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雜志2021年第6期封面

英國作家貢布裏希在《寫給大家的簡明世界史》一書中寫道：“在孔子學說的影響下，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加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也許正因爲如此，要更好地了解中國，應該從孔子開始；要更好地了解孔子，可以走進位于山東曲阜市的“三孔”——孔廟、孔林、孔府。

泰山之陽，以曲阜爲核心的這個地區是一個獨特的精神文化空間。就像孔廟祭祀的存續，乃是由于孔子之道所蘊含的價值理念與行爲規範爲整個中華民族所共同遵循。“三孔”以及相關的祭祀紀念活動，在傳統中國發揮了教育引導、人文教化、價值示範的作用，凝聚了社會共識，建構了中華文化認同，樹立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位于山東曲阜市的世界文化遺産：孔廟、孔林、孔府

孔廟、孔林、孔府的曆史文化承載

走進孔廟，著名的十三碑亭院給人留下深深的思索。十三碑亭位于孔廟大成門前，全部由當時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所建，其中金代碑亭2座、元代碑亭2座、清代碑亭9座。碑亭上的碑文，多是對孔子追谥加封的昭告、拜廟祭祀的祭文和修建孔廟的記錄。碑文用漢文、滿文、蒙文等幾種文字書寫，真草隸篆，座座不同，無論曆史價值還是文學及書法價值，均可稱得上文化寶藏。由此也可見，孔子早已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尊奉。

孔廟、孔林、孔府是1961年國務院公布的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中國廟堂文化、典籍文化、園林文化、陵墓文化的代表，此乃有形的文化。曲阜的地上地下、大街小巷，彌漫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萬千氣象，此乃無形的文化。1982年，曲阜跻身全國首批曆史文化名城。1994年，孔府、孔廟、孔林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自上古時期，曲阜的文化底蘊便積澱深厚，相傳中華人文初祖黃帝誕生于此，中華禮樂文明的奠基人周公分封在這裏。更爲重要的是，這裏誕生了世界文化名人孔子。在孔子以後的數百年中，此地儒家學者人才輩出，除了元聖周公、至聖孔子，複聖顔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等先賢大儒也曾生活在這裏。經過長期積累，鄒魯舊地逐漸形成大批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産，擁有了“東方聖城”的美譽。

作爲我國曆代紀念孔子、推崇儒學的表征，孔廟、孔林、孔府等古迹，展現了古老中國的廟堂文化和詩禮傳統，承載了中華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表達著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規範。與此同時，久經曆史風雨和時代更叠，“三孔”對于傳承發展孔子學說和儒家思想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孔廟是紀念、祭祀孔子的地方，裏面還供奉著150多位曆代聖賢大儒，他們是配享、從祀的人。孔子的曆代直系子孫居住在孔府，具體負責孔廟祭祀，在弘揚孔子學說方面作用重大。在孔林裏，安葬著一代又一代的孔子後裔。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墓地，與規模宏大的孔府一樣，不僅彰顯著家族的榮耀，也爲弘揚孔子儒家學說發揮著積極作用。

孔廟始建于公元前478年，即孔子去世的第二年。孔子生前，魯哀公常常向孔子問政。孔子逝世後，哀公十分悲痛，便作了诔詞予以祭悼。他還下令將孔子原來居住的三間房屋改爲祀廟，收藏其用過的衣冠、琴、車、書等，孔子子孫後學每年按時令祭祀，這就是孔廟的雛形。漢高祖劉邦曾來此祭祀孔子。東漢桓帝時，魯相韓敕以官錢修飾孔廟，使孔廟具有了官設的性質。唐太宗下令京城和全國皆爲孔子立廟，並專令建阙裏孔廟（指曲阜孔廟），孔廟規格更高、規模更大，被賦予了“孔廟表率”和“祭祀孔子中心地”的意義。

在孔廟受祭的，除了大成殿裏的孔子和配享的“四配”“十二哲”，還有供奉在兩庑裏的先賢、先儒。大成殿前庭院東、西兩側，有兩排共80間房屋，綠瓦長廊，紅柱隔扇，俗稱兩庑。其中配享的大儒，曆代都有增添更換，除孔子弟子外都是儒學大師，如董仲舒、韓愈、程颢、王陽明、顧炎武等，屬于正統儒學傳承的中堅。他們尊孔子爲宗師、師表，以六經爲經典，以繼承道統自居。他們還發展孔子思想，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兩庑中的配享人物，在唐朝僅有20余人，到民國時則多達156人。其早期爲畫像，金代改爲塑像，明成化年間改爲牌位，供奉在一座座神龛中。作爲尊孔崇儒的標志，孔廟早已成爲學人向往的地方。

