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究究謝
來源 | 孔夫子舊書網動態
郁達夫先生翻譯的林語堂英文代表小說《瞬息京華》，得以在《華僑周報》上連載，要歸功于一位名叫李曉音的女子，而這又要牽扯出他們兩人之間的一段淒美的亂世未了情。我寫這一段，不是喜歡八卦，也不是爲了吸引眼球，但我確實擔心郁沙會不會同意我寫，會不會覺得我連“爲尊者諱，爲長者諱”都不懂。因此，在將本文“七之上”發給他過目後，我試探性地提及了接下來的寫作計劃，並特別強調他父親在《郁達夫的星洲三年》那篇文章中，已多處寫到這位李小姐，只是寫得不太詳細。沒想到郁沙先生一點異議都沒提，反而談起了他自己了解到的一些情況。對此，我真是又驚喜，又感激，又如釋重負。
郁達夫1934年贈林語堂的小照
郁飛說，當此多事之秋，郁達夫生活中又平添了一個因素，即結識了一位名叫李筱瑛的女子。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將她的名字寫作“李小瑛”。其實，她真正的名字叫“李曉音”。由此推測，郁飛或許只是聽說過她的名字，而不知其確切寫法（當然也不排除幾個名字同時使用的可能性）。李曉音當時是新加坡英國當局新聞宣傳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一般譯作情報部，但此部門主要負責向民衆提供信息，而不是偵查、特務部門，爲避免誤解，我在本文中索性將它改譯爲這個名字）的華籍職員，後來又擔任了新加坡電台的國語播音員。郁飛說：“李筱瑛是福州人，上海暨南大學文科畢業，既漂亮也聰明，中英文程度都好，滬語國語全能說。不知爲何那時也浪迹天涯，同我們相逢在星洲了。那時南來的青年女子同我們家相識來往的不止一個，然而只有她出現在父親生活中時，恰好具備了兩人關系發展到不同尋常的條件。父親當時不過中年，獨身經年，對此作何打算自然不會對我說到。”還說這位年輕小姐，剛鬧過桃色糾紛，處境尴尬，郁達夫卻不避嫌疑，把他的書房借給她住。從此兩人關系日益密切，並有進一步結合的打算。郁達夫甚至借用羅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李維）作爲對李曉音的愛稱，有一次還當著郁飛的面用德語Ich liebe dich（我愛你）來表達愛意，卻被不懂德語的郁飛猜了出來。
有回憶錄記載，劉海粟1941年1月12日在老友胡載坤的期頤園作了一幅題爲《蘆雁》的畫。郁達夫在畫上題了一首詩，後來發表在這年7月22日的《星洲日報》副刊《繁星》上，詩雲：“萬裏南飛客感深，露香菰米費搜尋。炎荒怕讀劉郎畫，一片蒹葭故國心”。蒹葭一句典出《詩經•秦風》：“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郁達夫以“孤雁”自比，想到創造社時期的友人天各一方，不知何時相見而傷感不已。這首《蘆雁》語言直白，卻玉壺冰心，飽含著懷國懷鄉的無限深情。不過最被人津津樂道的還是，郁達夫給這首詩取的標題“爲曉音女士題海粟《蘆雁》”，透漏出了他對李曉音的一片深情。
年輕時在新加坡受過郁達夫提攜的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在《郁達夫別傳》一書中，曾以“郁達夫太太”形容李曉音，並稱她是風姿綽約的標致女人。曾與郁達夫一起在新加坡從事抗日宣傳工作又一起逃往蘇門答臘的王任叔（甯波人，左翼作家，筆名巴人）則說，郁達夫對這位李小姐“忠順與卑屈，已到了奴隸的程度”。郁飛也說，李曉音的話對郁達夫很起作用。她笑話文人往往清談誤國，他就以多提筆的行動表示接受。戰爭爆發後他身兼數職，她就提醒他不要成爲華威先生。新聞宣傳部要辦一張四開的《華僑周報》，李曉音向當局推薦郁達夫去任主編，于是從1941年的年中開始，他就兼任了《華僑周報》主編。郁達夫生平在銀錢方面從無計算，有余錢就買書或煙酒，要是沒人經管，無論收入多少總是兩手空空。郁達夫兼任《華僑周報》主編後，月薪翻倍，多虧了李曉音從旁勸說，他才按月存起些錢。這樣後來送郁飛離去時，才有一筆款子彙回國供他取用。
