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辦公廳發布《關于堅決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問題的通知》，遏制校外培訓野蠻生長態勢，減輕學生校外培訓負擔。校外培訓並非中國獨有之現象，其在東亞地區、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呈現出多樣形態，並在一些國家衍生出補習文化，給教育生態帶來了“次生災害”。觀察世界各國校外培訓生態及其治理舉措，可以爲我國校外培訓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鑒。——編者
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爲貫徹落實這一意見，教育部辦公廳發布《關于堅決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問題的通知》，堅持從嚴治理校外培訓機構。事實上，校外培訓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存在，其治理是世界性難題。
2018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結果顯示，包括我國北京、上海、江蘇和浙江在內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學生測驗成績均進入全球前20位，並顯著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平均成績。此前，國際學生評估項目報告曾將東亞地區學生取得的好成績歸因于居高不下的補習參與率。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2018年世界教育調查報告也顯示，全球43%的學生都在接受某種形式的補習。
一直以來，校外培訓作爲學校教育的補充，對主流教育具有依附性，因此也被稱爲“影子教育”。校外培訓的功能可以是補充性的，幫助落後學生趕上教學進度；也可以是應試性的，幫助學生鞏固知識和掌握做題技巧；還有針對智力超群兒童的超常教育。全球校外培訓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爲四類：學科課程、學校不教授的課程（如小語種）、學校非核心課程（如音樂和體育）和學習技能課程。由于學科課程在升學考試中起到關鍵作用，對于學科補習的需求往往最多。例如，中國香港地區中學升學考試的科目爲數學、英文、中文與通識教育，這些科目的補習需求尤甚。
東亞地區：學科補習成爲常態
東亞地區的補習文化曆史久遠，“影子教育”也是在相關學者觀察到日本學習塾現象後提出的術語。20世紀60年代，校外培訓已在日本和韓國初具規模，如今課外補習對東亞地區學生來說幾乎成爲一種常態。韓國、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一些家長甚至是迫于這種“常態”才將孩子送到補習班。韓國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韓國有75%的學生參加課外補習，在首爾該比例更是達到80%。日本及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學生的補習率均超過50%。
東亞地區學生校外培訓需求之高、曆史之久，與其崇尚教育的儒家文化傳統以及“教育改變命運”的信念密不可分。儒家文化中對家庭和傳承的重視，與家庭財富增加、家庭規模縮小的現實相交織，使家長越發難以承受教育失敗的後果。
歐洲國家：補習率呈現兩極分化
東亞地區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也從不缺少校外培訓的身影。不過，盡管一些歐洲國家的補習率比較高，如匈牙利、波蘭和西班牙等，但校外培訓並不是這些國家學生參加補習的主要形式。這些國家的補習課程更多由學校提供，目的是爲落後學生提供支持性輔導。同時，“一對一”家教輔導在這些國家也更爲普遍。
從下表可以看到，一些歐洲國家擁有極高的補習參與率。例如，補習率最高的是希臘，學生補習率達到51.4%，並且在商業機構的補習比例達到52.5%。有研究顯示，幾乎所有希臘學生都接受過某種形式的補習或輔導。這種極端的補習率可能與希臘重視教育的傳統文化有關。
北歐地區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其學生補習率全球最低。在北歐地區，國家資助的義務教育體系十分完善，盡管他們也有課後附加課程，但這些仍在現行學校體系之下運行，屬于學校滿足部分學生需求的做法。校外有組織性的私人補習曆史相對較短，一般的補習模式是“作業輔導”，形式類似于“家教”，而這種模式的流行可能是由于家庭服務減稅改革。
