲美國發展最快的州之一。隨著美國越來越多的州將賭博合法化，這爲內華達州的博彩業提供一個寬松的道德氛圍，從而促使內華達州將博彩業對其經濟及其居民的總體福利至關重要的目標越來越明確和堅定不移，對于博彩企業的數量、規模、經營地點等均不設限制。
二、美國新澤西州的博彩公共政策
美國新澤西州博彩公共政策是把博彩看成旅遊招待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複興當地經濟的工具而非目的，所以，雖然對賭博實現了合法化，但一直對博彩業也施加相當大的限制，例如對賭場數量的限制等。
也由于新澤西的這種博彩公共政策，導致該州的非博彩業發展不如內華達州的非博彩業的發展。
三、新加坡的博彩公共政策
新加坡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將綜合度假村的引入，視爲該國吸引國際遊客的一種工具，而非將新加坡打造成博彩目的地。同時也建立一套嚴格的監管制度，並對本地居民進入賭場征收稅收，以減少當地居民參與賭博。
在東南亞，新加坡給人的觀感是一個“道德國家”“花園城市”，賭博行爲一直被嚴厲禁止。李光耀當年說過：“新加坡要開賭場，除非跨過我的屍體”，當時的新加坡確實是東南亞的一股清流，和黃賭毒泛濫的菲律賓形成鮮明的對比。
但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新加坡經濟嚴重下滑。當李顯龍繼位後，把利益放在第一位，開始開放賭場和發展博彩業。但是對賭牌和賭場數量都是有嚴格的限制。
新加坡的博彩業爲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同時，也對旅遊業起著促進作用，新加坡實現了通過博彩帶動旅遊業，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目的。
四、澳門博彩公共政策
2002年政府施政報告中首次將博彩旅遊業定位爲澳門經濟的龍頭；2007年的施政報告中，博彩業只是澳門綜合旅遊的一個組成部分，澳門並非朝著單純的博彩中心方向發展；2010年施政報告中沒有對博彩業給出新定位，但強調控制博彩業規模，大力推動經濟的多元化發展。
由此可見，澳門的博彩業地位不斷下降，從原來的龍頭行業到旅遊的一個組成部分，再到控制規模，推動多元發展。這個變化，剛開始有點像美國的華內達，把博彩視爲當地發展經濟的重中之重，但是隨著不斷發展，又有點像美國新澤西的博彩，定位爲旅遊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接著又有點像新加坡的博彩，要帶動其他産業的發展，實現多元發展。
五、澳門博彩公共政策需要怎樣的改革？
博彩業至今是澳門的支柱産業，也對澳門的經濟和居民的總體福利至關重要，但爲什麽政府對博彩的定位卻一直在改變，換句話說，地位一直在下降，這究竟爲什麽？怎樣的博彩公共政策才能讓澳門的博彩業持續發展？以下將從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 博彩業之定位
從過往澳門的博彩業定位來看，不難看出澳門政府站在澳門的角度出發。建議從今往後，澳門博彩業的定位要結合中央，結合內地的發展考慮澳門博彩業的定位，特別要從“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思考與定位。
回歸後的澳門，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澳門基本法》第118條的支持下，特別是2002年的賭牌開放，讓澳門的博彩業突飛猛進，給澳門的經濟劃下重要的一筆。但是隨著2020年年初，新冠病毒的影響，讓澳門的博彩業備受巨創，創下曆史低迷記錄。這背後的原因，和澳門的博彩公共政策密不可分，因爲澳門博彩公共政策一直站在自身發展的角度出發，完全依賴中央政策的傾斜與內地市場，所以中央對澳門的通關政策對澳門博彩的發展起著致命性的作用，換句話說，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成敗都在于中央對澳門的通關政策上。
澳門作爲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它的一切發展與內地的發展一脈相承。所以澳門在制定博彩公共政策時，不能只顧自身發展，忘記內地的發展。在對博彩業進行定位的同時，也要考慮澳門博彩業對內地經濟的促進作用，只有讓澳門與內地的經濟共同發展，澳門的博彩業才能持續發展。
畢竟澳門博彩業的蓬勃發展，確實給本地居民帶來良好的福利，但是對于內地居民而言，絲毫感受不到博彩業的福利，反倒增加厭惡感。普遍認爲，澳門就是內地的收割機、資金外流地及官員腐敗金的洗白地。由此可見，澳門單方面的發展定位，勢必引起內地的質疑，所以澳門博彩公共政策制定時，要多從“走進來”轉爲“走出去”，實現與內地達成雙贏的局面。
美國任何一個州訂立博彩公共政策時，也不能不考慮聯邦政府的因素，只有得到聯邦政府的認可下，才能持續發展。澳門在“一國兩制”下，更加不能不考慮國家的發展，特別澳門地小、資源少、依賴高。
（二） 批給制度
澳門對賭牌的批給年限最長爲25年，是全世界批給年限最長的地區。年限長，有利于博彩業的穩定發展，但同時也降低了政府對博彩的主動權。澳門也是世界唯一只限賭牌量而不限賭場數目的地區，這樣的制度下，促使很多“衛星賭場”的産生。“衛星賭場”的存在，不僅沖擊了澳門博彩由政府批給的理念，也構成了監管隱患，有損公衆對博彩業的信心。
例如，新加坡法律明確規定，新加坡只允許發出兩個賭牌，且一個賭牌僅適用于一間賭場。美國印第安納州將賭牌限定爲11個，一個賭牌允許開設兩家賭場。伊利諾伊州將賭牌限制爲10個，一個賭牌允許開設兩個水上賭場。
由此可見，往後澳門的賭場數量是否需要限制，將是博彩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個思考方向。
（三） 稅制問題
回歸後澳門政府制定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16/2001號法律）規定，博彩公司每年需要撥出不超過其博彩經營毛收入2%之款項予一個以促進、發展或研究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爲宗旨之公共基金會。
該基金會主要通過對澳門社會社團的撥款，但社會對基金會對社團的撥款持懷疑態度，認爲不夠透明，社團發揮的成效不夠顯著。也有社會人士建議，基金會需要把更多的資金撥向社保和教育。
對此，本人表示支持。理由是：回歸前，葡萄牙政府不管澳門居民的民生問題及教育問題，澳門社團發揮在這些方面，恰恰彌補了葡萄牙政府的缺失與不足，但是回歸後，澳門政府完全是從澳門居民的切身利益出發，而此時的社團的作用是否和回歸前一樣重要？這個問題值得深思與討論。特別社團代表的是某一些群體的利益，而政府代表的是全體居民的利益。由此可見，基金會從博企收到的資金，該如何分配和使用就顯得尤爲重要。同時，收到的資金，是由政府統一集中管理和分配，還是由各個社團分散處理，兩者之間的成效，有待商榷。
社保是關系到每一位居民的切身利益，有助于社會的繁榮穩定；而教育是根本，人才的培養是澳門多元發展的必要條件。教育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唯有長期投資教育，才能有效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時候，不能只看澳門的GDP，也要關注到教育的重要性。
總而言之，澳門博彩業從鼎盛時期到現在的低谷期，加上周邊國家陸續開放賭權的威脅，澳門博彩業的持續發展，需要做一個全面、深度的思考。于是，澳門博彩公共政策的制定顯得尤爲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