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靖

編輯/漆菲

“這次真的跟他們拼了，幾乎所有機構都來對抗詐騙園區。”

當地時間9月15日晚，非營利組織“全球反詐騙協助”（GASO）駐柬埔寨的救援隊長陸向日興奮地告訴《鳳凰周刊》，本月以來，該組織已從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下稱西港）的各大詐騙園區救出60多名被困者，創下救援以來的最高紀錄，“現在當地警察局和移民局都是被解救出來的人，多到住不下”。

西港是柬埔寨首屈一指的海濱旅遊勝地。

據介紹，這些被困者中有10余人來自中國大陸，其他來自馬來西亞和中國台灣地區。陸向日口中的“幾乎所有機構”包括聯合國人權事務高專、國際司法特派團、中柬執法合作辦公室、中馬泰等國駐柬大使館以及美國聯邦調查局等。

近幾個月來，港台年輕人被高薪工作誘至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遭遇詐騙和虐待的新聞頻頻在互聯網刷屏。陸向日認爲，這波宣傳對此次解救起到了很大推動作用，加上柬埔寨今年7月被美國列入《2022年人口販運報告》黑名單，西港詐騙園區更被聯合國柬埔寨人權報告員稱作“人間地獄”，導致“該國政府不得不出手”。不久前，柬埔寨副首相、內政大臣兼國家反人口販運委員會主席蘇慶（Sar Kheng）表態稱，“要動用所有資源，對人口販賣進行重拳打擊”。

柬埔寨副首相、內政大臣兼打擊人口販賣全國委員會主席蘇慶。

經長期“敲打”後終出手，柬埔寨要打擊的是一個怎樣的産業？根據救援隊員說法：對外，詐騙集團巧立名目，誘騙手段“推陳出新”；對內，他們賄賂警方、政府甚至機場，形成一套鏈條甚長的騙局；該群體大多爲“同胞騙同胞”，但不局限于華人，泰國、孟加拉國甚至俄羅斯都有人受騙，被強迫從事非法工作。

GASO通過攔截轉運車輛，營救了一名馬來西亞被困者。

面對詐騙集團，民間救援團體舉步維艱。GASO的新加坡代表黃雨告訴《鳳凰周刊》：相比被騙人數，該組織人力和資金極爲有限，有隊員因義務救援耗費大量精力，本職工作被辭退；而由于動搖了詐騙集團的“飯碗”，亦有隊員遭受人身威脅。

陸向日和黃雨都曾是詐騙集團的受害者：前者被騙進園區後經轉賣多次，後者被網絡“殺豬盤”騙去大筆積蓄。如今他們的工作仍在繼續：黃雨說，能幫助受困者和家人團聚，是她做救援的最大動力；陸向日則說，詐騙公司一天不除，他就一天不會停下。

任何營救渠道，都難長期有效

來西港之前，廣西人陸向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經營一家餐館。因疫情反複，他的餐館倒閉了，老鄉們也紛紛回國。2021年10月初，陸向日來到西港工作，誤打誤撞被賣進詐騙園區。被困園區的11天裏，他不停向外界求援，之後輾轉接觸到西哈努克省省長郭宗朗的秘書，後者通過省長助理的幫助將他贖出園區。

西港的中式餐飲店。

被救出後，陸向日加入了旨在解救被詐騙者的華人組織“中柬義工隊”。義工隊隊長是在柬經商20年的中國商人陳寶榮，他曾救助過許多被綁架、誘騙和拐賣到詐騙園區的華人同胞。

據《財經》此前報道，中柬義工隊並非一個單純的非盈利組織——爲其提供資金的中柬商業協會，其創辦人是在國內有著“傳銷之父”之稱的浙商俞淩雄，後來接替他的劉陽也曾因經營網賭公司被柬埔寨警方調查。但除了上述爭議，義工隊和陳寶榮的確在長期救助被困詐騙園區的中國人。

陸向日告訴《鳳凰周刊》，那時每天有五六個人通過求助熱線找到義工隊，其中一半是在柬務工、經商卻因疫情流落街頭的人，一半是被困詐騙園區的“豬仔”。但從今年起，幾乎所有求救都來自詐騙園區。

起初，陸向日會找西港警方救人，但從去年12月起，警方有時會拖延立案，“每次去報案，警察就說他很忙，過幾天再來，但等了一個月還是不肯立案。不管你怎麽說，受害者在園區裏經曆了什麽，就是不立案。”

得知省長郭宗朗有公開的聯系方式，陸向日便通過這條渠道上報信息。一開始很順利，信息通過省長辦公室層層下達，由警察出面將求救者們帶出詐騙園區。但好景不長，省長辦公室給出的擔保人轉頭就將求救者的信息泄露了。