郁飛在《郁達夫的星洲三年》中說：“周報出刊後，李筱瑛成了編輯工作的助理。我常聽他們商談編務，也就從旁出了個主意，對父親說：‘林語堂托你譯的那部小說，你若現在著手，在周報上連載，豈不使周報身價十倍！’……這回慫恿他開譯以副作者和讀者的期望，他居然聽從了。于是每期周報上都有一欄譯文。女助理自然從旁斟酌文字。”可見，郁飛和李曉音對推動郁達夫發表《瞬息京華》的譯文都是功不可沒的。可惜這項工作啓動得太晚了！我們前面說過，連載開始于1941年8月30日出版的第22期，同年12月27日《華僑周報》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停刊，郁達夫譯文僅發表三萬字左右就再無後續。由于《華僑周報》宣傳抗日，新加坡淪陷時期遭日本侵略者嚴禁，現在連已發表的部分也找不著了。
孔網書友@半程風雨半程路 讀了我這篇文章的“七之上”後，給我留言說：“新加坡國立大學（NUS）圖書館 “海外華文報章（膠卷）”收錄了《華僑周報》（HWA CHIAO WEEKLY）第22期。”我剛好有位師兄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工作，就趕忙請他幫忙查找。師兄聽了我的介紹，也覺得資料非常珍貴，第一時間聯系了學校圖書館。第二天上午十點多，圖書館工作人員Chow Chai Khim給他回郵件說：“Unfortunately, due to deteriorate condition, the microfilm reel (華僑周報 [microform] Hwa Chiao Weekly) can no longer be used and has been discarded.”我們去得太遲了，這個微縮膠卷已壞損並被丟棄！我將這消息告知陳子善先生，他也說：“這樣啊，真太可惜了！”我師兄又轉告我這樣一條消息：台北林語堂故居在2015年10月21日宣布，加拿大發行的中文刊物《華僑評論》（Overseas Chinese Critic Monthly），自1946年7月16日出版的第6期起，開始連載的一部分汎思譯《瞬息京華》，就是郁達夫當年的譯文。後來有人發文分析，這很可能是冒牌貨（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7592）。
《華僑評論》上連載的《瞬息京華》
書友@半程風雨半程路 後來又回帖說，“七之上”中那張圖片上的《華僑周報》，並不是郁達夫主編的那份，而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主辦的，刊名題字者是曾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的陳樹人，事實上這份原件目前還在孔網挂著（那裏給出的圖片分辨率夠高，可以看得更清楚）。難怪目錄中沒有見到郁達夫譯《瞬息京華》這個條目。看來，要辨別網上信息的真僞，要戳穿各種陰謀詭計，確實是同時需要明察秋毫的慧眼、深厚的功底和不輕信的治學態度！不然就得像我這樣，將初稿貼在網上，廣求各方高人批評指正和補充。在此要向書友@半程風雨半程路 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致以崇高的敬意！更企盼在廣大書友的共同努力下，最終真的能找到一份刊載了郁達夫譯文的《華僑周報》！
此《華僑周報》非彼《華僑周報》
