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球面臨哪些地緣政治風險?
走過疫情跌宕起伏、經濟加速複蘇、地區沖突硝煙不斷、氣候危機愈發嚴峻的2021年，世界進入充滿挑戰的2022年。新的一年，新冠大流行能否終結、全球經濟是否持續向好、氣候危機能否得到緩和，全人類都迫切想要得到答案。而在地緣政治方面，大國競爭是否受控、地區沖突能否緩和，是事關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焦點議題。新京報記者專訪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庫恩，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榮鷹，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就該議題進行探討。
羅伯特·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庫恩基金會主席、“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獲得者。受訪者供圖
榮鷹：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爲中國周邊外交、南亞政治、安全問題。曾在中國駐坦桑尼亞大使館、中國駐日本使館工作。受訪者供圖
吳心伯：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複旦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爲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美關系、亞太政治與安全等。受訪者供圖
2021年全球地緣政治變化
2021年，在新冠疫情危機持續的背景下，全球範圍內各種沖突、博弈仍在加劇。部分地區局勢陷入緊張，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正在緩慢發生變化。
新京報：2021年全球地緣政治中最值得關注的變化是什麽？
吳心伯：從地緣政治風險的角度來看，2021年幾個比較大的風險點基本上都和美國有關。
首先，中美戰略博弈處于高位運行中。拜登上台之後，美國新政府基本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戰略，把中國視爲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主要體現在，美國在印太地區加大了對中國外交和軍事上的遏制和施壓，由此導致中美關系緊張化，並在南海、台海、東海地區産生激烈的地緣政治角逐。
其次，美俄沖突態勢加劇。美國和俄羅斯去年雖然實現了拜登上台以來的首次線下元首會晤，但雙方並未取得突破性進展。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美俄之間的焦點在烏克蘭。從去年年底開始，美俄圍繞烏克蘭的較量變得更加尖銳，沖突的態勢更加明顯，而這一點勢必會延續到2022年。
第三，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對中亞、南亞、西亞地緣政治格局産生重要影響。某種程度上來說，美國撤軍阿富汗是2021年最具標志性的一個地緣政治事件。美國從阿富汗災難性的撤離象征著，美國在冷戰後對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的軍事幹預最終以失敗告終。
當地時間2021年8月30日，阿富汗喀布爾，最後一批美軍撤離阿富汗，登上C-17運輸機。圖/IC photo
具體而言，從阿富汗本身來說，塔利班重新執政導致阿富汗這個所謂“帝國墳場”國家的未來具有兩面性，不確定性增強。另一方面，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急劇下降，或者說美國過去20年在這一地區並未取得實質性的成果，由此導致阿富汗周邊地區的地緣政治調整成爲全球焦點。
榮鷹：我認爲2021年地緣政治方面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美國撤軍阿富汗，最值得關注的變化是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競爭因素比較突出。
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權後，美軍倉皇撤離阿富汗，引發全球矚目。其背後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開始調整其全球戰略布局，集中力量應對它眼中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和俄羅斯。
事實上，本·拉登2011年被擊斃後，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主要任務就結束了，之後美國就逐漸開始戰略調整，從中東地區轉向亞太地區，從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如反恐，轉向傳統的大國競爭。
2021年特朗普正式下台，拜登政府上台後作出了一些政策調整，譬如宣稱美國回來了、強調加強盟友協調等。但可以看到，其在戰略認知層面並未發生大的改變。在全球力量對比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美國仍想維持其霸權地位，由于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難度越來越大，它將重點放在了打壓遏制其他國家方面。
這就導致國際社會雖然在全球疫情、氣候變化、科技發展等問題上能有一些有限的合作，但競爭仍然是主線。這也可以說是過去這些年全球地緣政治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羅伯特·庫恩：2021年，大國競爭的重新擡頭和地區沖突的擴散使世界更加動蕩和危險。
去年年初我曾說過，在中美關系上，最壞的情況是，除非雙方看到“血”（比喻性的“血”，而非字面上的流血），否則中美關系的自由落體不會停止。令人擔憂的是，雖然爆發熱戰的可能性仍然很低，但是過去一年雙方沖突的可能性增加了。至于兩國能否重啓關系，至少短期內，我並不盲目樂觀。
事實上，我一直在尋找觸底點。中美關系什麽時候是最低點？最低點已經過去了嗎？或者它還沒有到來？如果我們能認清最低點，這意味著從那時起，我們就能看到逐步的、緩慢的改善。我認爲首要任務是不要讓事情變得更糟。因爲如果雙邊關系停止惡化，那麽我們可以說已經找到了底線。一旦我們找到了底線，然後把所有棘手的中美問題都嵌入其中，那麽就會找到很多雙方願意合作的議題。
去年11月，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之間的電話會議是全面且坦誠的，我希望這次會議標志著中美關系最低點已經過去。雙方同意增加關鍵領域之間的對話，包括外交、商業貿易、軍事等。不過，中美之間那個虛幻的最低點是否已經過去，目前仍不敢確定。我希望已經過去，但只有未來會告訴我們。
2022年全球地緣政治風險
