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郁達夫在一九三九年初寫的一篇文章裏說:“回想起半年來，退出武漢，漫遊湘西贛北，複轉長沙，再至福州而住下。其後忽得胡氏兆祥招來南洋之電，匆促買舟，偷渡廈門海角，由香港而星洲，….風塵仆仆，魂夢搖搖。”(《槟城三宿記》)抗戰期間，國內有些著名文藝家，如徐悲鴻、劉海粟、金山、王瑩等，曾先後赴南洋作愛國宣傳，募集捐款，爲抗日戰爭出力。郁達夫所以決心去國，遠走星洲，其動機也正如他自己所說，是爲動員更多僑胞支援抗日戰爭，“上南洋去作海外宣傳”(《毀家詩紀》)，他要爲保衛祖國的神聖事業貢獻力量，這是主要的原因。同時，想改變一下生活環境，以彌合他和王映霞之間的感情裂痕，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一九三八年底，郁達夫和王映霞攜長子郁飛離開福州，踏上赴新加坡的旅途。他們在閩江口乘上英商和豐公司的豐慶輪去香港，船路過廈門時停泊了一天，雖然陽光朗朗，但是這個風景秀麗的南方城市，在侵略者鐵蹄蹂躏下，已經成爲看不到人影的死城了。詩人在船舷旁凝望著這美麗的鹭島，不覺暗暗地滴下了幾點傷心之淚。他們抵達香港時，人們正在忙于過新年。在香港沒有多作逗留，他們就轉乘意大利郵船皮亞康馬諾伯爵號赴新加坡。海途中郵船在菲律濱的馬尼拉市停泊半天，這時正是聖誕節後一日，郁達夫還上岸參觀菲律濱大學。
郁達夫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抵達新加坡。翌日，也即十二月二十九日，《星州日報》上發了這樣一條消息，標題是:爲努力宣傳抗戰，郁達夫將入本報工作，昨偕夫人王映霞女士及公子飛抵星，將每日報告抗戰文藝界情形。
自武漢放棄後，我國文藝作家之集中武漢者，實踐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標語，分頭赴各鄉各鎮，以及海外各處，努力宣傳工作，以期必勝必成之早日實現。郁達夫近亦由武漢退出，先去湘西及武漢外圍前線視察二月，後複經閩浙各戰場巡曆，現已由閩轉粵，偕夫人王映霞女士及兩女子飛由港抵星，不日將入本報工作，以後將每日有關于抗戰文藝界詳情報告。南洋各埠之關心文藝諸君，若欲知祖國文藝界近狀者，可就今後本報探知一切也。
抵星洲後，郁達夫和王映霞等暫時住在南天旅社八號房住下兩天，他就應邀去槟城遊覽。他說:“此番的下南洋，本來是爲星洲日報編副刊來的。但是十二月廿八日到星洲，兩日過後便是新年的假日。卻正逢星洲的兄弟報，槟城星槟日報，于元旦日開始發行，秉文虎先生之命，又承星槟諸同事之招，謂’值此佳期，何不北來一玩!”于是乎就青春結伴，和關老同車，馳驅千五百裏，搖搖擺擺地上這東方的花縣來了。”(《槟城三宿記》》這裏的“東方的花縣”，指的即是馬來亞北部的古城槟榔嶼;當時同去的是《星洲日報》主筆關楚璞。戰前新加坡報業的新年假期是一個星期，因而郁達夫有時間從容地飽覽馬來亞的風光。
在赴槟城途中，郁達夫得悉國內汪精衛公開進行賣國投降活動，十分憤怒，立即賦詩示車中同伴:“飛車高臥過垂虹，草驿燈昏似夢中。許國敢辭千裏役，忍寒還耐五更風。神州舊恨遺徐福，南粵新謠怨蒯通。卷土重來應有日，俊豪子弟滿江東。”詩中譴責了無恥的背叛行爲，抒發了以身許國的情愫，表達了對抗日前途的必勝信心。他抵達槟城的當天，被安排在《星槟日報》對門的杭州旅館住宿，“杭州”的店名使他鄉思萦懷，夜不成寐，于是吟成一絕:“故園歸去已無家，傳舍名留炎海涯。一夜鄉愁消未得，隔窗聽唱後庭花。”這裏流露的是因國破家亡、悲憤投荒而引起的憂傷情緒。我們認爲，這兩首詩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郁達夫在民族危亡、家庭變故的境遇中的複雜心情。
槟榔嶼這個被郁達夫譽爲花縣的濱海城市，風景十分美麗。洗岸的濤聲，如雲的列樹，漫長的海堤，多姿的房屋;煙雲缭繞的升旗山，鍾鼓齊鳴的極樂寺，樹影婆娑的椰子園，紗衫套裙的女嬌娘，爭奇鬥妍的熱帶花…..這一切集中地顯示出南洋城市的風景特色，給予郁達夫留下了異常深刻、新鮮的印象。他情不自禁地當場寫了一篇題爲《槟城三宿記》的優美散文，記述了這次難忘的旅行。
