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開放風再起,行業直面危與機
在2017年以來的新一輪金融對外開放中,銀行業成爲了先鋒,外資銀行、境外銀行參股中資銀行、銀行子公司層面均有開放措施。銀行業的開放仍任重道遠,繼續對外開放宜早不宜遲。‘外資請進來’和“中資走出去”兩方面同生共榮、密不可分,開放應在兩個方面同時著力。我們認爲對外開放對中資銀行而言不是危機,而是中資銀行接受國際檢驗、進一步強大的機會,中資銀行應提升戰略決策能力、完善激勵機制,用市場化迎接挑戰。中資銀行可重點把握的機遇是理財子公司的開放。在金融新一輪開放時代,我們推薦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標的平安銀行、招商銀行、成都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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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進來”曲折反複,助戰術戰略雙升級
銀行業引進外資始于20世紀80-90年代,後經曆2001-2007年熱潮和2008-2016年的退出潮,新一輪開放有望成爲外資在華經營的拐點。本輪對外開放涉及三個層面:外資銀行、外資參股中資銀行和外資與中資銀行合資建立子公司。主要內容包括明確外資行國民待遇、放寬參股中資行的股比限制、鼓勵外資參股金融資産投資公司及理財子公司等。將外資請進門,不僅有利于吸納學習經營經驗,也有利于中資銀行機制與戰略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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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道阻且長,放眼全球分享紅利
中資銀行的境外經營以國有大行爲主導,大行境外布局的全面啓動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目前大部分股份行已走向境外,少數城商行也開始啓動。“走出去”的形式主要包括新設分支機構以及境外並購。中資銀行“走出去”的意義一方面是全球市場掘金,另一方面是服務中國企業居民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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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新加坡與花旗經驗,開放宜早不宜遲
“請進來”和“走出去”的海外經驗分別是新加坡與花旗銀行。新加坡銀行業的發達程度享譽全球,三大本地銀行均位列全球前100位,也有發達的外資銀行體系,本地銀行與外資銀行股權關系緊密。其給中國的啓示是對外開放並不可怕,有節奏的對外開放可促進銀行業整體繁榮。花旗銀行是全球型銀行的代表,業務遍及全球160個國家或地區,審時度勢的海外擴張是其成爲美國龍頭銀行的重要原因。其給中國的啓示是:開拓境外市場不僅可享受全球發展紅利、還可分散風險,並通過多牌照豐富業務版圖,是一家銀行做大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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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啓動新時代,把握機制市場化的銀行
解開外資的枷鎖後,市場化是中資銀行唯一的選擇,否則或面臨更大的人才流失、新興業務落後的壓力。理財子公司的開放機遇值得重點把握,一方面中國與歐美發達市場的資管行業差距較大,另一方面外資金融機構已有較豐富的參與中國資管市場的經驗。個股選擇方面,推薦市場化機制領先的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以及較早引入外資的成都銀行。
風險提示:經濟下行超預期,資産質量惡化超預期。
報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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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開放風再起,探尋危與機
在2017年以來的新一輪金融對外開放中,銀行業成爲了開放的先鋒。2017年11月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對媒體介紹了新一輪金融對外開放政策的有關內容,包括將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産管理公司的外資單一持股不超過20%、合計持股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銀行業股權投資比例規則。2018年以來,銀(保)監會先後頒布《中國銀監會關于修改〈中國銀監會外資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的決定》、《中國銀保監會關于廢止和修改部分規章的決定》,明確了外資銀行的國民待遇、並取消了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産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銀行業成爲金融領域開放的先鋒之一。
中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仍任重道遠。截至2018年末,我國共有外資法人銀行41家,外國及港澳台銀行分行115家,另有外資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及外資參股商業銀行若幹。但外資銀行業務受限較多,在中國銀行業的業務比重呈現下降趨勢,且2009年以來,外資機構的退出潮出現,顯示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依舊任重道遠。新一輪對外開放是對前期對外開放的繼續深化,主要特征有涉及面廣(包括外資銀行、外資參股中資銀行、外資入股銀行旗下子公司牌照等)、開放程度深(外資持股比例限制放開等)、時間節奏較快等,有利于進一步吸引外資,促進中國銀行業的多元化格局形成。
對外開放體現在兩個方面,二者同生共榮、密不可分。對外開放包括“將外資請進來”和“促中資走出去”,二者可互爲促進,本輪對外開放主要針對的是“將外資請進來”。下文我們將從這兩個角度回顧銀行業對外開放波瀾壯闊的曆史,並展望新一輪對外開放的宏大前景。