2022年初，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突然爆發了自1991年獨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動亂，昭示著一個充滿挑戰的新年的開始。許多地緣政治風險從2021年延續至2022年，一不小心就存在著局勢升級的可能，挑戰著國際社會的敏感神經。
新京報：2022年全球地緣政治領域存在哪些風險？
榮鷹：進入2022年，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仍在延續。最值得關注的有兩個方面，一是美國、歐盟和俄羅斯在歐亞地區的戰略博弈；二是美國和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競爭。
在歐亞地區，美國、歐盟和俄羅斯圍繞北約東擴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俄羅斯明確反對北約持續東擴，尤其是反對北約納入和俄羅斯地緣戰略利益直接相關的國家，如烏克蘭、格魯吉亞等。而北約方面則明確表示不會作出北約不擴張的承諾。各方分歧難以彌合，沖突存在加劇的風險。
在亞太地區，美國已經逐漸將全球戰略重點轉向這一地區，以打壓遏制中國。從去年開始，美國主導成立AUKUS（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邊安保聯盟），考慮加強和拓展五眼
聯盟（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五國情報共享聯盟），爲牽制中國展開布局。具體來說，美國等國家將繼續利用南海問題對中國進行圍堵，打造新的安全框架，這是今年需要重點關注的風險點。
吳心伯：目前來看，2021年的幾個主要風險點在2022年將繼續存在。
在中美戰略博弈方面，盡管2021年底中美關系出現了某種緩和的迹象，但拜登政府的對華基本思維和政策沒有實質性的調整，他們還是將中國作爲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來對待，因此會加強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具體體現可能在于，美國會加強在南海特別是台海地區對中國的軍事威懾。這是一個主要的風險點。
從歐亞大陸地區來看，幾個方向都值得關注。首先，西邊烏克蘭局勢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雖然美國、俄羅斯、北約近段時間進行了對話和談判，但並未取得實質進展，因此不排除接下來美國、北約和俄羅斯圍繞烏克蘭的沖突會升級的可能。目前來看，美國、北約不會輕易放棄烏克蘭，想要把烏克蘭納入北約的框架，但俄羅斯堅決不接受這一點，並直接將進攻性武器部署在俄烏邊境。如果雙方無法就這個底線問題作出妥協，那麽沖突可能無法避免。
中心地區哈薩克斯坦則剛發生嚴重內亂，引發全球關注。哈薩克斯坦此次突然爆發沖突，背後可能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因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矛盾激化，導致大規模抗議並演化爲嚴重沖突；二是因外部力量介入內部沖突，導致沖突擴大化。若是哈薩克斯坦此次沖突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會産生一定的外溢效應，導致地區矛盾加劇。但目前來看，哈薩克斯坦局勢在集安組織的幹預下得到緩和。而集安組織的快速反應，也有可能産生一定的震懾作用，打消一些想挑戰現狀的勢力的想法。
南部地區阿富汗塔利班能否穩定阿富汗的局勢，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是否會産生嚴重摩擦，也是比較值得關注的風險點。
此外，一些熱點地區需要長期關注。一是朝鮮半島。韓國今年將舉行大選，若是最終保守派上台，那麽南北關系可能會緊張升級，甚至爆發沖突。二是中東地區。中東地區一直是地緣沖突焦點地區，其中伊核問題需要重點關注，因爲若是各方談判破裂，不排除美國、以色列和伊朗之間沖突升級的可能性；其次土耳其的地區“野心”越來越大，未來會做出哪些行動擴大其影響力，值得關注。
羅伯特·庫恩：世界總免不了動蕩易燃的邊界：烏克蘭-俄羅斯；台灣海峽；朝鮮半島；克什米爾；以色列-巴勒斯坦；南海和東海；中國-印度；敘利亞-土耳其；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非洲角；埃及-埃塞俄比亞；撒哈拉西部；蘇丹-南蘇丹……2022年最理想的狀況是保持現狀，留出時間緩和矛盾、解決問題。
從中美關系的角度來看，台灣問題是最敏感的問題。過去幾十年來，中美基于“九二共識”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相當好，維持了一種和平現狀。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爲何發生變化暫且不說，目前最重要的是各方都要保持冷靜、防止局勢進一步升級。
爲避免因爲“意外”導致沖突，美國和中國需要各自減少可能激怒對方的行爲，避免造成具有毀滅性的誤解。
此外，需要智慧來維持雙方都能接受的局面。有了這種即使沒有公開的雙邊共識，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可能會以不可預見的方式發生變化，最終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解決。這也許是我們可以期待的最好的結果。
新冠大流行對地緣格局的影響
新冠疫情大流行第三年，全球確診病例超過3億，死亡病例超過550億。持續的危機導致全球化受阻，全球治理面臨新挑戰，國際格局也由此發生變化。
新京報：2022年是新冠大流行第三年，疫情對全球政治、地緣格局産生了哪些影響？
吳心伯：新冠疫情大流行進入第三年，它給全球帶來了很多變化。
首先，新冠疫情的暴發某種程度上加劇了中美緊張關系，而中美兩個大國的緊張關系勢必影響全球局勢。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後，當時的特朗普政府因爲抗疫不力導致選情下降，最後將責任歸咎于中國，並爲了提振選情對華采取粗暴的報複性政策，由此導致中美關系出現斷崖式的下跌，即使是拜登上台也未能改變這一情況。
其次，新冠疫情的出現暴露了不同國家在治理能力上的差異。例如美國作爲醫療條件、經濟發展水平世界領先的國家，在疫情控制方面卻一塌糊塗。
疫情對美國的打擊是非常大的。我們過去說，21世紀以來兩場戰爭、一場危機（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2008年金融危機）對美國産生了重大影響，目前還得加上一場危機——新冠危機，它給美國帶來的人員損失是超出預料的，目前看來正向著100萬發展。
在經濟技術發展水平領先的歐洲，情況也是如此，目前疫情仍然非常嚴峻。而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整體疫情防控是比較好的。
此外，持續的疫情可能會導致一些國家內部矛盾激化，甚至演變爲嚴重沖突。新冠疫情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持續發酵，再加上疫情本身對公衆産生比較大的心理壓力，由此對國家內部矛盾起到了放大效應，最終導致一些國家內部沖突頻發。