孔廟是中國的“文廟”。自唐代以來，誰來配享和從祀，都由官方確定。這些人有資格從祀文廟，是他們與孔子存在“學緣”關系而不是“血緣”關系，孔子祭祀也就不僅是孔氏族人祭祀祖先的“家事”，更是中國人在文化上慎終追遠的“國事”。孔廟祭祀的禮儀爲釋奠禮，在傳統中國社會這是“國之要典”，被稱爲“乾坤第一大事”。孔子弟子後學及孔子後裔對孔子的祭祀，開啓了祭祀史上的一大變革。對老師的祭祀，具有“血緣性”與“非血緣性”並行的特征，可以稱之爲“擬血緣性”。在這一過程中，文化傳承與親情延續的意味同時存在，並行不悖。將師納入祭祀對象，成爲中國文化尊師重教的重要標志。

不難理解，孔廟的從祀曆史，就是政統與道統相互結合、有機統一的曆史，也是官方意識形態的發展史，還是正統思想文化學說的演變史。孔廟祀典的曆史，體現了儒學與社會的結合與發展方向。從儒家道統的角度，只要是對于孔子思想和儒家經典有所發明、有所維護，“扶綱常，淑人心”，就可納入孔廟祀典，配享孔子。可見，“孔廟從祀，非尋常事”。孔廟祀典中諸儒的選擇和晉升，均要受最高統治者認可與管制。

如果說孔廟顯示了孔子思想的深遠影響，那麽孔府則體現了孔子後裔的身份顯赫。孔府本名“衍聖公府”，緊鄰孔廟東側，是孔子嫡氏子孫居住的府第。“衍聖公”是宋仁宗賜給孔子第46代孫孔宗願的封號。這一封號子孫相繼，經曆宋、元、明、清各朝，整整承襲了32代。

孔子以後，孔氏家族綿延不絕，持續2000多年，且譜系井然，輩分分明，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數。孔子的子孫看管孔子遺物，祭祀孔子，讀書講學，傳播孔子思想。孔子後裔的這處住宅，世代相襲，被稱作“襲封宅”。明、清時期，朝廷更是授予孔府前所未有的特權和財富，其規模也相應擴大。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提升“衍聖公”爲一品官，賞賜大量土地和佃農。孔府不但要管理家族經濟，管轄府內事務、宗族事務，而且還要參與曲阜地方政務。

曆代王朝不斷追封孔子，也對其嫡裔加官進爵、授予特權，使其世代享受榮華富貴。宋代以前，除了唐玄宗曾一度封孔子嫡裔爲“文宣公”之外，孔子嫡裔的爵位一般是侯爵。宋仁宗所封“衍聖公”，寓意孔子嫡裔能世世代代繁衍連續，子孫昌盛，並且繼承聖人孔子的思想，以使聖道永承不衰。從此，“衍聖公”封號一直沿用到第77代孫孔德成，曆時880年而無變動。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陵墓上植樹成林，故得其稱謂。孔子逝世後，弟子們“各持其方樹來種之”。于是，各個地方的特異樹種被移植過來，在孔子墓旁紮根、生長、繁殖。這個環植異樹、封而不垅的孔子墓，便是孔林之始。孔子以後，隨葬的子孫越來越多，林地越來越大，樹木也越來越茂密。從弟子們一人一抔土築成第一座墳墓，到如今占地180多公頃，孔林內墳茔已有10萬余座。這樣的規制，充分體現了曆代王朝對孔子和孔氏家族的尊崇。

中國古代的陵墓文化，強調的是高、大、深、莊。或依山爲陵，或累土爲陵，密植松柏，以成山勢，就是爲了體現其“高”；占地廣闊，追求規模，是爲突出其“大”；在凡人世界和陵墓之間，往往有較長的神道，有的還分主神道、副神道，使人于時間流動中感覺在通向另一個世界，這是爲了突出一個“深”字；而那些古樹、石人、石獸、華表、供桌、石碑等，都在突出一個“莊”字。這樣的建築設計，無疑對觀者內心有著莊嚴肅穆的心理強化。凡是參觀、瞻仰過孔林的人，都會對此有深刻體會。

孔子儒學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

數千年來，基于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中華民族形成了具有特定文化觀念和精神追求的有機統一體和命運共同體。與西方民族的地域共同體或者血統共同體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寶貴之處在于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孔子作《春秋》，是以“禮”作爲區分“中國”與“夷狄”的標准。符合禮的，夷狄可視爲中國；不符合禮的，中國亦可視爲夷狄，這就是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産生並得以延續的精神基因，因此曆代皆以對中華文明的認同來建構文化共同體。

