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真菌病學專家、皮膚性病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廖萬清是被保送第四軍醫大學的，回憶起當年的求學之路，可謂“一波三折”。這麽多年，他始終認爲，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理想，每個人都應爲自己的理想不斷努力，用堅韌不拔、矢志不渝的意志不斷前進。
1938年，廖萬清出生于新加坡。做服裝生意的父母一直希望有條“根”留在祖國，于是在1941年把年僅3歲的廖萬清送回廣東梅縣老家，寄養在叔叔家中。1950年，被劃爲地主成分的叔叔爲保護廖萬清，和年僅12歲的他分了家。從那時起，廖萬清基本上靠當地教育部門撫養。
廖萬清小學畢業後，一開始因爲沒錢，上不起學，只好去給人放牛。直到人民助學金制度出現，廖萬清才得以重返學校，並以此完成初中、高中的學業。“1952年有人民助學金，我拿最高級，六塊錢，生活就過得下去。讀高中我又沒有錢，又是領人民助學金，又是最高級，七塊。我知道上學的機會來之不易，就更加努力讀書。”回憶起自己的學生生涯，廖萬清很是感慨。
雖然生活極爲拮據，但廖萬清清楚地知道，在物質生活水平極爲低下的當時，這六七塊錢助學金的分量。他一心讀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等到高中即將畢業時，由于台海形勢緊張，已然是一個熱血青年的他決心要報考軍校。
廖萬清最終被第四軍醫大學錄取，如願踏上了醫學的道路。從國內第一本真菌病學專著《真菌病學》的編寫到發現格特隱球菌S8012，在隨後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裏，又相繼發現9種新的致病真菌……
廖萬清常說，“我生在海外，長在祖國，是戴著紅領巾、別著共青團團徽、穿著綠色軍裝，在國旗、黨旗、軍旗下成長起來的。我時刻都銘記著祖國的培養與黨的恩情，我的一切是黨給的，我要把一切獻給黨，獻給軍隊，獻給祖國人民”。
【對話】
新京報：您是何時參加高考的，考試的過程順利嗎？
廖萬清：我沒有參加過真正意義的高考，當時是保送去的大學，過程卻是一波三折。開始空軍來招，我有海外關系，空軍不能收；後來海軍來招，其他條件都合格，體重不夠，我只有39 公斤，最少要45公斤。第三次是總後勤部第四軍醫大學來招，一查，成績很優秀，要。我還問工作人員，我有海外關系，要不要緊，他說人的出身、家庭是無法選擇的，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關鍵是你願不願意爲國防事業服務，願不願意到第四軍醫大學去。我說，願意。
新京報：與現在的孩子相比，您求學時的條件如何？
廖萬清：1952年，讀完小學後，由于唯一能依靠的叔叔並不寬裕，沒有錢供我繼續讀書。幸好人民助學金支持了我，初中時每月6塊錢的助學金，我用1塊8來買菜，剩下的錢用來買米和一些生活用品、文具，勉強能夠維持著生活。我很珍惜重新回到教室上課的機會，所以肯下功夫讀書，成績也總是排在前面。
新京報：您記憶最深的一次考試是在什麽時候？
廖萬清：中考前兩個禮拜，我因爲一時嘴饞吃了些野山蜂的蜂蜜，腹瀉、發燒，燒到將近40℃。幸好叔婆是一位助産士，懂醫學知識，及時對我施以救治，並把我帶回家，慢慢調養。本以爲生病會對中考造成影響，沒想到，最終的成績依然沒受影響，在本校同屆72名應考學生中，我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績，化學成績尤爲突出，考了86分，是衆多同學中考上省立重點高中——梅州中學的幾個人之一。
新京報：您的高中學校什麽樣？高中時代是如何度過的？
廖萬清：我的高中時代是在梅州中學度過的，創建于1904年的梅州中學自1912年起就被評爲廣東省的重點中學，一度是周邊閩南、閩西、贛南和粵東地區優秀學子夢寐以求的學府，共和國開國元勳葉劍英、著名橋梁工程與力學專家李國豪、淡水藻類學家黎尚豪等都曾在此求學。我剛入學的時候，成績並不算特別出衆，按中考得分分配的甲乙丙丁戊己六個班級中，我被分入己班。上高中以後，我的精力都用在讀書上，對生活上的清貧反而不怎麽感受得到了。整個高中階段，我依舊是借助人民助學金完成的學業。