對外開放也爲中資銀行提供了進一步強大的機會,中資銀行應積極把握機遇。放眼全球領先的銀行,中資銀行參與全球競爭的經驗相對短缺。但只有經曆了全球化的檢驗,中資銀行才可更大更強。我們認爲對外開放並非洪水猛獸,不會大幅擠壓中資銀行的經營空間,更不會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在解開外資的枷鎖後,市場化是中資銀行唯一的選擇。中資銀行可重點把握的機遇是理財子公司的開放,境外金融機構參與資管市場經驗豐富,且對中國資管市場有一定了解,抓住機遇的銀行有望借開放東風實現理財的快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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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進來:山重水複,柳暗花明
2.1. 曆程:山重水複,柳暗花明
中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可分爲四個階段,一是上世紀80-90年代的初試階段;二是2001-2007年的突飛猛進階段;三是2008-2016年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外資退出階段;四是2017年以來新一輪對外開放開啓階段。
2.1.1. 2001年以前 :初試
上世紀80-90年代,外資銀行幾乎僅在經濟特區、上海等地活動,境外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銀行被禁止。1980年日本東京銀行在北京設立代表處,開始進行市場調研以及商業咨詢活動;同一年,南洋商業銀行在深圳設立了的第一家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拉開了外資銀行入華的序幕。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外資銀行存在的形式主要包括代表處、分行及少量合資銀行,業務範圍幾乎僅限于外彙業務,地域分布上主要是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以及上海市。直到90年代末期,外資銀行的人民幣業務資格才有所放開。1996年《關于擴大上海、深圳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範圍的通知》放寬了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的客戶地域限制和業務規模限制;1999年外資銀行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區域限制被取消,並且被允許加入全國同業拆借市場,從事人民幣同業拆借和現券交易。
境外金融機構入股中資機構被禁止,僅有幾個經國務院特批的案例。外資開始入股中資銀行的初試者爲光大銀行和上海銀行。在1997年1月光大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中,亞洲開發銀行入股3.29%,開外資金融機構參股中資銀行之先河。亞洲開發銀行作爲戰略投資者,成立了技術援助團,爲光大銀行的貸款管理、電腦和管理信息系統、財務管理和風險控制、國際業務以及操作和管理等方面開展技術援助。1998年世界銀行集團下屬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以2.12億元認購上海銀行的第一次增資擴股的1億股股份,持股占比5%,國際金融公司派駐1人進入上海銀行董事會,上海銀行成爲全國第一家的引入境外投資者的城商行。這一階段外資參股中資銀行有兩個特點,一是入股比例低,兩次入股比例均不超過5%;二是合作形式單一,合作內容基本僅限于技術援助和專家支持等。
2.1.2. 2001-2007年:熱潮
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外資入華成爲潮流。2001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加入WTO後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內容與時間》。根據WTO有關協議逐步取消對外資銀行外幣業務、人民幣業務、營業許可等方面的限制,內容包括外資銀行增加票據貼現、代理收付款項、提供保管箱業務,取消或放寬人民幣業務地域限制、異地業務限制、人民幣業務客戶對象限制;2003年銀監會發布《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標志著中資銀行積極引入合格境外戰略投資者步入了黃金時代,僅2004-2005年,即有交通銀行、興業銀行、華夏銀行、北京銀行、南京銀行、杭州銀行等國內主要股份制及城商行引入戰略投資者,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等國有大型銀行也迎來了外資股東。據原銀監會的數據,截至2007年底,我國共有25家中資商業銀行引入33家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總額212.5億美元,2001-2007年是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黃金時代。
這一階段的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有三個特點。一是外資機構多樣性上升。光大銀行、上海銀行引進的戰略投資者均有國際組織背景(分別是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贊助建立機構、世界銀行下屬機構),這一階段則拓展至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全能銀行等,來自中國香港、美國、歐洲等全球各地,多樣性豐富。二是持股比例上升。戰略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多在10%以上,部分外資銀行持股比例接近20%(如彙豐銀行對交通銀行、法巴銀行對南京銀行等),中資銀行由此得到了豐裕的資金支持。三是合作方式多樣,不限于資金支持及技術援助。這一階段外資機構與國內銀行合作的方式多樣,包括在公司治理、零售業務、資本市場業務、風險控制、信息技術等多方面的合作。
2007年是外資法人銀行設立的黃金年度。2006年12月銀監會取消了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和客戶限制,允許外資銀行對所有客戶提供人民幣服務。2007年3月,銀監會發布《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報告》,鼓勵外國及港澳台銀行設立或者將現有分行轉制爲中國注冊的法人銀行。渣打銀行、東亞銀行、彙豐銀行等成爲首批獲准注冊籌建的法人銀行。2007年全年共有21家外資銀行將其中國境內分行改制爲法人銀行,其中17家開業。與分行相比,外資法人銀行有法人地位,承擔完全民事責任。在業務資質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少,可經營銀行卡業務、也可吸納單筆金額50萬元以下的定期儲蓄存款。