在槟城期間，郁達夫應當地文藝界朋友的邀請，參加了設在醉林居的一次公宴。當時代表文藝界到旅館邀請郁達夫的溫梓川後來曾撰文回憶這次公宴的情景，他說:“我記得那天晚上，在宴會席上，他報告了國內文藝界抗戰工作的近情，說是國內文藝界于抗戰一年半來，雖未有偉大的抗戰作品産生，原因卻在于文藝界中人，此刻正從事抗戰的實際行動。目前一般文藝界中人，亦莫不認定以行動爲第一，所以當漢口淪陷前，文藝界人士就曾議定，能下鄉者下鄉，能赴敵後方者赴敵後方，能隨軍隊者隨軍隊，能赴海外者赴海外，一切不能者，即集中重慶，議定後各奔前程，他本人初赴重慶，繼轉南昌，視察各前線軍士，辄見前方軍士衣具不足，天寒衣單，且適逢淋漓秋雨，歸乃聯合同人，提倡募集寒衣，送往前方，後他方由福州南來，將與馬來亞同文共同努力提倡文藝，希望文藝作者一齊努力雲雲。”文中“他本人初赴重慶”可能是回憶的訛誤。然而從這段回憶文字裏仍然可以看到，郁達夫當時的確是注意隨時進行抗日宣傳的。
在從槟城回新加坡的路上，郁達夫所乘坐的火車出軌，車箱橫臥在軌道外的草叢中，他幸而沒有受傷。後由朋友開車到出事地點將他們接去吉隆坡，郁達夫因而順道遊覽了吉隆坡這個城市。回到新加坡不久，郁達夫就搬出南天旅社，在中容魯路二十四號三樓的一套三房一廳的房子裏定居下來。他從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抵新加坡，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離開，一共在星洲生活和工作了三年零兩個月，他爲星洲華僑文化事業的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爲僑胞的抗日愛國運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郁達夫從國內萬裏迢迢到新加坡，“是爲星洲日報編副刊來的”。事實上編報紙副刊以至編輯其它報刊正是他在星洲期間的主要工作內容。從槟城回來，他從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正式接編《星洲日報》的日版 副刊 《晨 星》和 晚 版 副 刊《繁星》，一月十五日又開始接編該報每周一期的《文藝》副刊。《星洲日報》創辦于一九二九年，是華僑大資本家胡文虎家族創辦的一系列星系報紙的第一份，是當時新加坡最大的華文報紙之一。它以月薪叻幣二百元的重金聘請郁達夫，爲其主編三大副刊。在這同時，郁達夫還兼編槟城的星系報紙《星槟日報》的《文藝》雙周副刊，並負責《星洲日報》印行的畫冊《星光畫報》的文藝欄的編輯工作。後來，從一九四〇年四月起，他又負責《星洲日報》的《教育周刊》的副刊編務，下半年由于關楚璞辭職，郁達夫還代理過《星洲日報》主編。一九四一年他又擔任了在新加坡的英國當局情報部創辦的《華僑周報》的主編。可見，報紙成爲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的主要戰鬥陣地。
對待編輯工作，郁達夫是非常嚴肅認真的。他是把它作爲一種事業，對它傾注了滿腔的熱情，寄托了無限的希望。他在接編《晨星》副刊時說:“《晨星》這一塊小園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變作光明的先驅，白晝的主宰，那豈不是祖國之光，人類之福?”(《(晨星>的今後》)他在 接 編《繁星》副刊時寫道，一九三九年已到來，“以後的建國中興與自強，到處都在要求我們全民族的精誠團結與互助。今後的繁星的讀者投稿者，希望也能發揮這一種國民至上的團結的精神!”(《<繁星>的今後》)在接編《文藝》星期副刊時他則向讀者和作者表示，要“使這一星期一次的小園地，不致荒蕪，並且更能發出新的力量來，助我們國家民族複興的成功。這想不僅是我這編者的期望，當亦爲諸君所樂與合作的一件大事業”(《接編<文藝)》)。在正式接編了《星洲日報》的三大副刊以後，郁達夫就在《晨星》上發表了一篇《編輯者言》，公開向讀者表明自己的編輯態度。他說:“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對人無好惡，投稿者的天才與抱負更不得不尊重，這些當然是編輯應盡的職分”;又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開風氣，亦順潮流，去時代不能太遠，提問題不能太高，實事求是，以汗水來作天才的養乳，這就是我以後在編輯職內想努力的目標。”郁達夫把他所耕耘的一塊塊小小的副刊園地，當作培育文藝新人的苗圃，宣傳抗日救國的陣地，並把它和民族的複興、國家的自強聯系起來。由于他充分認識自己的工作的意義，因而就能以嚴肅的態度和巨大的熱情來對待它。他在編輯工作中的確是這樣來要求自己的。