在全球政治層面，疫情長期化還可能導致一些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情緒上升，阻礙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從全球治理層面來看，新冠大流行原本應該會推動全球在醫學等領域的合作，但從疫情暴發初期開始，美國就將疫情打造爲和中國博弈的一個抓手，阻礙了全球在疫情上的合作力度，這對于當前的全球治理而言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榮鷹：新冠疫情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從全球層面來看，疫情導致原來的全球治理赤字問題更加突出，全球層面發展不平等、不均衡的問題更加明顯。而在回答疫情這份“考卷”時，各國交出了不同的“答案”。整體而言，中國的應對是比較好的，而美國等所謂發達國家疫情已經成爲一大災難。
由此引發的思考是，面對全球發展不平等不均衡問題、面對全球治理赤字問題，到底應該由誰來發揮全球引領作用。從當前的局面來看，美國顯然是不能指望，而中國等新興國家可以也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承擔更多的責任。
這也是爲何近些年來很多人在提“東升西降”的國際格局變化。西方的衰落、西方全球領導地位下降是很明顯的，它們在應對類似疫情這類全球性挑戰時拿不出好的解決方案，發揮不了領導作用。而中國作爲發展中國家一直倡導多邊主義，呼籲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解決全球治理、全球發展問題上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未來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新冠疫情還將對全球地緣政治産生兩方面的重要影響。一是疫情長期化推動全球權力結構調整加快，最終導致大國之間的競爭加劇；二是疫情可能會在一些脆弱國家引發比較劇烈的內部動蕩，甚至會突然爆發嚴重沖突，最終外溢至周邊地區，對地緣局勢産生比較大的影響。
羅伯特·庫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無論其政治體制如何，能夠免受輿論壓力的影響。疫情下的封鎖和各種不確定性加劇了人類的情緒，以至于正常的地緣政治問題被民族主義情緒激化，從而被高度政治化。
與此同時，世界正在經曆重大的地緣政治格局變化，這些變化也許不是由新冠大流行引發，但大流行無疑放大了這些變化。具體而言，中國的崛起毫無疑問正在改變國際秩序。
中國消除極端貧困是當代曆史上最重大的社會變革之一。它體現了習近平主席倡導的以人爲本的理念，也成爲世界發展中國家效仿的模板。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解決了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的症結所在：從鐵路、港口到電力、通信的有效的基礎設施。中國是近幾十年來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擁有最豐富經驗的國家，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承諾是糾正全球嚴重失衡的重要一步。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正在從事全球慈善事業，中國是尋求合作共贏的機會，譬如讓欠發達國家得到發展後成爲更好的中國貿易夥伴，也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立場。
展望未來，總會有潛在的“黑天鵝事件”潛伏，比如傳染性極強的奧密克戎變異株，以及中美在南海或台海發生沖突。
而我想提供一個關于中美關系“好的黑天鵝事件”設想：假設天文學家證實可能有外星人入侵地球，比如說，他們發現一支龐大的宇宙飛船艦隊正朝著地球的方向前進，五年後就將到達。那麽我希望中國、美國以及全世界，可以很快團結起來共同應對這一威脅。
事實上，如果美國和中國不合作應對生存威脅，那將産生致命影響。我只是半開玩笑地提出宇宙飛船艦隊入侵這種最不可能的場景，但在現實中，新冠病毒就可以說是一種外星入侵者。這個看不見的病毒會攻擊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分國家、民族、種族、宗教等。
作爲全球兩個主要的經濟體，美國和中國理應攜手應對這個病毒、未來的流行病以及任何“黑天鵝事件”。一個具體的步驟是，建立一個合作的、多渠道的“黑天鵝事件”預警掃描系統。
我們必須超越區分內部群體和外部群體從而扭曲理性決策的思想。我們必須從一個整體的、全球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新京報記者 謝蓮
編輯 張磊 校對 楊許麗
2022年新冠全球大流行會終結嗎？
2022年，人類進入新冠疫情暴發後的第三年。
這一年的開端並不輕松。目前，全球有約150個國家和地區發現奧密克戎變異株。過去一個月，全球有一半新冠患者感染的是奧密克戎。這種毒株正在取代德爾塔成爲新一個攻破全球各地防線的“魔王”。
許多人心中埋藏著一個疑問：新冠全球大流行會在今年終結嗎？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朱華晨、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冬雁、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張洪濤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談了各自對新冠疫情趨勢的判斷。其中，有爭議，也有共識；有對理論的探討，也有對日常生活的關切；有樂觀地預測新冠大流行肯定在今年結束，也不乏擔憂大流行可能持續多年。
三位科學家作出一致的判斷是人類目前有足夠的武器來應對新冠病毒。但是人們可能很難回到疫情暴發前的“正常生活”，或許不得不接受一種“New Normal”（新常態）。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朱華晨。受訪者供圖
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冬雁。受訪者供圖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張洪濤。受訪者供圖
會終結or不會終結？
新京報：你認爲新冠全球大流行會在2022年終結嗎？
朱華晨：我不這麽認爲。從技術上來說，在2022年要控制疫情是有可能的，中國已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但是綜合來看，控制疫情的手段受到經濟、社會、文化等很多方面的制約。人類沒有齊心協力地去控制疫情，而是相互攻讦、缺乏合作。一些不發達國家缺乏醫療資源和相應的援助。今年，個別國家可能出現疫情的緩解，甚至一定時間內病例清零，但在世界範圍內，新冠大流行還不會終結。