在中國曆史上，文廟祭祀是入主中原的各民族政權確立文化正統性的必然選擇。一些少數民族政權雖然在軍事上戰勝了中原王朝，最終卻在文化上主動遵奉中華文明。其中最爲重要的原因，是少數民族政權可以借此增強、深化整個國家的文化共同體意識，從文化上強化政權合法性。爲此，他們都將孔子奉爲文化正統的象征，建立文廟進行祭祀。曆史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在京師修建文廟。親政後，他又率領百官行幸魯城，親祀孔廟。遼代自太祖耶律阿保機時便已識惟孔子乃大聖並爲萬世所尊，始建文廟以釋奠。清代帝王更把“廣修廟”作爲一項基本國策，文廟數量及文廟祭祀規模都達到極盛。

沿著孔廟神道往裏走，曆代建築的莊嚴肅穆，多姿多彩的營造法式，由明而宋的曆史回溯令人們不禁發問：孔廟何以集中如此衆多的曆史建築？何以這樣越建越大？此時，前後左右的匾額、對聯以及衆多的石碑，都能告訴你答案。

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時光都與教育密不可分。他心系天下，關懷蒼生，繼承上古三代的文化，深刻反思現實，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學說。爲了更好地推行自己的主張，他創立私學，有教無類，因材施教，誨人不倦。他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可謂桃李芬芳，人才濟濟。

孔子之教屬于“大人之學”“成德之教”，追求培養有情懷、有擔當的大人，培養能“窮理”“正心”的君子。“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只要達到一定的年齡，就可以收爲學生。孔子主張啓發式教學，不僅因材施教，還“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如果不是內心渴望學習，如果不是強烈期望沖破迷霧，不到“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之時，教育時機不好，效果就會受影響。孔子的教學，重在“授人以漁”和“授人以欲”，希望學生們有求知的主動性，自己找到學習方法，開啓智慧之門。

“三孔”石刻衆多，在孔廟藏書樓奎文閣四周就簇擁著衆多的碑碣。其前方兩側是明代洪武、永樂、成化、弘治年間所立的高大石碑，西側的碑院牆壁嵌滿了曆代石刻，後面兩側的碑林則如樹叢一般。奎文閣後面，是名聞遐迩的十三碑亭，南北兩行，前八後五，分外壯觀。此外，廊庑下、牆壁上、碑亭旁，也分布著大小不同、各式各樣的石碑。孔廟及附近有各式碑碣1000多座，時間涵蓋多個朝代，前後長達千年。孔廟的諸多碑刻形態差異很大，“巨者逾丈，小者不盈尺”，最大的有五六米高、重達五六十噸，最小的則僅有十幾厘米高。從書寫看，篆隸行楷，諸體兼備；從文體看，散體骈文，詩賦頌贊，豐富多彩。這些碑碣掩映于古迹蒼柏之間，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多的是稱頌孔子及其學說的內容。

孔廟祭祀的核心，乃申說與宣揚孔子所確立和闡述的價值觀。由漢至清，儒學的價值與功用一再受到肯定，成爲曆代治國理政的思想資源。元代《曹元用代祀阙裏孔子廟碑》記載：“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遠，無損于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國。”既言儒學對國家政權的依賴，更道出社會治理對儒學的需求。明初，朱元璋整頓天下祭祀，“洪武碑”刻記當時的诏書，認爲孔子之道“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因而保留原有封爵，祀典“宜仍其舊”。《洪武碑》提出，要“永爲治之道，必本于禮”，而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永樂年間維修孔廟，太宗朱棣禦制碑文稱，士子于孔廟觀禮必會受到教化，從而可以致力于聖賢之學，敦本去末，成爲可用之材，“佐大明于萬年”。也正是因爲如此，曆代帝王都對孔子儒學尊崇有加，隆禮備至。禮敬孔子，就是禮敬中國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念。

“三孔”是曆代崇德、報本、宣示教化的必至之地；孔子後裔承擔著宣傳儒學、祭祀孔廟的重任，也受到曆代的尊崇。許多的優渥措施都載之石碑，不僅昭示政權對孔子儒學的態度，也督促聖賢後裔祖述家業、尊禮修德。孔子後裔也有“後嗣弗能守，其孰能守之”的自覺，有作爲聖裔的文化擔當。石碑記載較多的是孔廟祭祀活動。從碑刻看，曆史上不乏帝王親祀或者帝王遣使致祭等高規格的祭祀，更有對祭祀場所阙裏孔廟的增修擴建，從而使孔子祭祀延續2000多年而不絕。明洪武年間刑部侍郎徐程說：“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曆代祭祀孔子，傳達的正是對儒學的肯定與宣揚。

