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陸建德
曆史事件的描述總是因觀察角度而異，且以唐末黃巢在廣州的一次殘暴行動爲例。
海上絲綢之路大約已有兩千年的曆史，唐代的廣州曾是這條貿易線的樞紐，蕃舶湊集，貨物紛華，城中還有蕃商居住“蕃坊”，旺季人口稠密。船來船往，完全依賴印度洋上風向相反的夏季季風和冬季季風。“當時航行南洋之中國船，構造設備均佳。但不論中船外船，航行必藉順風。大約自南海來華，多在舊曆四月末至五六月西南風起之際。十月末至十二月東北風發時，則自華出海。故各埠蕃坊，每年五月至十月約半年間，爲最繁盛之期。”（桑原骘藏：《蒲壽庚考》，陳裕菁譯訂，中華書局，1954年，51頁）美國漢學家薛愛華在他的名著《撒馬爾罕的金桃》（1963）第一章展開了色彩斑駁的海上絲綢之路畫卷。但是，以廣州爲東方中心的國際貿易也因唐末內戰受到沉重打擊：“僖宗乾符六年（879），農民起義軍首領黃巢率部掠奪了廣州，他們屠殺外國人，並且摧毀了養蠶的桑園（唐朝的主要出口産品就是依靠蠶來生産的），這樣就導致了廣州的財富及其顯赫地位的大幅度下降。盡管在九世紀末，廣州又曾經曆了一個短暫的恢複時期，但它以往的重要地位卻再也沒有能夠完全恢複。”（《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吳玉貴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67頁。不必查核原文，就可以斷定“農民起義軍”的譯法是不很妥當的。中文裏的“起義”一詞含有天然正當性，參與者的行動也不容否定，“掠奪”即“劫富濟貧”，“屠殺”就是“消滅”。）這次浩劫就是本文題目中說的“廣州事件”。
如果沒有阿拉伯商人寫于九世紀中葉到十世紀初的《中國印度見聞錄》（穆根來、汶江、黃倬漢譯，納忠校，中華書局，1983年，此書根據法國學者索瓦傑的法文譯本譯出，中譯本第二卷從藤本勝次日譯本轉譯），這次事件就湮滅了。中譯者在“前言”中說，阿拉伯作家關于中國的著述基本上都得自傳聞，“本書卻是根據曾旅居中國的阿拉伯商人的親身見聞記錄而寫成的，文辭樸實無華，翔實可靠，是古代中外交通史上重要文獻之一”；而且，“本世紀初，我國學者如張星烺等就曾多次提到此書，在他編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一書中，還曾摘譯此書若幹章節。三十年代，本書有劉半農父女合譯的《蘇萊曼東遊記》（據費琅法譯本譯出）”（《中國印度見聞錄》，第3頁，這一版本的法譯者是J. 索瓦傑，較劉半農、劉小蕙父女使用的費琅法譯本更爲可靠，《蘇萊曼東遊記》1937年由中華書局首次出版，蔡元培題簽，譯文1927年開始在《語絲》周刊和《地學雜志》發表）。
《中國印度見聞錄》
《蘇萊曼東遊記》
在《中國印度見聞錄》卷二起首第二段，“屍羅夫港的阿布·賽義德·哈桑”說道：
自從“此書”撰成以後，世變日亟，尤其是中國的情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由于事變頻仍，開往中國的航船已經絕迹；在中國的國土上，田園荒蕪，秩序蕩然，國勢也逐漸衰落了。……中國的情形，以曾經在那裏主宰一切的王法和正義爲發端，全都變樣了；從屍羅夫港到中國的航運也中斷了，這些都是起因于下述事件。
在中國，出了一個名叫黃巢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從民間崛起的。此人初時以狡詐多謀、仗義疏財聞名于世，後來便搶奪兵器，打家劫舍。歹徒們追隨如流，集結在他的周圍。他的勢力終于壯大，人馬日益增多。于是，他的野心膨脹起來了。在衆多的中國城市中，他開始向廣府（Khanfu，廣州）進發。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從海邊走去，還有幾天的路程。廣府位于一條大河之畔，河水是淡水。
廣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最後，他終于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這四種宗教徒的死亡人數所以能知道得這樣確鑿，那是因爲中國人按他們的人（頭）數課稅的緣故。
黃巢還把那裏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都砍光了。我們特意提起桑樹，是因爲中國人用桑樹的葉子餵蠶，一直餵到蠶把自己包裹起來（藏在繭中）爲止。因此，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國失去貨源，特別是失去絲綢的原因。
他洗劫廣府以後，又接二連三地搗毀其他城市，中國皇帝已經倉皇失措了。不久，他竟打到京畿，直逼名叫胡姆丹（Khumdan，長安）的京城。皇帝只得舍棄京師，逃到鄰近西藏邊境的穆祖（Mudhu，成都），在那裏設置了行宮。這樣，叛黨的天下不僅得以繼續保持，而且勢力越來越大。（《中國印度見聞錄》，95-97頁，屍羅夫是中世紀波斯灣著名港口）