金冬雁：我認爲新冠大流行會在今年結束。曆史上所有大流行病，都不可能一直流行下去。隨著疫苗接種率、自然感染率的提高，很多人會獲得免疫力。在形成較強的免疫屏障後，新冠的危害可能比季節性流感更低。我認爲新冠大流行會以這種方式終結，而不是把這種病毒消滅。
張洪濤：我認爲在2022年，新冠會從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變成地方性流行病（Endemic）。這意味著各國將不會有這麽多隔離和限制措施。但是新冠病毒肯定會繼續存在，這一點不用懷疑。
新京報：每個人對新冠大流行結束可能有著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認爲只要不對生活産生嚴重影響就是疫情結束。比如，網絡上有一個對大流行結束的定義是——“當你決定是否去辦公室工作，是否讓你的孩子去觀看足球比賽、電影時，疫情將不再是首要的考慮因素。”你認爲新冠大流行怎樣才算結束？
朱華晨：對于新冠大流行的終結，存在兩種定義。一種是最理想的情況，就是新冠病毒徹底清零，就像之前的H7N9禽流感和2003年的非典一樣，基本上可以說不會再回來了。
另一種是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說，只要新冠對我們的生活不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哪怕時不時會有小規模的暴發，我們也會認爲全球大流行結束了。那麽到這時候，世衛組織就會站出來，宣布全球大流行結束。
金冬雁：目前看來完全消滅新冠病毒是很難的，能否消滅病毒取決于我們有沒有非常好的疫苗，以及人類有沒有這種共同的意願。如果新冠變得和流感一樣，那人類就沒有必要付出很大代價去徹底消滅這種病毒。
張洪濤：新冠大流行最有可能的終結方式就是它變爲地方性流行病。我們可以把季節性流感作爲參考。當季節性流感出現的時候，會有相應的應對措施，但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封控、斷航、隔離等。
樂觀VS悲觀
新京報：有一種論調認爲，目前，新冠大流行已經進入結束期。美國密歇根大學納米醫學與生物學主任詹姆斯·R·貝克研究了1918年大流感和2011年甲型流感等大流行病的死亡數據，指出這些大流行均出現了3波死亡的高峰，之後人類建立起了免疫屏障，大流行逐漸走向結束。貝克認爲，新冠和之前的大流行病存在相似的模式。你如何看待這種論調？
朱華晨：這種看法過于樂觀了，我還沒有真正地看到新冠大流行結束的曙光到來。
在我看來，有四個標志性事件的出現，才能預示新冠大流行即將結束：
一是出現廣譜有效的疫苗，可以阻止病毒傳播。目前的疫苗在預防重症方面效果較好，但在阻止病毒傳播方面效果不足。
二是出現安全、方便、效果好、價格合理的特效藥。目前在藥物方面可以說看到一絲曙光，比如抗新冠口服藥、我國的單克隆抗體藥物等，但不足以終結新冠大流行。
三是人類非常齊心協力地消滅新冠病毒，這在目前不可能實現。
四是寄希望于新冠病毒自身突變成一種弱化、穩定的病毒，這有很強的不確定性。
金冬雁：1918年大流感和新冠疫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人類的科學技術已經進步了非常多。當時連抗生素都沒有，很多病人並非死于病毒，而是死于繼發性的細菌感染。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毒力非常強，人類依然挺過來了。
還有1968年的香港流感，在幾周內就傳遍亞洲，一段時間後也終結了。很少有一種全球大流行病可以持續超過3年。再加上現在可以用疫苗人爲地加強免疫屏障，相比過去的條件，情況肯定是更加有利了。
張洪濤：重症率和死亡率這兩個指標可以用來反映我們處于疫情的哪個階段。目前，這兩項指標都在下降。目前因爲奧密克戎的傳播，感染人數上升，但我預計奧密克戎這波疫情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可能一兩個月左右。等這波疫情過去了，人類的免疫屏障會進一步增強，重症率和死亡率會繼續下降。
新京報：雖然有不少專家對新冠大流行終結作出了樂觀的預測，但同時也有專家提出相反的意見。例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雷娜·麥金太爾認爲，新冠大流行不會終結，如果缺乏相應的防控措施，新冠會導致持續性的大規模重症的和死亡。目前科學界對新冠大流行何時結束有共識嗎？還是說仍然有很多爭議？
朱華晨：科學界對于新冠大流行何時終結很有爭議，會有一些過于樂觀的聲音。但是現在新冠病毒分布那麽廣，連一些野生動物也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突變是隨機的，我們不知道未來會面對什麽。寄希望于病毒變弱是純靠運氣，科學的態度應該是積極地投入，找到方法控制住疫情。
金冬雁：整個科學界很難有共識，很多學者有不同看法。不過連譚德塞也表示新冠大流行會在今年終結，說明還是有很多科學家是達成了一定共識的。
張洪濤：新冠大流行的形勢不斷演變，難以做出預測，因此也難以達成共識。而且不同學者之間對大流行終結的判斷標准不同，如果以感染人數爲依據，新冠大流行可能在十年八年內都不會終結。如果以重症率和死亡率爲依據，可能又會得出不同結論。
不利因素和新的武器
新京報：此前，WHO總幹事譚德塞表示，他認爲新冠大流行會在2022年結束，但是有個前提條件，需要解決包括疫苗在內的全球醫療資源不平等問題，否則新冠病毒可能“以我們無法阻止或預測的方式進化”。你認爲有哪些因素可能對新冠大流行的終結産生不利影響？
朱華晨：新冠大流行的終結不是一個純技術、純醫學的事情，需要考慮到社會、經濟等很多方面的因素。比方說，經濟的承受能力、民衆生活方面的承受能力以及社會心理方面的因素，綜合起來都會影響抗擊疫情。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野生動物感染新冠後，會不會成爲一顆隱藏的定時炸彈。美國的白尾鹿、歐洲的水貂都大規模感染了新冠。新冠病毒在動物中進化後，有可能再回傳給人類。
金冬雁：新冠病毒對于沒有接種疫苗的人群依然是很大的威脅。在西方國家，有相當一部分極端反疫苗群體。在德爾塔變種的那波疫情中，美國就出現接種疫苗和沒接種疫苗的人處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醫院裏90%的重症患者是沒有接種疫苗的人。相比之下，在接種疫苗的人中，新冠死亡率比流感還要低。
另外還有醫療資源擠兌的問題，一旦民衆出現恐慌，蜂擁進醫院，就容易導致醫療系統承受過重的壓力。對此需要做好准備，有一定應對方法。
張洪濤：一些非洲國家或其他不發達國家缺乏疫苗，醫療衛生條件差，易于滋生傳染病，是一個很大問題。西方的反疫苗群體是另一個大問題，美國有充足的疫苗，但全程接種率只有約60%。對于流行病來說，如果一個社區內只有一半人接種疫苗，那是沒辦法阻止疫情的。
新京報：在疫苗、藥物和防控措施等方面，新的一年，人類會有哪些對付新冠病毒的新武器？
朱華晨：在治療新冠的藥物方面可以看到一絲曙光。目前，已經有口服藥上市，從數據來看，口服藥安全性、對各種變體效果都比較好。有的藥企已經宣布允許其他藥廠低價仿制口服藥，有利于藥物的普及。咱們國家也有自己的用于治療新冠的單克隆抗體藥物，目前看來對包括奧密克戎變種在內的新冠病毒均有一定效果。但是，不應忽視新冠病毒是一種很容易突變的病毒，很可能突變出有耐藥性的新變種。
