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交通、電力和供水等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也是富豪出走的重要原因之一。圖爲2022年6月22日，印度中央邦博帕爾戈拉村開通清潔的供水設施。 （新華社/圖）
“2022年約有8000名印度高淨值人士（HNWI）將離開印度。”2022年6月13日，一家名爲亨利及合夥人（Henley&Partners）的英國移民公司在其報告《全球財富遷移調查》中做出預測。
所謂高淨值人士，是指個人淨資産超過100萬美元的百萬富翁。這項統計還顯示，僅2020年，印度就有約5000名百萬富翁離開該國，大約占全印度高淨值人士的2%。
第三波印度移民潮
“印度富豪出逃海外是第三波印度移民潮。”印度房地産大亨、Mainstreet Equity公司首席執行官鮑勃·迪隆（Bob Dhillon）感歎。
第一波移民潮出現在20世紀初，以印度旁遮普省的貧窮農民向西方國家轉移爲主。第二波則是（20世紀90年代）技術人才離開印度，尋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拉胡爾（Rahul）算是“第三波富人移民潮”中的一員。他出生于印度德裏的一個富裕家庭，他的父親經營著一家出口貿易公司，在該行業內處于壟斷地位。
成年後，拉胡爾繼承父業。爲了拓展海外市場，2015年，拉胡爾在家人的反對聲中移居阿聯酋迪拜。此後，他通過投資移民方式獲得了加勒比海地區的一個國家的公民身份。
“近年來，移居海外的印度企業家都是所在行業內的精英人才，年齡在40歲到60歲之間。”亨利及合夥人私人移民顧問多米尼克·沃萊克（Dominic Volek）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21年前來咨詢投資移民的印度百萬富豪同比增長54%。
沃萊克說，葡萄牙、阿聯酋、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等國是最受印度富翁歡迎的移民國家。其中，葡萄牙的“黃金簽證”最容易獲得。
申請人只需在葡萄牙投資28萬歐元的房産，平均每年在葡萄牙停留7天，即可獲得長達5年的“黃金簽證”，可以免簽進入26個歐盟成員國。5年期滿後，就可以申請葡萄牙公民身份。
拉胡爾的許多富豪朋友也放棄了印度國籍。據印度外交部數據顯示，過去5年間，超過60萬印度人放棄了印度國籍，其中，40%的人移居美國。
“我離開印度的主要原因是爲了躲避印度稅務官員的騷擾。”拉胡爾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像拉胡爾這樣的印度大型企業家，總是會面臨高昂的印度稅費，“當我擁有海外公民身份時，我再也不用面對繁瑣的稅務問題。”
按照印度現行的稅法，年收入超過150萬盧比的印度公民、年居住超過120天的非常住印度居民（NRI）均需要繳納30%的個人所得稅。
對印度富豪來說，稅收是一種“稅收恐怖主義”。據《今日印度》報道，因面臨巨額的財務壓力，印度咖啡連鎖店Café Coffee Day創始人悉達多（VG Siddhartha）在2019年自殺。
悉達多曾在一份筆記中自稱，多次遭受印度稅務官員的騷擾。
避稅、避險、逃罪
印度富豪逃稅避稅的文化也根深蒂固。
“讓我再說一遍，2012年，只有4.28萬名（印度富豪納稅）！”2013年2月，在議會征稅提案中，時任印度財政部長帕拉尼阿潘·奇丹巴拉姆點出實際納稅的印度富翁人數時，現場一片嘩然。
按照瑞士信貸銀行的測算，2012年，印度百萬富翁人數高達15.8萬人。
過去，印度富豪常常將資本轉移到第三國，再以合法投資方式“轉回”印度，以此清洗大量應征稅資本，從而實現避稅。據美聯社報道，2012年，印度有超過四成的外國直接投資（FDI）來自印度洋島國毛裏求斯。
2016年之前，毛裏求斯與印度的稅收協定中設有“資本利得稅豁免權”，該條款成爲印度富豪的“洗錢路徑”。
據世界銀行估計，印度的“地下經濟”大約占該國國內生産總值（GDP）的五分之一。爲了打擊富豪以現金交易爲主的地下經濟，2016年11月，莫迪政府頒布“廢鈔令”，短時間內禁用面值爲500盧比和1000盧比的紙幣。
近年來，爲了避稅和尋求更好的營商環境，印度富豪開始奔赴海外，設立公司。
