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農們想要突破國內內卷的天花板,而新加坡能成爲他們的另一艘方舟嗎?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陳睿雅
編輯|米娜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走出機艙,生于中國北方的林棟感覺新加坡悶熱潮濕得“像站在一個桑拿間裏”。
今年2月,90後林棟應一家新加坡本地互聯網公司的邀請,成爲當地一名從事前端開發的程序員。因爲疫情,入職的第一周,林棟沒見過一位同事。在google meet、zoom上參加線上會議時,他聽到有些同事說著中式英語。“9個人開會,裏面最少有5個來自中國。”林棟說。
3年前,林棟所在國內公司從互聯網巨頭內拆分出去後,公司陷入了混亂。2021年年中,他決定跳槽。新加坡並非首選。林棟曾收到過北京一家互聯網巨頭的面試邀請,面試時間基本安排在晚上八九點。在經曆四輪、每次1小時的面試後,HR在最後關頭告訴他,你的工作經曆與項目不符。他不認可這個回複,認爲這是國內程序員內卷程度加劇的一種體現。
“2018~2019年,3~5年經驗的開發崗位,算法題有50~100道的儲備就可以應聘了。2020年開始,題量需要200~300道才可能應聘同樣崗位。”林棟說,100分的工作,招400分的程序員,背後體現的是碼農供需關系走向失衡。
2021年10月,一位新加坡獵頭找到林棟,給他推薦了兩個工作機會,分別是一家新加坡區塊鏈公司和一家新加坡互聯網公司。妻子鼓勵他試一試。
區塊鏈公司面試林棟的卻是國內本地公司的成員。他收到的公司反饋郵件地址,也和招募公司的名稱不同,這讓他有些擔心。相較而言,那家互聯網公司的招聘流程更規範。
林棟接受的面試包括,一套題——一道算法題和十幾道選擇題,HR面試——一個印度人、三個華人先後進行技術面,整個過程“始終focus在技術點上”。最終,他順利獲得offer、EP(新加坡就業准證),前往新加坡工作。
大學剛畢業時,新加坡就是林棟和妻子想去生活工作的城市。去新加坡寫代碼,仿佛是他人生夢想的開始。但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也高,同時,非金融和IT行業從業者,從中國過去找工作難。林棟的妻子在國內任職于一家消費類外企,即將獲得MBA學位。她和林棟同步尋找新加坡工作,在LinkedIn上投出的簡曆石沉大海,收到的回複都是模板拒信。她目前計劃通過DP(家屬簽證)前往新加坡後,就地找工作。
去新加坡工作吸引了國內部分程序員的目光。想去的大致原因包括:大環境下,國內互聯網在迅速發展後面臨平台期,“內卷”程度加劇;個體層面,個人發展遭遇瓶頸,如晉升不暢;家庭因素,如出于對下一代教育的考慮,新加坡有不錯的基礎教育。
多年來,東南亞都被視爲國內互聯網企業下一個兵家必爭之地,而新加坡又是東南亞的橋頭堡。早在12年前,BAT就相繼入駐了新加坡,而TikTok亞洲區(除中國)總部也在這裏。
正如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國際事業群(大中華區)副司長劉晉榮在接受《品玩》采訪時所說,很多跨國公司以500多萬人口的新加坡爲國際化實驗室或司令部,打造自己面向整個東南亞的産品和戰略思路,競逐6億多人口的東南亞乃至79億人口的地球村。
目前,新加坡已聚集了網約車平台Grab、印尼網約車和支付巨頭Gojek、時尚電商Zalora、遊戲公司Garena、加密貨幣巨頭幣安等新興獨角獸企業,同時谷歌、Facebook、Amazon、Apple、Microsoft等亞太區總部也在這裏。另外,新加坡還是一些東南亞地區金融科技、遊戲公司、加密貨幣和區塊鏈公司的聚集地。據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的統計,世界前100名高科技公司中,有80家已在新加坡開展業務。
對林棟而言,如能在新加坡穩定下來,他希望未來試一試去谷歌工作;即便留不下,他也不願再回到國內程序員的“內卷”之中,爲海外互聯網公司提供遠程外包IT服務,或許是另一種可能。
後端需求最多,搶人各有偏好