在編輯工作之余，郁達夫仍然很喜歡買書。這是他從小就養成的愛好。他剛抵星洲的第二天就從書店裏買了一大包外國書回旅社。他到槟城旅行時，除遊覽風景名勝外，就是專跑中西書店，他在一家印度人開的舊書店買了一大堆價錢低廉的世界名著。據吳繼嶽回憶，“他在星洲三年，有錢就買英文書籍，一本厚厚的英文書，他晚上一兩個鍾頭就可以讀完，而且把值得參考的地方，用書簽夾上，等到他離開星洲時，還留下數千部英文書在他的中峇魯寓所”。
令人遺憾的是，到了新加坡以後，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感情裂痕並沒有得到彌合，相反的，他們的關系更加惡化，以至發展到完全破裂。在郁達夫剛到新加坡時，香港《大風旬刊》的編者陸丹林寫信來向他約稿，郁達夫就將近年來寫的二十首舊體詩詞(詩十九首，詞一首)集成一組《毀家詩紀》，在各首詩後都自寫一則紀事。這些詩詞和文字毫無保留地暴露了郁達夫和王映霞婚變的內幕，然而正如陸丹林後來指出的，“這些本事注，多有不盡不實的地方”。但是這一組詩詞很快就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版的《大風旬刊》周年紀念特大號發表出來。這一期的《大風》由于發表《毀家詩紀》而轟動國內外，以至印了四版。(以後上海的《古今》半月刊、《永安》月刊等都加以轉載，日本刊行的《日本評論》也于一九四○年譯載。)對于郁達夫的這一行爲，王映霞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她先後寫了兩封信以及《一封長信的開始》《請看事實》二文寄給《大風旬刊》發表。他們在筆墨上相互攻擊，在生活中時起勃豁，雖經朋友調解周旋，但已無法恢複過去的愛情，于是協議離婚，並各在報上自登啓事宣布。一九四〇年五月，王映霞回國前夕，郁達夫寫了《南天酒樓餞別映霞兩首》，其中一首寫道:“自剔銀燈照酒卮，旗亭風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約，來譜黃衫小玉詞。南國固多紅豆子，沈園差似習家池。山公大醉高陽夜，可是傷春爲柳枝?”郁達夫與王映霞，十二年前，他們的戀愛和結婚曾是傳遍文壇的佳話，而如今，這一對夫妻終于宣告批離。對于他們離異的原因，論者衆說紛纭。當然，人們可以羅列出這樣那樣的許多原因，但我們認爲，最根本的是在于許紹棣這個政治上反動、道德上敗壞的第三者的插入與破壞，正是這個國民黨反動派的黨棍以他的毒爪，撕毀了郁達夫甯靜安谧的家庭。正如郁達夫所悲憤控訴的，這個黨部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敵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凶惡的事情”(《回憶魯迅》)。這是一個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在舊社會遭受黑暗勢力迫害的悲劇，它在那個虎狼橫行的時代並不是個別的現象。
郁達夫曾經爲王映霞獻出自己無限的熱情，他真誠而深摯地愛著這位妩媚的女性。現在她終于離他而去，留下他在這遠離祖國的炎荒之地，和身邊的年幼的孩子相依爲命。這對于郁達夫來說，無疑是十分痛苦的。他又在一首寄王映霞的詩裏寫道:“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秋雨茂陵人獨宿，荊風棘野雉雙飛。縱無七子爲哀社，猶有三春各戀晖。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個幾時歸?”詩中充溢著深沉的憂傷和淒涼的情緒，這是一個受害者發自內心深處的無可奈何的悲鳴和歎息。
但是郁達夫並沒有被個人的不幸和痛苦所壓倒。他認識到，在當時還“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家的危亡，民族的災難，是擺在每個愛國者面前的嚴峻的問題。“匈奴未滅家何恃?”“國倘亡，妻妾甯非妓?”如果沒有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個人的幸福是根本談不上的。因此他表示要“留取吳鈎拼大敵”，要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首先貢獻給保衛祖國的神聖事業，而在實際行動上，他則忍受著內心的隱痛，以他所主持的幾個副刊爲基本陣地，熱情地進行抗日愛國的宣傳，積極地促使馬華文藝事業的發展。郁達夫在大敵當前時所表現出的這種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重的襟懷和氣概，的確是十分感人的。