“富豪出海如同一家企業的成年禮。”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印度工業集團CII高管公開承認：一旦公司業務達到一定規模，企業家總會自己動身或派人前往當地，詳細研究外國市場的法律、文化、商業模式和消費者習慣。
例如，印度大型電商Flipkart和印度移動廣告網絡InMobi均是在新加坡注冊的公司，因爲新加坡的公司稅率金爲17%，僅爲印度本土企業的一半。
高價值的護照、寬松的法律也是印度企業家移民的關鍵，它們便于富豪開拓市場、安排資金。南方周末記者初步統計發現，印度護照只能免簽前往59個國家，而擁有葡 萄牙和馬耳他的公民身份，分別可 以免簽前往186個和185個國家。
從遺産繼承角度看，在印度，穆斯林男性要將個人三分之一的財産留給指定繼承人，其余三分之二將按法律平分給多名繼承人。而英屬維爾京群島（BVI）等避稅天堂可以幫助印度富豪繞過繼承與遺囑法。該島法律規定，富豪可以將存放在該島的財富轉移給任何喜歡的人。
新冠疫情刺激了印度富豪“將資産和生活全球化”。2021年4月24日，印度新冠疫情肆虐，在英國宣布對印度設立入境限制前，至少8架載有印度富豪的私人飛機降落倫敦。英國《泰晤士報》推測，飛機上或有新冠確診人士。
兩天後，印度及亞洲首富、印度信實工業集團董事長穆凱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斥資5700萬英鎊，收購英國斯托克公園（Stoke Park）。
也有少數印度富豪出逃印度是爲了躲避法律制裁。維傑·馬爾雅（Vijay Mallya）是印度航空和酒業的商業巨頭，他蓄著一頭前短後長的新銳發型，生活浮誇奢靡。2012年，馬爾雅的翠鳥航空破産，留下大筆債務，並長期拖欠員工工資。
2016年年初，印度政府就翠鳥航空等違法行爲起訴馬爾雅，而馬爾雅拒絕償還債務，悄悄登上了前往英國的飛機。
印度人在海外更容易獲得成功
46歲的阿尼什·辛哈（Aneesh Sinha）是一名高級金融人士，他曾在印度和加拿大兩地生活，最後選擇移民加拿大。
“就算我在加拿大的工資沒有印度銀行高管的多，但我依舊很享受這種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阿尼什公開表示，如今，他不用像在印度一樣緊張且機械地生活，他每天下午有時間去接孩子放學，享受更多的家庭時光。
“對于印度富豪和中産階級家庭，投資移民可以爲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改變家庭的生活方式。”亨利及合夥人私人移民顧問多米尼克·沃萊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已經成爲印度家庭融入全球化的一種方式。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移民輸出國。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UN DESA）發布的《2020年國際移民亮點》透露，截止到2020年12月，至少有1800萬印度僑民在海外生活。
奔赴海外的印度僑民打破了印度社會的種姓桎梏，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身處更包容的社會環境，這讓走出去的印度人更易取得事業上的成功。
2019年前後，美國網絡安全公司Zscaler創始人傑伊·喬杜裏（Jay Chaudhry）登上美國福布斯億萬富翁排行榜時，他的故事就成爲印度裔美國人創業成功的典型。
公開信息顯示，1958年，喬杜裏出生于印度喜馬偕爾邦的一個農村。父母務農，家境貧寒。少年時代，他的村子裏沒水沒電。
教育則成爲喬杜裏通往成功的跳板。喬杜裏被印度理工學院（IIT）錄取，成爲村裏第一個就讀工程學院的大學生。後來，喬杜裏在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計算機工程、工業工程和工商管理三個碩士學位。
大學畢業後，喬杜裏創立顛覆網絡安全市場的雲生態系統Zscaler。2022年《福布斯》雜志公布說，喬杜裏個人淨資産爲97億美元。
“來到美國的印度人都是精心挑選的。”美國經濟學家尼爾維卡·辛格（Nirvikar Singh）說。
他還在著作《另一個百分比：印度裔美國人》（The Other One Percent: Indians in America）中描摹了印度裔美國人群體的畫像：
七成以上印度裔美國人擁有大學學位；他們集中在信息技術和互聯網行業，8%的美國高科技公司創始人和硅谷三分之一的科技初創公司都是印度裔美國人；印度裔美國人平均收入高于其受教育程度相關的平均收入。