外資積極入華的原因除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友好外,還有中國銀行業的吸引力。第一,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環境下,銀行規模擴張較快。自1991年以來,中國的不變價GDP增速一直維持在6.5%以上,其中2001-2007年不變價GDP年均增速10.8%。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銀行業保持高速增長趨勢,增速大大高于同期歐美發達地區銀行業的增速。2004-2007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産平均年均複合增長17.4%,同期美國銀行業總資産年均複合增長10.4%。高成長的屬性有望給境外金融機構帶來快速擴張機遇。第二,中國銀行ROE較高。以2006年爲例,大行、股份行和城商行的代表工商銀行、招商銀行、南京銀行的加權平均ROE分別爲15.16%、17.52%、25.31%,同期美國銀行業爲11.44%,外資進軍中國有望取得可觀的盈利。
第三,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交易價格合理。對外資的持股比例限制、政府可能對銀行經營形成幹涉、國有銀行的高管由政府任命,使中資銀行的定價有制度性的折價,外資可獲得較合理的價格。以興業銀行爲例,2004年恒生銀行入股的PB(LYR)爲1.80倍,而2004年恒生銀行自身PB(LYR)平均值則達2.30倍,估值差異使中資銀行對外資形成了一定吸引力。
2.1.3. 2008-2016年:曲折
2008年是外資銀行在華經營的拐點。2007年下半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隨後傳導至全球金融市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外資金融機構經營整體受到較大影響,2008年無境外戰略投資者參與中資銀行,隨後外資的“退出潮”來臨。2009年瑞銀集團、蘇格蘭皇家銀行先後出售中國銀行股份、2010年新橋投資清倉深圳發展銀行,隨後2012-2016年外資金融機構集中退出中國,外資股東清倉的銀行包括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興業銀行、華夏銀行等多家大中型銀行。
雖然外資法人銀行數量不斷新增,但其業務占比卻呈現下降趨勢。截至2018年末,外資法人銀行數量達到41家,較2007年末新增24家,但2008年以來外資銀行占中國銀行業總資産的比例卻呈現下降趨勢。截至2016年底,外資銀行總資産2.93萬億元、全年稅後利潤128.0億元,分別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的1.26%、0.62%,較2007年的高點降幅明顯。
我們認爲,外資“退出潮”、業務占比萎縮的主要原因有二點,一在外資機構自身,二在外資機構在中國的生存環境。首先,海外銀行自身陷入困境。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後,大量國際金融機構損失嚴重、出現財務困難,急需現金補充資本。前文提及的瑞銀集團、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退出即主要爲此原因。另一方面,後危機時代的全球金融監管趨嚴,巴塞爾協議III對資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國的國家監管部門提高了並表要求,不鼓勵本國金融機構持有其他國家銀行低于20%的少數股權。遭遇危機的歐美銀行優先考慮退出較不成熟的亞太市場,縮減業務規模、抛售亞太資産的現象常見。如2009年蘇格蘭皇家銀行亞洲6個國家的資産以5.5億美元的價格售予澳新銀行;2010年荷蘭ING銀行旗下亞洲私人銀行業務以14.63億美元出售給新加坡華僑銀行。“退出中國”是“退出亞洲”的一部分。
其次,外資在華“水土不服”。一方面,外資參股中資銀行後存在一定程度的話語權缺失,尤其是在國有行、股份行中,因此戰略投資者退出大部分發生于大中型銀行。另一方面,監管層放開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較晚,這導致其網點基礎薄弱,且外資銀行業務受限較多。外資銀行在參與同業市場、信用卡、債券承銷、代銷等多方面有明顯限制,如外資銀行代銷基金資格直到2013年才放開。疊加外資銀行在對公業務方面並沒有優勢,外資銀行的經營舉步維艱。2016年外資銀行ROA爲0.46%,不及全行業的一半。
2.1.4. 2017年至今 :新生
2017年新一輪對外開放開啓,重點解決了外資的經驗、投資受限問題。2017年11月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對媒體介紹了新一輪金融對外開放政策的有關內容,包括將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産管理公司的外資單一持股不超過20%、合計持股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銀行業股權投資比例規則。2018年銀(保)監會先後頒布《中國銀監會關于修改〈中國銀監會外資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的決定》、《中國銀保監會關于廢止和修改部分規章的決定》,明確了外資銀行的國民待遇、並取消了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産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
外資在銀行業的活力正在重新煥發。2017-2018年開業外資法人銀行3家,外資法人銀行數量增加至41家,外資銀行的業務占比呈現企穩回升的態勢。2017年末外資銀行總資産3.24萬億元,全年稅後利潤146.6億元,分別同比+10.8%、+14.5%,占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産比例爲1.29%、0.67%,較2016年有所提升。合資銀行的發展也迎來新的突破。2019年3月北京銀行公告稱擬與ING銀行共同出資人民幣30億元發起設立中外合資銀行,ING銀行持股51%,北京銀行持股49%。如果方案獲批,該合資銀行有望成爲中國首家由境外金融機構控股的合資銀行。
2.2. 形式:三大渠道,多維開放