在主編新加坡各種報紙副刊的三年期間，郁達夫一共寫了一百多篇文章，其中大量的是雜文與政論，並且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工作。他的這些文學活動和社會活動，是他在星洲生活和戰鬥的主要方面。
首先，郁達夫用他撰寫的許多政論，燃燒起海外僑胞的愛國熱情，使他們關心自己祖國的命運，密切注視著正在進行的這場反侵略戰爭;並鼓勵他們懷著抗戰必勝的信心，積極投入保衛祖國的神聖事業。
郁達夫總是通過各種方式讓廣大僑胞牢記自己是炎黃子孫，自己的命運是和祖國密切聯系的。例如有一次他應邀到中國語文學院去向學員講課，就著重談學習祖國的語言和文字的問題。事後他又整理出一篇題爲《語言與文字》的文章發表。文中指出，中國的文字是最優美、最富于意義的一種。他要求僑胞要熱愛祖國的語言和文字。他說，“我們平時雖則並不會覺得祖國語言，與祖國文字之可親可貴，但當受到最後一課的時候，就能感覺到這一種語言，這一種文字，對我們是如何地可寶貴的東西了。”他還舉出三年前在台灣的見聞爲例，當時他看到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衆被禁止讀中文書，不能出版中文報紙，其悲慘哀切的情狀與都德所寫的《最後一課》相似。他在文章的最後寫道;“祖國的語言文字，就是祖國的靈魂，我們要擁護祖國，就不得不先擁護我們的語言與文字。”他在一九四〇年元旦發表的一篇《一年來馬華文化的進展》中，又充分肯定僑胞對祖國文化的擁護。他說:“至若國語的普遍提倡，教育程度的一般提高，中國語文的特別爲僑胞們所重視等，都是這一傾向的流露。中華民族的人民，有此堅強的決心以後，自然中華文化不會滅亡了，而文化不滅，也就是民族永生的鐵證。”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的標志之一，郁達夫通過這一組帶，讓僑胞們更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和祖國的血肉聯系，加深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從而提高他們對祖國的責任感。
郁達夫還常常注意引導僑胞關心祖國的事情。對來自祖國的文藝家和藝術團體，他以巨大的熱情撰文加以宣傳介紹;另一方面他又經常在僑胞中發動捐款，支援祖國的抗日文化事業。當時國內時常有藝術團體到新加坡來宣傳抗日，例如昆明文協分會漫畫展覽團的畫展，武漢合唱團先後演出《雷雨》和《原野》，以及其他團體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永定河畔》、《反納粹》等，郁達夫都通過他編輯的副刊發表文章，給予贊揚。著名畫家徐悲鴻來新加坡舉辦義展，郁達夫撰文推薦:“悲鴻先生，在廣西住得久了，見了那些被敵機濫施轟炸後的無告的寡婦與孤兒，以及在疆場上殺敵成仁的志士的遺族們，實在抱有著絕大的酸楚與同情。他的欲以藝術報國的苦心，一半也就在這裏，他的展覽會所得的義捐金全部，或者將很有效用地，用上這些地方去。”(《與悲鴻的再遇》) 著名畫家劉海粟在南洋一帶舉行義赈畫展，爲祖國籌得赈款數百萬元，到了新加坡，郁達夫爲他寫的畫展目錄序指出:“當國家民族，正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我們的報國途徑，原不固定在執槍杆，戴軍帽的這一條狹路的。我們只教有決心，有技藝，則無論何人，在無論何地，做無論什麽事情，只教這事情有一點效力發生，能間接地推動抗戰，增強國家民族的元氣與聲譽，都可以說是已盡了他的報國的義務。”《《劉海粟大師星華義服畫展目錄序》)篆刻家張斯仁“刻印三千，全數 助照”(《印人張斯仁 先 生》)，畫家翁占秋“以籌赈爲主要目標”的畫展(《翁占秋先生畫展專刊附言》)，歌舞家紫羅蘭“爲籌赈而賣藝”(《紫羅蘭女士速寫象題記》)，以及著名演員王瑩、趙洵(即金山)演出進步話劇，對于這些來自祖國爲宣傳抗日而奔忙的藝術家，郁達夫也都熱情地寫文章爲他們宣傳。另一方面，他還曾在自己所編輯的《晨星》副刊上，發動作者們將稿費的全部或一部捐寄給重慶的全國文協，作爲活動費用。他動員新加坡愛同校友會和青年勵志社捐款援助在上海生活窘困的魯迅遺屬。他還曾在僑胞中募款捐助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一九四〇年郁達夫得悉重慶以及內地許多作家生活十分困難，就發表文章提出:“我們更希望在海外的各僑胞所主辦的文化事業機關，也能夠盡其全力，向國內的文化人致一臂之助。傷兵、難民，原應該救助，落難的文化人，也同樣地要救助一下才對。”(《文藝上的損失》)郁達夫這種溝通僑胞同祖國的血肉聯系的工作，實際上是爲正在進行的反侵略戰爭爭取了一批海外的愛國力量。
