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一直以來皆以開放的姿態兼收並蓄博采衆長，廣泛吸納外來藥用資源，倡導吸取國外醫藥文化的精華，豐富中藥資源的寶庫。正因爲中醫藥文化持有開放的態度，使得中藥研究不斷創新發展。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傳統醫藥資源交流日趨多元化，對外來藥物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方法日益豐富，研究也越來越深入，但由于外來資源的物質基礎是一個複雜化學體系，中醫功效藥性也是一個複雜理論系統，如何以中醫藥的觀點認識和應用外來藥物品種，將外來資源內化爲中藥資源並賦予其中藥藥性，成爲現代中醫藥人亟待解決的新問題，中藥化的核心問題是賦予外來藥物中藥藥性及其功效。
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采取整合戰略，涵蓋新外來藥用資源發現、藥理研究、臨床研究和産業化生産轉型等多個環節，在跨學科、多元化整合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現有藥性研究體系全面闡述外來藥物的中藥性質。目前學者們已經對新外來中藥賦予了明確的內涵、外延，建立了可行的新外來中藥藥性研究的技術方法及中藥新資源功效和功能定位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構建了明確的新外來中藥研究與引入範式。
本文對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已有的方法體系進行綜述，總結曆代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的認識方法，探索外來藥用資源的曆史研究規律及特點，爲新外來資源中藥化提供研究思路，進一步加強外來藥用資源的創新研究，將有利于推動中醫藥的創新發展，使外來藥用資源的研究更加標准化和科學化。
1 古今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研究方法與特點
中醫學理論框架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使中醫學的研究理論與哲學密不可分[1]，基于古代哲學理論的發展，本文將我國古今對于外來藥用資源的研究體系，以兩宋、明清和新中國成立爲分界線劃分爲4個曆史階段：①先秦至隋唐五代時期，主要基于象思維和長期實踐基礎內化外來資源；②宋金元時期，主要通過“法象藥理”和以理論藥，以類相推的思想內化外來資源；③明清至民國時期，主要基于本草記載考證外來資源的功效藥性；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基于現代科技從多維度認識外來資源。
1.1 先秦至隋唐五代時期
1.1.1 基于長期的飲食應用內化外來資源
縱觀我國先秦至隋唐五代時期外來藥物的傳入史，大部分外來資源經由絲綢之旅傳入我國，外來資源的藥用部位與漢族所用中藥有所不同，以樹脂類、果實種子類居多，其中作爲食物、香料的品種占了很大的比例[2-5]。以早期從越南北部傳入我國的薏苡仁[6]爲例，作爲一種藥食兩用資源，早期在我國是作爲一種主食長期食用，隨著古人農耕工具以及耕作環境的改善，禾谷類作物産量增加，逐步取代薏苡仁的主食地位，薏苡仁開始作爲藥材或者食療食材，至漢代最早的藥學專著《神農本草經》將薏苡仁列爲上品，記載其味甘微寒具有利腸胃、消水腫、健脾益胃的功效，久服輕身益氣[6]。
1.1.2 基于取象比類推導藥性及功效
象思維是中醫藥理論的基本思維之一，貫穿中醫藥理論體系的産生、發展和完善[7]。古人將事物的共有特征或屬性稱之爲“象”，而總結事物的共有特征或屬性，概括與推演事物本質與規律的過程爲“取象”，並采用取象比類的方法認識中藥的功效和藥性[8]。主要包括：
①通過物態之象說明藥物的規律之象，曆代醫家主要以藥物的氣味厚薄、習性、質地、用藥部位、生長環境等特性作爲取象比類的依據從而判斷藥物的功效藥性，如引自西域的西紅花色如血，推測其具有行氣血、活血化瘀的功效，能行能散；葡萄質地沉重，則具有利小便下行的功效。