比較劉半農、劉小蕙譯文：
在中國搗亂秩序與正理，而且使[中國與][波斯海灣的]西拉夫埠間的海洋關系斷絕的原因，是由于中國發現一個叛賊，他的名字叫做黃巢。他開始時所用的是詭計與假恩惠，後來就從事于武裝的攻擊，使[人物與財産]都受到損害。他先把他近旁的官員們都毀了，後來他的勢力日見增進。他的接濟也日漸擴大了。他把預備工作做完以後，就向漢府（Hanfu，即廣州）進發，這是中國的一個城，是阿拉伯商人的彙集處。從漢府到海，就步行說，還有幾天的路程；其城建于一條沒水的大河的旁邊。漢府人不願意黃巢進城，黃巢就把城池圍困起來，圍困的時間很久，其年乃回曆二六四年（即公元八七八年）也。後來城破了，城裏的居民悉被殺害。據熟悉這件事的人說，當時在城裏做買賣而被殺死的回教徒、猶太教徒、耶教徒和馬士德教徒（Mazdeens）,共有十二萬人，中國人還不算在內。此四種教徒的數目之所以能于確定，是因爲中國政府對于外國人要按人口征稅的原故。黃巢把桑樹和別種樹一起砍去。我們所以要特別提出這桑樹，爲的是中國人用桑樹的葉子餵蠶，直餵到蠶自己藏入繭子的時候爲止。桑樹既已砍去，中國對外的尤其是對阿拉伯的絲綢出口事業，就跟著完了。
黃巢毀壞了漢府以後，繼續著把所有的城一個一個的毀壞。當黃巢進攻京城的時候，中國王就匆匆忙忙地逃走了。這京城的名字叫作戶姆丹（Humdan，即西安）。中國王從戶姆丹逃到與西藏相近處的一個城，叫做馬都（Madu，即成都），就在那裏住下。
亂事繼續著，亂黨的勢力日漸擴大。黃巢的意志，和他所預定的計劃，是要毀壞各城，而且屠殺城中的百姓，因爲他自己並不是王族中人，而他又很熱烈的要攫取權力。後來他的計劃居然實現了；他做了中國的王，直到現在我們寫這部書的時候。（《蘇萊曼東遊記》，華文出版社，2015年，58-60頁）
回曆264年即唐僖宗乾符五年（878），比新舊唐書所載廣州陷落早一年，桑原骘藏斷定阿拉伯史料記載的年份更爲准確，似可商（詳見《中國印度見聞錄》相關注釋,139-140頁）。引文第二段中“此人初時以狡詐多謀、仗義疏財聞名于世”道出了江湖上的成功秘訣，不過中文“狡詐多謀、仗義疏財”的負、正搭配不大符合慣用法。劉半農父女的譯文是“他開始時所用的是詭計與假恩惠”，與原文的用意更接近。宋江“仗義疏財”，意在擴張勢力，收買人心，背後是算計，而非仁愛。他那用不完的銀子就是“假恩惠”。
近些年來，已有學者從唐代廣州本地人口、海港停泊商船數量和“蕃坊”的面積等方面論證寄居城中經商的外國人不可能達到十二萬之多，“廣州事件”即使確有其事，受害者肯定低于此數。但是我國史學界一般也不回避“廣州事件”，鎮江學者陳裕菁（陳裕菁的生平事迹見李軍《陳氏譯訂〈蒲壽庚考〉書後——陳裕菁與〈禅那室日記〉》，載《書品》2012年第二期，44-51頁）近百年前翻譯桑原骘藏的《蒲壽庚考》（中華書局1929年印行，1954年、2009年再版），參稽考訂，詳加輯補，在第一章注五的譯者按語裏以《中國印度見聞錄》所述“廣州事件”中的受害者人數、民居特點證明Khanfu即廣州。阿拉伯商人敘述的可靠性也在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三編《古代中國與阿剌伯之交通》得到認可。鄭天挺在四五十年代的北大、西南聯大和南開講授“隋唐五代史”課程，他的1952年備課卡片中有這麽一條：“唐代海外貿易以南洋、印度、錫蘭、大秦、波斯、大食爲主。貿易中心以交州、廣州、泉州、明州、杭州、揚州爲主。唐政府設提舉市舶使監督稅收及貿易，後多以宦官主之，並以之監視嶺南節度使等官吏，權勢甚大。自廣德元年（763）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叛亂，市舶使權遂移于地方官吏節度使、觀察史之手。交易商品以香料、生藥、象牙、犀角、珍珠、玳瑁爲多。安史亂後，南海貿易稍衰，未幾複盛。黃巢起義。殺廣州外國商人十二萬人，阿剌伯商人商業遂衰。”（鄭天挺：《隋唐五代史講義》，王力平等整理，中華書局，2011年，145頁）
“黃巢起義”
此時“農民起義”的話語正在迅速形成，幾種後出的通史影響較大，都避而不談黃巢亂軍在廣州的作爲。周谷城的《中國通史》（1957）只列出黃巢起事後攻占路線，廣州僅是諸多地名之一（周谷城：《中國通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頁）。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初版1965年）第二冊“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部分提及黃巢如何突入江西，經宣、歙抵達浙東，再進入福建。“乾符六年（879），起義軍的主力出現在嶺南，占領了廣州。黃巢在廣州發布文告，指斥唐朝宦官專權，綱紀敗壞，铨貢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財産，縣令犯贓者族’的主張。他並且宣布就要北上攻打長安。”