郁達夫在引導僑胞關心祖國命運的同時，又總是向他們指出祖國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的正義性質，並以自己對抗戰前途的樂觀情緒來鼓舞他們，激勵他們懷著必勝的信念參加到保衛祖國的行列。他向廣大僑胞指出:“抗戰的最大目的，當然是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與國家的獨立完整。”《抗戰現階段的諸問題》) “我們這一次的抵抗侵略戰爭，使國際間前進的諸人士，不得不承認我們中華民族，是反侵略的急先鋒;是爲主張世界的和平正義，不惜犧牲一切，來抨擊法西斯蒂強盜的先覺者。”明確戰爭的正義性，就會滿懷信心去奪取勝利。于是他向僑胞號召:“我們更要以萬分樂觀的情懷，來爭盡我們出最後一個錢，瀝最後一滴血的天職，因爲這就是最後勝利的另一個名稱”(《紀念九一八》)。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說:“親愛的僑胞們，楚雖三戶，足以亡秦，衆志一成，卒能興夏，我們只教萬衆一心，堅持到底，最後勝利，自然是指日可待。最緊要的，是在這爲山九仞的時候，務必大家，更多出一點錢，多出一點力，來促成我們建國的大業。”(《介紹昆明文協分會 漫畫展覽團》)在迎接一九四〇年到來的時候，他滿懷希望地寫道:“勝利原是我們的，當然無可疑問，可是到勝利之路，卻並不是一條坦途。我們全國的民衆，不問在海內海外，必須團結得更加鞏固，責任的償盡,必須做得更加徹底，爲國犧牲的覺悟，必須更加堅決，才有希望。”(《迎年小感》)而在一九四一年元旦，他又熱情洋溢地說:“我們在這一個抗戰將得最後勝利的關頭，同胞自然要更加團結，更加出錢出力，共赴國難，才可以造成一九四一年的全線總勝利的局面。”(《簡說一年來的敵國國情》)郁達夫這些令人熱血沸騰的言論，不但給予廣大僑胞以鼓舞，以希望，而且還爲他們指出了爲保衛祖國貢獻力量的方向。而對于那些以實際行動投入保衛祖國的偉大鬥爭的僑胞，郁達夫則滿腔熱情地予以贊揚。例如當有四十八名華僑機工志願回國參加抗戰的時候，他就撰文歡迎，說:“這四十八位勇士，非但代表了華僑，證明了僑胞的出力出錢，在絕大犧牲下誓死爭取民族的自由與獨立;並且也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證明了我中華民族，是決不會做亡國賤奴的民族”;作者還熱情地呼喚:“故國在盼望她海外的兒女回來服務，猶大旱之望雲霓”(《送容華機工回國服務》)。
其次，郁達夫用他撰寫政論作爲武器，憤怒地控訴日本帝國主義野蠻的侵略罪行;深刻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向民族敵人妥協、積極反對抗日力量的伎倆;同時義正辭嚴地斥責那些漢奸文人背叛祖國、投降日寇的無恥行爲。
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及其在中國所犯下的殺人放火、奸淫搶掠的滅絕人性的罪行，郁達夫一次又一次地撰文加以揭露和抨擊。他在文章中深刻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極其野蠻而殘酷的。它既有用飛機大炮的屠殺進攻，又有政治進攻，經濟進攻，謠言進攻，毒物進攻，娼效進攻等;而其中的文化進攻則是敵人用以滅我種亡我國的毒辣的手段。他說:“他們先要使我們忘記國族，所以就授以日文，改變小學教科書;再要證明中日親善的實際，所以就從由我們這裏劫掠去的金錢中拿出一小部分來，示義賣恩，頒賜小惠。或設獎學金，或選派優秀學生至敵國留學;或對于一二稍有聲望，甘爲奸人走狗的墮落文人與所謂學者，予以小小的榮譽，這麽一來，淪陷區的讀書種子，就盡入敵人的彀中。再過幾十年後，便可將中文完全廢止，使炎黃子孫，完全甘心情願自稱作日本的臣民了。”(《敵人的文化侵 略》)郁達夫不但看到日寇殺人放火的法西斯暴行，而且還看到他們妄圖征服中國民心的卑鄙陰謀，這在當時無疑是比較敏銳和深刻的。