外資入華主要有三種形式,本輪對外開放對三種形式均有相關政策。第一種形式是設立分支機構或子公司,包括外國銀行分行(或港澳台銀行分行)、外資法人銀行、中外合資銀行等,如東亞銀行、花旗銀行等。第二種形式是參股中資銀行,如新加坡華僑銀行參股甯波銀行等。第三種形式是與銀行在子公司層面開展合作,如馬來西亞豐隆銀行與成都銀行合資設立四川錦程消費金融公司等。
2.2.1. 設立外資銀行:分行子行共舞,國民待遇明確
外資來華設立機構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不含非營業機構代表處)。第一,設立外國銀行分行(或港澳台銀行分行)始于1980年,是傳統的機構設立形式。外國銀行分行(或港澳台銀行分行)不屬于境內法人,不具有獨立承擔民事義務的能力,法律責任由境外總行承擔;可以豁免資本充足率等監管指標考核,僅依托于母行的考核體系;業務受限較多,包括不能經營銀行卡業務、吸收單筆人民幣個人定期存款的門檻爲50萬元等。截至2018年末,共有115家外國及港澳台銀行分行,分布于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21個城市,母行來自台灣、香港、美國、韓國等29個國家和地區。
第二,設立外資法人銀行意味著外資機構取得了法人資格。外資法人銀行包括外商獨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其中外商獨資銀行是境外銀行的全資子公司。2006年監管層取消外資法人銀行開展業務的地域限制以及其他非審慎性限制,外資法人銀行可享受“國民待遇”,與本土銀行進行同台競爭。但實際上外資法人銀行的業務資質仍較爲單一,僅有少數外資法人銀行有基金代銷、托管、銀行間市場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承銷資格等業務資質。截至2018年末,共有41家外資法人銀行,包括40家外商獨資銀行與1家中外合資銀行(浦發硅谷銀行,外方股東美國硅谷銀行持股50%),分布于上海、北京、深圳、南京等7個城市,母行來自香港、台灣、美國、韓國等14個國家和地區。
本輪對外開放進一步明確了外資銀行的國民待遇。新一輪對外開放涉及外資銀行的各個方面:首先是投資參股,允許外資法人銀行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其次是業務資質,將外資銀行開辦代客境外理財業務、代客境外理財托管業務、證券投資基金托管業務、被清算的外資金融機構提取生息資産四項業務的審批制改爲報告制;第三是中介服務,外資法人銀行在申請發行債務、資本補充工具時不再需要提交境內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第四是分支機構,包括合並支行籌建和開業審批程序,僅保留支行開業審批等;第五是高管任命,在同質同類外資銀行之間平級調動或改任較低職務的情形,由事前核准改爲備案制。國民待遇的明確爲外資銀行提供了良好的經營環境。
2.2.2. 參股中資銀行:入華快捷渠道,股比限制取消
作爲戰略投資者參股中資銀行是快速打入中國市場的良好渠道。2001-2007年大批商業銀行開始引進戰略投資者,部分境外投資者至今尚未退出,包括交通銀行、郵儲銀行等全國性銀行及若幹區域性銀行(主要是城商行)。境外銀行通過參股成熟的中資銀行可快速進入中國市場,將自身的管理模式、信息系統、風控技術與中資銀行紮實的客戶基礎相結合,發揮雙方的優勢。2018年以前,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比例限制爲單家機構不超過20%、多家機構合計不超過25%,多家外資機構持股中資銀行的比例接近20%,如甯波銀行、成都銀行等。
本輪對外開放放開了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持股比例限制。2018年4月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博鳌論壇上表示加快落實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産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的措施,2018年8月銀保監會即刪除了《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中關于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股比限制(單家不超過20%,合計不超過25%)。放開外資持股比例限制有利于外資更大膽地投資中資銀行,首先,可增強中資銀行資本實力;其次,外資持股比例提高帶動了話語權增強,參與管理的力度有望加大,有利于加強監督、推動中資銀行市場化;最後,外資活力的提升有利于爲中資銀行帶來更多的管理經驗、金融産品。
2.2.3. 合資建子公司:合作方向多樣,新牌照新機遇
與銀行在子公司層面開展合作也是銀行業對外開放的重要形式。中資銀行與境外銀行在子公司層面開展股權合作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入股中資銀行母公司存在一定難度。中資銀行以國有股東爲主,在母公司層面引進外資可能存在定價難題,若定價不合理引發國有資産賤賣、流失的討論,如2005年在國有銀行大批引進戰略投資者時即出現過類似的討論。二是外資在戰略參股中資銀行母公司的基礎上,將合資成立子公司作爲戰略合作的一部分。
中資銀行與外資機構在子公司層面的股權合作涉及銀行業牌照與非銀行業牌照。銀行業牌照包括消費金融公司(如四川錦程消費金融公司)、村鎮銀行(如中銀富登村鎮銀行)、住房儲蓄銀行(中德住房儲蓄銀行)等;非銀行業金融牌照包括公募基金(如工銀瑞信基金)、保險公司(如交銀康聯人壽)等。上述子公司牌照集中于大中型銀行,因此外資金融機構的合作對象主要是大中型銀行。截至2018年末,24家消費金融公司中由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合作設立的有5家;中資銀行與外資合作的公募基金公司共8家;中資銀行與外資合作設立的保險公司共5家。
在本輪金融對外開放中,銀行子公司層面的開放預計影響深遠。本輪銀行業開放在銀行子公司層面的措施主要涉及金融資産投資公司與理財子公司。2017-2019年,國內銀行業誕生了兩塊重要的子公司牌照,分別爲金融資産投資公司(從事債轉股及相關業務)、理財子公司(從事理財相關業務)。截至2019年7月末,五大行的金融資産投資公司、理財子公司已全部開業,且均爲母行的全資子公司,但部分股份行、城商行在擬設立金融資産投資公司、理財子公司的議案中已提出適時引入戰略投資者。2019年7月發改委發布的《2019年降低企業杠杆率工作要點》提出鼓勵外資依法合規入股金融資産投資公司等債轉股實施機構;金融委提出的11條開放政策中則提出鼓勵境外金融機構參與設立、投資入股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外資金融機構在債轉股等不良資産處置、資産管理領域均有豐富經驗,引進外資利于銀行子公司快速建立起科學的管理機制,奠定業務發展的基礎。
2.3. 意義:經營戰術協助,治理戰略升級