（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215-216頁。《舊唐書》卷二百下：“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逞者之辭也。”《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巢見诏大诟，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诋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铨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産，縣令犯贓者族，皆當時極敝。”）“廣州事件”在這套大學教材中是缺席的，但是編撰者在講述“唐代文化與亞洲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時又寫道：
海上交通的主要路線是從廣州通向越南、印度尼西亞、錫蘭、伊朗和阿拉伯。唐朝中葉，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代宗時，每年來廣州的各國船只達到四千余艘。唐朝末年，泉州成爲一個重要的港口。唐的商船也遠航馬來半島、阿曼灣和波斯灣一帶。（《中國史綱要》，251頁）
引號標出的文字取自記述鑒真東渡事迹的《唐大和上東征傳》。編撰者沒有解釋，爲什麽在唐朝末年泉州港口日益重要——因爲廣州的外貿突遭致命打擊。
黃巢攻陷廣州後再北伐，這段曆史在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四冊（1962）中如此反映：“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二月，義軍循今福建泉州、漳州、廣東潮州、梅江地區，勝利奪占了南方重鎮廣州，生俘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義軍隨即向西擴展，占有了桂州。……黃巢占領廣州後，一度想據有嶺表。但是，廣大義軍群衆要求北上‘以圖大事’，把反對唐王朝的鬥爭進行到底。”（《中國史稿》第四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346-347頁）隋唐時期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中國史稿》記述頗詳：“阿拉伯商人和旅行家開始遠遊東方，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們也記載了從波斯灣到中國的海路，而廣州就是他們東航的終點站。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他的《印度、中國行記》中留下對中國的有趣記述。”（《中國史稿》，507-508頁）《中國史稿》和《中國史綱要》一樣，對“廣州事件”只字不提，所不同的是介紹了阿拉伯商人蘇萊曼這本書（書名與劉半農父女譯本不同），給有心人留下線索。
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完成于1965年，四年後他就去世了。這套書1978年再版時更名《中國通史》，書中揭示了私鹽利益集團與中央政府的矛盾：
王仙芝、黃巢都曾販賣私鹽。唐末割據者如王建、錢镠以及吳國權臣徐溫，也都是販賣私鹽出身，私鹽與這些人有關系，並不是偶然的。唐玄宗時，鹽價每鬥十錢，每鬥一百一十錢，鹽利成爲朝廷重要的收入。鹽是生活必需品，即使價貴，貧民總得購買一些。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因之專在鹽利上想法，逐年增加稅收，從每歲收入四十萬缗開始，到唐代宗大曆末年，每歲竟增至六百余萬缗。朝廷歲入，鹽利占半數。宮廷費用，諸軍饷需，百官祿俸，都靠鹽利來支付。唐朝對鹽利的重視，可以想見。唐德宗時，鹽價每鬥增至三百七十錢，鹽商販賣官鹽，有時比官價高一倍，用一升鹽換取谷數鬥，貧民只好淡食。自唐德宗時起，朝廷規定各種苛法，派出大批官吏，查禁私鹽，凡賣私鹽一石以上，處以死刑，一鬥以上，處以杖刑。私刮堿土一鬥，等于賣私鹽一升，也要處罰。朝廷出賣官鹽，豪強出賣私鹽，都是大利所在，雙方鬥爭非常劇烈。凡是販賣私鹽的人，必須結交一批夥伴，合力行動，又必須有計謀和勇力，足以對抗鹽官。販私鹽的規模愈大，這些條件也愈益具備。黃巢就是這樣一個販私鹽者，一旦與起義民衆結合，就成爲有能力的首領。（範文瀾：《中國通史》第三冊，人民出版社，1995年，408頁，這個版本的《中國通史》共十冊，前四冊爲範文瀾著，後六冊由蔡美彪主持編寫）