回過頭繼續講李曉音吧。郁飛認爲，李曉音不顧年歲懸殊，跟郁達夫日益親近，“仍不免是仰慕他的名聲和才情”。盡管李曉音一再對郁飛表示好感和關切，他都不願領情，竭力使自己嫌惡她，而且還“多方發泄不滿”。郁飛說，這半年中他惹起的許多事端，日後回想起來全都感到後悔。郁飛之所以不接受這個“挑不出多少不是之處”的女性，一則是不願眼前唯一的親人對他的愛有所分散，再則是不願旁人笑談時說他又要有新媽媽了。就因爲郁飛不接納，再加上局勢動蕩，郁達夫和李曉音最後只能分開。郁飛隨身有條俄羅斯厚毯，是這位李小姐在37年前星島臨行時送的，因爲嫌重而常年不蓋，倒成了劫後唯一的早年舊物，只是因爲年歲比郁飛還大，在1979年寫那篇文章時已經發脆。郁飛特別寫到這條厚毯，除了睹物思人之外，不知是否還別有深意。後來，郁飛也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文科，到新疆工作時娶的恰好也是一位播音員，我不禁想問這僅僅只是巧合嗎？
郁飛說：“大概1942年元旦前，李曉音搬出我們家了……可我知道，自後兩人來往並未減少，工作上和個人間的密切關系反而有增無已，直到兩人分別撤出危城之時。李是英方職員，自可隨官方撤往爪哇，後來大約轉往印度度過戰爭時期。”在新加坡淪陷前兩星期，郁達夫終于與胡愈之、王任叔等，乘小汽船“穿過彈火飛機交織似的海面”離開新加坡，向蘇門答臘逃亡。在戰亂中，郁達夫對李曉音仍思念至深。郁達夫1942年2月至4月逃難蘇門答臘途中寫作了《亂離雜詩》12首，與寫給王映霞的《毀家詩紀》一樣轟動傳世。郁飛認爲前七首的女主人公就是李曉音。詩中多處引用古代詩詞中長生殿、雨霖鈴，贈钗記取、魚雁傳書等表示戀人間約定與思念的典故，其中也夾雜著各種擔憂和回憶，比如“似聞島上烽煙急，只恐城門玉石焚”。兩人隔著一條馬六甲海峽，好比咫尺天涯。郁達夫曾試圖尋路西上與李曉音會合，無奈交通已斷，真是“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了。當郁達夫在廣播裏聽到李曉音的聲音，寫出了這首“卻喜長空播玉音，靈犀一點此傳心。鳳凰浪迹成凡鳥，精衛臨淵是怨禽。滿地月明思故國，窮途裘敝感黃金。茫茫大難愁來日，剩把微情付苦吟”。多年後，原來不能“體會嘤嘤求偶的男女的心境”的郁飛終于明白，當詩人碰到能夠激起熾熱情感、喚得起少壯年代奮發精神的對象時，在那樣一種前路渺茫、生命危如累卵的困頓環境中，情思會得到升華而凝煉成情意纏綿的詩篇，會讓“現實生活中並非罕見的一個女性化爲詩歌中的夷光和洛妃”。郁飛應該也設想過，當初要不是自己竭力搗亂和阻攔，讓有情人難成眷屬，郁達夫先生也許就能和李曉音一起撤往爪哇，而不至于在巴耶公務慘死于日本憲兵之手。
《逃避沉淪：名人筆下的郁達夫、郁達夫筆下的名人》這本書中，還收入了吳繼嶽1983年7月寫的一篇《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愛國詩人郁達夫先生》。這位與郁達夫在《星洲日報》同事兩年多的泰國華僑，在文中也介紹了李曉音與郁達夫的戀情：“李筱英原籍福州，生長上海，受過大學教育，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普通話，當時任職新加坡政府情報部爲廣播員。她年約二十五六歲，結過婚，因意見不合已和丈夫分居。她生得花容月貌，明豔照人，二人萍水相逢，很快就發生不尋常的感情。李筱英一因久慕郁先生的才華，且知道郁先生已和王映霞仳離，由于同病相憐，李筱英便主動向郁先生示愛，郁先生的兼職英情報部，就是李筱英介紹的。二人成爲同事後，關系更加親密。李筱英常隨郁先生來報社，郁先生向我們介紹說是‘朋友’。不久，李筱英公然以郁先生的‘契女’身份，搬進郁先生家裏。那時郁先生的大兒子郁飛已十三四歲，對李筱英沒有好感，郁先生也因受過王映霞的教訓，對年紀幾乎比自己小一半的美麗少婦，雖然不拒她的熱愛，但礙著兒子，不便正式結婚。兩人雖已同居，但名義上還是‘契女’與‘契爺’。這種情形約莫過了半年，太平洋戰事爆發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李筱英先跟英情報人員撤退到爪哇島，郁先生不願因兒女私情跟她一起去，仍留在新加坡。一個月後，郁先生終于與胡愈之等，在新加坡淪陷前兩星期，乘小汽船離開新加坡，向蘇島逃亡。”吳繼嶽的描述實際上存在諸多不確切之處，但該文問世之後廣爲流傳，影響不小，爲李曉音的生平增添了幾分撲朔迷離的色彩。