外資進入中國銀行市場,直接的影響是帶來技術經驗。歐美發達地區的銀行業曆經數百年曆史,已跨越若幹經濟周期,在零售金融、風險管理、客戶服務等方面具有豐富的經營經驗,而這些恰好是大部分中資銀行所短缺的。作爲戰略投資者的境外銀行與中資銀行可借助股權紐帶關系開展各項戰略合作,補充中資銀行的業務短板,增強經營管理能力,提升效益水平。據不完全統計,多數中資銀行在引進外資以後,有與其開展戰略合作的行爲,合作內容包括但不限于零售與理財業務、跨境業務、風險管理、員工培訓等。而設立外資銀行則可直接將境外的模式帶入國內銀行的業態中,增加了銀行産品、服務的多樣性。
戰術爲輔,戰略爲本,外資進軍中國銀行業的更大意義在于機制與戰略的革新。大部分中資銀行的主要股東爲國資,機制不夠市場化,面臨市場競爭和人才流失的壓力。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可優化股權結構,爲市場化的機制建立奠定基礎,主要包括:1)高管層和員工持股制度,完善激勵機制;2)授權經營制度,激發體制機制活力,更好發揮董事會、高管層和監事會作用;3)用人、薪酬和考核機制改革,落實風險責任制,強化企業內部監督,推進事業部制等內部配套改革。而逐漸實現國民待遇的外資銀行有望成爲中資銀行的強大競爭對手。外資銀行有更完善的管理體系、更科學的激勵機制,將對人才形成強大吸引力,中資銀行應對挑戰的唯一渠道就是變革,因此外資銀行將扮演倒逼銀行業變革的“鲶魚”角色。
2.4. 新加坡銀行業“請進來”:全球金融中心,內外資銀行共榮
新加坡作爲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銀行業的發達程度享譽全球。首先,新加坡本地銀行實力較強。在標普公司公布的2018年全球100大銀行排行榜中,新加坡三大銀行星展銀行、華僑銀行、大華銀行均在列(分別排名第70、80、93位),且其業務已輻射至東南亞其他國家、大中華區域等。其次,新加坡的外資銀行活動活躍,花旗銀行、渣打銀行、彙豐銀行等全球領先銀行均在新加坡有業務布局,外資銀行數量超過100家。本地銀行和外資銀行共同構建了新加坡的發達銀行體系。第三,本地銀行與外資銀行在股權關系上非常密切,新加坡三大銀行均有花旗銀行、彙豐銀行等外資金融機構的持股。新加坡銀行業對外開放的經曆給中國的啓示是對外開放並不可怕,有節奏的對外開放可促進本國銀行業的整體繁榮。
自建國以來,新加坡銀行業的發展曆經兩個階段。新加坡建國之前的銀行業以英資爲主(彙豐銀行、渣打銀行早在19世紀即進軍新加坡),1968年星展銀行成立標志著本地銀行開始崛起。半個世紀以來,新加坡銀行業經曆了20世紀鞏固本地銀行實力、21世紀加速對外開放兩個階段。
20世紀70-90年代,新加坡銀行業發展的主旋律是二元經營、在鞏固本地銀行實力的基礎上逐步開放。爲扶持本地銀行,新加坡金融監管機構在建國之初設置了二元銀行牌照結構(全面銀行、離岸銀行),本地銀行爲全面銀行(DBS、OCBC、UOB、華聯銀行、吉寶達利);已存在的外資銀行可經營全面銀行業務,但不得新設分行;新進入的外資銀行只可申請離岸銀行牌照。1971年監管層新增限制銀行牌照,至此形成了三元牌照體系。除牌照限制外,外資持股本地銀行亦有股比限制。金管局規定外資銀行參股本地銀行的比例爲不超過20%。
90年代銀行業對外開放開始逐漸寬松。1990年外資投資入股股權限制比例由20%放寬至40%;1992年離岸銀行的新元貸款額度限制由5000萬新元提高到7000萬新元。90年代新加坡銀行業對外資逐漸敞開,爲1999年的大規模開放奠定了基礎。
1999年,新加坡政府宣布了爲期5年的銀行放寬管制計劃,對外開放步入加速期。金管局對外資銀行設立了“特許全面銀行”(Qualifying Full Bank)執照,獲此牌照的外資銀行可開設10家分支機構。首批獲此牌照的外資銀行包括花旗銀行、渣打銀行、荷蘭銀行和法國巴黎銀行。同時,金管局還增加了限制銀行牌照的發放,並給予離岸銀行更大的靈活性。除了牌照體系的改變,金管局還取消了本地銀行外資持股不超過40%的限制,吸引外資進入新加坡。
2001年銀行業對外開放政策進一步升級。金管局賦予特許全面銀行開設15家分支機構的權限,並向馬來西亞銀行和彙豐銀行增發特許全面銀行牌照。此外,“批發銀行”牌照將取代原有的“限制銀行”牌照,所有的限制銀行將轉爲批發銀行。在此基礎上,合格的離岸銀行(QOB)將獲准升格爲批發銀行。2005年,特許全面銀行可開設分支機構進一步放寬至25家。
金融危機後,爲鼓勵外資銀行根植新加坡,對外開放再度推進。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部分外資銀行出現了退出新加坡的現象。2012年,金管局提出對于少數主要業務長期根植于新加坡的特許全面銀行,可額外授予其開設25家分支機構的權限。值得一提的是,同年中國和新加坡簽署了中新自貿協定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協議,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正式獲得金管局頒發的特許全面銀行執照,新加坡的零售銀行市場向中資銀行敞開了大門。
新加坡銀行業的對外開放的主要影響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外資銀行數量先增後減,部分龍頭外資銀行強勢崛起,深刻影響著新加坡的銀行業格局;二是本地銀行市占率整體穩定,但行業集中度上升,海外擴張步伐加快。三是本地銀行與外資銀行的股權高度融合,形成了特色的混合所有制股權結構。
首先,外資銀行呈現兩大特征。一方面,數量先降後升。離岸銀行升級成批發銀行、亞洲金融危機導致部分離岸銀行退出新加坡導致開放初期外資銀行數量減少,這一趨勢持續到了2006年。2007年起外資銀行數目逐漸回升,截至2019年7月共有128家外資銀行取得金管局頒發的牌照,其中全面銀行20家、特許全面銀行9家、批發銀行99家,離岸銀行已全部升級爲批發銀行。
另一方面,部分龍頭外資銀行強勢崛起。升級爲特許全面銀行的外資銀行分支機構設立放寬,發展空間釋放,逐漸占據更大的市場份額。以渣打銀行爲例,其貸款市占率由2005年的11.4%上升至2009年的15.7%。金融危機後,外資銀行在新加坡的市占率稍有回落,這與外資銀行在中國的情況相似,主要由于部分歐美銀行出現經營困境,優先縮減亞洲業務規模。
其次,對外開放後本地銀行格局産生了三方面變化。1)本地銀行的市占率變化區間較小。2001年以來三大本地銀行的資産市占率維持在60%-72%區間內。本地銀行在外資已充分滲透本國市場的情況下,牢抓本國機遇,引領獅城市場。以星展銀行爲例,其在存貸款、資産管理、證券經紀等業務方面持續擁有領先地位,多項業務在新加坡市場的市占率保持20%以上;其中儲蓄存款業務獨占鳌頭,2018年市占率高達52%,業務規模引領新加坡市場。
2)本地銀行的集中度提升。在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本地銀行逐漸走向集中化,以減少內部競爭。2001年本地銀行開啓了一系列兼並收購計劃,大華銀行收購華聯銀行,華僑銀行收購吉寶達利銀行,本地銀行業經過重組集中,形成了如今星展銀行、華僑銀行與大華銀行三足鼎立的局勢。