在孔廟碑刻之中，很大一部分是曆代官員拜谒孔子的題詩題名留記。儒臣士子對孔子的尊奉崇仰，有利于光闡儒風，上學下達。官吏是執行與傳播儒家價值觀念與行爲准則的中堅力量，從碑刻可見，漢代就有官吏拜谒孔子之舉，宋元以來更蔚然成風。官員們“平昔所讀者聖人之書，所行者聖人之道，每思阙裏，形諸夢寐”，非常向往能去祭拜孔子。當人們身處孔子廟、孔子墓前，“薰香達誠悃，滴酒瀝胸臆”，莊嚴肅穆的氣氛就更能升華志向，堅定對孔子之教“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職”的擔當。堅固的石碑銘刻下了他們的信仰，他們身體力行地將信仰執行于治國理政中，上傳下達，垂範社會，光闡儒風，移風易俗，成爲孔子儒學風化在社會中的踐行者。

孔子儒學對我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同樣重要。曆代少數民族政權都非常重視孔子之道，孔廟十三碑亭區域內的禦碑記載了其帝王對孔子追谥加封、谒廟親祭、派官致祭及修葺孔廟等事件。例如，1307年碑文記載，元武宗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碑文看，這些少數民族當權者看到了孔子儒學超越時空、超越民族的思想價值，他們對孔子的尊崇並不亞于中原王朝。儒學作爲他們的堅定選擇，充分說明孔子思想有利于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三孔”是我國曆代文人的精神家園，是認知文化中國的教科書。漫步孔廟，或者走進孔府、孔林，行走在一幢幢石碑前，就好像回到了千百年前的時光裏。那些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不約而同地出現在這裏，讓人遐思，令人回味。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産生了深刻影響，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其對中華文明形成並延續發展幾千年而未中斷，對形成和維護我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面，對形成和鞏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對形成和豐富中華民族精神，對激勵中華兒女維護國家統一、反抗外來侵略，對推動社會發展進步，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如今在曲阜孔廟舉行的釋奠禮

孔子儒學是新時代重要的文化滋養

古語雲“半部《論語》治天下”，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孔子儒學的重要作用。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其以“仁”爲核心的哲學價值觀、崇尚“德治”的政治倫理學說、“有教無類”的平民教育觀等，都在《論語》等著作中得到充分體現。

孔子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大動蕩、思想大碰撞、文化大交彙的時代。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使他有更多的機會吸取曆史的營養，有更大的空間發展自己的思想。孔子一生勤奮好學，認真學習和總結曆史文化遺産，結合自己的觀察和認識，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深入思考，從而提出了個人的思想見解和社會理想。他出仕爲政，周遊列國，培養人才，傳播文化；他創立儒家學派，影響中國數千年，也影響了世界很多地區。

孔子告訴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要本著互惠互讓、人皆兄弟的精神，做一個有道德的人，要溫和適度，行中庸之道。實際上，這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孔子是富有智慧的人，也是富有仁愛之心的人，希望自己所創立的修養自身、安定社會的儒家學說能夠被社會認可，希望建立一個理想的大同社會。他的一生都在爲此而不停地努力，這本身就是崇尚文明、奮發進取精神的充分體現。

孔子思想是入世的，他講和諧、講和順，關注世道人心。其實，孔廟的建立與祭祀也與社會息息相關。曆史上曾經各府州縣都設孔廟，如今隨著孔子儒學影響的擴大，朝鮮、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等也都有數量不等的孔廟。目前，世界上分布著大約2000多座孔廟，我國約有1600多座，其中保存較好的有300余座。

讀懂孔廟，就能讀懂中國曆史。古代中國重視祭祀，有所謂“禮有五經，莫重于祭”的說法，把祭祀看成“國之大事”“國之大節”，主張“以祀禮教敬”。孔廟祭祀彰顯的是對于孔子儒學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的認同。

孔子及其配享者皆是曆史中真實存在的人物。孔子闡述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念，確立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立足點。曆代從祀孔子的人則“宗師仲尼”，傳達和弘揚孔子的學說，給中國帶來了幾千年的和諧與發展。孔廟是傳統中國的“名人堂”“先賢祠”，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是士人最重要的“道場”。孔廟集中展示中國傳統思想之精粹，是弘揚傳統道德與價值的重要載體。其黃瓦重檐、雕梁畫棟寓意深遠，賦有特定內涵。禮敬孔廟，就是尊重中國傳統的價值體系與道德觀念。