對于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抗戰的罪惡陰謀，郁達夫也能及時覺察並予以公開揭露。早在一九四〇年他就撰文希望國共能減少磨擦，團結抗日。他說:“即使國共之間，有了些須磨擦，但站在中華民國國民的立場上來說話，我們總只希望這磨擦會減少，會消滅，以收精誠團結的實效。決不應該來過事宣傳，或誇大其辭，或鼓勵慫恿，使這磨擦日見擴大起來的。制造磨擦，有時候亦屬必要等論調，當然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所忍說的話。”(《抗戰現階段的諸問題》)一九四一年一月國內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九千余人在安徽泾縣突然遭到國民黨軍七個師八萬多人的包圍襲擊，除約兩千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郁達夫在海外獲悉這一消息，感到非常震驚和痛心，立即聯合了星洲華僑中的三十多位文藝工作者，由他領銜發表了爲“反對投降妥協堅持團結抗戰”的《星華文藝工作者致僑胞書》。他們嚴肅地指出:“我國十年間慘痛的分裂內戰，給予敵人以不少侵略的機會，而三年余來的團結抗戰，卻給予了敵人以致命的打擊。這血淋淋的曆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是多麽的深刻與寶貴呵!”“不幸的是，時至今日，正當抗戰接近勝利之際，尚有一部分封建殘余，頑固敗類，躲藏在抗戰的陣營裏，而且把握著相當大的權力與地位。他們爲了一已的利益，遂不惜昧殺天良，實行挑撥離間，造謠中傷，甚至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他們妥協投降的鬼計。他們視抗日最力的軍隊爲眼中釘，視真正在喚起民衆的集團爲心髒病。千方百計，勢必把進步的力量消滅，把抗戰建國的力量削弱，以遂他們的主子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宿願。年來關于國共磨擦的事件，與忠心爲國的進步分子如杜重遠、馬寅初等的被拘被陷，以及最近轟動中外的解散新四軍的慘痛血案，就都是這些汪派漢奸，無恥敗類所一手捏造出來的陰謀毒計!這陰謀毒計，實足以亡國有余!”這種旗幟鮮明、義正辭嚴的譴責，充分顯示了郁達夫深明大義、疾惡如仇的膽識。
對于那些背叛祖國、投降日寇的漢奸，郁達夫總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撻伐。例如他剛到星洲不久，就發表文章揭露漢奸賣國賊的醜惡面目。他說:“各種僞組織的中心人物，試看有一個象人的人沒有?不是失意三流軍閥，便是地痞惡棍，人格破産，貪汙惡劣到骨髓的鼠子。這些人渣，簡直是連衣冠也穿不上的禽魯。”(《估 改》)一九四〇年在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時候，他發表了一篇題爲《今年的三，二九紀念日》的文章，對本年三月臭名昭著的汪精衛和陳公博等在南京成立僞國民政府這一事件憤怒地加以討伐。他說，在黃花崗烈士的同志中竟出現了一個出賣黨國、出賣民族子孫的汪逆，這是令人切齒痛恨的。雖然南京傀儡政權無論在國際友人眼裏或在我國同胞的心目中，都是不值一提的蟲鼠狗彘的行爲，但它卻是敵人用以來作剝削我民衆，欺騙我同胞，分散我力量的爪牙之計，是亡我國滅我族的一個最毒辣的陰謀。在這年的三、四月間，郁達夫收到郭沫若從重慶來信，信中說:“你知道張資平的消息麽?他竟胡塗到底了，可歎!”這個消息引起郁達夫極大的憤慨，他立即寫了那篇著名的政論“文人”》。文中說，從來信中“我們可以知道，張資平在上海被敵人收買的事情，確是事實了。本來，我們是最不願意聽到認識的舊日同志，有這一種喪盡天良的行爲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們在初期，也每以爲是不確，是敵人故意放造的謠言;但日久見人心，終于到了現在，也被證實是事實了。文化界而出這一種人，實在是中國人千古洗不掉的羞恥事，以春秋的筆法來下評語，他們該比被收買的土匪和政客，都應罪加一等”。作者還在文章裏感慨道:“時窮節乃見，古人所說的非至歲寒，不能見松柏之堅貞，自是確語。”我們知道，張資平是創造社的早期成員之=，原是郁達夫的好友;周作人是最早公正評價並且熱情地肯定郁達夫的小說的文學家，一直受到郁達夫的衷心 感激與尊敬。但是，一旦郁達夫發現他們喪失民族氣節，背叛祖國利益，他絕不徇私情，而是嗤之以鼻，堅決劃清界限，並加以強烈譴責。這種大義凜然的態度令人感動。