近兩年，北歐國家學生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中的成績排名下滑，學生之間成績差異加劇，也爲這種家庭服務市場擴大提供了機會。但總體而言，北歐五國（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和冰島）的優質教育資源並不稀缺。有人說，如果問芬蘭的學生最好的學校是哪所，回答會是離家最近的那所學校；但如果問中國學生最好的學校是哪所，答案可能會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教育資源的稀缺和不均衡，使得教育表現出了本不該有的競爭性，校外培訓行業也因此有了野蠻生長的空間。
北美和澳大利亞：借課外輔導幫助弱勢學生
北美和澳大利亞學生的補習率普遍不高，在商業機構補習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這些國家擁有充足的教育資源，且政府將課外輔導視爲幫助弱勢學生、保障教育公平的途徑，如美國《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法案、澳大利亞教育券計劃均體現了這一點。但在任何國家和地區，校外培訓都與教育系統的篩選機制緊密相聯。在北美，藝術、音樂和體育等私人輔導以及小語種培訓班等課程非常普遍。學生希望通過在這些領域展示潛力，拿到較好的成績，以獲得大學獎學金或進入高水平大學。還有少量體現“素質教育”的天價夏令營，其目的也是提高學生在某些領域的能力，作爲評價學生綜合素養的一種方式，也是家長爲孩子做“背景提升”的有效手段。
北美和澳大利亞補習生態也在某種程度上給予我們一些啓示，即校外培訓是伴隨主流教育評價與篩選體系出現的，其發展亦伴隨著主流教育改革的步伐。那麽，多元的學業評價體系、高質量教育資源的普及，或許是解決我國偏重學科應試培訓的途徑之一。
概覽：經濟、地區和年齡因素影響補習率
校外培訓參與率與社會經濟背景的關系是比較明確的。一般來說，家庭收入更高的學生的補習參與率更高。但縱觀全球，任何發展水平的經濟體都存在著補習現象。在東歐、南亞和非洲的一些欠發達國家，由于教師收入水平較低，他們就通過給學生提供私下的補習來尋求額外收入，這也成爲推動這些地區校外培訓行業發展的重要原因。
其中，比較令人擔憂的是教師腐敗問題。有研究表明，在尼泊爾、印度和格魯吉亞等地區，提供私下補習的教師通過減少課堂內容來增加學生對課外輔導的需求，直接導致了未參加補習的貧困學生在畢業考試中表現出更差的成績。相較之下，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教師的薪資水平普遍較高，且東亞地區有著較強的道德標准，因此這樣的“教育腐敗”在中國香港、日本和韓國等地出現得相對較少。
除了補習規模與形式上的不同，各地區、各學齡段學生的補習參與率也有所差異。一般來說，學科考試與“上大學”緊密相聯，各地區學生隨著年級提高，補習比例也會相應提高。愛爾蘭一項研究表明，45%的學生在高中最後一年接受了付費的課外補習。中國香港地區的高三學生補習參與率同樣是最高的。韓國比較特別，其小學生參加課外補習班的比例最高，初中有所下降，高中則降至68%左右。日本的高中補習率也低于初中，原因可能是日韓兩國職業高中脫離了普通教育的升學模式。在新加坡，小學畢業考試是重要篩選節點，因此小學階段課外補習強度也高于中學階段。這種補習率的差異與變化除了反映出各地區不同的教育系統結構與篩選機制，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社會結構的差異。這種現象也要求學校系統根據社會結構變化作出一定的改變。
校外培訓在全球都是常態，只不過各自誘因不同、供給主體不同、開展形式和內容不同。我們需要認清一個現實，即校外培訓文化一旦在社會中形成就很難短時間內完全消失。有學者認爲，通過學校擴招降低入學門檻，校外培訓壓力便能得以緩解。然而，這樣的設想在東亞社會中並未實現。對很多家庭來說，不過是將升學問題轉變爲“進入什麽樣的學校”的問題。事實上，中國香港地區大學擴招、日本少子化現象帶來的高校生源不足，均未減少這些地區和國家的學生補習參與率。中國台北市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希望通過開辟新的教育途徑使得教育體系多元化，但這些改革也沒有降低學生和家長對補習班的需求，反而導致了非學科類補習需求的增加。
伴隨社會評價和篩選機制的改革，未來或許還會産生新的提高學生競爭力的方式。市場行爲或許難以阻止，但我們可以盡可能地從向校外培訓“妥協”，慢慢轉變爲更符合學生個性和教育規律的自主“選擇”。當下，比“圍剿”校外培訓機構更重要的是，協同各方實現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功能不應局限于社會地位上升的途徑，而應聚焦于對人本身的塑造和提升。
作者 關成華 系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教授、未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教育報》2021年09月23日第9版 版名：環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