陸向日算過，僅他知道的被出賣的“豬仔”就有20多人，一些求救者被賣出後便失聯了。真想逃離的人一直在和救援隊保持聯系，其中一些人被“倒賣”了幾十次。

今年夏天逃出西港詐騙園區的中國人張立新告訴《鳳凰周刊》，他爲了不做詐騙，多次報警、求救，遭到酷刑般的毆打。有一次，他的朋友幫忙報了警，花了2000美元將他贖到警察局，但第二天，詐騙公司花了1萬美元將他重新“買”了回去。回到園區後，他多次遭到轉賣。直到某次轉運期間，他打暈了轉運車的司機，逃了出來。

有知情人告訴《鳳凰周刊》，近兩年受疫情影響，詐騙公司跨境招募新人的成本變高，催生出“擊鼓傳花式”的人口倒賣活動，單人的“轉賣價”也從疫情前的5000美元漲到了3萬美元。

今年2月下旬，陳寶榮因涉嫌編造“血奴案”被柬埔寨警方帶走調查，中柬義工隊也隨之解散。陸向日接著加入GASO的打擊人口販賣部門，成爲救援隊隊長。

自那之後當他向省政府求助時，對方僅是回複：這些人“欠了別人的錢，所做工作合法合規，因此政府不會幹預”。在那時，政府的默許意味著警方難以擅自出手。

但每天都有求救的人，陸向日只能使出渾身解數四處求人。“每個人都問一下，看看誰能幫上忙。但對方也是看心情，有時可能10天、半個月都不理你。”

31歲的黃雨是去年6月加入GASO做救援的。她記得，前期接到馬來西亞“豬仔”的求助時，她直接將相關情況轉給馬來西亞駐柬大使館，後者向當地警方發函請求救人。“起初，當地警方積極配合，但後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麽，警方不再作爲了。馬來西亞使館又找到國際刑警組織，後者能救人，但速度很慢。”

黃雨總結說，任何營救渠道都不是長期有效的，“也許對方累了，不想救了，或是被收買了。因此我們要一直想新的辦法。”

詐騙手段月月更新，救援隊和時間賽跑

黃雨所在的打擊人口販賣團隊有6名志願者。她告訴《鳳凰周刊》，過去他們平均每月接到六七條求救，自今夏港台媒體有關“豬仔”的報道在網上刷屏，求救量激增，每天有20多條，“多到連他們的個人資料都整理不完”。

龐雜的求救信息中，黃雨和同事們需要辨認出誰是真正的受害人、誰可能已涉嫌犯罪。“辨認的過程很複雜。”她舉例說，“能在詐騙園區待上兩年的，極可能已經開始參與誘騙‘新豬仔’，不再是單純的受害人了。”

黃雨說，他們反對用錢來“贖人”，這樣會助長當地警方的貪腐，也會導致“贖人”價格水漲船高，增加救援難度。她和同事們絞盡腦汁，盡可能用免費的辦法去救人，“畢竟不是每個家庭都能拿出這樣一筆錢”。

和柬埔寨警方周旋已久，黃雨逐漸發現對方的弱點，“這個國家怕媒體。你報道越多，他們越害怕，就越想洗白。當它試圖洗白（詐騙遍地的形象），就會開始放人。無論是有意還是作秀，我們都贏了一半，至少要救的人已經救出來了。”黃雨說，現在GASO能不花錢救出來的人，比例超過90%。

2019年6月22日，西港一棟在建大樓垮塌，造成至少25人死亡。隨後，柬埔寨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審查施工工程。

當然，輿論也是一把雙刃劍。黃雨認爲，隨著台灣媒體對年輕人赴柬埔寨遭遇騙局的新聞被廣泛傳播後，詐騙集團迅速調整“策略”，“他們知道高薪廣告會被人識破，就故意將薪水寫低，假裝是份正常工作，這些工作甚至包括律師、財務等門檻較高的工種”。

詐騙集團還想出新招——一個個地騙人效率太低，他們幹脆直接找到勞務公司，自稱某項目方短期需要一批化妝師、廚師、魔術演員等，並謊稱工作地點在台灣某地。等勞務公司將員工帶到指定地點後，他們接著稱，項目“臨時需要換地方”，一隊人馬便飛往柬埔寨或泰國，一下機便落入虎口。