②通過觀物取象以明確功效，如引自羌胡的胡桃其果仁形似大腦，則推導其具有益智補腦的功效，再如花爲植物的生殖器官，多數花類植物有活血調經之功，伸筋草似筋而能舒筋通絡，杜仲多筋堅韌則能強堅筋骨等。
③通過屬性之象，根據五行之理，推斷藥物作用趨勢，如五味中“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五色中青色入肝，黑色入腎等。如肉苁蓉味甘酸鹹，入腎、大腸經，具有補腎益精的功效。
1.1.3 基于口服應用療效總結藥性及功效
唐朝時期，對外交流空前繁盛，從皇室到貴族階層、再到百姓，崇尚外來物品的風氣越發盛行，外來物品的引入日益增多，並逐漸達到鼎盛，尤其以香料藥物爲主。如蘇合香在西方各國一般不口服，多外用。由于蘇合香氣味可以提神醒腦，佛教認爲其可以滋養精神、通神醒神，受佛教的影響進入中土後漸漸由神飨而人用，由外用到口服，由單味到複方。受封建思想的束縛，古人口服蘇合香等香藥寄寓長生的美好願望。人們希望自身服用神佛飨用之物而獲得神佛的生活與生命。經過長期的口服應用，曆代醫家根據臨床實際産生的療效逐漸總結其理氣醒神、芳香開竅的確切功效[9]。
1.2 宋金元時期
1.2.1 基于“法象藥理”認識藥性功效
法象藥理理論來源于“象思維”，在宋儒理學的影響下開始于宋朝，興盛于金元時期，是指將藥物的作用機制依據藥物的外在表象如形狀、顔色、質地、習性等來解釋，從而加深對藥物中醫功效藥性認識的一種理論模式[10]。以《聖濟經》《醫學啓源》《藥類法象》等爲代表，《聖濟經》指出“萬物皆有法象”，藥物也不外如是，動物類藥物多根據其生活習性入藥，植物類多根據形態質地入藥，所有藥物的作用機制皆與其法象密切相關，但從本質上來講仍然遵循“取相比類，聚類分析的法則”。
金元醫家運用法象藥理，將藥物按四氣五味、升降浮沉藥性進行歸類研究，極大地推動了藥物“功效-藥性”和療效機制的認識[11]。如在《醫學啓源》中就將藥物分列爲“風升生”“熱浮長”“濕化成”“燥降收”“寒沉藏”5大類，如黃芪、人參等藥物由于其氣味多樣，故功效多爲補脾益氣、燥濕健脾。宋金元時期由于海上貿易的便利，大量的外來香藥傳入我國，包括荜撥、荜澄茄、肉豆蔻、白豆蔻、艾納香、胡黃連等，賈所學在《藥品化義》中，根據“法相藥理”針對香藥進行著重論述，將香分爲5大類：香能通氣、香主散、香透心氣、香醒脾、香和五髒。如引自東南亞的荜撥，其香特異，味辛辣，故有下氣止痛之功；小茴香取其辛香能散邪；引自越南的白豆蔻芳香能醒脾化濕等。
1.2.2 基于“以理論藥，以類相推”的思想探討藥性功效
受法象藥理思想的影響，逐漸衍生出基于“以理論藥，以類相推”的思想探討藥物的實際功效，以理定奪藥物藥性、藥味及毒性[12]。《本草衍義》和《紹興本草》將以理論藥的思想推至頂峰，其中《紹興本草》根據以類相推方法根據藥物生境、屬性等推導藥物的功效藥性，全面校訂前代本草對于藥性的記載。這種以理論藥、以類相推的思想爲用藥性理論來推斷藥物功效提供可供參考的方法，如《紹興本草》中“安石榴”條，雲：“安石榴采皮爲用，惟酸實殼以醋熬之……蓋取收澀之性多矣，當雲溫、無毒是也。其實味有甘有酸者，乃世之果品。”同時爲新外來資源的五味推導提供參考，如《紹興本草》中“鍛竈灰”條，雲：“鍛竈灰乃鍛鐵竈下灰也。本經雖有主療而不載性味、有無毒。然諸灰皆有毒，今鍛竈灰當以味苦有毒爲定。”
1.3 明清至民國時期
明清至民國時期主要通過考證前代本草加以應用總結來完善外來資源的功效藥性。明朝時期的《本草綱目》吸收了大量的外來醫藥文化，將我國本草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書中收錄外來資源200余種；清朝的《本草綱目拾遺》收錄外來藥物47種[13]；民國時期張錫純的《醫學衷中參西錄》，收錄外來藥45種，均對前代外來藥物進行總結糾正。
如現在常用的瀉下藥番瀉葉，在清朝末年散見于醫案醫話，作爲經驗用藥其具有明確的通便功效，治療疾病具有一定的特異性，但是藥性理論較少，少有文獻對其進行功效、藥性進行討論；到民國時期，隨著番瀉葉的進一步應用，其性能理論建構才不斷完善。1924年版的《實驗藥物學》概括其性味爲“味苦而淡，性涼質滑”，並根據番瀉葉“感動小腸，較蓖麻油速而且猛”提出其“入大小腸二經”。在臨床應用由于其有效便捷、相對安全且易于購買、廣泛種植的特點，很快完成了“中藥化”的過程[14]。