金冬雁：世界各國抗疫這麽長時間，都積累了一定經驗。目前，上海、香港等城市已經是世界各大城市中的防疫典範了。香港的流調水平可以說國際一流，在最近的50多例病例中，除了一例以外，其余都搞清楚了傳播鏈條。可以說全世界如果能做到這種追蹤和流調的水平，大流行可能已經結束了。新加坡、以色列也各有自己的防疫經驗。各國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學習彼此的成功經驗。
張洪濤：在藥物方面，口服藥無疑是最方便的藥物。但問題是藥物面世後，各國政府批不批，需要多長時間，以及全球感染人數這麽多，藥物供應量是否跟得上，這些都存在不確定性。
2021年10月26日，新發地市場商戶與員工們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可以回歸正常生活嗎？
新京報：奧密克戎正在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傳播。對于這種傳播力強、具有免疫逃逸特性，但致病性相對較弱的新冠變種，有的專家認爲它是大流行即將終結的信號，像是“天然疫苗”或“天然加強針”；也有專家認爲，不能低估奧密克戎，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張文宏表示，“說奧密克戎引發的是‘大號流感’，這是缺乏科學依據的；奧密克戎‘會咬人’。”你怎麽看待奧密克戎？
朱華晨：奧密克戎肯定不是好惹的，它不是新冠大流行結束的信號。說奧密克戎的毒力較弱是相對于德爾塔而言的，事實上奧密克戎依然具有較強的致病性。另外，有研究表明奧密克戎可能更易感染兒童。因此對沒有接種疫苗的人群以及低齡人群，奧密克戎尤其值得警惕。
金冬雁：我預測奧密克戎這波疫情會具有來得快、去得快的特點。奧密克戎産生的抗原中，有一部分是和其他變異株重疊的，感染奧密克戎産生的免疫力對其他變異株也有效。而且，發生突破性感染會讓人體的免疫力更強，這在免疫學上叫做抗體親和力成熟。我的判斷是等奧密克戎這波疫情過去了，人類可以建立起非常強的免疫屏障。
張洪濤：從數據來看，奧密克戎肯定是比德爾塔溫和，但是不能把它比作“天然疫苗”。即便奧密克戎的致死率下降了，但是當感染基數上升後，奧密克戎依然能造成很大的殺傷。美國現在每天依然有一兩千人死于新冠，這還是在超過60%的人全程接種疫苗的情況下。
新京報：考慮到新冠病毒的不斷突變，今年有沒有可能在繼德爾塔、奧密克戎之後，再出現一種大範圍傳播，甚至令人類難以應付的新變異毒株？
朱華晨：從長期來看，病毒進化的傾向是提高傳染性，降低致病性，這樣更利于生存。但這種進程是螺旋式的，很多病原體都會出現一波又一波的厲害的變種。對新冠來說，我們很難判斷處在病毒進化進程中的哪個階段。在一些缺乏檢測能力的國家和地區，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冒出一個厲害的變種，這種風險是存在的。
金冬雁：我們已經經曆了阿爾法、德爾塔、奧密克戎等幾種大範圍傳播的變種。可能還會再來新的變種，人類的免疫屏障在不斷增強，不用過分擔心。出現一個致病性特別高的變種，是有可能的，但只是小概率事件。
張洪濤：肯定會有的，病毒只要存在，它無時不刻不在突變，肯定會出現新的毒株。此前就有相關討論，如果希臘字母用完了，世衛組織用什麽符號來命名新的變異株呢？
新京報：如果新冠大流行終結的那一天到來了，人類可以回到疫情暴發之前的正常生活嗎？
朱華晨：最理想的情況就是出現一種非常好的疫苗，接種之後可以産生較長時間、效果很好的免疫。比如像天花、脊髓灰質炎、乙肝等疾病的疫苗一樣。
假如沒有科技的突破，我個人認爲，新冠病毒最終會變得類似于OC43冠狀病毒。到時候，新冠可能成爲長期存在的季節性流行病，有時候厲害一些，有時候可能溫和一些。
金冬雁：我認爲沒有辦法回到疫情之前的正常生活，而是進入一個New Normal（新常態）。我們的生活會有一些不同，比如當新冠季節性流行的時候，需要戴口罩、注意社交距離等。可能每兩年需要接種一次疫苗等。總的來說，這些變化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張洪濤：如果新冠大流行結束了，我們就會把它當成流感。一些接觸風險比較高的人群需要定期接種疫苗。人們的生活跟過去肯定會有不一樣的地方，比如在公共交通上戴口罩。
新京報記者 陳奕凱 攝影記者 鄭新洽
編輯 陳東 張磊 校對 張彥君
2022年極端天氣還會時常發生嗎？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最新的《2022年全球風險報告》，基于對約1000名專家和領導人的調查，報告認爲氣候行動失敗、極端天氣事件、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崩潰位列未來10年全球十大風險中的前三名。
回顧2021年，人類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COP26）上，削減煤炭首次寫入了氣候公約，完成了《巴黎協定》實施細則的談判。
但這些還不夠。世界各地極端天氣更加頻繁的腳步沒有停止，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資金也沒有到位。還有人因受氣候變化影響，不得不流離失所，遠走他鄉。
新京報記者對話國家氣候中心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室研究員張永香、牛津能源研究所能源轉型研究計劃主任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以及聯合國難民署氣候行動特別顧問安德魯·哈珀（Andrew Harper），共同探討未來氣候危機將對人類社會帶來哪些影響。應對氣候危機，我們仍任重道遠。
國家氣候中心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室研究員張永香。受訪者供圖
牛津能源研究所能源轉型研究計劃主任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受訪者供圖
聯合國難民署氣候行動特別顧問安德魯·哈珀（Andrew Harper）。受訪者供圖
未來極端天氣出現將更加頻繁
新京報：回顧2021年，全球範圍內都是極端天氣事件頻發，並且帶來了不少生命、財産的損失。你如何看待氣候變化對人類生活帶來的威脅？
張永香：氣候變化看上去離我們的生活很遙遠，但氣候變化帶來的惡劣影響一直都在，更多是通過極端天氣事件來顯現的。比如高溫熱浪帶來的致死率升高、近幾年我國暴雨頻次增加等，此外，氣候變暖也會導致一些傳染性疾病的增加。
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不僅來自于氣候變化本身，也交織在人類社會發展和治理的過程中。在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水安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城市安全等問題會更加複雜。從宏觀上來看，氣候變化可能會導致未來出現一些對國計民生、對外合作、區域重大戰略等造成重大影響的複合風險。
因此我們還是需要密切關注極端性的事件，加強前瞻性的防範，避免出現極端性的突發氣候變化災害引發的系統性風險。
新京報：2021年的重大氣候災害反映了全球以及中國氣候變化的什麽趨勢？