新京報：您是如何走上學醫路的？受到哪些影響？
廖萬清：受家族裏兩位叔公的影響，學醫是我從小就有的夢想。叔公廖壽南是梅縣的一名中醫，爲人和善，醫術高超，小時候經常看到叔公爲鄉親們開藥、治病。此外，我還有一位西醫叔公廖羅士，他畢業于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學成後立即回國在隆文開了一個衛生所，成爲一名鄉村醫生，爲百姓治病。在我的印象中，叔公心腸好、醫術高，只要鄉親們有需要，打一聲招呼，熱心的叔公就騎著自行車上門服務，隨叫隨到。在耳濡目染地接觸中，“救死扶傷”、“全心全意爲病人”這些醫者的觀念深植于心。
新京報：您還記得當年去大學求學的情景嗎？
廖萬清：1956年6月下旬，按照計劃，我和梅縣另外41名同學一起，由前來招生的邵振海中尉和梁澤民少尉帶隊，統一從梅縣上車，乘敞篷卡車到幾百公裏外的廣州火車站；火車到達武漢後，大家集體下車，坐船過江，之後在指定地點集合，再次坐火車開赴西安。在臨走前，我卻犯難了，因爲身無分文，不得不向高中同一宿舍的曾俊傑借了10塊錢當路費。
當時十分期待大學後的生活，因爲聽招生的老師說，一旦當兵，基本就意味著衣食無憂。在部隊，學員們能“呼噜呼噜吃油炒的菜”，還能發衣服，棉衣兩年發一身，單衣、內衣一年各兩身，毛巾四條，還有布鞋和膠鞋，還有個人津貼。當我把津貼攢下寄給我同學時，沒想到他把錢退回來了。我明白，在那個大家都不富裕的年代，10元錢對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麽，我很感激他。
我對邵振海中尉和梁澤民少尉一直心懷感激，第四軍醫大學畢業至今，我始終與這兩位軍官保持著聯系，向他們彙報自己的最新情況。可惜的是，其中一位年紀大了，現在已經不在了，他們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新京報：您記憶中的大學學習生活是怎樣的？
廖萬清：我所在的醫療系共有280人，其中不乏解放戰爭後從各部隊保送來的少尉、中尉甚至大尉等幹部學員，他們大多是初中甚至小學畢業，基礎薄弱，課堂成績比不過我們這樣的應屆生，但他們經曆多、社會經驗多，思考和處理問題不像高中應屆生那樣稚嫩。因此，由他們擔任班級或支部的工作，明顯有優勢，他們很自然地成爲學生中的骨幹，也是黏合劑。
當時的學習氣氛很濃。那時，同學們對知識都如饑似渴，同學之間你追我趕，一到休息時間，整個校園都充滿著濃厚的學習氣氛，甚至連寒暑假期間都有不少同學不回家，而是選擇留在學校讀書。因爲平時功課較緊，老師講課時布置的課外閱讀書目是讀不完的，只有利用寒暑假的時間來多讀些書。
20世紀50年代，高校圖書館的資料有限，書架上的書經常被一借而空。每到下課時分，圖書館門口都會有一條“長龍”在排隊等著借書，大小圖書館和各閱覽室也都座無虛席。那時，班上的同學都會形成學習小組。每到課間，一起學習的幾個同學就會聚在一起，就難點問題進行討論和研究。如果遇到意見不統一，他們甚至會爭到面紅耳赤。
新京報：您對今年參加高考的學子有哪些寄語？
廖萬清：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無論目標是哪個大學，都要堅持不懈、努力奮鬥，唯有朝著理想矢志不渝、不斷奮進，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無愧于國家，無愧于父母，更無愧于自己。
人物檔案
廖萬清，醫學真菌病學專家、皮膚性病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38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廣東梅縣，1956年保送第四軍醫大學醫療系。
新京報記者 張兆慧
受訪者供圖
校對 劉軍