又如南瓜子傳入中國已有數百年的曆史，雖然在《實用中藥學》2016年版中有明確的藥效記載[15]，但縱觀古代文獻，其功能藥性一直沒有明確的記載。直到民國時期，學者通過考證本草記載，結合長期的應用史，在《現代實用中藥》中討論了其性味、功用等[16]。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大力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不斷深化外來資源中醫功效藥性的基礎研究，在四氣、五味、歸經、毒性等中藥藥性理論各方面皆産生了許多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技術，形成了多樣化的藥性功效研究的方法，如黃麗萍等[17]以肝中琥珀酸脫氫酶（succinic dehydrogenase，SDH）活性爲生物效應指標，研究黃芩、吳茱萸的寒熱藥性；邵欣欣[18]根據計算機計量分析和文獻挖掘從分子結構水平诠釋中藥寒熱藥性的物質基礎和作用機制；蔣俊等[19]基于“組分結構理論”提出將“組分結構”假說和“中藥藥性矢量”相結合，構建中藥“藥性結構方程”模型，闡述中藥藥性本質；王征等[20]通過細胞模型研究了野菊花藥性屬于溫熱，且對胃腺癌SGC-7901細胞、宮頸癌HeLa細胞無細胞毒活性等。
因中藥資源本身的複雜性，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寒熱性質、物質基礎、生物學效應等藥性角度，缺乏整體性研究；使得功效藥性研究缺乏統一、被廣泛認可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學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外來藥用資源的中藥功效藥性研究。
外來藥用資源藥性功效研究曆史規律及特點見表1。
2 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的研究進展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2016年2月，我國頒布了《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明確了使我國中醫藥文化“走出去”，外來優良藥用資源“引進來”的發展戰略，積極促進世界各國藥用資源的合理流動與共享。針對我國而言，將用藥曆史悠久、資源豐富、療效佳的外來藥用資源引入，符合新時期中醫藥發展的需求[23]。外來藥用資源的引入，可豐富我國中藥品種，但外來藥用引入的策略應該滿足以下4個基本要求[24]，即屬于當地特有品種、用藥曆史悠久、適應症精准和療效顯著。目前，大量學者已對外來中藥研究進行了探索與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相信隨著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研究體系的不斷完善，勢必使外來藥用資源研究更加科學化、規範化，並加速這些藥用資源中藥化的過程[8,25-28]。
2.1 外來藥用資源引入形式
外來藥用資源引入形式多種多樣，其引入形式主要爲新中藥産品、進口天然藥物、保健食品新原料、新食品原料和普通食品原料。如奶薊草（水飛薊）在國外被用于治療肝病已約有2000年曆史，而我國自近代以來，對水飛薊進行引種和栽培，並按照中藥材生産質量管理規範（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GAP）[29]，結合臨床應用與實踐，歸納分析水飛薊中藥藥性，並開發了益肝靈、複方益肝靈系列中成藥制劑。自《中國藥典》2005年版正式將水飛薊納入中藥類，賦予中藥功效藥性。
目前，我國已批准多種進口天然藥物制劑，包括引自德國的主要用于治療尿頻、尿急、排尿困難等良性前列腺增生初期病症的鋸葉棕果實提取物軟膠囊（Z20170002）；從新加坡進口的外用軟膏複方樟薄軟膏（Z20120003）針對蚊叮蟲咬、皮膚發癢、頭痛鼻塞症狀療效甚佳等。進口天然藥物制劑在國內的廣泛應用，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新外來藥用資源的引入。