郁達夫在鬥爭中是注意講究策略的。一九四〇年五月，郁達夫收到東京讀賣新聞社學藝部的來信，並附有日本文藝批評家新居格氏寫給他的公開狀的原稿，曆敘了過去的友情，流露了對戰爭的厭煩與對和平的渴望的情緒，並闡述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不會因兩國之間所釀成的不幸事而改變”的認識，表達了希望兩國的不幸早日過去以便可以親密地交談藝術的意願。在兩國之間正在進行著激烈的戰爭的時候，應該如何回複這封信呢?郁達夫說:“對此我曾經考慮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將被人笑我小國民的悻悻之情，而無君子之寬宏大量;若私相授受，爲敵國的新聞雜志撰文，萬一被歪曲翻譯，拿去作爲宣傳的材料呢?”經再三考慮，他就將來書和複信以《敵我之間》爲題一並在《晨星》副刊上發表。郁達夫的複信首先表示相信“國家與國家聞，雖有千戈殺伐的不幸”，但“民衆與民衆間的同情，也仍是一樣地存在著”，並以在中國已有一些反戰的日本人爲爭取真正和平而在同中國人並肩作戰爲例作證明;接著又告訴他，中國廣大民衆因這次戰爭的洗禮而大大進步了，他們都有了“任何犧牲，也在所不惜”的決心，“他們都把國家的危難，認作了自己的責任”。他以自己爲例，雖然這次戰爭使他經受了家園愛妻失去、老母胞兄殉難的極大不幸，但他卻只存了一個信心，就是“正義，終有一天，會來補償我的一切損失”。然後又指出，“中國的民衆，原是最愛好和平的;可是他們也能辨別真正的和平與虛僞的和平不同。和平是總有一天會在東半球出現的，但他們覺得現在恐怕還不是時候”。最後他向新居格表示，待到挑動幹戈的魔物失敗，真正的和平到來的時候，他們就可以懷著赤誠的心和真摯的情來握手歡談藝術了。郁達夫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態度不亢不卑，兼顧公誼私交，又把發動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者和普通的日本人民嚴格區別開來，這都說明在民族鬥爭的燒煉中，他在政治上是逐步走向成熟了。
郁達夫在許多政論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抗戰的熱情和信心，對日本侵略者的憎惡和仇恨，對漢奸以及破壞抗戰的行爲的憤慨和譴責，這一切都說明，在神聖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他是始終站在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立場上的;而指導他的行爲的思想基礎則是閃耀著燦爛光芒的偉大的愛國主義。
再次，郁達夫以他編輯的副刊爲陣地，努力推進星洲的文藝運動，熱情地扶植和培養青年作家，他爲馬華文藝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郁達夫總是從大量來稿中發現一些青年作者共同的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加以分析，提出指導性的意見;有時則針對文學青年創作中遇到的問題，幫助他們解決。例如他接編幾個副刊兩個月，看了一千多篇來稿，就寫了一篇題爲《看稿的結果》的文章，指出在大量來稿中存在的兩個共同性的問題:第一，不少來稿存在著“差不多”的雷同的現象。他認爲，同一件事情，同一個主題，我們寫的時候可以從許多的角度去寫。第二，許多來稿很不注意于文字的洗煉，其主要原因是作者讀書太少和不重視文字的錘煉，他提出“讀書要眼到、心到、口到;多讀、多寫、多想、多改，是補救這一個缺點的一劑對症藥”。又如他接編幾個副刊一年以後，看了一萬多篇稿件，他又及時地指出，“經一年間編稿的經驗，覺得馬華的投稿諸君，稿子都寫得過長，是一個通病。其次，是對于現實的取舍手段不高明。緊要的地方，握住得不多，而不緊要的地方也同樣地不曉得割去，又是一個通病”(《(文藝)及副刊的一年》)。這種從來稿中提出問題進行分析研究的做法，是能夠給予青年作者以切實的幫助的。另一方面，當青年作者在創作中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時，郁達夫也總是耐心地加以指導。例如怎樣處理好文學作品的地方色彩問題是當時一些馬華文學青年討論比較多的，針對這個問題，郁達夫撰文答複:“地方色彩，在作品裏原不能夠完全抹煞掉而不管，但一味的要強調這地方色彩，而使作品的主題，反退居到了第二位去的這一種手法，也不是上乘的作風。”又如對于文藝的大衆化問題，也是當時大家比較注意的，郁達夫指出，“自從這一次神聖抗戰的烽火燃起以後，實際上，文藝就不得不社會化、通俗化、大衆化了。我們在武漢、在重慶、在鄂西北、在延安，已經腳踏實地的在向這一方面做去。討論的時代之後，現在似乎已進入了實際創作的階段。”(《幾個同題》再如針對當時部分文學青年存在著未上前線如何寫作爲抗戰服務的作品的問題，郁達夫指出，可以適當運用一些第二手的間接材料作題材，但寫作者必須具有豐富的常識，正確的判斷力和如實的想象;而在形式上，報告文學、宣傳短劇、朗誦詩則是能及時爲戰爭服務的輕便的文藝武器，應大力加以提倡(《戰時文藝作品的題材與形式等》)。郁達夫的這些意見都是比較正確而深刻的，廣大文學青年從中可以得到教益。