張永香：全球升溫幅度主要取決于人爲累積二氧化碳的排放，就算我們現在立刻停止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經累積的二氧化碳還是會造成溫室效應，全球地表氣溫仍將上升，氣候變化仍將持續。
2021年8月9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瑞士日內瓦發布了一份關于氣候變化的最新科學評估報告的第一部分《氣候變化2021：物理科學基礎》，該報告再次肯定了人類活動對當前全球變暖的主要責任，人類活動對熱浪、強降水等極端事件影響的歸因證據增強。
這份報告指出，自19世紀以來，人類燃燒化石燃料導致全球溫度比工業化前的水平高出1.1攝氏度，而在未來二十年則繼續升溫，將比工業化前的水平高出1.5攝氏度。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全世界各地極端天氣出現將變得更加頻繁。
從我國未來三十年的氣候變化預測來看，極端事件的頻率和強度會增加，部分地區的氣候災害和風險也會顯著增加。
2021年11月6日，人們在英國倫敦特拉法加廣場參加集會，號召爲應對氣候變化采取更多行動。新華社發（蒂姆·愛爾蘭攝）
減緩氣候變化需全球攜手應對
新京報：應對氣候變化包括減緩和適應兩方面，你認爲目前做得如何？未來如何加強？
張永香：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估計，發達國家到2020年的減排目標應達到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5%至40%，這對有效避免全球變暖至危險水平至關重要。但事實上發達國家並沒有完成這個指標，實際和理想狀態存在差距。
和減緩相比，對適應的關注度相對更低一些，適應也難以總體量化。從資金方面來看，現在我們有限的氣候資金只有20%左右用來開展氣候適應行動，而目前全球的適應工作和我們面臨的風險相比遠遠不夠。
未來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控制溫升。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基本原則，發達國家需要進一步提高減排力度，爲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留出空間，這樣全球才能共同攜手應對氣候變化。
在適應方面，發展中國家存在巨大的資金需求，氣候資金也一直是氣候變化大會上的爭議話題。去年發布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提到，要敦促發達國家向脆弱國家提供的氣候適應資金在2025年較2019年的水平翻一番。此外，還提出發達國家要加大對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的投入，以響應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的需求，幫助發展中國家在長期戰略上逐步實現低碳轉型並提高氣候適應的能力。這都是未來需要加強的方向。
新京報：2022年，COP27將在埃及舉行，會議在非洲國家舉辦是否會影響COP27即將討論的議題？
張永香：氣候變化大會的召開地點的確會對會議最終結果産生影響，埃及作爲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這場大會的東道國，自然會把適應和資金議題作爲重要議題來推動。這場大會勢必會推動全球氣候談判、動員各方行動、落實《巴黎協定》，同時也是一個審視氣候變化對非洲影響的重要機會。
資金事關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性，到目前爲止，發達國家締約方尚未實現之前的政治承諾。既然這個問題在COP26上沒有得到解決，如何開展這些工作，是COP27將要討論的熱點話題。
政府需鼓勵儲能技術的發展
新京報：2021年年末，全球範圍內很多國家遭遇能源危機，其主要原因是什麽？
亨德森：能源危機根源爲其市場供不應求。2021年很多國家經濟從疫情中複蘇，速度極快，因此各種能源需求迅速上升，使供應方措手不及。
而煤和天然氣的供應出于各種原因不穩定：有一些是天氣原因，有很多煤礦被淹，還有一些故障維修問題。石油市場供應也有所限制，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産油國當時一直在限制供應。
新京報：能源危機發生在全球推動能源轉型期間，有人擔心，氣候政策或一定程度導致能源危機，你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
亨德森：2021年第三季度，風力低、風能供應減少，這是人們將兩者聯系起來的直接原因。能源轉型下，全球範圍內煤炭正在以不同的速率被淘汰，燃煤發電廠減少，所以當可再生能源供應出現問題時，我們的備用能源減少了，能源市場供不應求。
人們開始意識到可再生能源的供應是間斷的，在不刮風、不出太陽的情況下，我們也無能爲力。但不應該因此停止發展可再生能源，這仍然是長期發展的方向。在目前往綠色經濟發展，可再生能源比重越來越大的過渡期，政府需要確保其他備份能源充足，並發展能源儲備技術。
在這一不穩定時期內，政府需要鼓勵其他備份能源生産。人們一直鼓勵發展可再生能源，關閉煤炭發電廠，但是他們沒有考慮到天然氣生産商的立場。天然氣也是碳氫化合物，在某個節點天然氣也會被淘汰，所以天然氣生産商不願意在液化天然氣工程上大量投資，政府應該確保爲他們提供足夠動機，爲能源市場提供足夠備份能源。
另一方面，長期來看，可再生能源供應永遠會是間斷的，政府需要鼓勵儲能技術的發展，包括電池、氫儲能、抽水儲能等技術。
電池技術發展迅速，成本也在降低，但電池只是短期解決方案。現在也有很多新的儲能方式在發展中，比如說利用化學溶液儲能，或氫儲能，但後者還處于非常早期的發展階段，這些都需要時間。
2021年11月3日，英國格拉斯哥，從格陵蘭島送到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的一座冰山，以提醒COP26與會者氣候危機的嚴重性。圖/IC photo
全球能源轉型發展速度極快
新京報：如今全世界還陷在新冠疫情之中，在兼顧防疫、保障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各國應該如何調整能源政策以應對能源危機？
亨德森：長期來看，各國政府應鼓勵綠色能源發展，將其包括進其能源經濟中，這對經濟和環境都有益，但這是一個長期目標，我們還有一些短期障礙。
短期來講，各國政府需要做且正在做的，就是盡力將資金分配到需要的地方，以確保低收入人群可以負擔能源供應。其次，政府需要確保在過渡期內，現有能源系統不會崩潰，即鼓勵各能源供應商（包括天然氣和石油供應商）持續生産，或保證一定水平的儲能等。此外，各國政府還需要推動設置碳定價，讓各公司在做出經濟決定時將考慮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最終鼓勵綠色能源技術的投資。
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差距，在很多國家面臨減少碳排放量議題的同時，有些國家則在想辦法獲取能源，這也是COP26重點討論的內容。
新京報：你會如何評價目前全球的能源轉型速度？