此外，外來藥用資源也常以普通食品原料、保健食品新原料、新食品原料的形式引入，自2005—2020年以來，已有黑果腺肋花楸、諾麗果漿（海巴戟天果肉的混濁液體）、辣木葉等多種藥食兩用的國外藥用資源以新食品原料的形式引入中國，且庫拉索蘆荟凝膠于2008年正式納入普通食品原料目錄，廣泛應用于保健品、食品、護膚品等領域[30]，以上外來藥用資源以不同方式引入我國，使其在國內的應用更加合法化與規範化，爲其後續中藥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應用基礎。
2.2 外來藥用資源現狀分析
“一帶一路”倡議爲世界中醫藥文化交流與合作迎來了曆史性的機遇，但挑戰也隨之而來。由于中醫藥文化交流、合作的便利性，大量不同種類、不同功效的外來藥用資源通過不同渠道湧入國內，因此存在較多問題：①稱謂多而雜，概念不清晰，如“進口藥”“海外中藥”“海外植物藥”“國外植物藥”“國外中草藥”和“西草藥”等多種不同的名稱[31-34]，反映出外來藥用資源缺乏清晰的定義，定位不明確，極易影響對外來藥用資源的認識。②新外來藥用資源藥性不明，尚無統一的方法歸納總結其中藥藥性、用法用量，臨床無法與中藥配伍應用。因此，需要總結已有的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研究體系，以推動外來資源的“中藥化”更加合理化和規範化。
2.3 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及其發展前景
中醫藥一直以來都采用的是一種博采衆長，兼容並蓄的理念對待外來資源，不斷借鑒和吸納現代科學最新研究成果。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和實踐，各國均高度重視傳統草藥的研究[35]，而對我國而言，大量外來藥用資源的引入，更需要積極探尋外來資源“中藥化”的方法和標准。李志勇等[8]提出外來藥用新資源應滿足4個基本條件：藥材基原清晰、臨床使用安全、功能定位明確和具有中藥藥性特征。其中，中藥藥性是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的關鍵科學問題，因此筆者經過查閱相關文獻並結合前人研究的基礎，整理彙總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和中藥藥性研究方法體系，爲進一步研究和明確外來藥用資源中醫功效、中藥藥性提供一定的參考。
3 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研究策略
3.1 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理論的科學內涵
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研究是指明確外來藥用資源的中藥性質、功效及其運用規律，是中醫合理使用外來藥與中藥配伍應用的重要依據。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理論的形成必須以中醫基礎理論爲指導，內容需要涵蓋功效、四氣、五味、歸經、升降浮沉、毒性、用藥禁忌等。外來藥用資源原産地同樣有其傳統醫學體系，不同傳統醫學體系中，均對藥物的藥性功效進行了特有的表征，但理論構成要素以及要素和功效之間的表征聯系（性-效關系）上略有差異[36]。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理論體系是將外來藥物的“效”“藥”“理”和中醫理論基礎進行整合分析，是溝通傳統中藥與外來資源的橋梁[24]，對于加快實現跨醫學體系的新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36]。
3.2 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研究策略的構成原則