3)本地銀行加速海外布局迎接開放。本地銀行以“走出去”迎接“請進來”,加速海外布局,拓寬業務空間。目前三大銀行的經營區域拓展至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新興市場,以及大中華區。以華僑銀行爲例,其在中國內地設有全資孫公司華僑永亨銀行(中國)(在中國內地14個城市設有25個網點),持有中國龍頭城商行之一甯波銀行20%的股份,2018年華僑銀行在大中華區域的營業收入占全行的15%。
最後,本地銀行與外資銀行的股權高度融合,形成了特色的混合所有制股權結構。外資持股本地銀行的比例的放開增強了其參股本地銀行的積極性,外資開始持續增持本地銀行。以星展銀行爲例,花旗銀行、彙豐銀行合計持股比例由2001年末的10%增加至2018年末近26%,分列第一、第六大股東。目前新加坡本地銀行與外資金融機構已經形成了密切的股權關系,三大銀行前20大股東中均有外資存在,包括花旗銀行、彙豐銀行、法國巴黎銀行、摩根士丹利等,外資的平均持股比例達到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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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鴻鹄展翅,志在藍天
3.1. 曆程:大行扮演主角,香港作爲起點
國有大行領軍,中資銀行開啓了境外擴張之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中國銀行早在建國前即已有境外分支機構,20世紀90年代初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分別在新加坡和香港設立第一家境外分行,標志著大行的境外布局全面啓動。2006年起,股份制改革和資本市場日益完善下,中資銀行加快境外擴張的步伐。國有大行A股上市後融資方式豐富,境外擴張逐漸由亞太向全球輻射。以工商銀行爲例,2006-2009年,工商銀行加快了港澳、東南亞、中東等地分支機構的設立,並發起了對南非標准銀行、泰國ACL銀行等多起並購;2010-2015年,工商銀行在歐洲、美洲、東南亞設立多家分支機構,全球經營網絡漸成。股份行、城商行也逐漸開始境外擴張,且多以香港爲起點站。一是由于香港發達的金融市場和與內地的天然聯系等經濟、文化因素,二是以香港爲平台邁向國際。
2015年至今,“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了國有大行、股份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的步伐。據銀監會數據統計,2016年末,共有9家中資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26個國家設立了62家一級分支機構。2017年1月,銀保監會發布了《關于規範銀行業服務企業走出去 加強風險防控的指導意見》,加強對中資銀行服務企業走出去的監管。截至2018年11月份,有11家中資銀行在27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71家一級分支機構,較16年末增加了9家。
中資銀行境外經營仍以國有大行爲主力。其中,中國銀行國際化程度最高,2018年末境外分支機構數高達548家,境內分支機構占比5.1%,境外資産占比29.2%,境外稅前淨利潤占比29.7%,均居中資銀行第一。股份行中,中信銀行、招商銀行、光大銀行國際化態勢良好,分別在7個、6個、4個國家或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城商行也開始加入境外擴張陣營。上海銀行于2013年、2014年分別設立上海銀行(香港)和上銀國際,截至2018年末,上海銀行境外資産合計330億元,占總資産的1.6%。
3.2. 形式:新設收購並存,建設全能銀行
中資銀行境外擴張多以新設機構爲主,兼以並購爲輔。新設機構包括了設立分行、子公司和代表處(代理處)三種形式。銀行境外分行、子公司的設立一般需要經曆較長的審批周期和較多的審批程序,境外分行不具備獨立法人地位,鑒于我國對混業經營的限制,我國銀行境外分行只能經營傳統的商行業務,業務拓展速度較慢;子公司具有獨立法人地位,可以按照當地監管政策靈活開展混業經營業務。以工商銀行在香港設立的子公司和分行爲例,工商銀行香港分行主要經營與國內工商銀行有關的公司結算業務,子公司工銀亞洲提供商業信貸、零售銀行、投資服務等全面的商業銀行服務,子公司工銀國際則主要提供企業融資、投資管理、銷售交易及資産管理業務。
代表處一般不能經營存貸款業務,但可以爲境外分支行的設立奠定客戶網絡、信息基礎。如農業銀行2012年設立的河內代表處爲2018年河內分行的設立與深化中越基建、經貿、農業方面的合作起到了關鍵作用,中信銀行倫敦代理處于2019年直接升格爲倫敦分行,成爲中信銀行第一個境外直屬一級分行。
兼並收購可繞開複雜的審批程序,充分利用兼並收購對象的機構網絡、客戶基礎快速打入當地,盡快實現本土化經營。如2008年,招商銀行通過收購香港第四大本地獨立銀行——永隆銀行,得以短時間內在香港獲得一個綜合化經營平台,不僅利用永隆銀行的廣布網點突破在港零售業務的瓶頸,還以其爲跳板進軍國際市場業務。
但並購的整合成本和失敗風險也更高。第一,中資銀行境外並購多爲現金支付,較杠杆收購資金成本壓力大。第二,並購過程面臨估值風險、整合風險及當地政治經濟的系統性風險,未來預期收益的不確定性較大。第三,並購中經營管理權與控制權博弈會放大信息不對稱風險,部分銀行境外擴張過于冒進,又在收購後沒能及時掌握話語權,失敗風險增加。
中資銀行的境外經營開始由傳統的商業銀行向集合商行、投行、保險、租賃業務的全能型銀行轉變。如中國銀行的境外機構布局融合了商業銀行和綜合經營平台,通過發揮中銀國際、中銀投資、中銀保險、人壽保險、中銀航空租賃綜合經營平台的協同效應,實現商行和投行、保險、租賃等業務的聯結,爲客戶提供全價值鏈金融服務。
3.3. 意義:放眼全球機遇,服務經濟開放
新常態下,內部經濟隱含的下行壓力、金融去杠杆、利率市場化、息差持續縮窄正在擠壓銀行業的利潤空間,境外布局的拓展有利于中國銀行業分散風險,抵禦經濟周期,尋找多元的盈利增長點。第一,爲境外客戶提供全鏈條服務,實現走出去與引進來協同發展。如中國銀行充分發揮境外機構網絡優勢,在16個國家協助下舉辦首屆進口博覽會海外招展推介活動,2018年末合計營銷海外客戶超過1400家。第二,利用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周期相錯、多元化的業務經營,分散經營風險。第三,探索新大陸與新市場,提前布局,中資銀行近幾年開始逐漸進入東南亞、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增設機構,尋求新經濟增長機會。