這段非常難得的敘述讓讀者意識到，朝廷針對私鹽制定苛法，也有其維護貧民用鹽權利的一面，而私鹽販子黃巢實爲稱雄一方的強豪。即便是相對廉價的官鹽，沒有可靠的銷售途徑，還是要被鹽商轉手獲利。“鹽商販賣官鹽，有時比官價高一倍，用一升鹽換取谷數鬥，貧民只好淡食。”正因爲國家統治程度低下，才會出現朝廷無法應對鹽商投機。在這一冊《中國通史》，範文瀾述及唐後期的錢镠時稱他早期“從來不愛生産勞動，專以販私鹽和掠奪爲業”，後在董昌土團中當偏將：“八七八年，王仙芝余部曹師雄攻浙西，唐杭州刺史募各縣士兵，成立杭州八都，使董昌爲八都長。八七九年，黃巢軍經過臨安，錢镠用詭計騙黃巢軍，臨安不曾被攻。這算是有功。”（範文瀾：《中國通史》第三冊，401頁）最後這五個字，不僅僅是指錢镠爲自己的升遷創造了有利條件。範文瀾是杭州安定學堂（現在的杭七中）的畢業生，料應去過西湖邊的錢王祠，如果他內心慶幸臨安逃過一場劫難，也不難理解。至于“廣州事件”，《中國通史》非但采用了《中國印度見聞錄》裏的記錄，還將黃巢所殺人數的上限提高。評價、解釋這次事件的語言有點想象不到：
據阿拉伯人記載，黃巢在廣州殺回教徒、猶太人、基督徒、祅教徒，爲數達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人。廣州是外國商人和教徒的集中地，商人販賣珍寶等奢侈品，供唐統治階級享用，是中國民衆的間接剝削者，又勾結唐官府，依勢放高利貸，是中國民衆的直接剝削者；黃巢軍中有“逢儒則肉師必覆”的傳說，意思是殺儒生，戰爭一定要失敗。黃巢出身不第進士，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他宗教是異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顯的剝削者。黃巢殺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但廣州未必有如此大量的外國人，如果真有這樣多的人，民衆受害更大，那末，黃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同前，415頁。“廣州事件”中被殺的外國商人、教徒“爲數達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人”，與《中國印度見聞錄》有出入。這一估算的數字來自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1930]中《古代中國與阿剌伯之交通》第130頁。見張澤鹹編:《唐五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華書局，1979年，674頁。二十萬的數字最初出現于馬斯迪歐的《金草原》[即馬蘇第的《黃金草原》，已有耿昇譯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年]，見《中國印度見聞錄》, 140頁。）
史學界五十年代初以來就采用了階級的觀念來統領“廣州事件”的敘述，這段文字是比較代表性的。七十年代後期，唐史專家胡如雷延續了這一說法。《唐末農民戰爭》有一小節題爲“廣州之役”，作者諱言“廣州事件”，卻強調黃巢在廣州“求節钺”，只是變通之計，絕非動搖和乞降（胡如雷:《唐末農民戰爭》，中華書局，1979年，104-105頁）。但是在書的最後一章總結長期慘烈內戰的所謂“曆史推動作用”時，作者將商人定性爲“剝削階級”，在經濟上予以打擊反而是必要的：“農民戰爭對轉運奢侈品的大商人，尤其是波斯、大食等蕃商的打擊特別沉重。據阿布賽德哈散的記錄，在唐末農民大起義期間，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已‘完全停滯’，外國商人靠經營中外貿易爲生而‘至此破産者，所見皆是也’。”以致到了五代十國，“蕃商和國內巨賈販賣奢侈品的活動大爲削弱，有利于抑制統治階級的奢靡浪擲，聲色狗馬，自然間接有利于勞動人民發展生産”（《唐末農民戰爭》，191-192頁，引文中的“阿布賽德哈散”就是《中國印度見聞錄》卷二的敘述者“屍羅夫港的阿布·賽義德·哈桑”，作者材料來源也是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其實範文瀾和胡如雷筆下的“民衆”和“勞動人民”從事各行各業，無人不是商品的制造和使用者。懋遷有無，雙方受益。阿拉伯商船滿載而來，也期望滿載而歸，他們在居留廣州期間必定會采購大量貨物（也算是阿拉伯市場的“奢侈品”），很多中國人從互市中獲利。黃巢大規模砍伐桑樹，意在斷絕廣東絲綢織造的産業鏈和從業者的生路，受害者主要是當地人，包括普通百姓。再說，《中國印度見聞錄》第十三條還有關于華舶遠航波斯灣做生意的記載，假如絲綢業暫時凋敝，華商可出口的貨物就少了一大宗。“廣州事件”對絲綢之路的傷害是無法套用階級的觀念來抹平甚至美化的。
除了“錦緞和絲綢”，《中國印度見聞錄》還提到陶器：
他們擁有黃金、白銀、珍珠、錦緞和絲綢。盡管這一切極爲豐富，但僅僅是商品，而銅錢則是貨幣。人們給他們販來象牙、香料、銅錠、海貝（烏龜貝殼）以及前面提到的犀牛。……他們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瑩得如同玻璃杯一樣：盡管是陶碗，但隔著碗可以看得見碗裏的水。（《中國印度見聞錄》,15頁，伯希和曾指出這是“西方關于瓷器的頭一次描繪”，中國的陶瓷、瓷器在黑衣大食時代就流行于伊斯蘭世界，轉引自《中國印度見聞錄》注釋,69-70頁。）