孔子的“爲政以德”“政者正也”“爲國以禮”“修己安人”和“孝悌”“慎獨”“中和”等思想，于當下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孔子思想就是要把人培養成爲有愛心、有情懷、有擔當、愛學習、求上進的君子，特別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注重自我修養和道德實踐。其對個人道德修養，尤其對是非觀、價值觀培育具有重要價值。

孔廟的標志性建築“金聲玉振”坊

以孔子爲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在建設家園的奮鬥中開展的精神活動、進行的理性思維、創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重要滋養。孔子深刻思索人性和人的價值，希望人們明理修身，循道而行，推延親情，放大善性，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脈相承。

文化認同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基礎，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長遠而根本的作用。英國著名漢學家馬丁·雅克在《了解中國崛起》的講演中認爲，縱觀世界史會發現，西方曾經也産生了很多強大的帝國，深刻影響了世界曆史，如羅馬帝國、亞曆山大帝國、拜占庭帝國、阿拉伯帝國還有奧斯曼帝國等。但是，這些帝國在衰弱後基本上都灰飛煙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古代中國衰弱後會不斷重新崛起和複興，這在世界範圍內是獨一無二的。

在馬丁·雅克看來，之所以西方帝國衰敗後就再難崛起而中國總是能不斷複興，是因爲中國本身就是一種文明。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確是一個文明的存在。就像“中國”二字最初出現的時候本身就是一個文化概念一樣。

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深深影響了中國，鋪染了華夏子孫的生命底色，沉澱爲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構成了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我們“最突出的文化優勢”“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孔子是世界公認的與蘇格拉底、柏拉圖、釋迦牟尼等齊名的偉大思想家。美國學者亨廷頓把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文明，作爲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等相對應的基本人類文明。世界著名哲學家、神學家孔漢思則在起草《走向全球倫理宣言》時說：“全球倫理最基本的兩個倫理框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基本的兩點：一個是人道，即孔子說的“仁”；第二個是孔子在人文規則曆史中設立的第一個黃金法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思想的“自強不息”、家國同構、“以天下爲己任”的情懷，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當今中國是曆史中國的延續，孔子思想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豐厚的文化土壤。孔子提出的“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直是中華民族的理想與精神追求。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引用這句話並指出，站立在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十三億多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無比廣闊的時代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曆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孔廟中的“太和元氣”坊

儒家講求“角色倫理”，也就是人各正其名，各盡其分。孔子的思想影響深刻深遠。唐代有人說“心苟至公，人將大同”。明末思想家認爲“天下非一家之私”，“天下”爲人民所共有，提出了“公天下”主張。人們還把這一道德理想凝聚成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個人道德要求。孫中山先生希望實現的“真正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中國先民認知世界，以天地爲師，著眼古往今來，關注四方上下。“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在中華文化早期典籍中，“天下”“萬方”“四海”的概念源于中華文明的天下觀、世界觀、整體觀、系統論。在與世界的互動中，人們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變”“道彌益而身彌損”的道理，從而強調人際之間、邦國之間的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合作共贏。

中國人的世界觀由中華文明的內在精神與特質所決定。上世紀8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代表泰勒博士說：“如果思索孔子對當今世界的意義，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一個昌盛、成功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立足于孔子所確立和闡述的很多價值觀念……這些都是超越國界和時代的，它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屬于過去並照耀著今天和未來。”

儒家思想包含了“天地之美”“萬物之理”，所以莊子稱“內聖外王之道”是“道術”而不是“方術”。中華文化追求“王道行天下”，王道政治是中國儒家的理想政治。孔子談“王天下之言”，孟子言“王”“霸”之別。霸道，依靠兵甲之力，使人被動屈從；王道，以德行仁，使人心悅誠服，這就是中華文化的格局與氣象。

西方思想家說“知識就是力量”，中國則注重追求力量先確定方向。《中庸》說：“道前定則不窮。”思維標識價值取向，決定行動走向，中華文化將榮譽與責任看得更高，兼顧多方利益，認爲道並行而不相害，信奉“創造、分享、助給”，創造在自己，分享給他人，助給予弱者，由“天地位”而“萬物育”，由和諧穩定而發展。

中華民族有著源遠流長的優秀傳統文化，也一定能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在共有精神家園裏，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擁抱在一起，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彰顯著新時代中國的文化自信，中國也正在把這樣的偉大智慧分享給全人類。

來源：《中國民族》雜志2021年第6期

文：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 楊朝明

責編：張昀竹 江淩

流程·制作：實習生 黃怡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