此外還有針對急用錢人士的小額貸款詐騙——詐騙公司通過網絡廣告，吸引人們先飛到泰國，聲稱“會在指定地點批款、食宿全包”，借款人落地後，接著會被運往位于緬甸妙瓦底的KK園區。妙瓦底地區臨近緬泰邊境，由緬甸克倫民族解放軍掌控，近來被指控爲人口販賣、器官販賣和詐騙轉賣等犯罪的終點站。有台媒稱，當地共有14個園區，八九成都在從事詐騙活動。

來自新加坡的黃雨不但感慨于詐騙集團的“狡詐”，她也意識到，在“推陳出新”方面，詐騙集團永遠比政府快上好幾步。

西港的一家賭場。

新加坡官方數據顯示，僅今年上半年，新加坡人在10種最常見的詐騙類型中損失了超過2278萬新幣，相關報案超過14300宗，其中超過90%的案件策源地在新加坡以外。GASO在8月下旬表示，根據他們營救出的台灣“豬仔”提供的情報，有100多名新加坡人被困在西港的詐騙園區。

黃雨說，當民間組織得到情報、采取行動之際，各國政府的效率卻流失在各部門協調、分工、彙報和批示等瑣碎之中，“真做起事來要花上一兩年，但那時詐騙集團早就換新招了”。

更何況，救援隊員還要防範詐騙集團“釣魚執法”。張立新得知，一些詐騙頭目和信得過的手下打配合，佯裝成受害者向救援隊求救，人被救出後，這些有效的求助渠道就會被“查漏補缺”，下一批受害者再想求助就更難了。

被困人員中，台灣人爲何難救？

據黃雨觀察，所有被困人員中，台灣人當屬最難救的群體之一。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台灣地區與柬埔寨沒有邦交關系，僅在越南胡志明市設立辦事處。救援隊員一度拿到上述辦事處的函件交給柬埔寨警方，後者不但置之不理，還轉手聯系詐騙集團，將求救者賣到其他園區。

但與此同時，自今年四五月起，從台灣赴柬埔寨的人越來越多。香港《明報》引用台灣“外交部”數據稱，今年1至6月，有逾6400人前往柬埔寨，情況反常。從6月21日至8月10日，有222人投訴在柬埔寨被限制人身自由，其中僅51人返台。在緬甸，4月13日至8月5日有40人報告落入騙局，僅7人返台。截至8月下旬，有數千名台灣人在東南亞失聯。

今年夏天頻傳台灣青年被高薪工作誘騙至柬埔寨，後遭詐騙和虐待的消息。

台灣有輿論認爲，之所以如此多人受騙，與島內近年貧富差距惡化、疫情下經濟低迷、失業嚴重等結構性因素有關。一些服務行業受打擊更大，今年6月，台灣地區15歲至29歲的青年失業率爲8.3%，是整體失業率的兩倍多。

到“豬仔”新聞被大量曝光的8月，台灣的國民黨召開新聞發布會，抨擊民進黨當局治下的台灣貧富差距創新高——當地“20等分位貧富差距”由2011年的75倍升至2020年的149倍，年輕人追夢沒有希望，只能往海外發展，直至變成詐騙集團的“肥羊”，這個現象早在10年前就已出現。

對高薪工作趨之若鹜，意味著不少被騙者明知去海外是參與詐騙，仍執意前往。也正因此，今年8月初，GASO在其社交媒體上宣布“停止救助台灣和馬來西亞赴柬埔寨的人”。原因是，救出60人卻無人言謝，讓救援隊心寒。GASO還說，“現在各國政府（及地區）都已在努力宣傳，警方和媒體也費盡心思，若還有人抱著‘我要試試’的心態，就是在侮辱政府、浪費資源。”

台灣警方在機場勸阻民衆，謹慎前往海外打工。

台媒稱，因台灣法院對詐騙犯刑罰太輕，集團頭目很多時只判刑不到一年，協助取款、收集身份證、電話聯絡的“車手”，不少更是無罪獲釋，致使詐騙犯重犯率高達九成。

9月2日，台北檢方以販賣人口罪起訴9名涉嫌誘導88人到柬埔寨從事網詐的嫌疑人。檢方指出，該人口販賣集團自去年11月起，利用社交媒體刊登柬埔寨博彩、遊戲客服等招聘廣告，以高額薪資、輕松貸款、可協助清償小額債務等內容，誘騙失業、高額負債等經濟狀況不佳或生活困頓的年輕人前往柬埔寨，還以1.7萬-1.8萬美元的金額向柬埔寨買家販賣被騙的年輕人。

曾在微信公衆號記錄柬埔寨網詐、人口販賣等故事的在柬華人阿龍向港媒透露，被騙到柬埔寨的人多半是“被同胞所賣”，“台灣人騙台灣人、馬來西亞人騙馬來西亞人”，目前從事詐騙者和受害者均以兩岸民衆爲主。