面向中國招攬有一定工作經驗,又相對年輕的程序員,新加坡相比之前更慷慨了。
15年前,獵頭Telma隨父母從國內搬家到新加坡去讀高中。在他看來,當時新加坡的互聯網行業發展較慢。
6年前的2016年,Telma大學畢業時,程序員更願意去新加坡的投行和銀行工作。當時,金融公司給剛畢業的程序員開4000新幣(即新加坡元)到5000新幣(約1.8萬元~2.3萬元)的月薪。而現在,互聯網公司甚至能給應屆生開7000新幣到8000新幣的月薪,“(雖然)月薪在5000多(新幣)的更多”。
薪資增長的背後,也與近幾年中國互聯網公司以新加坡作爲橋頭堡進攻東南亞的趨勢密切相關。2016年,阿裏收購了東南亞跨境電商平台Lazada。2018年,一批原阿裏中層幹部來到Lazada位于新加坡的總部;2017年12月,騰訊成爲新加坡互聯網公司SEA的大股東。2018年,Grab合並了Uber東南亞業務,而Grab的第三大股東是滴滴。這一年開始,新加坡的互聯網行業,被摁下了加速鍵。
Telma所供職的機構也爲新加坡的阿裏、騰訊、字節跳動提供人才服務,近期也接到了小米在當地招募程序員的需求。在他看來,阿裏會固定招聘前後端開發和測試崗;騰訊針對雲端和外彙業務不同團隊的招聘職位在增加。而字節跳動在新加坡的團隊體系比騰訊更大,人才招聘需求量最廣,團隊也較多元化,“職位基本上向各個國家開放”。另外,騰訊傾向于招新加坡公民或已在本地拿到相應簽證的程序員,也偏向帶有中文背景的人才,因爲需要與深圳團隊溝通。
就Telma本人經手的招聘需求來看,新加坡互聯網行業,目前後端人才的需求最多,其次是前端和QA測試。
至于工作年限,要求3年以上工作經驗的更多。“阿裏P8來新加坡會比較困難,因爲他在國內可能不怎麽親自寫代碼。如果他來接受代碼測試,通過的概率相對較低。所以一般招P6、P7級別的較多。”Telma表示,新加坡互聯網公司更扁平化,技術管理層也需要親自上陣寫代碼。
“最常遇到的情況是,在國內月薪兩三萬元,來新加坡可能能開到四五萬元。”Telma稱,新加坡互聯網公司的薪酬包主要由12薪、2~3個月薪水獎金構成;區塊鏈公司則一般是12薪、0~8個月薪水獎金包。此外,有的新加坡互聯網公司、區塊鏈公司會提供期權。一位字節跳動程序員對記者表示,在國內一線大廠,3~5年工作經驗的程序員對應年薪是60萬~80萬元。
除國內互聯網巨頭外,新加坡本土互聯網企業也在搶人。據《燃財經》報道,在新加坡三大名校(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的校招上,Shopee爲從Lazada搶人,開出5500新幣(約2.6萬元,職位:數據分析師)和6500新幣(約3萬元,職位:數據科學家)的薪水,而新加坡普通應屆畢業生的薪水在3500~4000新幣(約1.6萬~1.9萬元)之間。
生活成本高,配偶就業難
Glassdoor是一家做企業點評與職位搜索的職場社區公司。記者查詢Glassdoor了解到,Shopee、TikTok位于新加坡的軟件工程師月薪爲6500~7775新幣,亦有程序員向記者表示,其月薪超過8000新幣。
來源:Glassdoor截圖
但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也高。一位就讀于南洋理工大學的華人研究生Bryce給《中國企業家》算了一筆賬。由于EP持有者不用像本國公民那樣繳納住房公積金和社保,假設一位新加坡程序員月薪爲6000新幣(約3萬元),他合租一個單間的租房成本平均每月1500新幣,每餐平均10新幣。算下來,每月的食宿費用總共約2500新幣,再加上其他浮動開銷1000新幣,每月只能結余約2500新幣。
“從中國過來工作,(收入)只能說是平移。”Bryce稱。林棟也基本贊同他的觀點,“薪資方面,和國內比,(新加坡)確實是下限高,上限低。”
近兩年,疫情也沖擊了新加坡經濟。新加坡政府近期提高了工作簽證的薪資門檻,這被視爲對本地人就業的一種政策保護。
今年2月,新加坡財政部長黃循財在發表2022財年政府預算案聲明時宣布:2022年9月起,新的就業准證申請者的最低月薪將從4500新幣提高到5000新幣;收入門檻較高的金融服務業,就業准證也調高500新幣到5500新幣。就業准證一般發給專業人員或經理級員工。黃循財指出,政府目標是確保新的就業准證持有者在素質上,可媲美新加坡最頂尖的三分之一的白領員工。