顯然陶器也是阿拉伯人喜愛的商品。1998年，公元九世紀的阿拉伯商船黑石號在印度尼西亞勿裏洞島（Billiton）海域被發現，沉船滿載唐朝貨物，有金銀器皿、調味品陶器和瓷器（包括長沙窯在內的著名窯址産品）等各種文物六萬余件。唐代廣州是南北方陶瓷産品的集散地，從廣州出發遠銷阿拉伯世界。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1月10日，上海博物館與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在上博聯合舉辦“寶曆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稍後（2021年1月26日至5月5日）廣州南越宮博物館舉辦“泛海淩波——九世紀以廣府爲中心的貿易陶瓷專展”，展品中有六十八件（套）“黑石號”（Batu Hitam）出水文物。兩次展覽的展品都是以陶瓷産品爲主，可見“廣州事件”勢必也傷及國內多處窯口的出口阿拉伯生意。以往唐末農民戰爭的研究者把商人列入“剝削階級”，強調對富商巨賈采取革命行動也是勢所必然的。但是絲綢和陶瓷的生産者也是勞動人民，沒有人經營他們的産品，他們將何以爲生？
那麽，爲什麽黃巢要對絲綢之路上東方最大的港口廣州下此毒手？《舊唐書》卷二百下有這段文字：
[黃巢]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讬越州觀察使崔璆奏乞天平軍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臣鄭畋與樞密使楊複恭奏，欲請授同正員將軍，盧攜駁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骈討之。及巢見诏，大诟執政，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亦不允。然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爲窠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的敘述大致相同：
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诒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又脅崔璆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仆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赀，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诏大诟，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诋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铨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産，縣令犯贓者族，皆當時極敝。
原來他求官未成，以屠戮和掠奪泄憤。廣州貿易經營得法就是不竭的財源，但是管理一個國際港口，必須有一套成熟的機制。黃巢“志在奪攘，謀非遠大”（《舊唐書》卷二百下），無意將精力投入需要遠見和實踐智慧的社會建設與發展。最惡劣的是朝廷不允所請，他也不肯將廣州留給他人。曆史上能給社會造成破壞的流寇，接受“招安”後，朝廷也會封官。唐朝的藩鎮都曾求節钺，以此表示自己的合法性。黃巢索要官職，是當時的通常做法，卻曾經被認爲有辱農民起義英雄的美名，有人爲了維護他與腐朽沒落的封建皇朝絕不妥協的立場，就斷言這些文字是舊史官的僞造（如吳澤、袁芵光的《黃巢“乞降”問題考辨——唐末農民戰爭問題研究之二》，載《學術月刊》1961年第五期，47-57頁）。改革開放後，對曆史的態度有所改變，楊善群撰《黃巢乞降經過考辨》一文，否定了僞造說（該文載《求是學刊》1980年第四期，116-120頁）。但是此後出版的某些唐末農民戰爭敘述依然使用二十世紀描寫、評價二十世紀革命的語言，如曹州、濮州、郓州和沂州被稱之爲“革命搖籃”，而黃巢始終高舉“革命的大旗”，與投降派王仙芝作堅決的鬥爭，在軍事上化整爲零，打了就跑，實施了戰略轉移等等（詳見諸葛計：《唐末農民戰爭戰略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牽強比附的敘述框架之內，已無乞降和“廣州事件”存在的余地了。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