據傳有2000余名台灣人在柬埔寨失聯，柬埔寨內政部否認稱，這些人不一定都遇到人口販賣。

有台灣媒體人向《聯合早報》透露，自1992年海峽兩岸達成《九二共識》後的20多年，台灣警方和大陸公安主管私下有聯系，這份合作關系在馬英九政府時期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達到高峰：只要一通電話請對方幫忙，就能迅速逮捕躲在境內的對岸罪犯，及時幫助受害民衆。

然而過去六年裏，由于兩岸中斷官方往來，該媒體人感慨“兩岸交流的隱形紅利沒有了”。

但隨著“豬仔”事件發酵，中國駐柬大使館8月20日發布致在柬台灣人的公開信，強調“台灣同胞就是中國公民，維護台胞的合法權益是中國駐外使領館的職責所在。”信裏還說：“無論大家在柬遇到何種困難，均可直接聯系我們，中國駐柬使館將一如既往，依法依規，向包括台胞在內的所有在柬中國公民提供及時高效的領事保護服務。”

中柬聯合執法有成效，但柬方有時“投鼠忌器”

面對猖狂的詐騙和人口販賣産業，柬埔寨政府也並非毫無作爲。

2016年起，數十萬中國人被西港繁榮的博彩業所吸引，來到西港淘金。彼時大量航班往返中柬之間，帶來投資客、炒房團和開發商的大額資金。許多灰色産業應運而生，包括電信詐騙公司，那時已有中國人被蒙騙前往邊境地區，隨後被劫持、偷渡至柬埔寨。

西港一度以博彩業聞名，圖爲2018年12月時西港一家賭場。

暴利行業表面繁榮，也催生混亂與犯罪。在西港從事服裝制造業的中國商人曾撰文稱，那幾年的西港，跳樓、凶殺、勒索綁架等新聞屢見不鮮。

2019年，柬埔寨與中國政府聯合整頓西港的生態，標志著中柬兩國執法合作的啓航。同年8月18日，柬埔寨首相洪森簽署政令，全面調查和打擊沒有牌照的非法網賭活動，中柬兩國隨即抓獲了近千名涉網賭和電信詐騙的中國籍嫌疑人。

同年，中柬執法合作協調辦公室在金邊成立，旨在嚴打電信詐騙、勒索綁架、經濟犯罪等。受“嚴打”影響，大批中國人離開柬埔寨，但隨著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柬埔寨疫情相對緩和，一些外遷的網投和詐騙窩點又回來了。

2020年2月，西港的一家中國商場。

通過中柬聯合執法、勸返境外涉案人員回中國，加上福建、廣西和湖南等省份限制居民前往柬埔寨和緬甸等國，中國打擊海外詐騙取得了一定成效。黃雨坦言，與他們合作查案的各國警方中，中國警方是最努力、幫忙最多的，“有時他們不睡覺也在查案”。

但與此同時，仍有不少中國人通過西南邊境偷渡出境，加入涉案集團。近兩年間，柬國警方不定期開展營救和司法行動。蘇慶表示，今年截至8月20日，柬埔寨已偵破87起人口販賣案，救出至少865名外國人。

但台灣聯合新聞網依然認爲，在打擊大規模犯罪上，柬埔寨總是“投鼠忌器、態度暧昧”。

2018年12月，遊客路過一家在建賭場的廣告牌。

蘇慶是該國處理人口販賣問題最積極的高官之一。他呼籲在今年6月柬國地方選舉前解決西港等地的犯罪問題，以免柬埔寨“惡名遠播”，影響外資進入。

但西哈努克省省長郭宗朗卻認爲，所謂“人口販賣”只是“勞資糾紛”。西哈努克警察局長春納倫也稱，許多人口販賣案件都是外國務工人員因不滿雇主而捏造的，目的在于散播謠言以獲取利益。

這種模糊不清的態度，讓周邊國家只能各自與柬埔寨合作執法——中國管中國的、泰國管泰國的、印尼管印尼的。

今年春節剛過，中國多地反詐中心緊急預警，提醒市民不要輕信“赴境外高薪務工、高薪聘請”等信息。2月20日，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領僑處主任兼駐西港領辦臨時負責人胡偉與郭宗朗進行會面，雙方重點就打擊西哈努克省涉中國公民各類刑事犯罪活動進行深入溝通。

救援組織資金不足，志願者受人身威脅

“最近真的窮死了。”黃雨如此描述她所在救援隊的近況。她解釋說，過去平均每個月救7個人，僅有1位需要花錢贖人；如今每天能接到20個求助，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家境貧困甚至負債累累，志願者不得不自掏腰包替他們付贖金。