調高就業准證的最低月薪,是否會對“進口”程序員造成沖擊?Telma告訴記者,這一新政對程序員影響並不大,“‘進口’的工作年限較短的程序員,薪資也會高于5000新幣”。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獨身前往的程序員,舉家前往新加坡的程序員面臨更大的生活挑戰。比如配偶的工作問題,尤其配偶並非從事金融或IT業的人士。豆瓣上有帖子爲新加坡幼兒園招募華語教師,要求本科學曆,但薪資大多在2000新幣上下。
此外,如果打算在新加坡長居,解決孩子的教育問題,在拿到EP就業准證後,還需要獲得綠卡PR(新加坡永居身份)。它意味著可以參與HDB(類似香港公屋)搖號,或以更低的稅率購買私人公寓,住房對應著學區。“新加坡教育從小學就開始考試分流了。”Bryce說。
盡管,工作六個月後就可以申請新加坡永居身份,但相比北京上海的積分落戶政策,“新加坡的評分體系不透明”。Telma說,新加坡永居身份考量教育背景、與社會的融合度,最重要的是薪資。他估計,程序員能在2~4年內拿到永居身份。
在Bryce看來,新加坡宜居,但也很無聊——城市小,沒有太多娛樂活動,且律法嚴格,禁止塗鴉、禁止街邊隨意賣唱。
“綜合來說,新加坡還是不錯的。”Bryce說,前提是新加坡能夠保持住現在的發展勢頭。
逃離內卷,碼農們尋出路
林棟公司爲員工安排的隔離酒店位于中區CBD,落地窗外有藍色泳池。隔離的第二天,林棟按照第五位HR的線上指示,在網上完成了入職手續。次日,也就是開工第一天,他來到自己提前預訂好的合租房,同時收到了一個同城快遞寄來的紙袋,其中裝有2020年版Macbook Pro、員工手冊、手機卡和文化衫。隨後,他登錄公司內部通訊軟件,獲得了項目組周會、技術分享會的開會信息。
從最初接觸,到最終入職,林棟一共和這家新加坡公司的5位HR打過交道。第一位和第二位分別進行的是HR面試、入職意向和薪資討論,第三位、第四位負責入境相關材料辦理,第五位則是安排入職。
目前新加坡的疫情形勢嚴峻。居家辦公模式下,林棟實現了work-life balance,每天9:30開始上班,晚上7點下班,中午休息90分鍾,中午和下午會出門去餐館打包飯菜回家。
與林棟主動跳槽去新加坡有所不同,許弋所在的部門,因爲在公司內部擔著出海重任,因此得到了一個爲期半年的外派機會。該機會名額緊俏,他有一位同事,因爲家人都在新加坡,同樣抓住了機遇,選擇從公司離職,到新加坡公司重新入職。
過去4年,許弋以平均1年多的速度,在這家快速崛起的互聯網公司最核心業務板塊中順利晉升。但到了2021年,拿到外派機會時,他正處于“職位變動”概率較大的狀態,如果不去新加坡,“可能我就要換一個業務方向”。
“新加坡公司的HR提前給我們打好招呼了,每天晚上6點必須下班,不能在公司加班。所以work-life balance比之前在北京要好很多。”許弋說,工作後,他的業余時間都被工作占滿了,如今也許可以去學點東西或玩點什麽。
與林棟、許弋相比,也有程序員對前去新加坡態度謹慎。
上述在字節跳動工作的程序員告訴記者,去年下半年的“雙減”政策,讓他所在的教育板塊存在人員過剩的現象,上級會要求他們做一些沒有明顯産出價值的工作。這時,他收到了Shopee HR遞來的橄榄枝。但他因爲英語不好,前景不明,有些猶豫不決,目前正在收集關于去新加坡工作的相關信息。
但更多的碼農們在等待去新加坡的機會。一位在杭州工作的程序員對《中國企業家》表達了職業上的困惑,産品版本已很完整了,但她的上級還會要求加班去增添一些可有可無的功能。她曾留學于澳大利亞,但畢業時遇到了新冠疫情暴發,澳大利亞簽證收緊。她不想爲拿簽證,去澳大利亞的偏遠地區“妥協”2年,這樣無益于她的職業發展。眼下,她同樣也在關注新加坡的機會。
一對碩士畢業于北京知名高校、在江蘇工作的程序員夫婦,苦惱于下一代的教育問題。他們對《中國企業家》表示,周圍親戚朋友家的小朋友每月休息半天,其他時間都在上課。他們擔心,作爲父母,要賺錢養家,買房買車,沒有多少精力陪孩子。去新加坡的話,是否可以擺脫這種內卷?
(林棟、Telma、許弋爲化名)
(王玄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