中資銀行的境外分支機構是服務中國企業、居民“走出去”的潤滑劑。一方面,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去”。2018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205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41.3倍,年均增長28.4%。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初期,對境外的監管制度、國情文化、金融服務了解尚淺,與境外金融機構的合作仍需磨合,中國銀行業的境外分支機構可以幫助民營企業更快、更好地融入當地,提供相應的資金支持和進出口貿易、彙率風險管理、咨詢服務。另一方面,全球化步伐下,人員流動加速,中國公民前往世界各國留學、旅遊、工作的人數及境外華僑的人數逐年攀升。2018年,中國公民出境旅遊人數接近1.5億人次,同比增長14.7%,出國留學人數66.21萬人,同比增長8.8%。中國銀行業的境外分支機構在文化、語言、客戶訴求上更貼近境外華僑華人,通過彙兌結算、支付、信用卡、財富管理等服務,爲“走出去”的國人提供便利。
3.4. 花旗銀行“走出去”:全球型銀行代表,亞歐拉美全面布局
百年峥嵘,花旗銀行借助國際化戰略屹立全球,值得爲走出去的中資銀行借鑒。從1914年在阿根廷設立了美國銀行的第一家海外分行起,曆經戰爭年代的機遇與挑戰、和平年代的競爭與變局、經濟危機的考驗與洗禮、混業經營時代的契機與開拓,花旗銀行始終堅持審時度勢、順勢而爲、放眼全球、多元開拓,至2018年,花旗集團業務已經遍及全球160個國家和地區,北美以外地區的收入占比高達54.1%,尤其是零售銀行業務,全球服務客戶超過1.1億人,是當之無愧的國際化標杆銀行。花旗銀行的全球化發展經驗給中國銀行業的啓示是:開拓境外市場不僅可享受全球發展紅利,還可分散風險,並通過多牌照豐富業務版圖,是一家銀行做大的有力手段。
回望曆史,花旗銀行審時度勢,適時進行海外擴張。戰爭年代的機遇與挑戰下,花旗銀行進駐歐洲、亞洲等地,搶占市場先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花旗銀行利用戰爭迫使倫敦金融市場關閉的時機,大力發展國際代理業務,搶占國際市場,至1917年花旗銀行已擁有35家國外分行。借助美國政府的扶持,花旗銀行在中國參與了各類對華政治借款、鐵路借款和實物借款,還參與了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投資赈災等活動,在中國建立了良好形象。1939年花旗銀行在美國以外共有分布于23個國家的100間辦事機構,成爲美國最大的國際性銀行。
和平年代的競爭與變局下,花旗銀行另辟蹊徑,走向世界,登頂美國銀行業。20世紀60至90年代,在美國財政赤字加大、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利率市場化、金融市場脫媒化的背景下,美國國內銀行業競爭加劇,傳統存貸業務的盈利空間受到擠壓。一方面,花旗銀行加快在新興市場的布局,如在非洲剛果、贊比亞、尼日利亞、突尼斯等國家設立分支機構;另一方面,將零售業務作爲發展重心,在全球各地推廣信用卡,發展個人金融業務。1992年,花旗銀行分支機構遍布9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爲美國第一大銀行,至今仍是美國四大行之一。
3.4.1. 全球化之利:共享紅利、分散風險、混業布局
百年的國際化路程,花旗銀行在亞太、歐洲、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北美等地區形成了多元化、全球化的金融服務體系,有助于于花旗銀行分享發展紅利、分散經營風險、通過混業開拓增厚收入。首先,通過提前進駐海外市場,花旗銀行抓住多重增長機會,紮根當地分享發展紅利。如1983年花旗銀行重新入華,分享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紅利,成爲中國首家提供人民幣現金管理業務、開辦零售銀行業務、獲得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交易許可證且獲准提供托管服務、提供外彙投資産品、獲批成立合資保險公司、開設境內私人銀行辦事處、提供代客境外理財産品的國際性銀行。2018年花旗銀行(中國)淨利潤達25.52億元,高居在華外資法人銀行第2位;ROE達14.15%,領跑外資法人銀行。
其次,全球化的網點布局和業務布局增強了花旗銀行抵禦經濟危機的能力,利于分散經營風險。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下,花旗銀行在北美地區的營業收入驟降63.5%,占比降至26%。但其全球化的戰略布局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沖擊,如拉丁美洲地區的營收增長了20.6%。在其他國家地區業務的支撐下,花旗集團營收僅同比下降32.7%。
再者,花旗銀行多年的並購經驗漸成規模效應,助力混業經營時代拉開序幕,不同監管環境下的靈活業務選擇,利于業務多元和完善金融服務。自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合並、以及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頒布放開混業經營的限制後,花旗銀行的並購之路漸向混業擴展。通過在世界各地的業務多元開拓,一方面可以靈活根據不同監管政策開展業務,另一方面花旗銀行業務協同效應增強,逐漸發展成爲提供包括存貸款、信用卡、保險、投資理財和環球銀行服務在內的多種金融服務的全能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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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千帆竟發,勇進者勝
我們認爲本輪對外開放使中國銀行業迎來了改革開放四十年未有之大變局。2018年末中國銀行業總資産已達到268萬億元,超過美國高居全球首位,四大行也早已登上了《銀行家》全球1000家銀行排行榜的前4位,但中資銀行卻從未接受過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檢驗。一方面,外資銀行在中國銀行業的業務比重較低。2017年末外資銀行總資産占比僅有1.68%,顯著低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超過10%);另一方面,四大行資産規模雖已雄踞全球前4名,但國際化程度卻遠低于前10名的其他銀行。2018年末工行、建行、農行境外資産占比僅有10%、5%、4%,而彙豐銀行、三菱東京UFJ銀行、花旗銀行等均超過30%。只有經曆了全球化的檢驗,中資銀行才可更大更強,本輪對外開放恰恰提供了這樣的機遇。