吳繼嶽這篇文章還記敘了作者多年後與李曉音的一次會面。“李筱英以後隨英軍撤到印度，在印度與一位‘自由泰’的泰國青年（也是廣播員）結婚。戰後他跟丈夫到曼谷住過半年，旋又去倫敦。她的丈夫在倫敦遇車禍喪生，她又成了寡婦。1949年，我從曼谷率領一個羽球隊到星洲去比賽，那時李筱英在新加坡《麗的呼聲》電台任華文部主任，我得到張匡人兄（已去世）介紹，與她重逢，她特別安排我的球員在《麗的呼聲》廣播，加強宣傳，還請我吃了一頓飯。席間談起郁先生，我們都不勝唏噓，她更瑩然欲涕。”他以後就不知道她的下落了，直到寫這篇文章前才讀到，她後來再嫁並育有兒女，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住在香港，因兒女在澳洲，她最近又去了澳洲。他說，三十多年前在星洲重逢時，“她還具有徐娘風致，現在她已是年近古稀的老太太了”，回憶前情，更有不勝滄桑之感。
我前段查資料，恰好讀到薛依雲2018年6月18日發在天涯論壇上的一篇《郁達夫<瞬息京華>與<亂離雜詩>事迹補遺》，驚喜地在文章中獲得了不少關于李曉音的更可靠的信息。《新加坡聯合早報》在2012年5月25日刊登了一篇《麗的呼聲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李曉音生平補正》，其中引述了《星洲日報》與《南洋商報》1949年7月31日刊登的《麗的呼聲開幕紀念特刊》（Special supplement of the opening celebration issue for Reddifusion）。文章中提到李曉音曾擔任該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也兼管理英文節目部，特刊上還刊登了一張李曉音難得一見的玉照（攝于1938年大學時期）。
李曉音
這篇文章中所提供的相關信息，得到過李曉音兒子張良華的證實，大意是：李曉音在日本侵略東南亞時期，于1942年跟英軍撤離到印度，借調到印度廣播電台，繼續作抗日宣傳。她曾要求英軍將郁達夫一同帶走，但不成功。在前往印度的行程中，她和泰國語文化部主任發生情愫，後來他們在新德裏結婚，生了一個兒子。戰後與泰籍丈夫從新德裏借調到錫蘭（斯裏蘭卡）的科倫坡。1949年，新加坡“麗的呼聲”廣播電台成立，聘請李曉音爲中文部主任。五十年代初，她和泰籍丈夫分手。李曉音擔任“麗的呼聲”第一任節目總監時，聘請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的張轼（時任教于華僑中學）到“麗的呼聲”任職，後來升職爲中文部主任，兩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就結婚了。1955年張轼辭去“麗的呼聲”職務，到倫敦英皇學院攻讀核子化學博士學位，未幾李曉音攜同兒子到英國，在倫敦經濟學院修讀課程。1957年，他們一家經歐洲回到中國，張轼于1973年在北京病逝，兒子張良華于1973年離開中國大陸到香港（後來任教于澳洲格裏菲思大學）。一年多之後，李曉音偕同兩個女兒離開北京到香港，之間曾在澳洲定居。
