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來新加坡，新加坡還是老樣子，成排的組屋、整潔的街道、井然有序的車流，但似乎又多了些什麽。沒錯，就是它們，就是那些擺在街頭巷尾的共享腳踏車。
這個來自中國的“新鮮事物”：和中國有一樣的標識，一樣的黃色，當然也一樣的亂停亂放、隨意丟棄。
共享腳踏車這個概念派生自所謂的“共享經濟”。這個術語最早由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Maecus Felson）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瓊·斯潘思（Joel Spaeth）于1978年發表的論文提出，卻在最近幾年開始流行。其表述是：由第三方創建一個以信息技術爲基礎的市場平台，個體借助這個平台，交換閑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識、經驗。其本意是將作爲沉沒成本的閑置資源做社會化再利用。
從共享腳踏車企業在中國的經營模式來看，他們不外乎先向市場投放腳踏車，再向用戶收取押金，然後計時收費。與其說“共享”，更像是“租賃”。可是業者根本不在乎靠租金這一進項是否能夠産生利潤，他們所關心的是如何利用“共享經濟”這個噱頭去融資，進行資本運作，以錢生錢。共享腳踏車只是一個供資本炒作的題材而已，是噱頭加資本的模式，其目的就是圈錢。
這個項目能圈錢的刺激，讓各色共享腳踏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迅速出現在中國各個城市。這些企業通過大量投放腳踏車來擴大市場占有率和行業影響力，以求得到資本的青睐，根本不考慮需求的上限和對公共空間的侵占。
于是，負面效應開始顯現出來：大量共享腳踏車亂停亂放，隨意丟棄。過量的投放不僅造成資源的浪費，而且嚴重侵占公共空間資源，成爲一種社會公害。同時，人爲破壞現象也時有發生，引發一系列的社會道德問題。此外，砸錢模式也導致許多共享腳踏車企業在運營過程中資金鏈斷裂，關門大吉。更有甚者，資不抵債，選擇一跑了之，最終用戶拿不回押金，直接損害了公衆的利益。
在中國，共享腳踏車向公衆推廣的是“從車站到住家最後一公裏的解決方案”。不完善的公共交通設施和道路合理規劃不足，是這個“方案”得以存在的基礎。但是在新加坡，公共交通極爲方便快捷，地鐵、巴士讓住家與目的地之間幾乎已能做到無縫銜接的程度，這個“方案”自然沒有太大的意義，共享腳踏車理應失去生存的土壤。在發達的社會裏，腳踏車所體現的功能，更傾向于健身娛樂，而非運輸。因此，我注意到新加坡雖然有很多學生和小孩騎共享腳踏車，但他們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只是在追逐玩耍而已。
總而言之，雖然共享腳踏車在新加坡的投放量還不多，其運營模式也許和中國有所不同，但無論怎樣，至少在市容整潔、交通安全、公共空間資源分配方面，某些負面效果已經開始顯現。
望著隨意停放、甚至躺倒在地的共享腳踏車，望著漆著亢奮顔色、與這個文明有序的國家格格不入的共享腳踏車，我不禁要問：這真的適合新加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