對外開放並非洪水猛獸,不會大幅擠壓中資銀行的經營空間,更不會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我們認爲對外開放威脅國家金融安全的論點不可取,相反,對外開放是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舉措之一,利遠大于弊。如果不以開放促改革,提升銀行業的金融服務能力,很大一批機構在供給側改革浪潮中注定要被淘汰。進一步將外資“請進來”,中資銀行可以學習借鑒先進經驗和經營機制,建設內控嚴密、運營安全、金融服務和效益良好、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商業銀行,這是對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支持和保障。
4.1. 挑戰:適者生存,人才及業務競爭加劇
國民待遇落實後,外資銀行將從人才、業務兩個角度對中國銀行業造成結構性沖擊。首先是人才競爭方面,外資銀行激勵機制更靈活,同時業務發展空間打開,中資銀行的人才流失壓力增大。以往外資銀行由于水土不服、業務受限較多等原因經營不善,良好的機制優勢並未得到發揮。外資國民待遇落實後,一批治理機制完善、了解中國、全球協同突出、激勵體系科學的外資銀行對人才的需求攀升、吸引力增強,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的人才競爭有望加劇。
業務競爭方面,外資銀行將主要影響城市業務及新興業務。若外資銀行的資産占比由不足2%提升至OECD國家的普遍水平:10%以上,部分中資銀行的市場份額將得到稀釋。從空間維度展望,外資銀行業務擴張將主要集中在城市業務,對股份行和城商行形成一定沖擊。由于農村業務對網點的依賴程度更高、農村客戶對外來銀行品種的接受進度更慢,外資銀行拓展農村市場的單位效益較低,預計其仍將堅持城市業務爲主體,與股份行、城商行展開直接競爭。
從業務範疇展望,外資銀行對中資銀行最大的競爭威脅來源于信用卡、財富管理及私人銀行等新興業務。對公客戶與中資銀行的合作周期較長、客戶黏性較高,且中資銀行有資金成本、多方面資源等優勢,預計短期內外資銀行難以深度切入。而國內銀行在信用卡、財富管理等新興業務上與發達市場仍存在較大差距,外資銀行可以憑借服務能力優勢擴展中國市場。以私人銀行業務爲例,中資銀行于2007年才起步,而瑞士銀行等的私人銀行服務已運營超過100年。外資銀行在全球市場的資源配置經驗豐富,優質資産和服務品種更多元,預計更能受到高淨值客戶的青睐。
4.2. 機遇:鲇魚效應,把握理財子公司機遇
外資銀行在中國市場參與度的提升形如鲇魚效應,市場化是中資銀行唯一的選擇,也是中資銀行追趕國際領先銀行的契機。一方面,中資銀行只有通過市場化,提升戰略決策能力、完善激勵機制,才能在人才和新興業務領域的競爭中掌握主動權。另一方面,外資銀行在人才機制、組織架構、業務模式的領先也倒逼中資銀行進行創新與改革,拉近與國際領先銀行的差距。
中資銀行應重點把握理財子公司的開放機遇。當前是大資管行業轉型與金融對外開放疊加的時代,新生業務機遇與商業模式轉型的挑戰共存,只有勇立時代潮頭才可立于不敗之地。銀行通過理財業務進行監管套利的行爲成爲了過去,下一階段考驗的是理財業務的主動管理、資産配置能力。從海外經驗來看,財富管理有望成爲銀行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財子公司的開放是銀行面臨的重大機遇,理財業務有望借開放東風實現快速轉型。我們持有這一判斷主要基于兩點原因:一是歐美市場資管行業發達,銀行是重要的參與者。歐美資管行業較中國的領先優勢明顯,雖然已有12家中資銀行進入2019年《銀行家》銀行排名的前50位,但尚未有中國資管機構進入全球50強(Relbanks排名)。全球最大資管機構貝萊德2018年末AUM規模高達5.98萬億美元,超過當年日本的GDP(日本GDP居全球第3,僅次于美國、中國)。摩根大通、瑞士銀行等歐美銀行都是資管市場的弄潮兒。
二是外資已深度參與中國基金行業,相關經驗可複制性較強。截至2019年6月末,逾40家基金公司有外資參股,其中不乏建信基金、工銀瑞信基金、嘉實基金這樣管理規模處于前列的基金公司,合資基金公司管理資産規模占公募基金行業的比例接近50%。歐美發達市場資管行業較成熟,且境外金融機構參與中國資管市場的經驗豐富,銀行若能抓住理財子公司的開放機遇,有望快速完成理財轉型,在大資管行業新的賽道上加速奔跑。
4.3. 個股推薦:擁抱機遇,高度市場化的標的
平安銀行市場化程度領先,理財子公司有望引進外資,搶占市場先機。平安銀行的母公司平安集團是一家混合所有制集團,市場化程度領先行業。以最新打造的品牌業務FICC爲例,其通過引入國際知名團隊,建立了同業領先的交易平台,有望成爲公司的又一特色業務。平安銀行擬將理財子公司定位爲一級子公司,並將擇機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我們認爲平安銀行市場化表現突出,理財子公司有望抓住本輪對外開放機遇,搶占市場先機。預測公司2019-2021年歸母淨利潤增速15.6%/16.8%/17.2%,2019年BVPS14.37元,對應PB1.08倍,維持2019年目標PB1.15~1.25倍,目標價16.53~17.97元,維持“買入”評級。
招商銀行零售轉型走在前列,財富管理及私人銀行的客戶基礎是其脫穎而出的保證。招商銀行是中國第一家完全由企業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較高的市場化程度造就了領先的戰略定位、穩定的管理層決定了戰略執行能力較強。招行較早就前瞻性地制定了零售銀行發展戰略,從零售1.0的一卡通時代,到零售3.0的APP時代,招商銀行一馬當先,財富管理及私人銀行業務遙遙領先。在本輪對外開放對私人銀行業務的格局調整中,招商銀行私人銀行多年積累的雄厚客戶基礎將是保證,外資頂級私人銀行的“鲇魚效應”也是其更上一層的助推器。預計公司2019-2021年歸母淨利潤增速爲13.3%/14.4%/16.9%,2019年BVPS爲21.85元,對應PB1.59倍,維持2019年目標PB1.75~1.85倍,目標價爲39.81~42.09元,維持“增持”評級。
成都銀行外資參股煥活機制,清晰的戰略定位、嚴格的風控與充裕的資本決定了高成長空間。自2007年戰略引入外資銀行後,馬來西亞豐隆銀行作爲第二大股東,在董事會中積極發揮作用,在成都銀行的公司治理、內部質控、信息技術、業務發展等領域爲其注入活力。目前,成都銀行戰略定位于深耕成都及四川當地、服務實體經濟,多年以前的存量不良貸款包袱逐漸消化,資本充足率高居上市城商行之首,爲銀行業對外開放格局下的戰略調整預留空間。預測2019-2021年歸母淨利潤增速爲18.5%/18.1%/17.8%,2019年BVPS9.81元,對應PB0.83倍,維持2019年目標PB1.1~1.2倍,目標價爲10.79~11.77元,維持“增持”評級。
4.4. 風險提示
1. 經濟下行超預期。2019年我國經濟依然穩中向好,但受外需和內需擾動影響,企業融資需求增長需要密切關注。
2. 資産質量惡化超預期。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開始率先下行,但資産質量修複過程中可能會受到中小企業市場出清的幹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