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醫務人員及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對應對危機至關重要。”
編譯：步搖
編輯：tuya
出品：財經塗鴉
本文爲《柳葉刀》3月6號刊登的文章。
截至2020年3月5日，新加坡和日本和香港地區一直持續存在2019年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局部傳播。遏制策略似乎阻止了較小的傳播鏈擴大爲大規模的社區傳播。這些地區的衛生系統通常已經能夠適應，但是如果COVID-19流行病持續數月之久並且需要服務的人數不斷增加，則其應變能力可能會受到影響。我們概述了這些具有韌性的衛生系統的一些核心方面及其對COVID-19流行病的反應。
首先，經過不同時期的適應後，這三個地點采取行動來管理新病原體的爆發。重新調整了監監控系統以識別潛在病例，而公共衛生人員確定了他們的接觸者。一旦發布了COVID-19基因序列，國家實驗室網絡就開始進行診斷測試，並且在所有三個地方都提高了實驗室測試的能力，盡管診斷能力擴展到日本的大學和大型私人實驗室。在香港，最初僅對未經微生物學診斷的肺炎患者進行了測試，但監控範圍已擴大到所有住院的肺炎患者以及有目的地按比例抽樣的門診病人和急診人員，每天總計約1500人。日本的檢測策略也在不斷發展，現在對所有可疑病例提供診斷性檢測，而不論他們的旅行曆史如何。但是，這些病例本該被測試的，目前都還沒測試。
使用了不同的策略來選擇性地控制進入這些位置的旅行者。在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分階段的決定，限制來自中國大陸，以及最近來自意大利北部，伊朗和韓國的任何人入境。香港對所有從大陸入境的人實行了強制性的14天檢疫，並拒絕韓國，伊朗以及意大利受災最嚴重地區的非本地遊客入境。在日本，對湖北省和浙江省的公民實行旅行限制，並對帶有COVID-19病例的遊輪進行了隔離。
其次，政府間的協調得到了改善，因爲衛生當局根據其在香港和新加坡的2002-2003年期間的SARS，在1997年在香港的H5N1禽流感以及在這三個地區的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經驗，香港和新加坡在第一周就開始了協調，而日本在2月初進行了這種協調，當時有人嚴厲批評指責“鑽石公主”號遊輪上的旅客隔離檢疫行動，導致船員和旅客普遍受到感染。
第三，所有地區都采用了資金扶持，因此治療患者的所有直接費用均由政府承擔。在新加坡，無論患者來自新加坡還是國外，政府都要支付住院費用。在日本，資金是通過常規資金和應急資金提供的。同時，香港已經支付了所有此類費用。
第四，這三個衛生系統制定了維持常規衛生保健服務的計劃，但是服務的整合一直存在問題。在日本，由于指定醫院的能力變得過分緊張，醫院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將是一個重大挑戰。在新加坡，疫情爆發初期，在向私營部門傳播信息方面遇到困難。在所有地點，重症監護病房的病床數量有限。
第五，在所有地區，都可以爲COVID-19的患者提供重症監護治療和藥物，但是醫院中足夠的個人防護設備和社區口罩的供應是一個關鍵問題。 在日本和香港，醫院的藥品供應不足，但尚未影響臨床管理。如果COVID-19的病例持續增加，那麽在所有地方都可能會受到重症監護治療的壓力。
第六，在所有三個地方對醫院進行培訓並遵守感染預防和控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適當的，但是日本可能會面臨傳染病專家的短缺。醫務人員遍布各地，特別是在選定的指定醫院中。衛生服務需求的長期升級將給醫護人員帶來壓力，並可能在某些時候損害COVID-19患者和其他患者的臨床管理。
第七，信息系統的管理在所有地方都是全面的。在新加坡，區域衛生系統經理，醫院負責人和衛生部之間幾乎每天都有會議。但是，在日本，可以改善跨縣的信息共享。香港政府衛生部門與公立醫院之間的系統互操作性不是最佳的。
在緊急情況下，及時，准確和透明的風險溝通至關重要且具有挑戰性，因爲它決定了公衆是否會信任當局，而不是謠言和錯誤消息。新加坡衛生當局每天在主流媒體上提供信息，衛生部設有電報和WhatsApp小組與公共和私人部門的醫生進行交流，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共享更詳細的臨床和後勤信息，政府使用網站來揭穿流傳的錯誤信息。在日本和香港，風險溝通卻無法建立對當局的信任。
最後，重要的是社區差異及其情緒和價值觀。在香港和新加坡，謠言導致人們對政府的恐慌性購買。在日本，與“鑽石公主”號遊輪和學校突然停課有關的擔憂加劇了公衆的憂慮情緒。
這三個地點展示了適當的遏制措施和治理結構、采取措施支持衛生保健的提供和籌資和制定並實施計劃和管理架構。但是，他們的反應很容易受到服務協調方面的缺陷的影響、獲得足夠的醫療用品和設備、風險溝通的充分性和公衆對政府的信任。此外，不確定如果服務需求激增，這些系統是否會繼續運行。
出現了三個重要的教訓。首先是衛生系統和其他部門之間服務的整合增強了吸收和適應沖擊的能力。其次，假新聞和錯誤信息的傳播構成了一個未解決的重大挑戰。最後，患者，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以及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對于應對健康危機至關重要。
作者：GML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國政府的專家顧問，並且是WHO-COVID-19中國聯合特派團的成員。HO是日本政府COVID-19響應小組的臨時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