近代之前，古人對外來藥用資源的研究大多是基于長期的應用實踐對臨床産生的藥性功效加以總結，對于外來藥物的引進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這種自然的被動研究方式存在諸多問題，其中存在認識誤差和認識周期長的局限，嚴重制約著外來資源的引入和合理使用。隨著現代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新技術、新概念的提出，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研究體系開啓了科學規範研究的新時代，研究策略的構成原則見圖1。
3.3 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研究策略的核心內容
3.3.1 以中醫藥理論內核爲基礎推理“功效-藥性”
“象思維”是人類的基本思維，也是中醫藥學的重要思維方式。作爲中醫基礎理論之一，象思維在藥性的認識中得到廣泛的應用。中醫所謂“藏象”即藏于體內的髒腑和表現在外的體征兩象之間的關聯，筆者取象比類，將其推廣至藥性的認識，認爲單味藥材即爲一個有機整體，藥材的形態特征、氣味、味道、顔色等皆爲其“表象”，而藥材的藥理作用、臨床療效、功能主治爲其“本象”。可以通過其表象推理本象，再經過現代藥理和臨床研究加以驗證。清代名醫徐靈胎提出“因形以求理，則其效可知矣”“形同而性亦近，物理蓋可推矣”“知此理，則凡藥皆可類推矣”[37-38]。
古人在長期識藥過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象規律”，如《侶山堂類辨》所載：“皮以治皮，節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藤蔓者治筋脈，肉者補血肉，各從其類也……在土之根，本乎上者親上，本乎下者親下；在外之枝幹，在根者治本，在枝者行于四肢。此物性之自然也。”又如連翹似心而入心，荔枝核似睾丸而入腎；《本經疏證》言麻黃“故栽此物之地，冬不積雪，爲其能伸陽氣于至陰之中，不爲盛寒所凝也。”故推斷麻黃性辛、溫。運用這種格物求理的方法，能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快速地賦予新外來藥用資源藥性內涵，同時大大增加中藥品種。但象思維（圖2）與應用中藥的一個思維工具，也存在某種局限性，需要與陰陽五行等理論相配合加以應用。
3.3.2 基于古今文獻及現代研究分析探討“功效-藥性”
基于現有的文獻數據庫，以主題詞進行檢索，納入以化學成分、藥理作用、臨床應用及安全性評價爲主題的文獻，排除雖含有藥物名稱但研究內容不相關、重複（以最新發表爲准）、信息不全以及綜述類文獻。基于篩選的文獻，建立藥物個體獨有的數據。基于數據庫分析其應用曆史、藥理作用、活性部位及化學成分、臨床使用情況等，結合大量的臨床實驗評估、推斷藥物的中醫功效和應用。基于所推斷的功效和臨床研究，結合中醫典籍的相關記載和現代藥動學，探討其歸經。然後結合功效及歸經，參考藥物化學成分，並結合品嘗之味，可推斷藥物的四氣五味，進一步對其用法用量進行探討，最終總結出外來藥用資源“功效-藥性”研究範式[39]，流程如圖3所示。
趙藝萌等[32]通過對外來植物藥朝鮮薊Cynara scolymus L. 的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全面查閱，從傳統中醫藥理論角度對朝鮮薊的中藥性能及其功用進行了探討，張爍等[39]查閱外來植物藥紫錐菊國內外研究文獻，從中醫藥理論的角度探討紫錐菊的中藥性能與功用。
隨著氣候環境等的改變，中藥的四氣、五味在不同時期的典籍中往往有不同的記載[40]，因此僅參考現有的文獻數據庫探討外來藥用資源的中藥藥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闡明其“功效-藥性”，需要在象思維和文獻探討推斷的基礎上，依靠我國在中藥藥性、功效領域研究的前期工作基礎上進行反向推導，如確定了熱性，用熱成像來驗證[41]，同時有目的的設計新的藥理研究和臨床試驗，對基于現有資料所推斷的“功效-藥性”加以驗證[42]。
3.3.3 基于原産地應用驗證“功效-藥性”
從外來資源的引入史和應用史，進入我國的外來藥用資源大部分在原産地已經在醫療保健、食品調味、香料等領域有長期的應用曆史，可以結合原産地的應用驗證經過“象思維”和文獻探討的“功效-藥性”，總結篩選出高度相關的“功效-藥性”，如水飛薊原産于印度、巴基斯坦等中亞地區及歐洲，在歐洲其用于治療肝膽疾病已有數千年的曆史[43]，因此可以驗證其入肝經。