更何況，將人救出來只是第一步。黃雨表示，近期有許多被救者告訴她，他們被安置進柬埔寨移民局後，還會遭到執法人員的敲詐：想使用手機，必須先交400美元（該價格只針對中國大陸籍人士，其他人一般收取200美元）；由于近期滯留人員衆多，若想睡床需交500美元，否則只能睡地板。

陸向日則說，由于近期移民局人滿爲患，就算有錢可能也買不到床位。

滯留人員還面臨簽證超期的罰款。根據中國外交部2015年更新的信息，針對非法滯留的旅客，柬埔寨移民局會施以每日5美元罰款。近年來罰款已漲至每日10美元。但根據最近被困人員的反饋，一些人被“勒索”至15美元，這意味著簽證逾期數月的人需支付一筆高額罰款，而這筆錢通常由救援人員承擔。“他們交不了錢就要坐牢，可你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坐牢吧？”黃雨說。

她認爲，滯留人員的超期罰款不應由受害人承擔，而應讓柬埔寨國家或詐騙園區的物業承擔。和救援所需大筆開銷相對的是，黃雨說，GASO每月獲得的捐助一般只有500美元，僅夠支付網頁維護或軟件訂閱的費用。

據黃雨說，由于救援工作量繁重，她的一位隊友白天上班、晚上處理救援信息，晝夜顛倒分散了精力，導致本職工作被辭退。

除了資金不足，一些反詐志願者還面臨人身威脅。黃雨說，近期一位同事聽到“風聲”，自己在幾家詐騙集團的“尋人名單”上，因爲做救援、聯合各國打擊人口販賣，不僅妨礙這些公司的“業績”，更是動搖了他們的根基。曾有人給GASO社媒主頁發消息威脅說，你們已得罪詐騙集團，“最好不要再繼續了”。

此前，GASO官網在一篇新聞稿中公布過一家中資地産開發集團的組織架構，被該集團找來要求刪帖，否則將面臨“起訴”。

GASO也曾因一些情緒化表態引發爭議。8月初，當GASO指責台灣人“不知感恩”並表示不再救助他們後，台灣評論員溫朗東稱“該組織在社交媒體使用簡體中文”，暗指其背後有政治意圖，還質疑該組織真實性不明、捐款去向不清晰。

不過，台灣“刑事局”國際刑警科科長李泱輯很快幫其澄清道，台警方與GASO有聯絡，後者提供過情報，並産生了實質性成果。

黃雨之所以幹上這行，也跟自身遭遇有關。2021年6月，她遇到以約會爲目的的網絡“殺豬盤”，網聊半個月後，她在對方的誘導下以“投資理財”的名義向詐騙網頁投入了4萬新幣（約合20萬元人民幣），最後血本無歸。被騙後，她向GASO求助，後者詳細解釋了“殺豬盤”的詐騙邏輯，勸說她不要再投入金錢。從騙局中醒悟後，她加入了GASO，成爲救援隊的一員。

一年多來，黃雨坦言，因阻力重重，她每天都有想放棄的念頭。但仍有一些動力讓她和隊友們得以堅持：

近期她去緬甸營救一名被困詐騙園區的台灣女性時，詐騙集團回複稱，不能將此人放走，因爲園區內男性較多，女性稀少，需要留她做“性奴”。這讓黃雨非常憤怒，“作爲女生，我知道沒有女生願意被侵犯”。她誓言要將這名女性救出來。

除此之外，每當有被救者與家人團聚，她和隊友們都很欣慰：一位孟加拉國求助者回家後發來一張合影，照片中祖孫三代坐在一起，大人抱著兩個孩子，對方告訴她，“如果不是你們，我肯定見不到家人了。”

8月24日，蘇慶會見聯合國柬埔寨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威迪·蒙丹朋時再度高調宣布，將領導一項執法專項行動，動用所有資源，對人口販賣犯罪重拳打擊，揪出和嚴懲幕後主謀。蘇慶也表示，柬埔寨政府決心打擊此類犯罪行爲，內政部將繼續采取措施並解救受害者。

柬埔寨首相洪森會見聯合國柬埔寨人權事務特別報告員蒙丹蓬。

目前，陸向日已經回國。他不是沒想過對抗詐騙集團的後果，但他表示仍會繼續進行救援。“我們會曝光他們的詐騙手段，斷了他們洗錢的資金鏈，讓他們沒有立足之地。”他說，“他們如何欺騙、虐待、販賣、毆打國人的這筆賬，我一直給他們記著。”

（應受訪者要求，黃雨、張立新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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