郁達夫還在馬華文學青年中大力提倡報告文學的寫作。報告文學是當時在我國新興的文體，和小說、戲劇比較起來，它比較輕便，易于爲青年作者所掌握，又能迅速反映 時代 的風貌，提倡寫作報告文學，是培養文學青年的有效途徑。因此，郁達夫發表了《報告文學》一文，指出“在中國目下的情形之下，要想用准確的現實，來寫出足以動人，足以致用的文學來，自然以取這一個報告文學的形式，最爲簡捷”。不久，他又寫了一篇《事物實寫與人物性格》，研究報告文學如何更好地描寫事件和人物性格的問題。除了在理論上提倡以外，郁達夫還以《晨星》副刊爲陣地，發起“馬來亞的一日”的征文。他在《再來提倡“馬來亞的一日”》裏要求“各地的讀者，不問是從事那一種職業的人，都不妨先試來寫出一日的工作思想行動，投寄給我們”。郁達夫提倡並組織撰寫報告文學征文，這種方式對于發現和培養文學新人，是十分有效的。
對于已經顯示出文學才華的青年，郁達夫總是滿腔熱情地給予關心、愛護和培養。許多受過他指導的文學青年都是懷著感激的心情來回憶同他的交往。西第
當時在《星洲日報》當記者的青年吳繼嶽後來回憶 說:“主筆關楚璞的驕傲態度，和郁達夫先生的和藹可親，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本來郁先生比關某更有資格擺架子的，因爲他無論聲譽和地位都不是關某所能比擬，但郁先生卻一點架子也沒有，他對同事，不論職位高低，都一視同仁，不分彼此。同事有事請教他，他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此同事都很敬愛他。我上班不到幾天，就對郁先生發生好感。”
新加坡作家黃秀後來回憶說:“郁達夫很喜歡接近文藝青年，他那時候的寓所在中峇魯，筆者不止一次到過他的寓所。他給我的印象很好，我覺得他的性格平易近人，毫無半點大作家的架子，對我們這些來訪的搞文藝的年青人，非常歡迎，態度也極誠懇。對于年青的寫作者，他更是獎勵不遺余力。”
劉前度回憶說:“他編的《晨星》，很喜歡提拔後進的寫作人，只要內容好，寫作技術成熟，都一一被錄用。雖說他常常感到篇幅不夠，要求投稿者寫出的著作，最好不要超過三四千字，但是好的作品，往往超過這種範圍，他都沒有割愛，而盡量發表的。通常我投去的，多數爲近代歐美作家小說的譯作，他很快就將它登載出來，這不是說他和我有什麽特別交情，只不過表示他對歐美小說的重視吧了。”
劉心皇在《郁達夫在南洋》一文中寫道;“對于愛好寫作的青年們，郁達夫常常不怕麻煩地個別指導他們該讀那些書，創作該從那兒著手。例如文藝青年的老杜那時也學習小說，如一切好學寫作的人一樣，他也染上了蕪雜、瑣屑的毛病，郁達夫把莫泊桑介紹給他，叫他學習這位法國短篇小說之王的簡練。老杜接受了他的意見，果然在寫作上得益不少，他以後逢人便說起這回事。”
對一些青年作家的創作，郁達夫還熱情地撰寫評介文章或爲他們寫序，給予推薦。例如他爲青年作家溫梓川的短篇小說集《美麗的謊》寫了評論，贊揚作者“很有眼光，很有魄力”(《介紹<美麗的謊>》);他在爲李桂的《半生雜憶》寫的序中認爲這部自傳式的作品“是一個忠實的靈魂的告白”，他還爲二十七歲就死去的青年詩人馮蕉衣的遺作寫了情深意切的序言。據統計，郁達夫在星洲期間，團結在他編輯的副刊周圍的青年作者還有鐵抗、老蕾、王君實、張曙生、戴淮君、李詞抗日的實際工作。他擔任新加坡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主席，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班主任，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郁達夫實際上成爲星洲華僑中的抗日領袖之一。在新加坡成爲危城時，他將兒子郁飛托人送回國內，自己則留在南洋，准備迎接更加嚴峻的曆史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