但受地域、經濟、語言、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在進行原産地驗證時面臨兩大問題：一方面不同的醫學體系有各自的理論，在驗證時需要1個橋梁來准確定位。雖然語言、文化存在差異，但人們對于藥物自然的“五味”和“寒熱”的感知是一致的，因此驗證本土的藥性與功效之間的內在關聯時可將“五味”和“寒熱”作爲橋接的工具[8]。另一方面絕大部分傳統藥物僅在當地居民中通過口傳、心授等方式流傳使用，文獻記載和網絡資料有限[44]。因此要系統地整理外來藥用資源在其原産地的具體用途、用法、用量，僅查閱文獻是不全面的，還需要做實地調查加以完善和篩選有效信息。
“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和日益發達的交通，使國內外交流非常方便，爲實地調查提供了便利的物質條件。可以充分利用現有的國家政策和國外的華僑同胞，得到外來藥用資源的原産地應用的一手信息，結合文獻記載加以篩選。
3.3.4 基于物質基礎組分結構特征及多維質量控制采用聚類分析法探討“功效-藥性”
明確中藥的藥效物質基礎是中醫藥走向國際化的關鍵科學問題，也是將外來藥物納入中醫藥理論體系明確其“功效-藥性”的必經之路，同時也是保障外來新藥用資源質量的關鍵依托。外來藥物同樣具有成分複雜、作用途徑多樣、作用靶點衆多的特點，但引入我國後，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作爲中藥使用，其藥效物質基礎不明確、藥物質量控制難以統一，很難從微觀的角度驗證宏觀的“功效-藥性”，因此需要基于中藥整體性和系統性來認識其物質基礎。
賈曉斌[45]基于中醫藥整體觀提出了中藥物質基礎的“組分結構理論”，即中藥的物質基礎是一個有序的整體，具有“3個層次多維結構”，用于外來藥物“功效-藥性”分析可以引領其物質基礎研究進入“整體”層次[46-47]。基于組分結構理論，結合現代先進分析儀器可以從宏觀分析外來藥物微觀的組分結構特征，明確外來藥物各組分間的量比關系以及組分內的量比關系，再將微觀物質基礎和組分結構的量比關系和原産地已明確物質基礎的中藥進行聚類分析，對比同類組分藥效作用，進而引導深層次的“功效-藥性”探討，從宏觀層面確證其“功效-藥性”（圖4）。
同時，明確外來藥用資源的物質基礎組分結構特征可以對其進行多維質量控制，確定發揮優效並安全穩定的最優組成結構比，以最優結構比進行“功效-藥性”探討，避免因爲藥物質量差異所帶來的療效差異而誤導結論，實現更加精確化的質量和療效控制，建立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的有利工具與橋梁[48-49]。
基于物質基礎組分結構采用聚類分析法確證外來新藥用資源的“功效-藥性”並不能作爲最終範式，必須結合網絡藥理學、經典藥理學、生物熱力學和代謝組學等進行綜合分析。如現代研究已經明確萜類、生物堿類及甾體類等化合物主要歸肺經，具有鎮咳、祛痰、平喘等功效，若外來新藥用資源物質基礎含有上述物質，則可以進一步從鎮咳平喘等角度設計藥理實驗進行驗證。
3.3.5 基于網絡藥理學探討“功效-藥性”
網絡藥理學是以系統生物學和多向藥理學爲理論基礎，以整體性、系統性爲研究特點，將藥物作用網絡與生物學網絡整合在一起，系統研究複雜藥物生物學效應的技術[50]。外來藥用資源的中藥功效-藥性的分析必須基于整體觀、動態觀、辨證觀的中醫學基本理論。藥物“入腹則知其性”，外來藥用資源的藥性是其多成分、多途徑、多靶點的整體生物學效應的總和，與網絡藥理學所采用的系統生物學研究思路相一致，因此可以從分子網絡的角度探討外來藥用資源的功效、藥性。
韓森等[30]提出從網絡藥理學角度，全面分析藥物的升降浮沉、歸經的生物學效應。同時研究應遵循“網絡藥理學預測-經典藥理學、生物熱力學和代謝組學分析實證- 臨床試驗驗證”，從多角度深入研究探討外來藥用資源的“功效-藥性”。姜淼等[51]提出了借助網絡藥理學從藥物生物學效應角度構建中藥寒熱屬性分類模型的新策略。