“富人移民是衡量一國經濟健康的晴雨表”
新世界財富報告保守估計稱，在2007年至2017年期間，約有 38000名印度百萬富翁離開印度，前往海外生活或工作。若每人僅帶走100萬美元的財富，印度政府最低損失380億美元的資本。
幾年前，出生于印度德裏的億萬富翁維維克·賽加爾（Vivek Sehgal）舉家搬遷至澳大利亞。因爲以澳大利亞公民身份在管理和運維薩瑪汽車集團更爲方便。
在總部位于倫敦的印度辛杜佳集團四兄弟中，斯瑞昌德·辛杜佳（Srichand Hinduja）、戈比昌德·辛杜佳（Gopichand Hinduja）兩位已是傑出的英國公民，普拉卡什·辛杜佳（Prakash Hinduja）從2000年起便是瑞士公民。
富豪和資本的出走不利于印度經濟。新冠疫情沖擊後，印度政府公共債務大幅擡升。據2020/2021財年數據，印度政府的財政赤字率由計劃的3.3%增長至9.5%，而政府公共債務占GDP比重的70%增長至近90%。
印度長期處于“高端人才外流”的困境。曆史學家瓦加伊·普拉薩德統計發現，1966年至1977年，離開印度前往美國的有約2萬名科學家、4萬名工程師和2.5萬名醫生，大部分人說英語且來自高種姓群體。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在獲獎時已經是印度裔美國人。此前，還有三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也是印度人，現已獲得美國國籍。
人才移民帶走了大量印度精英。據印度人力資源部統計，每年超過三分之二的印度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前往美國求學、就業，它被稱作印度“民主發展的致命傷”。
在硅谷兩千多家初創公司中，40％由印度人創立，其中絕大部分創始人都從印度理工學院畢業。
印度裔美國人取得的成功反映出印度國內教育和經濟發展的不足，因此無法抵禦其他國家對人力資本的“虹吸”。
印度富豪獲取他國永居權或公民身份增長了個人財富值，卻進一步加劇了印度社會階層的固化。在《2022年世界不平等報告》中，印度被定義爲“貧窮且不平等的國家”，收入排名前1%的富豪占據國民收入的22%。
“富人移民是衡量一國經濟健康的晴雨表。”英國咨詢公司新世界財富（New World Wealth）研究主管安德魯·艾莫莉絲（Andrew Amoils）認爲，能夠吸引富人的流入國往往有著更好的治安、更有競爭力的稅率和更吸引人的商業計劃。
“人才回流”？
數十年來，印度政府出台了多項“人才回流”政策。20世紀80年代，印度政府頒布計算機軟件政策，設置政府基金投資建設科學城，實施“軟件興國”戰略，啓動“百萬軟件人才工程”。
1991年，印度班加羅爾成爲第一個建成的軟件技術園區，隨之浦那、海得拉巴德等8個軟件技術園區先後完工。
印度政府給予海外僑民寬松的“身份互認計劃”。1999年，印度推行“印度裔卡”(PIO)計劃，即任何持有印度護照的本人，及其父母或祖父母均可申請“印度裔卡”，持卡者15年內拜訪印度不需要簽證。
爲了便于對僑民提供財産保護和身份確認，印度政府先後推出了“印度裔卡”(PIO)計劃和“印度海外公民權”(OCI)計劃，給予回國投資創業的海外成功人士以比美國綠卡更優惠的待遇。
2003年，印度設立每年一屆的“海外印度人日”，吸引更多流失人才爲印度建設出錢出力。那一年，印度議會還通過了《國籍法修正案》，正式對等承認“雙重國籍”，對等承認的對象國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芬蘭和意大利等16個西方經濟強國。
它們一直是海外印度高級人才主要集中地。近年來，印度也出現了小範圍“反向人才流動”，一些曾經在谷歌工作的程序員開始回流到班加羅爾。
部分印度裔美國技術人才重返印度，有助于進一步激活印度的市場活力，以至于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承諾在印度建立“數字化基金”，5至7年內投入100億美元以推動印度的數字化建設。
不過，印度依舊面臨大量高端人才缺口。2022年2月，印度軟件服務協會與國際咨詢公司Zinnov一份聯合報告表示，未來5年，印度依舊缺乏約200萬名科技人才。
南方周末記者 顧月冰 南方周末實習生 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