2014年，李曉音的女兒Felicia Zhang與Christopher R. McMahon合作，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這份期刊上，用英文發表了一篇長文“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李曉音：郁達夫的情人還是缪斯女神？》）。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逐句研究和分析郁達夫在1942年逃離蘇門答臘途中所寫的組詩《亂離雜詩》（“Miscellaneous Poems of Chaos and Separation”composed while Yu Dafu was exiled in Sumatra in 1942）。文中還給出了李曉音的一些重要生平信息：1918年12月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其父親叫李勉堂（又名李拯中）。1939年從上海暨南大學畢業後到砂拉越教書，1940年左右從砂拉越的詩巫（號稱小福州）到新加坡。此前有段婚嫁離異的媒體報界傳聞純屬謠言，當時李曉音只有21歲，在砂拉越逗留的時間前後不到一年。同年4月，她介紹郁達夫到英國管轄下的新加坡新聞宣傳部兼任《華僑周報》編輯。1940年10月，因爲尋找居所困難，李曉音在郁達夫的建議下，搬進了他住家的書房。Felicia Zhang還強調說：在2010年及2014年曾就與郁達夫的關系，正式采訪過她母親，得到的親口答複是：郁達夫對她有愛慕之意，但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夫妻之實。如果李曉音如今還健在，已經是百歲老人了。
李曉音與女兒 Felicia Zhang攝于澳門
同郁飛一樣當時對李曉音不存好感的還有左翼作家王任叔。他在《記郁達夫》這篇長文中，談到李曉音之處甚多（傾向性也很明顯），雖然沒有明確寫出她的名字。他說，和郁達夫在新加坡初見面時，李曉音已搬入郁達夫的書房。他稱她爲達夫的愛人、追逐的女人、同住的女人，說她“大有法國貴族婦人的氣質……必須和她站在平肩的時候，既需有名士的才氣又須有達官的權勢和巨賈的富有。我在達夫所批評的那離棄的夫人的缺點中，也仿佛見之于這女子”。他覺得郁達夫是“一個精神的貴族主義者，行動的浪漫派”、“只有愛情與友情，是他的支持力”。在星洲抗戰的最初，郁達夫和李曉音一起多次參加公衆集會，“那女士的慷慨激昂的抗戰的論調，不必謹守政府法令必須首先發動人民參加抗戰的論調，似乎便是達夫堅持那一時候抗戰鬥志的動力”。王任叔說，郁達夫原本不准備離開淪陷的新加坡，而是有“亂世隱居桃園的夢想”，所以把不贊成他和李曉音結婚的郁飛遣送回國，以便在敵人打入星洲後，“同居一起，過他們自由的生活”。郁飛也提到，1942年新年前，他父親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上化名租下一家店鋪的二樓單間，置備了一些不顯眼的簡單家具，甚至還買了十多斤牛肉紅燒後切片曬幹，帶到那屋裏去儲存。直到他1月30日離開新加坡時，那屋還未退租。
後來形勢急劇惡化，新聞宣傳部隨英軍撤退，撤退名單上有李曉音，卻沒有郁達夫，雖然他也是其工作人員。李曉音臨走前勸郁達夫撤離：“你是不能留下在這裏的。以你的出身和地位，敵人很可以利用呢！”于是，在2月4日清晨，郁達夫和王任叔、胡愈之等28個男女老少乘坐由一只小舢板改裝的電船，逃離了新加坡（我給郁沙發微信說，我寫這句話時剛好是79年後的2月4日清晨！）。據胡愈之回憶，當時郁達夫隨身只帶了兩個手提箱。那兩本林語堂親筆簽注的英文版《瞬息京華》，被鄭重其事地放入箱內，但直到遇害他再也沒找到機會繼續翻譯了！
篇幅所限，郁達夫隱姓埋名流亡蘇門答臘島的那段艱難、危險而又悲壯的生活，我這裏就不重複了。最後貼一張郁達夫生前最後的照片，再來一張《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作者鈴木正夫2000年和郁沙在西安的合影。
“趙胡子”
鈴木正夫和郁沙在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