亨德森：現在全球能源轉型發展速度極快，但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這是個很容易讓人抑郁的話題。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報告，距離將全球升溫幅度限制在1.5℃前，我們大概還有10到15年，這段時間是不夠的。
但另一方面，新能源技術也在發展，其成本大大降低，很多國家，比如中國、德國的風能、太陽能等行業迅速發展。而且很多地方也開始重視能源轉型。去年11月我也參加了COP26，很多政府、公司都在認真對待全球變暖，而且他們也知道股東、消費者、利益相關者都希望他們能認真對待這個議題。
在能源轉型上，我們仍然有很多阻礙，環境、經濟甚至政治問題需要解決。但這就像是半杯水，它可能是半空也可能是半滿的，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這水杯是半滿的，我們還需要做很多，但至少事情進展的方向是對的。
“氣候難民”的今天可能是我們的明天
新京報：生活在哪些地區的人最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
哈珀：世界上沒有人可以免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區別在于當地居民能否減輕或適應其影響。越是脆弱、貧窮的群體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越差。
在非洲地區，南蘇丹近期遭受洪水侵襲，肯尼亞正在經曆幹旱，氣候變化和其他不穩定因素共同作用導致薩赫勒地區出現沖突，當地不斷競爭資源，這都讓民衆的生活更加艱難。
新京報：有時人們會因氣候變化問題背井離鄉，跨越邊界去其他國家尋求庇護。“氣候難民”在國際法律體系中被承認嗎？
哈珀：因氣候變化而流離失所的人，他們的難民身份其實並不涵蓋在1951年《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中。“氣候難民”這個詞形象指出了這些人並非因爲自身過錯而搬遷，他們需要保護，只是這種保護不能在1951年《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框架下獲得。我們正在與機構、政府合作，試圖在現有的國際或地區公約的範圍內，找到合適的方法，爲他們提供保護。
而且氣候變化並不一定是導致民衆逃離的最主要原因，它與當地暴力沖突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該結果。這就要求我們對驅動他們離開家鄉的原因有深層次的理解。
新京報：如果“氣候難民”問題不得到恰當地解決，人類社會將面臨怎樣的後果？
哈珀：“氣候難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都可能成爲我們未來的挑戰。也許我們現在能維持正常生活，但未來情況很可能會改變。因此我們要深度理解並參與到解決氣候危機的努力中。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全球氣候危機已經呈現出“紅色警戒”，但它還是沒能得到足夠的關注，不能等到所有人都受到氣候變化嚴重影響時，才意識到問題的緊迫性。
新京報：目前，在幫助受氣候變化嚴重影響的群體方面，國際社會有哪些系統性措施？
哈珀：氣候危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危機。氣候危機還與其他不穩定因素綜合作用加劇了沖突，增加了社群的脆弱性，導致環境不再宜居，致使民衆流離失所。
聯合國難民署提出“氣候行動戰略框架”，其中涵蓋三個方面。首先是政策方面。先了解群體需求，再與政府和地區機構展開合作，制定政策增強他們爲民衆提供保護的能力。
其次是操作方面。如果存在數千萬的難民，出于生存需要，他們會砍伐樹木，對環境産生一定影響。在此情況下，我們需要減少他們的碳足迹。例如，減少對森林的破壞，考慮使用可再生能源，提供綠色工作崗位等。
最後是減少我們自己的環境足迹，用可再生能源替代柴油發動機，工作人員節能辦公，改變供應鏈，提供環保、可再生的物資，降低運輸成本等。
讓身處氣候變化最“前線”的民衆發聲
新京報：你在去年參加COP26的時候，也強調了氣候變化對流離失所者的影響，應該如何推動各國將言辭承諾轉化爲實際行動？
哈珀：援助的實際行動不夠，很多政府做出承諾後，卻難以實際履行。但至少現在這些問題被拿出來討論。在我參加COP25的時候，因氣候變化導致的流離失所問題甚至沒有出現在日程上，所以這個問題在格拉斯哥被提出，本身就是一個顯著進步。
推動各國政府決策，讓身處氣候變化最“前線”群體發聲顯得至關重要。他們在國內無法受到保護，缺乏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還要抛下一切遠走他鄉。對聯合國難民署來說，我們的工作不只是爲他們提供幫助，更要讓他們的處境爲世界所知。未來各國政府應該更加積極主動，而不是試圖掩蓋或忽視氣候變化的影響。
新京報：在2022年，COP27即將在埃及召開，第五屆聯合國最不發達國家大會也將在多哈舉辦，對于未來即將舉辦的關鍵會議，你有哪些期待？
哈珀：我認爲此前的會議總是缺乏“氣候難民”、氣候脆弱群體的聲音。他們只占全球排放量的一小部分，卻不成比例地受到氣候危機的極大影響。埃及也是身處氣候危機“前線”的國家之一，COP27也給這些國家提供了發聲的機會。
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不只一個國家，我希望他們能聚集在一起，統一提供關于“前線”影響的證據，明確表達需求並制定行動計劃，甚至爲不同受影響的社群提供不同援助項目選擇。我期待這些會議不只停留在談論情況有多糟糕，而是真正提供解決辦法。
新京報記者 栾若曦 侯吳婷 王景曦
編輯 賈悅 張磊 校對 劉越
2022年通脹是否會引發全球金融危機？
全球經濟在2021年強勁反彈、持續複蘇，但受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續、多國通脹居高不下、供應鏈瓶頸持續、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影響，2022年世界經濟複蘇的不確定性上升。
2022年伊始，多家主要國際機構相繼發布世界經濟形勢展望報告。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預計，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增長將持續放緩。世界經濟論壇的一項全球調查顯示，大多數專家認爲，未來三年世界經濟複蘇將出現失衡且動蕩不定的現象。
在奧密克戎變異株帶來抗疫新挑戰的背景下，2022年的世界經濟複蘇態勢面臨著哪些風險？就此新京報記者專訪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與地緣政治議程負責人埃米利奧·格拉納多斯·弗朗哥（Emilio Granados Franco），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中國和世界金融服務的未來”倡議負責人姚凱力（Kai Keller），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賈斯汀·達米恩·蓋內特（Justin-Damien Guénette）、露西亞·誇利蒂（Lucia Quaglietti），以及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前所長陳鳳英。