結合以上分析，本文對外來新藥用資源“中藥化”完整的方法策略進行總結歸納，首選采用象思維結合現代文獻探討推斷其可能的中醫“功效-藥性”；其次基于推斷結果結合原産地的應用加以驗證，在篩選出高度相關的信息後需要進一步展開藥理及臨床研究，將獲得的實驗結果反饋到理論，從理論再探討再認識；最後應用于臨床，在臨床實踐中進一步完善其藥性與功效。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完善外來藥用資源的“藥性-功效”反複探索體系，即理論推導（象思維＋文獻研究）→原産地考證→實驗研究（網絡藥理學＋代謝組學）→明確物質基礎組分結構特征→臨床實踐，見圖5。
3.4 外來資源安全性評價的思考
近年來，中藥不良反應的報道屢見不鮮，古籍中記載無毒的藥物在實際應用中也不乏出現毒性反應的報道[52]，因此，對于中藥安全性尤其是毒性需要格外關注。對于外來藥用資源的“中藥化”，更應該考慮其是否具有潛在毒性。對此可以考慮根據原産地的應用和現有文獻報道對外來藥用資源的潛在毒性進行評估，結合“功效-藥性”反複探索體系並通過一定的藥效學和毒理學實驗進行潛在毒性的發現和探索。毒性評估設計應以原始應用爲基礎，以引入我國後的臨床實際應用爲導向。如辣木葉作爲近年來新引入的外來資源被廣泛應于食品和保健品領域，馮丁山等[53]通過大鼠的致畸性實驗研究辣木葉胚胎毒性，在引入資源後進一步通過長期毒性實驗、細胞毒性實驗等完善其毒性研究。
3.5 新外來藥用資源引入過程的生物安全問題
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其獨特的生態平衡系統，當引入新的外來動植物資源時，在適宜的條件下，可能會由于缺乏原産地天敵的抑制而出現大肆蔓延、破壞引進地的生態平衡的情況。事實證明，合理引進外來物種，會帶來巨額的財富，而盲目引進外來物種，有時會破壞生態平衡，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嚴重時甚至帶來災難性的後果[54]。例如，我國曾經引種的香附，雖然其藥用價值極高，但其強大的生長特性造成農田雜草災害，對農作物的生長帶來極大的影響；引進的水葫蘆，由于繁殖速度過快目前在我國仍然是生物災害等。
如今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國際合作使得資源流通速度加快和生物遷移路徑更加多樣性，物種入侵帶來的安全隱患防不勝防，在人爲引入新藥用資源時，應充分考慮其種質特性和生物安全，嚴格按照引種審查、入境引種檢疫、引種實驗與隔離監管等流程進行，嚴格遵守國家海關關于外來種質資源的相關法律法規，做到合理化和規範化。
4 結語
中華文化向來以一種開放的姿態，博采衆長，從曆史來看，中醫藥對外來藥用資源本著“接、化、發”的態度，凡對人類健康有益的事物、防病治病的方法，皆可接納爲我所用，並充分消化、吸收，使之與中醫藥體系融爲一體，發展其新的應用價值。本文通過對文獻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已有的外來藥用資源“功效-藥性”認識方法，較爲全面地歸納了外來藥用資源“功效-藥性”反複探索的研究策略，在充分利用現有天然藥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揮中醫藥的優良傳統，爲外來藥用資源的深入研究與開發提供更廣闊的思路及科學依據，同時響應國家“一帶一路”發展規劃，促進中醫藥的發展，不斷推動中醫藥的“走出去”，爲中醫藥的國際化發展奠定基礎。
本文雖然對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研究方法進行了系統、全方面、多維度的歸納總結，對新外來藥用資源的引入及其“功效-藥性”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但在實際認識外來藥用資源“功效-藥性”過程中尚存在較多問題，如外來藥用資源安全性問題、外來藥用資源首次入方劑後藥物之間配伍療效評價問題、外來藥用資源入方劑後其潛在毒性如何把控和評價等，這些仍然需要學者對現有的方法體系進行更加深入研究和完善。
利益沖突 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參考文獻（略）
來 源：莫钰林，王 龍，楊豔君，賈曉斌，李志勇，封 亮．外來藥用資源“中藥化”研究現狀及策略 [J]. 中草藥, 2022, 53(16): 5245-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