當地時間1月14日，美國弗吉尼亞州，疫情造成美國“用工荒”再度加劇，商店貨架上空蕩蕩。圖/IC photo
2022年經濟增長將持續放緩
新京報：多個國際機構報告預測，2022年的經濟增長將持續放緩，原因何在？
世界銀行：受全球新冠疫情持續、財政支持減少和供應鏈瓶頸影響，世界經濟繼2021年大約5.5%的強勁反彈後，預計在2022年將明顯放緩至4.1%。
世界經濟論壇：一個主要原因是，奧密克戎等新的新冠變異株不斷湧現給世界帶來的不確定性繼續延長。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企業需要確定性才能進行投資，因此缺乏穩定性勢必會影響經濟增長。此外，面對新一波嚴峻疫情，一些國家重新實施封鎖導致全球供應鏈部分崩潰，這也將阻礙經濟增長。
最後，我們注意到一些主要發達經濟體放松了和疫情相關的經濟刺激措施，這會影響消費者情緒，從而減緩增長。鑒于近期的通貨膨脹壓力，我們認爲政策制定者在保持增長和控制通貨膨脹之間必須采取謹慎的措施。
新京報：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複蘇態勢有何不同？是否會加劇世界經濟分化？
世界銀行：相較于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速放緩的幅度將更大。發達經濟體預計將在2023年恢複至疫情前水平，相較之下，大多數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將遭受重創，其增長軌迹不足以使其經濟在2022-2023年內恢複至疫情前水平。
陳鳳英：世界經濟發展將更加分化，以往發展速度是“東高西低”，現在可能是“西高東低”。發達經濟體的反彈相對強勁，而中國以外的大多數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反彈較弱，甚至不穩定。
分化發展可能産生的後果是，中國以外的國家南北差距拉大，貧困人口增加，能否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發展目標，成了最令人擔心的事情。
通脹不會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
新京報：去年以來，許多國家通貨膨脹水平達到十余年來的最高點。今年全球通脹是否會引發新一輪金融危機？
世界經濟論壇：雖然高通脹會給部分地區帶來比較大的挑戰，但我們認爲不會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目前，政策制定者已經在應對通脹帶來的壓力。例如，美聯儲已暗示，今年將多次加息，將降低通脹作爲最重要的任務。這一消息引發風險資産抛售，譬如科技公司股票。
總體而言，當前的通脹粘性到底有多高還有待觀察。但今年全年，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據情況適時調整相關的應對政策。
世界銀行：預計全球消費者價格指數（通脹率的一個指標）將在2022年中期達到頂峰，而後在2023年逐步下降。但如果通脹長期居高不下，各國央行可能會繼續面臨一個極具挑戰的環境。
陳鳳英：我認爲，通貨膨脹是暫時的，更讓人擔心的是可能發生滯脹。
通脹加劇主要是在供求失衡的情況下發生的，如果能讓供求恢複平衡，通脹可能是暫時的。但存在發生比上世紀更加複雜的滯脹風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滯脹實際上是一場“石油危機”，現在再加上新冠疫情、勞動力短缺、生産還未恢複等情況，世界經濟面臨的滯脹可能更難以解決。
發達經濟體勞動力短缺將緩解
新京報：勞動力短缺將如何影響2022年的世界經濟複蘇？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原因有哪些？在2022年是否有望得到解決？
世界銀行：2021年，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幾個發達經濟體出現了勞動力短缺，這減緩了勞動力市場的複蘇，並帶來了推升工資水平的巨大壓力。
造成勞動力短缺的原因有幾個，包括經濟複蘇後勞動力需求的激增、政府發放大量失業救濟金、新冠疫情持續和幾個經濟體的提前退休計劃導致健康風險升高。
我們預計，隨著發達經濟體的工人逐漸重返勞動力市場，目前的勞動力短缺狀況將在2022年逐步緩解。然而，如果目前失業的工人推遲重返工作崗位，包括由于疫情的嚴重惡化而推遲重返工作崗位，勞動力市場短缺的風險也可能持續到2022年以後。
相比之下，沒有迹象表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嚴重短缺，這可能意味著這些國家的周期性複蘇較弱。特別是由于疫苗接種存在困難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持的持續退出，這些國家的國內需求反彈較爲緩慢。
陳鳳英：勞動力短缺是新冠疫情下就業率下降、跨國勞工在減少。一方面是政策影響，發放大量失業救濟金，致使一些人“躺平”。另一方面，疫苗問題未解決。由于跨國勞工需要疫苗簽證，而許多勞工沒有。比如，有了疫苗簽證，墨西哥人可去北美打工，非洲人到歐洲打工，勞動力短缺問題可以得到緩解。
新冠帶來的長期影響令人擔憂
新京報：疫情將如何影響今年和未來一段時間的世界經濟發展？
世界經濟論壇：新冠疫情對于勞動力的可用性和生産力、供應鏈、消費的影響仍在持續，尤其是在疫苗接種率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供應鏈中斷某種程度上可能會推動一些疫苗接種率高的國家傾向于區域一體化而不是全球一體化，而這將影響全球貿易和投資的發展。
事實上，隨著疫苗接種取得了顯著進展，一些國家已經恢複到新冠大流行前的增長速度。但新冠大流行帶來的長期影響仍然令人擔憂。我們必須牢記，在每個國家都實現免疫之前，世界不會對新冠免疫——但到2022年初，全球仍有近一半人口未接種疫苗。這種不平等導致的經濟複蘇失衡，有可能會分裂世界經濟。
這就是我們的《全球風險報告》對全球分裂發出警告的原因。在各國需要共同努力恢複信心、建立未來強健的複原力和加速世界經濟增長之際，這種不平等、不均衡只會導致局勢更加緊張。
世界銀行：奧密克戎可能會引發的症狀也較爲“溫和”，特別是在接種疫苗的人群中。感染奧密克戎的人群中住院治療的比例也較低。
盡管如此，大量感染奧密克戎的確診病例可能會使疲憊不堪的衛生系統不堪重負，迫使各國政府施加更多限制。
基于模型的情景分析表明，奧密克戎在全球的快速傳播，加上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可能會進一步拉低今年的世界經濟增長率——降幅約爲0.2至0.7個百分點。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會進一步下降，降幅可能爲0.4至1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世界經濟在2022年的第一季度能感受到奧密克戎的沖擊，隨後在第二季度出現明顯反彈。
新京報記者 朱月紅 謝蓮
編輯 賈悅 張磊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